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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向雷震致敬》2012/3/2

  綜觀人類的政治史,民主從不廉價。
  想要從專制集團的手中取回政權,必定會經過一段漫長又備極艱辛的過程。
  這段過程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體制外的革命,另一類是體制內的改革。
  體制外的革命由人民主導,他們多半是民間的意見領袖,登高一呼,或是犧牲自己的自由或生命,以期喚醒廣大群眾對民主的嚮往。
  至於體制內的改革,通常是出於權力核心自發性省思,透過和平的立法程序,達成政治改革的目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南非。
  長久以來,南非的統治階層是白人。
  白人在南非的社會高高在上,掌握國家大部分的資源。
  可是,白人僅佔南非人口不到兩成,其他不是有色人種就是黑人。
  尤其是黑人,足足佔了南非人口的七成。
  可以想見,假如南非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總統百分之百由黑人當選。
  因而為了防止黑人掌權,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這不單剝奪了黑人的投票權利,甚至連工作機會與生活空間也都有所限制。
  直到一九八九年,戴克拉克就任南非第八任總統,他先是釋放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而入獄的民主鬥士曼德拉,繼而在一九九○年解除戒嚴,隨後取消種族隔離政策。
  一九九三年,戴克拉克因為對南非民主的貢獻,與曼德拉一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次年,南非進行總統大選,黑人首次擁有投票權,曼德拉毫無意外地以壓倒性的多數當選南非第九任總統。


相片一:南非第九任總統曼德拉(左)與第八任總統戴克拉克(右)

  兩位都是對南非民主極有貢獻的英雄──曼德拉進行的是體制外革命,戴克拉克推動的是體制內改革。
  請問:他們哪一位比較偉大?
  就人性來講,真正偉大的,是戴克拉克。
  因為南非一旦建立一人一票的民選制度,佔人口比例不到兩成的白人,永遠沒有當選總統的可能──明明知道這個結果,戴克拉克卻推動取消了不公平的種族隔離政策。
  從這個例子,應能讓我們了解在民主的進程中,推動體制內改革的「權貴人士」,其心胸的寬大程度,應高於進行體制外革命的「民主鬥士」。
  因為體制內改革的權貴人士,必須「放棄」手中的權力以及既得利益。
  至於體制外革命的民主鬥士,則在「爭取」心中嚮往的民主。
  一個要「放棄」什麼,另一個在「爭取」什麼,你說:誰比較偉大?
  今天之所以聊如此八股的話題,是因為近日我認識了雷震的女兒──雷美琳女士(相片二)。


相片二:雷女士身為海軍眷屬,卻從來沒有上過軍艦。為了彌補這份 遺憾,我(左二)和同學特別安排她(左三)到軍艦參觀。

  知道誰是雷震嗎?
  雷震可是台灣響叮噹的大人物。
  雖然響叮噹,然而大部分的人可能像我一樣,只知雷震的大名,以及他反抗當時的威權體制,之後被羅織罪名,冤枉下獄的概略往事。
  至於詳情,對不起,我不清楚。
  直到認識雷女士(她的先生金陵,是我海軍官校四十六年班學長;透過這層關係,我才有幸見到雷女士),再聽她娓娓道來,始了解雷震事件始末。
  首先,我必須承認,自己過去有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雷震是民間的知識分子,可能在大學任教,或是在輿論界享有盛名,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寫了幾篇反對威權體制的文章,因而惹惱了權力高層。
  再講一句先前做過的分類,我以為雷先生屬於體制外革命的民主鬥士──反正原本什麼都沒有,索性就拚它一把。
  贏了,可能換得高位(如曼德拉);輸了,也能博得好名聲。
  可是,經過雷女士的說明,再詳細閱讀雷先生的生平(請參考本文後附錄──雷震主要學經歷),這才發現他原來是國民黨大老、國府權貴人士。
  可以這麼說:早期的雷震備受層峰信任,是國民黨負責文宣的第一把手。


相片三:一九四六年時任國大代表的雷震(右二)與白崇禧(右一) 等人合影。雷震曾任中央軍校教官,是黃埔學生心目中的「師長」,與軍 方關係密切。


相片四:一九五九年胡適(左)與雷震(右)合影;胡適當時長居海 外,是《自由中國》掛名發行人,雷震才為實際負責人。

  國府遷台以後,雷震和他的夫人都是當年「萬年國會」的國大代表。此外,他還兼任國策顧問、中央銀行監事,並擔任國民黨文宣雜誌《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實際負責人。
  《自由中國》在政界的重要性,和當年《中央日報》不相上下。
  可以想見,只要雷先生嘴巴緊一點、下筆寬一點,他與家人錦衣玉食、汽車出進、眾人前呼後擁的權貴生活,如水到渠成那般自然。
  可是,在他主導之下的《自由中國》,自始至終都站在為人權發聲的立場。
  更難得的是,《自由中國》存活的這十年,正是國民黨自大陸敗退臺灣,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十年。
  這十年與威權體制對抗,怎麼可能有任何勝算?
  那擺明是以卵擊石啊!
  然而,為了堅持知識分子心中的那一份良知與良能,即使心裡清楚地明白,自己將要失去什麼、面對什麼,他也沒有退卻。
  而且這份堅持,一堅持就是十年!
  這中間他要經歷多少的人情勸說、利益誘惑,以及威嚇相逼!
  與南非的戴克拉克相比,同樣是體制內的改革,雷先生的勇氣與情操豈不高尚太多!
  此外,許多民主鬥士之所以敢言敢拚,是因為生活沒有太多牽掛,孤注一擲的勇氣也就高於常人。
  雷先生呢?
  他是中國傳統的父親,膝下有六兒五女──一大夥人等著他拿錢回家吃飯吶!
  難道他不明白在那個白色的恐怖年代,起身和威權體制對嗆,不單家人難以溫飽,更可能為兒女帶來何種災難!
  好比說他的兒子雷德成,服兵役時派到馬祖,冬天睡在濕冷的山洞裡,因為身材太高,而軍中發的棉被長度又不夠,夜晚只得露出兩隻小腿。
  長期受凍的結果,導致雷德成雙腿血液循環出現問題,後來連行動都有困難。
  可是,就因為他是雷震的兒子,軍方不單不同意他因病除役,甚至不讓他回台就醫。
  直到役期結束,雷德成才坐著輪椅回到台北,但那時已病入膏肓,勉強經過幾個月的搶救,最後雙腿仍從膝部截肢,下半輩子成了殘廢。
  別說是直系血親,甚至連姻親也沒放過。
  例如雷女士的先生,也是我的大學長金陵,就因為上級沒有批准他的婚姻申請,而他又不顧一切娶了「雷震的女兒」,因而被記了兩大過,然後調到閒得發慌的單位冷凍,幾年之後只好自己打了報告提前退伍。


相片五:金陵與雷美琳女士的結婚照。由於此時雷震已被關在獄中, 雙方覺得婚禮應保持低調,雷女士連婚紗都沒穿。

  兩大過是何等嚴重的處分,只有當過公務員的讀友才清楚。
  也因此,金學長以海軍「斷刀上尉」自嘲,甚至在正式的名片上都印了這四個字,足見他心中有多麼的不平!
  可是,毀掉仕途還不是最糟的。
  離開海軍,金學長為了家人的生計而四處謀職,然而不管是公家單位或私人機構,全因受到高層施壓,以致讓他處處碰壁。
  金學長整整窩在家裡當了四年的保姆──三十多歲的男人,正當人生的黃金歲月,肩上扛著一家五口的生活壓力,自己卻一事無成,而展望未來,也沒有任何希望──這又是何等苦悶的感受!
  不得已,夫妻二人只好帶著三個小孩舉家遷往美國。
  看到這,可能你和我當初聽到這裡時一樣,心中發出一個疑惑:受到如此打壓,政府如何同意你們出國?
  當然是有交換條件的。
  當女兒次次提出申請,次次遭到境管局拒絕,雷先生自然明白個中原由。他透過中間人傳話給高層,表示以後不再接受外國媒體專訪,也不發表文章評論當局,這才換得女兒一家的出境許可。
  移民之初,他們在海外無親無故,所帶的資金也很有限,那種流落異鄉、人生地不熟、前途茫茫的窘迫無助感,又豈是「悲慘」兩字所能形容!
  而這些落在兒女身上的痛苦,不比加在雷先生身上更令他難受?
  可是,管他什麼犧牲、什麼痛苦、什麼折磨……,為了台灣的民主與人權,他義無反顧、一往直前!
  做為一位中國的知識分子,雷先生樹立的典範,足以名垂青史、千古揚名!
  今年三月七日,適逢雷震先生逝世三十三週年紀念日,當日將在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簡稱:社資中心)」二樓成立「雷震研究中心暨雷震紀念館」。各位讀友如有興趣,不妨抽空前往參觀,讓我們為雷震先生以及他的家人,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註:社資中心的位置如圖一,週一至週五的上班時間開放民眾參觀。


圖一:雷震紀念館位置圖


附錄:雷震主要學經歷

1897年:6月25日出生於浙江省長興縣小溪口鎮。
1916年:浙江省立第三中學畢業,隨後赴日留學。
1917年:由張繼、戴季陶介紹,在日本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前身)。
1926年: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
1927年:在戴季陶介紹下,進入國民政府法制局擔任編審。
1928年:改任考試局編譯局編撰,兼中央軍校教官。
1929年:銓敘部成立,任秘書兼調查統計科科長。
1930年:兼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
1931年:當選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書記長及常務委員,負責宣傳工作。
1932年:擔任國民黨南京市代表大會主席。
1933年:任教育部總務司長。
1935年:國民黨五全大會,獲選候補監察委員第三名,並兼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下所屬財政專門委員會委員。
1938年:1月,離開教育部,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4月,國民參政會成立,擔任議事組主任。
1939年:國民參政會設川康建設期成會,蔣中正出任會長,雷震兼主任秘書。同年8月,遞補蕭佛成病逝缺,成為國民黨監察委員。
1943年:升任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
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國民黨六全大會,連任中央監委。
1946年: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任秘書長,負責協商各黨派意見。11月,制憲國民大會開幕前後,負責協商青年黨與民主同盟中的民社黨參與制憲國大,任制憲國大代表兼副秘書長。
1947年:國民政府擴大各黨派參與組閣,張群為行政院長,雷震擔任不管部政務委員,負責連絡各黨派,並獲選為國民大會代表,兼任國民大會副祕書長。
1948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1949年:自4月起擔任京滬警備司令部政委,與谷正綱、方治,共同協助湯恩伯守備上海,有「三劍客」之稱。上海撤退以後,經廣州到台灣。8月初,國民黨總裁辦公室在台灣成立,任設計委員會委員。11月《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北創刊,由長居美國的胡適掛名發行人,以雷震為實際負責人,負責經費、邀稿、撰稿、校對、主持編輯委員會議等工作。
1950年:3月1日,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任命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王世杰為總統府秘書長,雷震擔任國策顧問、中央銀行監事。
1951年:《自由中國》刊登夏道平執筆之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引發第一次言論風波。
1953年:《自由中國》的言論在雷震主導下,逐漸轉變為「民主反共」,站在檢視政府施政的立場,對當時的威權體制時有所批評,與高層關係日益緊張,終於導致本年遭免除國策顧問等職。
1954年:《自由中國》刊登讀者投書〈搶救教育危機〉,引發國民黨不滿,雷震被註銷國民黨籍。
1955年:《自由中國》出版蔣中正七十大壽「祝壽專號」,集結自由派人士對蔣的建言,引發黨政軍媒體圍剿。
1958年:參與李萬居、吳三連、高玉樹等七十八人發起組織的「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後因無法取得行政機關之許可而無法成立。
1960年: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5月4日,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鼓吹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5月18日,非國民黨籍人士舉行選舉改進檢討會,主張成立新黨,要求公正選舉,實現真正民主。決議即日起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隨即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雷震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委員,與李萬居、高玉樹共同擔任發言人。7至8月之間共舉行四次分區座談會,情治單位進行密切監控。同年9月4日,雷震、劉子英、馬之驌、傅正被逮捕,並被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
1970年:9月4日,10年刑期屆滿出獄。
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雷震在12月中決定撰寫〈救亡圖存獻議〉,提出政治十大建議,希望政府速謀政治、軍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應付危局。
1979年:3月7日病逝榮總,享年8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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