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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智原《傻人有傻福的小舅》2008/10/24

我出生在青島,一個德國式的城市。兩歲時,就隨著父母逃難到了台灣。所以,我對青島是毫無印象的。初到台灣,我們住在高雄鄉下。等我開始有記憶時,已搬到市區了。

我的第一個記憶是很清晰,也是很悲哀的。那年我四歲不到,我兩歲的小妹妹因病離開了我們,那天,老娘把她放在一個用四塊木板臨時拼湊成的長盒子裡。有兩個雇來的工人,就把她抬走了。小妹妹長的樣子,我是後來從照片中看到的。我還清晰的記得,老娘帶著我到妹妹的墳上。每次去,老娘總會在附近的小店買些糖果之類的祭品。到了土墳,拔拔雜草,把甜點擺上。也不知老娘嘴裡嘀咕甚麼。後來,聽說那塊墳地,被填平蓋房了。我們再也找不到那一堆黃土,我的妹妹也逐漸淡出我們的記憶了。

五歲,我終於到一個教會辦的幼稚園上學了。我仍舊很清楚地記得,每天上課前老師會帶著我們小朋友一起向天父禱告。有一天,老師要所有的小朋友為俺娘的住院求神的看顧與保守。也不知老師是如何知道俺娘生病的。禱告完了,老師要我放學,吃完中飯後到老師家帶她去看俺娘。那天中午,回到家,吃完了午飯,告訴老爸,老師要我帶她去醫院看老娘。到了老師家,我站在門口,一直不敢進去。只記得沒多久,老師看到我了,要我進去。還給了我一根香蕉。告訴您,台灣的香蕉是真好吃。

我一個小不丁點,帶著兩個老師,搭著公共汽車,居然也找到老娘的醫院,病房。只記得兩位老師拉著俺娘和我的小手,實在不知道,也不記得說些甚麼了。老師臨走,俺娘要我把老師送到醫院大門口。我出了病房,老師已經走遠了。我站在醫院的走廊的窗戶,看著老師出了大門,我才回到病房。多少年後聽老娘說,老師走後沒多久,自己就被醫生判斷無藥可救,就給推到了太平間,等候發落。老娘在迷糊當中,覺得自己往一個滿是墳墓的山頭奔跑。到了山頂,有位穿白袍的老人,硬是把老娘從山上推下。還對老娘說,你還有許多小孩需要你,回去吧。就這樣老娘又活過來了。不多久,老娘病癒出院,緊接著就信教歸主了。

那個時候,我們下了課沒有啥好看的,就是瞎玩。我的哥哥念初中,是我們這一群的頭頭。課餘的時間,我們成天跟著他。那個年代生活條件差,也沒有像今天琳琅滿目的零嘴。最好玩的就是烤蕃薯了。我們分批到附近的田里偷挖蕃薯。另一批就挖土砌土爐,到處找柴火。一塊塊泥土疊起來,像個小土丘。把干樹枝,樹葉,點起火來燒土。土燒黑了,老哥一聲令下,打翻土堆,蕃薯也隨之丟入。最後把蕃薯埋在滾熱的土裡。這時候,老哥要每個小朋友回家睡午覺。也不知經過多久,反正,大家又集中在蕃薯土堆旁了。終於到了最期待取蕃薯的時刻了。每人手上都分到了一個滾燙的戰利品。告訴您,吃起來又甜又香。長大了,有時做夢都夢到這一幕,醒來還滿嘴的口水。過年,是最高興的日子了。有好吃的,好穿的。還可以去看電影。那天鄰居的賀大哥騎車帶我上電影院。看完電影要我在一旁等他,他去取車。結果等了好久,又下起雨來了。我就自己雇了一輛三輪車回家了。並講好了價錢。結果,大哥哥找不到我,一人就回家了。被賀媽媽臭訓了一頓。正打算報警時,就看到我坐在車上人五人六的回來了。賀媽媽當時高興的要多給車伕車錢。我還再三像個大人似的阻止。說價錢已經是講好的。那年我還不滿六歲呢。後來,長大了,完成了學業,老一輩的人都還津津樂道此事。一致說,從小就看我有出息,那麼小,迷了路,就知道叫車回家。

六歲上小學一年級。第一天上學,帶著老娘給俺縫的新書包,削好的鉛筆,墊板,跟著小姐姐高高興興的走進了教室。小姐姐再三囑咐,要記住自己的教室和座位。不多久,所有的小朋友都到操場排隊升旗。當伴著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的歌聲再回到教室自己的位置時,發現我的書包不見了。馬上大哭起來。老師來了,問了我的名字,就把小姐姐叫來了。原來我居然走錯了教室。從此,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我都被家人公認為是個潮巴,也就是腦子有問題的小孩。

小學二年級,告別了南部的好朋友,我們搬到台北了。有一天下課後就我一個人留下清潔教室。我用抹布,擦桌子,椅子,窗戶。我的級任老師詹筱蘭來了,問我其他小朋友呢,我說他們都回家了。老師摸摸我的頭,誇獎了我一頓。說我是個負責,老實的小孩。到了學期末了結業典禮。校長還頒發給我一個服務獎,有獎狀及獎品。回到家,老娘說我,不錯。總算拿了個獎。不過要是像三姐那樣年年拿學業獎就好了。到了三年級,我的級任老師曾麗明,那時剛從師範學校畢業。長得好好看。老師不知咋的,就是喜歡我。我的繁體字寫的方方正正,老師尤其欣賞。任何時間,老師要填表格,都是我來代勞的。那個時候,我的手並不是很巧。可是老師每學期發新書時,就是要我幫忙包書。老師很有耐心的教我。每次都還誇獎我聰明,還要我到老師家去和她的弟弟妹妹玩呢。老師喜歡我,無形當中自己在別的同學面前就特別的得意了。

那個時候,我們最關心的就是每一個學期開學的排位子了。按著高矮,女生先入座,然後,我們男生就會算算看跟那個女生坐。這一坐就是一學期。似乎都想和漂亮的小女生坐在一起的。有一次我被分到的女孩叫楊秋月。長得很黑,不好看。我幾乎天天欺負她。她家那時開個小雜貨店,時常從家中拿抽獎商品用塑膠做的小人,小動物來討好我。我還得寸進尺,每次要她帶那個最難抽到的關公像給我。有一次把她逼急了,她哭了。她說她阿母不准,因為家裡做生意,要靠那個大的關公像來吸引小朋友。後來長大了,我還好幾次為自己的無理而自責。讓我最高興的是和一個上海女生張曼曼坐在一起了。她長得好看。還會唱歌。每次拿個本子,就唱起上海戲來了。我是不服氣的。我就拿了家裡的口琴吹著我們當時學的兒歌。其他小朋友聽到我吹出美妙的口琴聲,都過來合唱。我那時在她面前真是神氣極了。到了四年級,有一個女生叫葛似瑾,也是個可愛的上海小女生。她對我最好了。也很會拍馬屁。我那個時候,當排長。誰要是不乖,我會罰他們抄書。有一次,她向老師告狀,說我最壞了。別的排長只罰抄一遍,我都是罰十遍。雖然,她對我很好,我就是不領情,還是照樣罰她。老師當然是站在我這邊的。我越罰她,她就對我越好。多年後,聽說她還當上了小太妹,還到處打聽我,要和我見面呢。

到了五年級,我們搬家了。我也跟著轉學了。這一次,我不喜歡。因為全班都是男生。我們是男女分班的。那時,小學畢業考初中是我們的一大關。因此,每個學校都有惡性補習。每天的功課,作業一大堆。又是國語,又是常識,還有最討人厭的算術作業,什麼亂七八糟的和差問題,植樹問題(兩端都種加一,兩端不種減一,一端種,一端不種,不加不減),雞兔同籠問題(真無聊),水流問題(順流,逆流),流水問題(一邊開水,一邊放水),時鐘問題(長短針相會,成十五度),年齡問題,蝸牛爬桿問題(近一步退三步,啥時到丁頂),這些問題可真把我們這些小孩製造出了不少問題。老師對我們這些好學生的要求是百分的。只要不到一百分,就是打。我們的級任老師陳照明是個日本時代師範學校畢業的。所以,我們自然接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那個時候老師們之間講的都是日本話。但是我們老師的國語說的非常標準。我就是我,絕不會發成偶。事就是事,絕不會花(發)成數。

每天上學都是一個苦難的日子。早上七點鐘,背個大書包,駝著背,托著疲憊的身子走入教室。一進教室,就開始做老師頭一天留在黑板上的算術題。七點整,老師就拿著一根籐條,站在教室門口。七點過一分進教室,就挨一下屁股,這叫開門見喜。你要是七點半才來,那這一天你有的板子要挨了。沒有美術課,音樂課,體育課,只要考初中不考的全部取消。所以只有三門課,那就是要考的國語,算術,常識。常識包掛了自然,歷史,地理。從小我們就死背那些地名,朝代名,皇帝名。永遠也背不完。背起來了,過了一陣子又忘了。要不就張冠李戴。我們每天最渴望的時刻就是放學回家了。每個小朋友排在教室外的走廊。老師訓完話後,我們使出所有的勁兒喊出「老師再見,同學再見」。其實我們心中所渴望的是希望永遠不要再見了。

最高興的事,是不用上課了。有一次有個同學逃學,老師要我們分頭去找。大家好興奮,可惜很快的就找到了。那時學校附近有小火車從萬華通往新店。那個同學很聰明,怕迷路就順著火車道走。其實也沒有多遠。我們這一組就想到順著鐵軌找。沒想到老遠就看到楊錦鍾同學坐在路旁。楊同學看到我們拔腿就跑。我們好幾個同學死命的把他給追上來,又把他給拖回來。回來後老師用籐條,往他頭上敲了一下。老師說,他是在敲鐘,大家可以開始上課了。我們那時最盼望的就是教育單位的督學來查惡性補習了。來的前一天,當天,我們不會挨打。老師說要讓我們習慣不挨打的日子。每個人要裝出是個快快樂樂的兒童。更高興的是我們可以上音樂課,美術課,還有打躲避球。督學走了,我們坎坷的日子又回來了。我們都覺得好日子過得特別快。我們那時是多麼憧憬著督學天天來查我們。

那兩年,除了幾個固定的節日,我們是天天上學的。到了六年級,連星期天都要上學了。老師是准許我們去看電影的。但是回來後,要向所有的小朋友詳詳細細報告電影的故事。一個小時的電影,就要講一個小時。少一分鐘要打一下。有一次,有個同學真的去看了。結果回來,只講了第一句,就被老師打斷了。老師說,他講的是台灣國語,而電影講的是標準國語。而且,他還忘了從關燈,唱國歌開始。當老師打他屁股時,發現聲音不對。結果他穿了好幾條褲子,口袋還塞著手紙。老師知道他是有備而來,不願接受教育。接著他就被貶入放牛大隊了。從此老師對他再也不聞不問了。好多年後,聽說他成了某一個不良少年幫派的老大了。

每天度日如年的日子,隨著考試日子的到來就更難挨了。好不容易,到了考前的一天,老師發給我們准考證並帶著我們去看考場。看完了考場,我們又回到了學校。老師一個個把我們叫到面前,揪著每個人的耳朵,問我們有沒有把握。我想這就是所謂的耳提面命吧。到了考試那天,他又出現了,要我們好好的加油。不要辜負了大家對我們的期望。他笑嘻嘻的陪我們走到教室,臨走還要我們加油。我們都知道,他會是我們這一輩子可能遇到最負責任的老師了。

放榜了,我們這一班有十二位同學考上建中,八位考上師大附中,兩位考上成功中學。三省中就有二十二位。在那個年代絕對是一個記錄。第二天我們大家都不約而同的回學校了。老師好高興的看到我們。見到我還直說,我總算是揚眉吐氣了。那時候我們每次考試,成績好的,老師發獎品,月光香水鉛筆一支。成績不好的,我們要花錢到書店去買香水鉛筆交給老師。兩年下來,老師存了好多的鉛筆。那天老師把他所有的月光香水牌的鉛筆、筆記本,當作獎品全獎勵了我們。老師好高興,從來也沒看到過老師笑得那麼開心,那麼知足。老師說為了我們,他把結婚也推延了。原來要學英文的也不學了。為的就是要我們考上理想的初中。我想老師那兩年的付出得到了回報。畢業後,第一年校慶,我們幾個考上建中的同學也都約好了,很光榮的返校了。老師看到我們好得意。還一再對他的新一批學生,誇獎我門當年都是最好的學生。其實我是最感到慚愧的了。因為,我之所以考上,實在像老爸所說的「瞎貓碰著死老鼠,傻人有傻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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