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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智原《台灣的外省人》2012/10/26

幾年以前在世界日報看到信懷南寫的一篇署名「內地人」的文章。把我們這一批在大陸出生,台灣長大,然後出來留學的,統稱為內地人。我想信懷南年紀比我大一點,所以他在文章提到的一些現象都是我念小學中學時候的情形。我的記憶力不錯,所以很能體會文中所提到一些台北的情形。而且對我們這一批人的描述也非常真實。其實我個人認為,把我們這一批空前絕後的外省人叫做內地人,實在有點籠統。前一陣子有位從大陸來美國定居的朋友,告訴我,我們稱呼國內的人,應該叫內地人而不應該叫他們大陸人。我倒認為,對台灣來說,把我們自己稱作內地人,沒有不對。可是再仔細的想想,我認為應該和目前在大陸或從大陸出來的人,有所區別。我沒有自我抬高的意思,可是要我說是內地人,我的心理是有點疙瘩的。其實當年我們在台灣,本省人都叫我們是外省人或者很不客氣的叫阿酸。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阿酸是何意義。當年我念小學的時候,台灣同學經常掛在嘴巴上的順口溜,“阿酸,阿酸,賣豆干,豆干嘸猴家(不好吃),阿酸賣柴嘎(木屐),柴嘎嘸猴頃(不好穿),阿酸噠噠噥某贏(統統都沒用)。所以在那個年代,我們這些少數外省人的孩子,在學校大部分都是本省人的地盤,還是受到歧視的。

民國三十八年隨著老爸老娘逃難到台灣,就在高雄落腳。一直到小學二年級下學期才搬到臺北。從記事開始,我是在高雄長大,因此到現在我會說台灣話。雖然那個時候在學校不准說台灣話,可是放學後,不管到那裡,還是以台灣話為主。在高雄那幾年,可以說是牛車年代。就是用老牛拖著木板車為主要的運輸工具。放學了,走在回家的路上,經常可以看到牛車。碰到空車,我們還會趁趕牛的人不注意,跳上牛車,坐在後面。等趕車的人一回頭,我們又跳下來。自然馬路上最常見的就是牛糞。搬到臺北那一年是民國四十四年。到了臺北,看到的就是腳踏車,還有人力的板車。我們從高雄搬到臺北,坐的是火車。那趟火車從早上九點離開,到了晚上快九點才到。大概過了兩三天,我們的家當就是由板車給拖到家門口的。那時候公共汽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車子小,人又多。車子一來大家拼命的往上擠。這個景象,在我○三年回上海,在浦東還經常看到。手頭比較寬的就坐三輪車。每個主要的街口都有三輪車招呼點。當然還有流動掛自用標示的三輪車。只要不被招呼點的車夫看到,拉拉客人是沒用問題的。否則必定引起糾紛。這種情形一直到我小學畢業,上了初中以後,三輪車才慢慢的淘汰。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年過年,這些三輪車夫,都會捐獻一日所得。就是過年這一天,乘客上車之後,把路費丟在一個紅紙包裝的捐獻箱,然後就上路。想想,一個三輪車夫,能在過年義務的拉車,把錢捐給國家做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的基金,的確不易。而這些三輪車夫,大部分還都是離鄉背井的俺們山東老鄉。

三輪車慢慢淘汰,取而代之的就是計程車。那個時候國家有政策,就是輔導三輪車夫轉業。給予駕駛訓練,還給貸款買裕隆的小汽車。到我初中還沒有畢業,就再也看不到三輪車了。我經常說台灣那幾年的進步,雖然慢了一點,但是很明顯的日子過的一天比一天好。等我念高中的時候,住家附近的公寓就一棟一棟的蓋起來了。就那麼幾年的時間,老百姓住的環境算是大為改善。這個時候電視出來了,取代了以前的收音機時代。雖然只是黑白電視,可是提供給大家娛樂消遣的節目。計程車到了我上大學的時候,算是非常的普遍,滿街到處亂竄。也產生了不少的交通事故。其實摩托車也是在我初中的時候興起來的。開始的時候就是司庫特。兩個輪子,座位下面有放腳的平臺。速度不快,可是相當的方便。到了我上大學的時候,大型摩托車就不斷的出現。在大馬路上風馳而過。那時候在大學校園裡,經常可以看到留著飛機頭的男士,後面載著學校的女孩子,在校園裡面飛車,頗為囂張。

我們上小學的時候,早上固定有升旗,放學有降旗。一直到我高中畢業都是如此。升旗降旗典禮要唱國歌。小學放學的時候,統一放的是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大陸是我們的疆域。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疆域,不能讓俄共長期佔據,不能讓倭寇侵略欺侮,我們反攻回去,我們反攻回去,反攻回去,反攻回去,把大陸收復,把大陸收復。我們排著隊,踏著步子,一步一步唱著走出校門。走得都快到家了,還是隱隱約約的聽到反攻大陸的歌聲。我們每天上學,想的就是好好讀書。在五年級以前,日子似乎過的愉快。可惜好日子,總是過的是那麼的快。到了小學五年級就開始有升學的壓力了。兩年下來,把我們這些小孩子,折磨的一點人氣都沒用。現在想想,那時候的老師也挺要面子的。每個班級的老師在彼此競爭,比升學率。而且這些老師大部分都是日據時代接受的師範教育。因此我們接受的自然就是打罵式的日本教育。老師們之間以日本話交流。不過同學之間雖然講國語,可是放學以後,還是照樣的以台灣話來往。班上的同學,還是以本省人為多。其實在學校裡面,感覺不出來外省人和台灣人有多大的差異,除了本省人說的國語有沉重的台灣口音。聽起來就給人一種土土的感覺。

到了我念中學的時候,似乎外省人比較多。尤其是老師。本省籍的老師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到了高中的時候才慢慢的多起來。也是因為省辦高中,市辦初中的緣故。上了高中,大家面臨最大的壓力就是考大學了。說起來,在台灣那幾年,大學聯考一直是公平競爭的最好升學制度。完全以考試來決定,沒用走後門,而且全台灣一個試題,同天考試,同時放榜。因為這種升學制度,使得我們只要努力就有機會上學。後來大家相繼出國,我想當時台灣的教育制度是立下了汗馬功勞。家境環境不好的,課餘之暇可以當家教,賺取零用錢。雖然那個時候,打工還不是那麼的普遍。可是初中考高中,還有考大學,都給我們提供了不少當家教賺錢的機會。一般說來,我們那一代學生算是幸運的。我們沒有大陸那些亂七八糟的運動,所以可以從小學到大學,安心的讀書,到後來的出國留學。因為可以安心讀書,所以每個學子多多少少都接受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這一點是大陸內地人沒有辦法比擬的。因為教育給我們養成的價值觀,更是內地人望塵莫及的。

到了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社會的大環境可以說是相當不錯了。早期出國的留學生,也都能在美國立下根基。給了我們這些晚生很大的激勵。大家拼著命也要學理工。然後目標就是畢業出國留學。心理想的是,別人能夠在國外拿到學位,為啥我不行。別人可以打工吃苦,我一樣可以打工吃苦,自力更生的把學業完成。越到畢業的時候,信心越大。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現在想想也真是了不起。回過頭來,要我自己再回到當年,一人擰著兩個箱子,走上幾乎是不歸之路,恐怕不易。說的一點也不過分,當年所有出國的人,都經過松山機場那一幕,可以說是的生離死別的場面。可是我們沒有畏懼,頭也不回的邁開大步子上機。我想當年我們之所以是那麼的豪邁向前,是因為我們受過磨練,社會大環境把我們養成了不怕苦難,勇往直前的個性。這一點在後來對我們的一生都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說起來,在大學期間,本省同學和外省同學之間的隔閡還是存在的。本省同學一向儉樸,就是家裡富有的也是如此。外省同學就不然了。在那個年頭,一個本省人和一個外省人站在一起,不需要開口立刻可以看出。我相信後來台灣人的民主獨立運動,多少與他們自己認為受到外省人的異樣眼光有關。多少年後,我再回到台灣,即使是外省人,也變成了台灣人的樣子。難怪有所謂新台灣人的雅號出現。本省人與外省人通婚,造成了下一代陽性顯現的台灣人,外省人的模樣反而都看不出來了。再加上一口台灣腔調的國語,更令我驚訝。即使我當年的外省同學,在台灣四十年的生活環境下,也都失掉了外省人特有的氣質。本來國語說的挺好的,怎麼在台灣待久了,說起話來,嘿嘿嘿的就帶上了台灣腔。最近看到一篇一位大陸記者的報導,意思說在台灣絕大多數的外省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說自己是台灣人。這個事實我一點也不奇怪。我只是納悶,這些把自己稱作所謂的新台灣人,就真的能代表當年辛亥革命創立的中華民國?好端端的一個大中華不要,就安居樂業的成為新台灣人。想到這裡如果台灣真正獨立了,新台灣人的稱呼不也就更加貼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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