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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虎兔相逢大夢歸》2014/11/14



中國與美國的關係,近百年來,是起起落落,歷經波折。

在二戰期間,中國與美國,是戰爭的盟友。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第二天,美國對日本宣戰。在中國戰場,日本投入了大量陸軍與空軍的軍事力量,有如陷於泥沼中,無法自拔。在太平洋戰場,美國與日本進行了慘烈的海軍與空軍的戰鬥,陸軍則以跳島方式,進行登陸戰爭。中國、美國與日本,在二戰中,都犧牲慘重。

中國與美國,不但在戰爭中是盟友,兩國人民之間,也有深厚的情誼。美國珍珠港被轟炸之後,美國為了還以顏色,進行了一次由航空母艦載機,轟炸東京的報復行動。這次行動,由杜立德中校率領十六架轟炸機去轟炸東京,轟炸東京成功之後,大都迫降在中國大陸,經歷到中國人民的熱情救助。杜立德事件,只是顯示中美二國人民相互友好的一個案例。其他的故事,譬如陳納德的志願航空隊《飛虎隊》等等,不勝枚舉。

整體而言,中美二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比中蘇之間,要強得多。

1943年底,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反對下,力邀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在二戰末期,美國已經預感到二戰結束之後,將會形成美國與蘇聯二大壁壘相互對抗的世界新格局。因此,美國一直努力支持蔣介石政府,希望在將來美蘇對抗的格局中,中國是站在美國的這一邊。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一分子,來對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

二戰結束沒多久,就是國共內戰。中國共產黨由原來五比一的劣勢,快速翻轉,在三年不到的時間,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快速的全面勝利,大出美國的意料之外。

1949年四月,共產黨的軍隊,進入了國民黨的首都南京。各國的大使,都隨著國民政府南下廣州,包括蘇聯大使。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卻堅持留在南京的美國大使館,與中共的官方代表接觸。司徒雷登是一位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對中國有濃厚的感情,曾任北京燕京大學校長。據說,司徒雷登建議美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新政權。

1949年8月,司徒雷登被美國政府召回美國。司徒雷登一離開南京,毛澤東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別了,司徒雷登》,對美國以及司徒雷登,毫不留情面的揶揄挖苦一番。

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司徒雷登是駐華大使,對於中國有濃厚的個人感情。毛澤東身為「新中國」的領袖,寫下這樣的文章,徒然顯示毛澤東在不經意之間,所流露出來的小人得志,與不識大體的狹隘胸懷。

美國是一個很務實的國家。中共取得政權之後,美國認識到,在中國,代表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已經勝出,代表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已經潰敗,美國國務院做出了政策性調整,期望中共可以採取南斯拉夫「鐵托主義」的治國路線。

鐵托是南斯拉夫的威權領導者,鐵托的治國路線,是實行社會主義,但是相對獨立於蘇聯的影響力,不完全聽從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指令。

1949年中共建國,毛澤東很快就採取了「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的外交策略,同時以美國為中國大陸的頭號敵人。

1950年,中國與美國,在韓國戰場大打出手。三年多的韓戰,打出了中國的軍威。韓戰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力挫世界第一強權的戰爭。

韓戰使得世界各國,對於中國軍隊的戰鬥力量刮目相看。但是,中國因為韓戰,付出了極其巨大的代價。

中國所付出的代價,不單是在戰爭中,重大的人員傷亡,以及所耗費經濟與軍事成本。中國大陸還承受了一個巨大的損失,就是韓戰嚴重的傷害了中國與美國,以及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國際關係。這個傷害,經過幾十年的漫長歲月,都無法彌補。

王再興對於中國大陸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非常不以為然。

“國慶,我認為中共建國初期,向蘇聯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乃至於與美國兵戎相見,是很大的錯誤。”

“請說。”趙國慶表示興趣。

“當時是美國與蘇聯兩大強權的對抗。中國百廢待舉,是個窮光蛋,實在沒有必要選擇與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為敵,向蘇聯一面倒。”

“嗯。”趙國慶說。

“美國與中國,在當時只有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沒有領土的紛爭、沒有歷史的糾葛、更談不上什麼基本利益的衝突。”

“我認為中國向蘇聯一面倒,是蘇聯外交策略的成功,是中國外交策略的失敗。”

“我甚至認為,中國去打韓戰,打越戰場,都是被蘇聯利用了。中美的戰爭,蘇聯是最大的受益者。”王再興繼續說。

“哦。”趙國慶沒有反駁,只是饒富興味的聽著王再興說他的看法。

“如果中共政權一開始,就努力經由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來搞好與美國的關係,甚至在49年,或是50年就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大陸的歷史發展,就會完全不同了。”

“中國與美國關係友好些,也許中國就不會介入韓戰,也不會介入越戰。中國不打韓戰,不打越戰,對於中國大陸的整體發展,會平順有利的多。”

“嗯。”趙國慶沒說話,似乎是默認了王再興的看法。

“二戰期間,美國與中國是並肩作戰的盟友。中美二國人民,有很深厚的情誼。日本是美國與中國的共同敵人。”王再興繼續說。

“中共建國之後,以美國為頭號敵人。其結果,就是促使美國與日本結為新盟友,美國要利用日本來對付中共政權。”

“毛澤東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國與美國,從二戰的盟友關係,變成了敵人關係;也使得美國與日本,從二戰的敵人關係,變成了盟友關係。這是一個很大的外交政策的錯誤。”王再興說。

“國慶,你有沒有想過?”王再興說,停了一下,看了看趙國慶。

“什麼?”趙國慶問。

“如果中國大陸在建政初期,就搞好與美國的關係,今天就不會有台灣問題,更不會有釣魚台問題了。”

趙國慶沉吟了一下,舉起了酒杯,輕輕的碰了碰王再興的酒杯,抿了一口酒。然後,趙國慶笑了笑,跟王再興說;

“再興,你說的很好。坦白說,你說的這些想法,我都想過,其實都很認同。”

“當時有些人,譬如周恩來,張治中,就建議毛澤東採取與美國蘇聯的等距外交政策。”

“不過。毛澤東沒有接受。”趙國慶繼續說。

“我認為毛澤東在1949年剛建國的那一年,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在外交上向蘇聯一面倒,與美國為敵。”王再興說。

“從歷史淵源來說,中國與蘇聯的領土紛爭,譬如外興安嶺地區,庫頁島,外蒙古等等,紛爭不絕。中國與蘇聯雙方基本利益的衝突,比中國與美國要嚴重的多。”

“事實證明,1976年毛澤東逝世,等於是消除了建設國家的一個重大障礙。1979年中美建交,提供了中國國家發展的良好契機。”

“美國是世界頭號強國,與中國隔了一個遼闊的太平洋。與美國搞好關係,利多於弊;與美國成為敵人,弊多於利。中美建交之後,中國大陸的路,走得平順的多了。”王再興繼續說。

“嗯。”趙國慶沒有表示什麼意見。

王再興看著趙國慶,大概知道趙國慶的想法。趙國慶是紅二代的共產黨員,毛澤東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尷尬的圖騰性人物。他們不能太過於否認毛澤東,否認毛澤東,等於是否認了「黨的光榮歷史」。可是,毛澤東又明明是一個很糟糕的傢伙、人品不良,治國無方。如果不能好好反省毛澤東所犯的重大錯誤,中國共產黨就沒有辦法擺脫過去的錯誤所帶來的陰影,並且快速調整步伐,修正方向。

所以,中國共產黨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充滿負面元素的國家偶像型人物,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共產黨唯物辯證法的「矛盾統一論」,用在毛澤東身上,確實是充滿了難解的矛盾。

“來,國慶,乾杯。”王再興停頓了一下,舉起了酒杯,向趙國慶敬酒。

“乾杯!”趙國慶說,很爽氣的喝了一杯酒。

“再興,不瞞你說吧,我前次與習主席見面,就談到了中國與美國的雙邊關係。”趙國慶考慮了一下,覺得既然與王再興看法相似,又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有些話,也就說說無妨了。

“我跟習主席說,我們處理我們與美國的關係,應該要採取《和而不同,鬥而不破》的策略。”

“既要維持和平關係,又保留彼此的不同。要暗中鬥智鬥力,表面上又不可以破局。”趙國慶繼續說。

“哦,我記得去年六月,習近平與歐巴馬,在美國加州的陽光莊園會晤,習近平就說了《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王再興說。

“只要美國答應鬆手,或是雙方達成默契,美國不會插手干預中國內政,台灣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趙國慶說。

“這個情況,在某種意義上,也像是中國與英國達成協議,讓香港回歸中國,實施一國兩制。當然,台灣的問題更複雜的多。”趙國慶繼續說。

“如何才能讓美國答應鬆手?”王再興問‧

“我們必須設法創造出一個形勢,讓美國願意鬆手。或者是創造出一個形勢,讓美國完全沒有理由插手。”

“最好是以上的二個條件,都同時具備。”趙國慶說,笑了笑。

“我們要讓美國相信,我們無意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我們要的是領土與主權的完整,不是世界霸權。兩岸統一,不會傷害到美國的利益。如果能夠成功的說服美國,問題就解決一半了。”趙國慶說。

“當然,我們必須不斷加強我們的各方面的實力,經濟的、金融的、政治的、外交的、軍事的、等等各個方面都在努力。我們要經由《力量的談判》,達到讓美國對台灣鬆手的目的。”

“我們已經在做多方面的布局了。”

王再興看著趙國慶,不禁陷入了沉思,情緒有些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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