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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民主政治的迷思(1)》2012/6/22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所謂的民主政治,似乎成了普世價值。好像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就是文明進步的;不是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就是野蠻落後的。

對於所謂的民主政治,我認為存在很多基本的問題,必須拿出來分析探討。孫子兵法有一句話說得很好:「若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潛伏問題與陷阱,必需要有一個清楚的了解。否則我們是如何走上衰亡之路的,我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首先,我們重點式的復習一下中國近代政治史,看看中國近代的政治體制,是如何演變的。

1.口號與實際

孫中山說:「全民政治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這句話其實是十分的誤導。皇帝是一國之君,有極大的權力,怎麼可能四萬萬人,每一個人都來做皇帝呢?

滿清皇帝垮了,中華民國成立了,中國人很驕傲自己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表面上實行了共和體制,「四萬萬人都做了皇帝」。實際上四萬萬人什麼都不是,政權是操控在軍閥、政客、財團、與地方勢力的手上。

真正抓住了槍桿子,有實權的人,都在盤算著如何才能做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
真正皇帝。

1923年,民國已經成了12年了,有一個軍閥叫做曹錕,靠著公開喊價賄選,每張選票五千大洋,也成功的選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

戊戌變法的主要人物康有為,對於「四萬萬都人來做皇帝」的全民政治,下了一個評語。他說中國搞全民政治,好比是「野蠻人開飛機」,十分的危險,後果難以想象。

康有為的政治革新理念,是以日本為師,實行「君主立憲」。孫中山受美國的影響比較深,所以孫中山的革命理念是以美國為師,實行全民政治。康有為與孫中山的基本差異,在於他們所參考的楷模不同。

如果以今天的經濟學術語來說,康有為追求的是平穩過渡的「軟著路」 (soft landing),孫中山追求的是全面變革的「硬著路」 (hard landing)。

康有為的軟著路很不幸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很多,我認為有一個關鍵性因素,就是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是尊奉滿洲皇帝為中國的神主牌。孫中山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兩相比較之下,孫中山的民粹性排滿口號,更能討得四萬萬漢人的歡喜與認同。

康有為失敗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光緒皇帝的變法派力量,與慈禧太后的守舊派相比,太過薄弱,完全無法進行硬碰硬的抗爭。

康有為的政治革新雖然失敗,但是他的看法,似乎並沒有錯。孫中山美國式民主的硬著路,確實是搞得群雄紛擾,天下大亂。

美國式的民主,是從第一批有組織的移民「五月花」號,在大海航行的旅途中,就開始進行實踐了。宗教與民主,是美國的立國支柱。這兩個立國支柱,伴隨著美國,從嬰兒到大人,一路成長。美國是先有民主精神,而後才有國家。

所以,美國的政治體制,是建立在人民普遍性的民主精神之上的。

如果美國要實行集權政治,美國一樣也會搞得荒腔走板,笑話百出。因為在美國人的基因與思維中,沒有集權統治這個東西,也沒有這種政治經驗。

中國是從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就開始實行中央帝制。二千多年來,在中國人的基因與思維中,就沒有全民政治這個東西。

日本人的文化與歷史中,原來也沒有民主政治這個東西。但是在日本的文化傳承中,有豐富的學習與模仿國外之長,並且加以日本化的經驗。

日本的明治維新,充分發揮了日本人善於學習模仿的民族特色。日本決定西化,特地派出了著名的「岩倉使節團」,耗費了一年九個月的時間,訪問了美國,還有歐洲的十一個強權,經過詳細研究分析,日本最後決定以德國為師,並酌取各國之長。

日本決定以德國為師,是因為德國的國情,與日本最為接近;德國的軍國主義崛起之路,最適合做為日本的借鏡。

日本明治維新的政體改革,走得很平順,沒有動亂,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謀而後動的的軟著路。在日本政經體制的有效運轉之下,日本很快速的躍升成為世界的強權。

中國的政治變革之路,走得非常顛簸,整個的國家與人民,付出了極其巨大的代價。

康有為以日本為師的君主立憲失敗了,導致慈禧太后懿駕還朝。慈禧太后的還朝,導致了八國聯軍與滿清帝國的覆滅。滿清覆滅之後,民國成立,但是沒有人有辦法,讓這個新的民國體制,進行平穩而有效的運作。

民國二年,主張「責任內閣制」的國民黨黨魁宋教仁遇刺身亡,爆發了二次革命。袁世凱敉平二次革命之後,認為不恢復帝制,這個國家根本就無法治理。所以,民國四年,在著名的美國政治學者古德諾背書之下,袁世凱稱帝,成立了「中華帝國」。不過,這個「中華帝國」非常短命,只延續了83天就結束了。

事實證明,孫中山以美國為師的全民政治,「四萬萬人都做皇帝」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空談,在中國大陸這樣的客觀情勢下,根本就無法落實。因為無法落實,只好一亂再亂,亂個不休。

總之,日本的政體改革走得很平順穩健,中國的政體變革走得很顛簸艱辛。日本是規劃好了再走;中國是先衝上去再說,等到撞到牆了,再換個方向,重新再衝,再重重的撞一次牆。

回顧中國政體變革的進程,康有為的君主立憲,是「以日本為師」,結果失敗了;孫中山的全民政治,是「以美國為師」,搞得全國一盤散沙,根本無法實行;袁世凱想走回頭路,恢復帝制,結果失敗了;蔣介石走的是軍事強人加上資本家的治國路線,結果也失敗了。

中國的政體變革,嘗試過各種模式,都不成功。最後,中國共產黨「以俄國為師」,反而得了天下。

其實,不管哪個黨在表面上以誰為師,大權在手的人物,在骨子裏,又都充滿了中國封建式的帝王思想。

民主政治的很多美麗說詞,譬如「四萬萬都人來做皇帝」,都是空幻誘人的口號,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

2.投票與資訊

在民主政治中,個人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當然,我們具有投票權。但是,我們投下我們手上的這一票,必須依靠我們所得到的資訊。我們所得到的資訊,決定我們會把選票投給誰。問題是,我們的資訊是從何而來?我們的資訊的可靠度如何?我們的資訊的完整性又如何?

我們所得到的資訊,往往是被利益團體所操弄的。

換句話說,選民所認知的馬英九,其實不是真正的馬英九,而是被媒體所放大、所操弄出來的馬英九。我們所得到的資訊,往往是候選人的化妝師、企宣團隊、加上媒體所刻意運作出來的結果。

在電影《大國民》中,有句話很有意思。媒體的大老闆說,「群眾想聽什麼,我們就讓他們聽到什麼」。也許還有另外一種媒體的大老闆會說,「我們的大大老闆想讓群眾聽到什麼,我們就讓群眾聽到什麼」。

事實上,媒體的確是如此運作。一樣的新聞,在不同的媒體,就會有完全不同的報導取向。尤其在選舉期間,特定的媒體,通常都會為特定的候選人,不遺餘力,甚至是不擇手段的爭取選票。

簡單來說,在民主政治的實踐中,不要對於選民的理性獨立的判斷,寄予太高的評價。
選民沒有客觀而全面的資訊,又怎麼能有理性而正確的判斷?

我們在企業聘僱一個員工,通常都會要求至少三十分鐘的面試。面試通過之後,還有三個月的試用期,才敢逐漸的給予任務授權。

總統大選畢竟還有電視辯論,我們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候選人接受面試。電視辯論的內容,大多是天馬行空,高來高去。至於政見能否落實,如何落實,又怎能說得清楚?說得動聽,又怎能代表可以做得漂亮?最後,候選人的台風、衣著、手勢,反而成為得分多少的關鍵因素。

至於票選立法委員或是縣市議員,通常我們站在票匭前,大多是依據照片、履歷、街談巷議、藍綠光譜、還有媒體所塑造與促銷的形象,來決定投票的取向。

除此之外,我們對於我們所要圈選的候選人,以及他的競爭者,又知道些什麼?

經過投票授權,我們就把治理國家的大權交給他們了。他們也因此取得了治理國家機器的權力。

我們的投票傾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被候選人的演出技巧,加上媒體的放大效應所左右的。我們常常是選出了某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就會慨嘆某人變了,變得令我們失望。其實,某人一直就是某人,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改變。

問題的關鍵,是當我們在進行投票的時候,我們根本就無法真正了解這個某人。

真正在變的,通常不是這個某人,而是他與財團、與周邊利益團體的利害關係。

財團與媒體,都有緊密的互利共生關係。當某人與財團的利害關係改變了,或是說,他與周邊利益團體的關係改變了,自然而然的,他與媒體的利害關係也就跟著改變了。

當他與媒體的關係改變了,媒體所「餵食」給我們的資訊也就改變了。我們得到的資訊改變了,我們對他的印象當然也就改變了。

這是民主制度的一個迷思。我們的判斷,依賴於我們所能得到的資訊。我們所得到的資訊,大多是來自於媒體的「餵食」。而餵食資訊給我們的媒體,又往往有他的後臺主子。媒體的報導,必需為他的後臺主子服務,有時要創造輿論;有時要疏導輿論。

媒體的後臺主子,通常就是財團與政黨。所以民主政治的最大贏家,是財團與政黨;不是像你我一般的普羅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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