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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2009/5/15

今天是五四運動的九十周年,一般人講到五四運動,想到的就是德先生,與賽先生,就是所謂的民主與科學。其實五四運動有他很重大的政治意義,影響極其深遠。

我們先來看看五四運動的時代背景。1918年,一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一月十八日,戰勝國舉行巴黎和會,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尤其希望能把德國在山東省的各項權利收回。結果在西方列強(包含日本)的操控制之下,決議把德國的特權轉交給日本。日本的依據是在和會之前,中日雙方已有密約,中國的駐日公使章宗祥,曾經簽字「欣然同意」日本在戰後,應該取得德國在中國的各項權益。

消息傳到北京,輿論大嘩。於是熱血青年走上街頭,爆發了五四運動,它的主要訴求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德先生、賽先生只是次要的訴求。學生怎麼可能為了追求抽象的「科學」,而走上街頭?其實五四運動本身,很快就結束了,學生得到釋放,遊行結束。但是他的餘波蕩漾,甚至是越來越洶湧。

一個很基本的政治因素是,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人為了「救亡圖存」,一心以歐美、以日本為師。所以有大批庚子賠款的學生留美,有大批「勤工儉學」的學生留法,還有絡繹不絕於途的社會精英,包括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甚至蔣介石等等,到日本「取經」,學習日本的富強之道。但是,巴黎和會的決議,等於是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家,聯手出賣了中國;徹底的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半,1917年的年底,俄國共產黨推翻帝俄政權,建立人類歷史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政權成立不久,領導人列寧主動宣布廢除與各國簽定的不平等條約,對於中國釋出了難得的善意。俄國呈現出一個全新的格局與思維。

五四運動的餘波洶湧,就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精英,開始思考被西方列強出賣之後,中國應該何去何從。很多知識分子的思想開始左傾,認為俄國的革命成功,是中國的典範。知識界的代表人物,譬如有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人陳獨秀、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釗等。知識界的新刊物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重新探索中國救亡圖存的方向。在這個社會條件之下,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了。毛澤東是湖南的代表,在那一年,參加了第一次的黨代表大會。

孫中山先生其實也受了很大的影響。孫中山先生曾經說:「中國革命,當以俄國為師」,他採取了「聯俄容共」的黨國政策。孫中山聘請俄國顧問,協助他引進俄國經驗整黨建軍。甚至在成立黃埔軍校之前,還特地委派蔣介石訪問蘇聯,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作為黃埔建軍建校的參考。

黃埔軍校成立,五四運動的著名學生代表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共產黨的重要軍事將領,如葉劍英、聶榮臻。也都是軍校裏的軍事教官。無怪乎後來黃埔軍校出了很多中共的開國元勳,最著名的有林彪、徐向前、與陳賡。

所以,五四運動有他很重要的政治意義。他的導火線是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輕蔑與踐踏。他的影響,是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重視俄國的革命經驗、建立了與俄國的緊密政治與軍事的合作關係。終而導致了中國近代史共產黨的興起,與國共內戰等一連串錯綜複雜的巨大變化。

對於五四運動的真正意義,國民黨一直避重就輕,諱莫如深。五四運動對於中國真正最大的影響,我認為還是在於它在根本上,影響了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

《寫於五四運動 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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