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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中國歷史變革的成住壞空》2009/1/2

「成、住、壞、空」是中國佛教的用語,指的是世界從形成到毀滅的四個階段。其中的每一個階段,都稱為一個「中劫」。每個中劫,有二十個「小劫」;四個中劫,成為一個「大劫」。「劫」是梵語「劫簸」的簡稱,是計算時間的單位。由於時間太長,無法用年月日計算,所以用「劫」這個字來表示極長的時間。

「成、住、壞、空」的四個階段,代表的就是成立、發展、衰壞、到破滅的生命周期。我們常說「劫數難逃」,就是表示很多事理,無法擺脫這個生命周期的宿命性。

中國的歷史,自從公元前221年秦朝統一天下以來,就是一個朝代接著一個朝代的遞演。中國歷史上壽祚比較長的朝代,有唐朝的289年、明朝的276年、清朝的267年、西漢東漢各約200年;南宋北宋各約150年。總而言之,每一個朝代的「成、住、壞、空」,都無法超越300年生命周期的「劫數」。

所以我說:“人有生老病死,事有成住壞空;宇宙看似無窮,盈虛原來有數。”

本文就在探討中國的歷代王朝,至少開國的皇帝,都是如何努力在設法延綿國祚,但是最後都無法逃離各自「成、住、壞、空」的「劫數」。

我們先從中國第一個一統天下的秦朝說起。

關於秦朝的滅亡,唐朝的詠史詩人杜牧(公元803-852),寫了一篇著名的「阿房宮賦」。在「阿房宮賦」中,杜牧對於秦朝的滅亡,做了這樣的經驗總結: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杜牧.阿房宮賦》

他認為,秦朝還來不及自我檢討,就很快的殫滅了。秦朝之後的朝代,為秦朝的短命感到悲哀,可是卻沒有從秦朝的敗亡學到教訓。以至於之後的朝代,不斷的為他們前朝的失敗,徒感哀傷悲弔而已。

其實早在漢文帝時代的洛陽才子賈誼(公元前200–前168年),對於秦朝的問題,就寫過一篇著名的「過秦論」。「過秦論」評論秦始皇、秦二世、子嬰三代的過失,總結了秦朝滅亡的教訓。賈誼說,秦國原來地處偏僻,國土不算大、資源也不豐富。經過幾十代的苦心經營,終能消滅強大的對手們,一統天下,真不容易。可是如此強大的大帝國,怎麼會隨隨便便的讓一群小老百姓,拿起竹棍子「揭竿起義」,就把它幾百年所累積的偉大基業,輕易的毀滅了呢?

為何如此?賈誼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秦朝仁義不施,終至於整體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逆轉。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賈誼.過秦論上》

秦國從商鞅變法(公元前359年),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中間經歷了漫長的138年,才到達國力的巔峰。但是,在公元前206年,平民出身的劉邦進了咸陽,結束了秦國幾百年的基業。秦朝由「成住」的高峰,轉向「壞空」的消亡,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從劫數的觀點來看,短短的十五年,其實只是倏爾之間。

我不認同杜牧「阿房宮賦」的說法,「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相反的,我認為各朝各代其實都在努力總結前朝的教訓,並且努力的做出調整與改進。有趣的是,前朝舊制度造成的「惡果」,通常成了新朝新制度的「因」;新制度實行的時間久了,又造成了不同的「惡果」。新的「惡果」又成了下一個朝代新制度的「因」。

縱觀中國歷史的演變,是各個朝代「成住壞空」的互為因果、各有各的「劫數難逃」。每一個朝代的劫數,是一個「中劫」;整個歷史的長河,形成了一個「大劫」。 基本上,就像是唐玄宗時代的名相張九齡“感遇詩”中所說的,「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




秦朝要革除周朝的封建弊端

秦始皇一統天下,朝廷要制定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當時就有兩派看法,產生激烈的爭辯。一派主張沿用周朝的制度,分封諸侯,作為王朝的屏障;另外一派認為,周朝就是因為有了諸侯,才會有地方武力,爭戰不休。所以應該徹底改革,把權力統統收歸中央。

秦始皇決定改革周朝的弊端。他採行了李斯的建議,實行徹底的中央集權,也就是「郡縣制度」。

權力盡歸中央,避免了諸侯紛爭的的問題。但是秦朝徹底的中央集權,有一個極大的弱點。就是如果中樞神經出了毛病,整個的系統就癱壞了。很不幸的,秦二世胡亥是個出了故障的中樞神經。循至於天下大亂,劉邦與項羽的軍隊進了咸陽,接管了「權力的中樞神經」,秦朝也就很快的壽終正寢了。

秦朝果然糾正了周朝各地諸侯紛爭、經年累月兵戎相見的「弊端」。但是,問題的另一面向,就是秦朝在天下大亂的時候,沒有任何王子皇孫有力量做出恢復「秦室」的努力,也沒有外地諸侯的勤王部隊可以趕來勤王護駕。秦朝的延綿國祚的努力,雖然迴避了周朝的弊端,但是卻造成了他「其亡也忽焉」的惡果。

漢朝的變革

漢朝為了糾正周朝與秦朝的問題,一開始採取了郡縣與封國並行的政策,稱作「郡國制」。「郡國制」仍是以「郡縣制」為基礎。大部分的地區是由中央直接管轄,比較邊遠地區,由劉氏家族的同姓九王協同治理。

漢景帝時期已經感受到諸王的尾大不掉,有重蹈周朝的覆轍的可能。景帝企圖削藩,結果引發了「七國之亂」,造成劉氏的骨肉相殘。漢景帝平了七國之亂,政府也受了很大內傷。到了漢武帝,換了一個招數,推出了「推恩策」。所謂的推恩,就是允許各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給嫡長子以外的其他子弟。這樣的「推恩」政策,既可以讓侯王們的眾子弟高興,又可分散諸侯國的領地和權勢。一代雄才漢武帝,很技巧的利用「推恩策」達到了削藩的目的。

漢朝從郡國制開始,再作出推恩消藩的調整,等於是努力結合周朝與秦朝制度的優點;也避免重蹈周朝與秦朝的失敗經驗。

武帝時的另一個大動作,是採取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孔子」。這個政策的目的,基本上是要達成所謂的「內儒外法」。漢朝沿用了秦朝的律法條文 來治理國家,同時又用了孔子儒教來規範人民的思想。這樣一來,對於國家政權的鞏固,比起周秦兩代,的確是更上一層樓。

這個「罷黜百家,獨尊孔子」的政策,對中國社會有非常巨大的影響。伴隨著這個政策,武帝設置了「五經博士」與「太學」。從此以後,整個政府人才的選拔與考用,都掌握在儒家學派的手中。換句話說,如果老百姓想要改善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地位,最好就是從政做官。如果想要從政做官,就一定要勤讀儒家思想的四書五經。從此之後,「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的概念,變成了中國讀書人的圭臬。

有趣的是,漢武帝把儒教放到了無比崇高的位置,用儒教來鞏固漢家王朝的統治。最後,結束西漢王朝的,卻是一個忠心耿耿的儒家份子王莽。王莽當皇帝有很「高尚」的理想。他要把儒家學說在現實政治中一一實現。王莽知道孔子仰慕周公,所以王莽就要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他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都是為了要復古。他大力推行王田制,其實就是周朝的井田制。他要把鹽、鐵、酒、幣制、以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基本上是要依照西周時代的「周禮」,來建立政治與經濟制度。他非常努力的要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禮記大同篇」的社會理想。

王莽嚮往堯舜的禪讓政治。他認為禪讓政治是政治的最美好的境界。所以,他的得到皇位,也是經過多人的勸進,再經過一個很正式的禪讓大典,才登基的。從他來看,他的取得皇位的過程,應該是儒家最高政治理想的實踐。

客觀而論,在中國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中,只有王莽才是真正虔誠的儒家信徒。吊詭的是,這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的真實儒家信徒王莽,似乎沒有得到後代儒家份子們的正面評價。尤其是南宋與明朝的理學家們,都把王莽罵成了千古罪人。

西漢王朝利用儒教來鞏固政權,最後亡於一個食古不化的儒家信徒王莽的手裏, 也是一場因果循環的劫數難逃吧。

曹魏的九品中正

終結東漢王朝的曹操,與終結西漢王朝的王莽,剛好是個強烈的對比。王莽是皇親國戚,出身高貴;曹操的父親是宦官的養子,他的出身,為傳統的儒家所鄙夷。袁紹與曹操作戰,令書記陳琳寫了一篇《討操檄文》,其中就說到「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從這些文字,大抵可以看出儒家學派對曹操出身的鄙視。

其實王莽與曹操都是積極的改革派。王莽是想把國家帶向古籍中的儒家理想社會;曹操不在意儒家學派理論,而更專注於建立法制秩序與經濟發展。他也不會為了沽名釣譽,而讓自己處於禍害之中。

「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 江湖未靜,不可讓位…」 《曹操. 讓縣自明本志令》

東漢的選用人才,都是先由地方推舉孝廉,再入太學或是郎署受訓;研讀四書五經,經過考核,再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曹操大約不喜歡這一套「醬缸」的過程,所以做了改革。他採行了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制定「九品中正法」。曹操揚棄了漢朝由地方推舉孝廉的選才制度。曹操的想法是,在亂世應該用人唯才。人才的選用,要擺脫四書五經的桎梏;人才的徵聘權,要收歸中央。為了要替中央政府廣納人才,曹操還三次親自頒佈「求才令」。

「九品中正」很快就呈現出了「成住壞空」的生命周期。各地人才,為了仕途的順遂,競相奔走于中央的名門,期望得到「中正」的認可,取得高階的品秩。結果造就了魏晉清談風氣。沽名釣譽的問題,比漢朝還嚴重。

曹操自己十分的務實,厭惡虛矯的清談與裝模做樣。所以他做了改革,廢棄漢朝的孝廉選舉與五經取士。想不到因果循環「劫數難逃」,他的九品中正法,反而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虛矯清談的時代。

九品中正法的影響很大,它形成了社會的門第階級,所謂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個門第的問題,一直要到唐朝的玄宗時代,才消退殆盡。唐朝以詩賦取士做為國家舉才的主流,決定了傳統門第的趨於沒落。

而從董仲舒(前179-前104)到曹操,五經博士「成住壞空」的「劫數」周期,大約是320年。然而從曹操(155-220)到唐玄宗(685-762),粗略估計,九品中正門第社會成住壞空的「劫數」周期,比較長些,大約是540年。

大唐盛世的詩賦與藩鎮

經過南北朝200多年的大混亂,唐朝開國皇帝的李氏家族,是胡漢的混血。李唐王朝沒有種族偏見,格局寬宏、兼容並蓄。為了要糾正漢朝的缺失,唐朝各方面的制度,都與漢朝大不相同。不論是中央政府的組織、政府人才的晉用、稅制與兵制,都作了大魄力的革新。中國的漢唐盛世,其實都是建立在大刀闊斧的改革基礎之上。

在文化思想上,大唐王朝,也與漢朝有所不同。大唐王朝對於以孔孟思想、四書五經作為取士的標準,似乎沒有那麼大的熱誠。

唐朝以科舉舉士。科舉分兩類,一是明經科,一是進士科。明經科考的是經書;進士科考的是詩賦。唐代的社會對於人才的看法,是重進士而輕明經。換句話說,唐朝取士看的是才情,不是經書的義理與記誦。 所謂的「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就代表明經科乏人問津,而進士科競爭激烈。

但是唐朝以詩賦取士,「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騷人墨客,與世代書香的傳統門第子弟相比,通常會有兩個問題,經常為人所詬病。一是缺乏家學淵源,所以對於政事不諳練;一是會有文人無行,品德輕浮的弊病。唐朝中後期的吏治,也的確因為如此,而逐漸偏離了漢代厚重篤實的風尚。

唐朝的胡漢一家,不重經書的風格,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礎。但是也造就了大唐王朝衰敗根本問題。一個問題是,唐朝中葉以後,文武分途,必須依靠胡將鎮邊;另一個問題,是中央與邊遠地區的民族與文化的日益分離。這兩個問題,是「藩鎮專橫」的根本原因。

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分析唐代的政治史,認為唐朝的科舉,改變了唐太宗開國時期,當權派的「關隴集團」文武一體情況。於是,科舉出身的成了士大夫,邊鎮大將必需要靠番將才能勝任。唐朝因而文武分歧不可復合。

「關隴集團本融合胡漢文武為一體,故將相可兼任。今既別產生一以科舉文詞進用之士大夫階級,則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學士中選出。邊鎮大將之職捨番將莫能勝任,而將相文武番漢進用之途,雖分歧不可復合…其事俱成於玄宗之世。」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

唐玄宗時的安史之亂,安祿山造反,半年的時間,就從北京摧枯拉朽般打到了長安。唐玄宗的大唐盛世,根本沒有招架的能力。「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就是文武分途的嚴重後果。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史思明,甚至平亂有功的名將李光弼都是胡人。

胡人為將的河北地區,在生活習慣、文化思想,甚至語言,在唐朝中葉以還,與中央政府的長安地區,日益脫鉤。河朔地區其實已經逐步形成為胡人統治的胡人文化的獨立王國。

「河北藩鎮之政治、軍事、財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無隸屬之關係,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不以周公孔子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安身立命之歸宿。」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

陳寅恪先生還舉了一個范陽盧秀才的例子來說明問題。秀才盧霈的祖孫三代,都在燕趙地區做官。這位三代在燕趙為官的盧秀才,到了二十歲,都還沒有聽說過有周公與孔子。秀才盧霈的生活重心是「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

所以唐朝的科舉,重視詩賦、輕視經書,固然造就了大唐王朝璀璨的文學成就;但是相對而言,國家整體的思想認同性,就顯得薄弱了。

當所謂的藩鎮都已形成自身的種族與文化群體,自己又有足夠的獨立武力的時候,大唐王朝的分崩離析,自然是「劫數難逃」了。

大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兼容並蓄,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但是很不幸的,大唐王朝最後也是亡在他走了味、變了型的文治武功與兼容並蓄。所謂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其實成住壞空一以繫之,又豈只是蕭何而已?

重文輕武的趙宋王朝

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是職業軍人出身。因為趙匡胤久歷軍旅,所以他對於唐朝的「藩鎮專橫」,更能有深刻的體會。趙匡胤自己取得皇位的方式是「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所以整個的宋朝,都非常刻意防範「藩鎮專橫」,以及「黃袍加身」的歷史重演。

趙匡胤一當上了皇帝,就找機會請主要的高級將領們飲酒吃飯。在酒至半酣之際,趙匡胤就委婉要求眾將領們放棄軍權,享受人生。眾將領們也不好拒絕。第二天都上書說自己身體不好,請求除役。趙匡胤的處理方式很圓融,他依舊給將領們節度使的職稱,但是從此之後,將領們就不再享有兵權了。這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

「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 《宋史》卷二百五十 列傳第九(石守信傳)

為了要「糾正」唐朝藩鎮專橫的弊端,宋朝的政策一是強幹弱枝;一是重文輕武。所以宋朝主要的軍事力量,在於中央的禁軍,不在於地方的廂軍。而且軍士經常輪調,目的在於兵不習將,將也不習兵。

大宋王朝,果然有效的糾正了唐朝藩鎮專橫的問題。五代十國時期的將領相繼篡權的問題,在大宋王朝也不曾再發生。但是宋朝從頭到尾,都是一個文弱的政權。宋朝一開始敗於遼國、後敗於金國、再敗於來自塞外的蒙古鐵騎。在遼國與金國之外,宋朝還屢次敗給了賀蘭山麓的小王國西夏。

所以,宋朝為了糾正唐朝的藩鎮問題,等於是採取了「自廢武功」的策略。這個策略,雖然有效防止了藩鎮專橫,但是也替自己的「成住壞空」定下了宿命。整個的兩宋王朝都是在北方強國的陰影下,屢戰屢敗、委屈求全。兩宋王朝都是遭遇外族的武力欺淩,無力抵抗、終至於難逃覆滅的劫數。

明朝的宰相與太監

明朝的276年(1368- 1644年),是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一個轉捩點。在明朝之前,中國的整體政治制度、工藝技術、經濟實力還領先於西方。中國在明朝,各方面都倒退了;但是西方經歷了文藝復興,開展了大航海的時代。在1492年,明孝宗弘治五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在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麥哲倫繞行世界;1620年,明神宗萬曆四十八年,五月花號(Mayflower)清教徒登上美洲,正式開始了英國在美國的殖民史。在這三百年間,西方的理性思想抬頭、基礎科學快速發展、資本主義社會逐漸成型。中國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落後於西方了。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是所有中國開國皇帝中,出身最卑微的。他曾經在和尚廟趁飯吃、後來做過遊方僧,其實就是到處流浪、乞討為生。朱元璋精力旺盛、人生閱歷豐富。也許因為他的貧賤出身、缺乏安全感,導致他的猜疑心重、刻薄寡恩。在洪武13年,他與丞相胡惟庸起了矛盾。他殺了胡惟庸,乾脆廢除了一千六百多年的丞相制度。於是明朝的皇權,與政府的行政權完全重複。明朝的政治制度,是一個非常專制的政體,與漢朝唐朝宋朝相比,是嚴重的倒退。

明太祖朱元璋,與他兒子明成祖朱棣,都是打天下的皇帝。不用宰相,還能夠擔得下獨挑大梁、日理萬機的重擔。他們後世的子孫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來獨自挑下這個重擔。這個朱元璋家族的雙螺旋鏈基因,似乎有些很不好的元素。朱家王朝,出了不少非常頑劣昏庸的龍子龍孫。

如果獨攬大權的頑劣皇帝不想管事,誰會在身邊管事呢?在皇帝身邊打雜的太監,如果心機重、好攬權,又贏得了皇帝寵信的,就成了真正的權力核心。姓朱的皇帝往往是個不管事的假皇帝,管事的「真皇帝」大抵是主管皇帝文書、印璽的「司禮太監」。明朝大權在握的太監,從王振、劉瑾、汪直、到魏忠賢,一個接著一個。從早期的明英宗以來,就一直沒有斷過。

明朝在制度上,有所謂的內閣大學士協助皇帝辦事。但是內閣大學士的基本定位,是藏書閣的學者,是給皇帝備詢顧問。內閣大學士與真正的宰相,在體制上,有根本的不同。內閣大學士,類似今天的國策顧問;而宰相則比較類似行政院長。

朱元璋不願意有宰相來分享皇權,凡事要皇帝自己乾坤獨斷。他的五代子孫之後,真正在抓權做皇帝的,反而是一個接一個的太監。明朝的吏治腐敗不堪,能夠延續國祚276年,還是多虧了當時的北方,沒有什麼特殊的強權想要入主中原。

有趣的是,朱元璋似乎也預期太監干政的危機。他鑄了鐵牌,掛在宮門,規定“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問題是,凡事都有他的因果緣由。區區一塊鐵牌,怎麼可能改變得了朱家王朝成住壞空的劫數?

中國在漢唐盛世,甚至到了宋朝,皇權與相權還有一定的區分。皇帝是國家的元首,宰相是行政首長。有一定的組織管理與制衡 (Check and Balance)的意義。在漢唐盛世的時候,皇帝與宰相是坐著討論問題;到了宋朝,是宰相站著皇帝坐著。到了明朝,一則廢了相權,一則大臣議事,只能跪著說話。明朝政治的種種惡行惡狀,可以說是中國漢族的恥辱。

愛新覺羅氏的大清王朝

滿清王朝是以異族入主中國。以少數族群的滿洲人,要統治多數族群的漢人,必需要考慮很多政治上的「控管機制」。明代的廢除了宰相,提供了專制皇權,滿 清王朝欣然沿用;明代的大臣都要跪著叩頭奏事,滿清政府當然也樂於用來對付中國的知識分子。

清朝中興名臣曾國藩,替滿清平定太平天國,保住了滿清的江山。但是曾文正公覲見皇帝與太后的過程中,叩頭謝恩的禮儀,在今天看來,確實是非常的羞辱人。

「入養心殿之東間,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後黃幔之內;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門跪奏臣曾某恭請聖安,旋免冠叩頭,奏稱臣曾某叩謝天恩畢,起行數步,跪于墊上。」 《曾文正公日記》

有清一代,大臣奏事都自稱「奴才」。這些都是異族入主中國的「控管機制」。簡單來說,明朝一些惡行惡狀的陋規,剛好給清朝檢了便宜,作為異族統治中國的方便而又好用的工具。

明清之後的毛皇帝,大臣們總算不用跪著叩頭奏事。但是毛皇帝發動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地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要對著胡搞瞎鬧的紅衛兵跪著「交代錯誤」。所謂的「錯誤」,簡單來說,就是不忠於毛皇帝。這種行為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全面性羞辱的程度,更甚於明清兩朝。中國知識分子的「劫數難逃」,從1368年的朱元璋登基,算到毛皇帝1976年龍馭歸天,也有六百餘年。可以說是「江山代有惡人出,總領劫數幾百年」。

滿清吸收了明代太監為患的教訓,所以嚴格限制太監的權限。但是皇帝權力太大,需要有人分擔工作,雍正就在紫禁城三大殿後,成立所謂的南書房軍機處。軍機處就是皇帝的「中央辦公廳」。很多皇帝給大臣的密旨,就是從軍機處發出。這是皇帝給個人的機密指示,別人都不能看的。這也是滿清皇帝超越正式組織,控制大臣的一個手段。

滿清為了控制漢人的思想,用了很多的心力,包含了大興文字獄、八股文的考試制度等等。漢人在政治發展上,也受到很大的壓抑。所以在清朝,人才與文化的發展不是很好。滿清盛世的文化發展,是以訓詁考據為主。回溯性的成分居多,創造與前瞻性的成分較少。

到了道光年間,整個的滿清王朝,已經有了很大的暮氣。當時的學者龔自珍寫了一首著名的詩,慨嘆社會的缺乏朝氣、人才匱乏。詩如下: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這首詩寫於1839年,龔自珍似乎是準確的預測了滿清王朝的「劫數難逃」。當時,林則徐已經在廣東虎門燒毀了鴉片,中英兩國間戰雲密布。顯然,龔自珍非常憂慮中國的人才匱乏,根本無法面對這個「兩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他有了不祥的預感,要呼籲老天爺「不拘一格降人材」。這首詩的後一年,就是鴉片戰爭。

在鴉片戰爭之後,滿清王朝一敗再敗。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燒了康雍乾幾代經營的圓明園。咸豐皇帝無顏再回北京城,在熱河避暑山莊吐血而死。之後,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國大敗給日本,洋務運動宣告徹底失敗。接著是1898年的變法維新,光緒皇帝企圖奮力一搏,只撐了一百天,就以悲劇落幕。因為變法失敗,滿清方寸大亂,搞了個荒謬至極的義和團之亂。義和團引進了八國聯軍,等於滿清替自己敲響了喪鐘。

以異族入主中原的滿清王朝,很成功的避免了明代太監濫權的災害。在滿清王朝處心積慮的建立各種機制,來控管壓抑中國漢人的過程中,也同時壓抑了整個民族的生機與創意。正因為滿清成功的壓抑了中國的生機與創意,使得滿清王朝,無法抗衡來自於西洋的衝擊與挑戰。

所以,滿清王朝終結的真正原因,是滿清自己在努力壓制中國人的創造力。而滿清要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夠穩固自己的政權。

換句話說,滿清政府企圖鞏固自己政權的努力作為,最後也造成了滿清亡國的原因。

這就是滿清王朝「成住壞空」生命周期的「劫數難逃」。

總結:

中國歷史的每一個朝代,都企圖吸取前朝覆亡的殷鑒,做出改善。但是任何新的制度或是做法,最後都會衍生出新的問題。大江後浪推前浪的因果關係,確實是十分的耐人尋味。

我想這也許就是佛家所謂的「成住壞空」、各有各的劫數;唐詩中所謂的「運命唯所遇,循環不可尋」,也是在說明一樣的論點吧。

^_^ 200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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