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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閑話近代中國幾位史學大師》2012/7/20

我最近幾個月,陸陸續續看的書,包含了岳南的《陳寅恪與傅斯年》,顧頡剛的《古史辨自序》,余英時的《未盡的才情- 從顧頡剛的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還有劉耿生的《海瑞罷官與文革》。

因為我對《海瑞罷官與文革》故事的主角吳晗產生了興趣,我又重新看了一遍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我這一次重讀《朱元璋傳》,倒不是想多了解朱元璋,而是想多了解《朱元璋傳》的作者吳晗。

之前我在重讀《水滸傳》的時候,就對《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發生了更多的興趣,想再多了解施耐庵這個人。

我自己寫文章,體會到自己不熟不懂的東西,實在很難下筆。就算是勉強下筆,也很難寫得出什麼「感覺」。自己寫得都沒有感覺了,看的人怎麼可能還會有感覺呢?

那天,與老朋友高金門聊天,他就提到說,他讀文學作品,都是在尋求一種「感動」。「感動」是一種很美好的感覺。

文學作品的作者,在創造 「感動」,文學的欣賞者,在尋求「感動」。「感動」是創作力的來源,也是創作者與欣賞者,所追求的情感交集。

我在創作過程中體會到,能寫出皇皇巨著的人,都有他不凡的經歷。能寫出《水滸傳》這樣一本奇書的人,必然有在亂世中打天下的經驗;也必然是位思考敏銳、洞悉人性的讀書人。

同樣的,要欣賞《紅樓夢》,就要多了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胡適先生研究《紅樓夢》,就是從研究曹雪芹下手。經過研究曹雪芹,胡適果然替「紅學」開闢了一番新天地。

所以作者與作品,常常是一體的兩面。《朱元璋傳》的作者是吳晗,多了解《朱元璋傳》,可以多了解吳晗;多了解吳晗,也可以多了解《朱元璋傳》。

中國近代的這些著名史學大師,彼此之間也都有千絲萬縷的關聯。陳寅恪與傅斯年是親戚,傅斯年與顧頡剛是北大的同學,也都是胡適的學生。吳晗是清華歷史系,是陳寅恪的學生。

吳晗與顧頡剛,據說都是終日泡在北平圖書館看書查資料。因為兩人每天都在北平圖書館不期而遇,時間久了,也因為「館友」的關係,而經常來往,成為好友。

吳晗在考入清華之前,在上海讀中國公學。當時中國公學的校長是胡適,所以吳晗又是胡適的學生,很受胡適的賞識。吳晗年輕的時候家裏很貧窮,受過胡適的資助,與胡適有深厚的情誼。

1949年,國民黨敗退,撤離大陸,共產黨贏得了政權。對於這些學者來說,都面臨了極大的困擾,要去臺灣,還是要留在大陸。結果胡適是先去了美國,再回臺灣;傅斯年直接到了臺灣,擔任台大校長。

陳寅恪、顧頡剛與吳晗都留在大陸。他們留在大陸,我想有一個原因,就是經過八年抗戰,加上年年內戰,逃難已經逃得不想再逃了。再想想,自己也上了歲數,一家老小拖家帶眷的,算了吧,這次就不想再逃難了。

跟著老蔣跑,也沒什麼前途。既然是換了政權,就乾脆賭賭運氣吧,也許他們有這樣的想法。

政治與學術其實無法剝離。我們在臺灣受教育的過程中,胡適與傅斯年是大名鼎鼎,人盡皆知。可是,陳寅恪、顧頡剛與吳晗這些「附匪」的學者,在臺灣卻成了無名之輩。他們的著作與論述,我在臺灣解嚴之前,一直就沒有機會看到過。

我想,如果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了,這些「附匪」的學者,下場恐怕也很淒慘。不管學問多好,大概都無法拿到大學教授的聘書了。

吳晗是到了文革之後,在臺灣才慢慢有了知名度。吳晗是近代最權威的明史專家。 吳晗在臺灣慢慢有知名度,不是因為他的學問,或是臺灣引進了他的著作,而是因為他是第一個被文革拿出來祭旗的犧牲品。

吳晗是個讀書人。文革前,他應共產黨的要求,寫了一個京劇劇本,叫做《海瑞罷官》。這個劇本的故事很簡單,說在明朝有一個大清官,叫做海瑞。海瑞在做應天府巡撫的時候,為民伸冤,得罪了權貴集團。權貴集團就向昏庸的嘉靖皇帝告狀,皇帝聽了讒言,就罷了海瑞的官。

海瑞知道皇帝罷了他的官,但是在交出他的巡撫的印信之前,海瑞還是堅持己見,處決了權貴子弟與地方惡霸。在殺了幾個壞蛋之後,海瑞才瀟瀟灑灑的掛印上路,百姓們夾道歡送,場面十分的感人。

非常不幸的是,吳晗的這個頌揚清官的劇本《海瑞罷官》,成了文字獄。毛澤東認為《海瑞罷官》故事中的昏君就是在罵他;故事中的清官海瑞,就是指被他罷了官的國防部長彭德懷。

吳晗與毛澤東算是舊識。早在1948年,吳晗曾經把他寫的《朱元璋傳》書稿進呈給毛澤東,二人在西柏坡還聊了很久。吳晗跟毛澤東說,他當時寫朱元璋,心中想的是蔣介石。吳晗的批判朱元璋,就是暗罵蔣介石。

吳晗大概做夢都沒有想到,這個在西柏坡跟他閒聊了六個小時,貌似寬厚的毛澤東,才真正是朱元璋的翻版。毛澤東後來大興文字獄,六親不認,殘酷的迫害吳晗夫妻以至於死。甚至連吳晗的女兒都被迫害而得了精神病,二十二歲就飲恨長眠了。

吳晗的「館友」顧頡剛是一代史學大師,顧頡剛的「古史辨」是中國近代史學界的一項大成就。其實很多學者能不能在學術上有成就,有時候也看他是不是找到了一個 「好題目」。

顧頡剛在歷史學上的成就,高於傅斯年。傅斯年似乎是認為,關鍵是顧頡剛找到了一個「好題目」。換句話說,傅斯年認為顧頡剛的「機運」不錯,踫到了「好題目」。

顧頡剛對於他做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寫了篇文章,就是他的《古史辨自序》。一般人寫序言都很簡短,顧頡剛的這篇《自序》很長,約有七萬字。

我覺得這篇《自序》寫得非常好,很值得推薦給大學生好好讀讀。他的《自序》清楚的說明他做學問的過程。顧頡剛說,他做學問的過程,很單純,都是在努力追逐自己的興趣。

有趣的是,顧頡剛認為學校的教育,是在浪費他的時間,是他人生的一大痛苦。顧頡剛說:

“十餘年來在新式學校中的上課生涯,使得我一想著就要叫屈。學校教員的智識大都是不確實的,他們自己對於學問,也沒有什麼樂趣,是我看著他們十分的不信任,幾乎沒有在課業中得到什麼。

我以為我們所以要有學問。原要順遂自己的情性。現在所學的,……為的只是 教員的薪金和學生的文憑。……固然我在學校得到些粗疏的科學觀念,但要得到這一點粗疏的觀念,只要自己看基本科學書也就夠了,何必花去十餘年的大功夫呢!”

以上就是我們的史學大師顧頡剛對於學校教育的看法。乍看之下,實在是很像一個整天逃課,不求上進的壞學生的說話的口氣。

顧頡剛說他從小就有叛逆性,喜歡看雜書、看戲曲。這些所謂不務正業的愛好, 反而成為他後來發展「古史辨」理論的最早的看問題的基礎。

這是什麼意思呢?譬如說,在歷史上,唐朝有位薛仁貴。薛仁貴的故事有部分精彩,有部分不精彩。後人為了要讓故事變得精彩,就編出了個薛平貴,再加上個苦守寒窯的王寶釧,故事就精彩些了。再後來的後人,要讓故事更精彩,就再編出個薛丁山,再加上樊梨花,故事就更豐富了。之後,有人錦上添花,再編出個薛剛反唐,以至於全本的薛家將,故事就更加的繁榮壯大了。

其實只有薛仁貴在歷史上是真有其人。後來的薛平貴、薛丁山、薛剛都是編出來的。而且越往後,編出來的人物就越多,故事也就越多彩多姿。

薛丁山與樊梨花伉儷,男的武功蓋世,女的美若天仙。再加上有那麼一段兩軍陣前交鋒,化干戈為玉帛的天真浪漫的愛情故事,真是美不勝收。難怪有些姓薛的朋友,會說他們的祖先,就是丁山與梨花了。

顧頡剛的研究就是指出很多古人的故事,都是越晚越齊全、越說越精彩。譬如堯舜的事跡,在中國最古老的《詩經》與《尚書》中,以及商朝出土的文物中,都沒有記載。但是到了漢朝,對於堯舜的記載就變得活靈活現了。尤其是舜這個人物,真是完美無缺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這樣莫名其妙的人物造型,也只有在小說、戲曲中才有可能出現的。

堯舜這樣的人物,在商朝在西周朝都沒有記載,到了秦漢,忽然冒出頭來,成了聖君的代表。就好像是薛平貴、薛丁山與薛剛一樣,在唐宋都沒有記載,到了明朝清朝,才忽然冒出了頭來,成了唐朝俠骨柔情的代表人物。其實,薛平貴與薛丁山出現在歷史舞臺,只是為了要滿足明朝清朝人看戲的需求而已。

顧頡剛的「古史辨」,就是要去辨別那些書,那些歷史,是後人一層層堆上去的「偽書」與「偽史」。歷史紀錄的形成過程,與戲曲中薛家將故事的形成過程,在本質上是很相似的。

顧頡剛在1926年寫這篇《自序》,並且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冊。《古史辨》辨明了古史中的堯、舜、禹、都是虛構性的人物。

有趣的是,我們在臺灣受教育,一直到了1970年代,國民黨還在強調說:

「中國的文化道統傳承,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中道而絕,一直到孫中山、蔣中正,才又再度復興。」

顧頡剛在1920年代初期,提出層累造史的理論,大約三十歲。胡適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二十八歲。這些著名的大師級學者,嶄露頭角的時候,都很年輕,也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雛鳳清於老鳳聲」。

中共建國之後,組織分派給顧頡剛的任務,就是不停的寫自我檢討,以及負責標點《資治通鋻》與二十四史。可憐的一代大師顧頡剛,成了個替史書加註標點符號的文字技工。

余英時先生寫《未盡的才情- 從顧頡剛的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就是在替 顧頡剛喟嘆。余英時說,書名《未盡的才情》,有兩層意思。一是顧頡剛未盡的做學問的才華;一是顧頡剛未盡的感情的世界。

中國的近代著名學者,大抵都有《未盡的才情》的心酸與遺憾。

史學大師陳寅恪也一樣。陳寅恪先生原來有個心願,要寫一本中國歷史評述的大著作。後來因為整個大環境的原因,只能小題大做,耗費心力去寫《柳如是別傳》。一代大師,捨《中國歷史評述》不做,而去寫了《柳如是別傳》,真是中國史學界的一個巨大的損失。

這些著名的學者,在大陸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受盡冤屈,慘遭迫害,都與毛澤東有關。毛澤東的心理上,大概有一種虐待狂的成分,其實毛澤東不太直接殺人,毛澤東喜歡淩辱人,讓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讓你慢慢的失去生命的力量,慢慢的從人世間萎縮消失。就好像是讓你成為一個鼻涕蟲,在太陽的照射下,逐漸融化變小,終至於消失,十分的可怕。

毛澤東對劉少奇如此、對賀龍如此、其實對周恩來也是如此。對於全國廣大的知識分子,都是如此。

毛澤東對於知識分子為何如此仇視呢?有一段歷史可以作參考。當年有一位美國記者,叫做埃德加.史諾(Edgar Snow)。1936年史諾住在延安,與毛澤東多次長談,後來史諾寫了本有名的書,書名是《紅星照耀中國》 (Red Star over China)。書中有一段話,是毛澤東口述他當年做北大圖書館助理員的感想: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指教授)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讀報的人的姓名。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的南方土話。”

毛澤東是個極端狂妄自大的人,而且心胸褊狹,有仇必報。中共建國之後,毛澤東成了皇帝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在北大做圖書館助理員的這一段日子,回想起來,苦大仇深。所以毛澤東要讓天下的知名學者,都屈膝匍匐在他的御駕之前,要每天勤讀毛澤東思想,並且作自我檢查報告。

傅斯年很早就看清楚了毛澤東的為人,沒有滯留大陸。我推想,如果傅斯年留在大陸,百分之百會被毛澤東用極其不堪的手段羞辱迫害,終至於自殺而死。不過,就算是傅斯年逃離大陸,毛澤東的紅衛兵們,還是跑到了傅斯年的老家,在山東聊城的鄉下地方,刨了「反動學術權威」傅斯年老家的祖墳。

毛澤東用這種可恥可鄙的手段,報復了當年傅斯年「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的南方土話」的一箭之仇。

朱元璋對待知識分子的方式是「廷杖」,就是當眾脫了知識分子的褲子,用大板子打屁股,打得皮開肉綻。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方式,是拉出去帶個尖帽子遊街,然後每天要你讀《毛澤東語錄》,不斷的要你寫自我檢查報告。

總之,惡人當道,好人遭殃。毛澤東從朱元璋身上學了些壞招數,自己又加了些自己的壞招數,所以毛澤東比朱元璋更狠、更毒、更壞。

我想,根據顧頡剛「層累造史」的理論,過了一二百年,也許會有些善良可愛的、富有創意的劇作家,或是小說家,寫出個《吳晗罷官》之類的小說。小說中會加上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情節;也許會有好人上了天堂,暴君下了地獄的故事結局。

總之,故事的情節處理,要讓讀者或是觀眾,看得津津有味,心甘情願的付出看小說或是看戲的票價。

我期盼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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