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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都是馬英九的錯?》2012/11/30

不知從何時開始,罵馬英九成了顯學。幾個朋友坐在一起,沒話找話說,就會一起大聲的罵馬英九,好像臺灣的問題,千錯萬錯都是馬英九的錯,馬英九已經淪落到「千夫所指,無疾而終」的悲慘地步。

我記得在2011年總統大選前夕,我在一個管理顧問公司的論壇中,就提出過我的看法。我認為臺灣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大於個別領導人的問題。誰當總統,都很難有所作為。當時似乎沒有人認同我的看法。

我做了比喻。明朝276年,洪武永樂之外,難出雄主;清朝267年,康熙雍正乾隆之後,再無聖君。為何會如此呢 ?

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名著《萬曆十五年》,就是在闡述這個論點。書中的論點是,明朝中葉之後,在整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結構之下,所謂朝綱獨斷的皇帝,所能做的事,實在也很有限。

臺灣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在臺灣當前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之下,任何人當總統,都難以滿足民眾們的期待。

譬如說,有一個農夫有一片果園,養了一群猴子。猴子們原來自己找果子吃,農夫與猴子相處得挺好。後來慢慢的,猴子們發現跟農夫要東西吃,比自己找果子吃,日子過得更加舒服愜意。如果農夫不給,猴子們就耍賴,只要耍得兇、耍得久,農夫就一定會給東西吃。時間久了,農夫與猴子之間,就形成了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一旦結構性問題成型,主客易了位,要想再做調整,難乎其難。

要想解決問題,也不是沒有辦法。一是幹掉一些猴子,一是乾脆把這群猴子全部趕出家門。如果農夫真的這樣做,也許就代表著農夫決定要改行了。

臺灣的結構性問題在哪裏呢?我簡單說明如下。

1)統獨分裂。臺灣沒有一個一致性的國家定位,不論是國家最基本的憲法、國歌、國旗、還是國家慶典的舉辦,都有基本概念上的爭議。從國家的基本定位來說,臺灣似乎是處於一個內部“分裂”的狀態。

2)政黨惡鬥。臺灣的政黨政治,贏的全拿,吃香喝辣;輸的全輸,餐風飲露。因為勝負之間,利害懸殊,所以敵我意識,十分強烈。遇到問題,非要拼個你死我活不可。基於這樣的政治結構,兩黨不存在和衷共濟,合作為國的可能。

臺灣的政黨政治,套句共產黨的話來說,已經不再是「內部矛盾」,而是「敵我關係」。

3)立法院的立委,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團體需要服務。立委掌握國家公器,手上有很大的權力。但是臺灣的立法院,已逐漸成為政黨「敵我關係」拼搏的沙場,也是各自利益團體巧取豪奪的交易平臺。國家政策的推動,又必須要仰賴我們的立法院。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之下,我們如何期望臺灣政府,能夠有合理而有效率的運轉?

4)臺灣所處的國際環境。臺灣處在全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也就是美國、中國、與日本三個國家的角力中心點位置。這三個大國,各自都替臺灣劃下了紅線。所以不管臺灣願意不願意,臺灣自由活動的空間,已經有結構性的局限。

5)社會心態。好像上述的猴子一樣,要不到東西吃,就耍賴。誰耍賴耍得越兇越久,就會成了最後的贏家。臺灣任何小事,都會有一群猴子跳出來耍賴。

我觀察臺灣政治與經濟的互動,發現臺灣自從 1996年開放民選總統,經濟就一路走下坡。臺灣的民主政治,似乎加快了臺灣政治與社會結構性的惡化問題。民主化的進程越深,經濟的表現就越差。

為何會如此呢?我想問題的根源大概是基於二點:

1.臺灣的民主政治,有主政集團集體分贓的特質。
2.臺灣的民主政治,有高度政策買票的特質。

以上二點,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幾十年下來,相互同化,已無差別。

自從李登輝在 1988 年接任總統職務,到今天已有24年。在這24年間,以上的這二個特質,不斷的激蕩強化,形成了今天的積重難返的結構性問題。

結構性的問題,任何人都難以解決。就像是歐巴馬不管如何信誓旦旦,就是無法解決美國的財團與政客,與華爾街之間盤根錯結的利益輸送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臺灣今天有 167 家大學,臺灣的大學密度高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臺灣末端大學生的素質一塌糊塗。我的實際經驗是,末端大學生,大多都不能把英文單字的一月到十二月,寫得齊全。但是每個大學,都是像猴子一樣,跟農夫耍賴要東西吃,要求與國立名校同等待遇。這已經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任何教育部長,都無法做出大刀闊斧的改革。

臺灣的幾位民選總統,李登輝以戒急用忍的功夫,忙於內鬥與修憲;陳水扁以雄辯滔滔之才,忙於A錢,力拼自己家裏的經濟;馬英九原來的形象清新,現在則是忙於挨罵與辯解。每位總統,似乎都是各有各的治國,或是治家的困境。

馬英九固然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但是在臺灣當前政商結構與社會氛圍之下,我認為,換了任何人當總統,不論是謝長廷、蔡英文、還是王金平、吳敦義,都不會有大的作為,也許比馬英九還糟。

那麼臺灣完了嗎? 這個也不用太悲觀。菲律賓在二戰剛結束的時候,是亞太地區僅次於日本的最富有、最進步的國家。現在菲律賓被很多國家超越了,但是菲律賓老百姓一樣的過日子,只是相對而言,比較貧窮而已。在我的印象中,曾有民調顯示,菲律賓人「自我感覺快樂」的程度,在亞洲名列前茅,高於中國大陸,香港與臺灣。

如果臺灣變得更窮了,但是「自我感覺快樂」的程度變高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變化,符合孔子所謂的「貧而樂,富而好禮」的生活哲學。

我認為,臺灣的經濟表現,與韓國、新加坡之間的差距,會越拉越大。臺灣會逐漸脫離原先亞洲四小龍A段班行列。臺灣雖然會一路下滑,但是憑藉著臺灣人民的智慧與勤奮,以及臺灣所累積的雄厚海外資產,將來還是可以穩穩的坐在亞太地區的B段班,一個高於菲律賓或是印尼的位階上。

2012/11/30

後記

我的文章重點是在指出,臺灣今天的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當我們面臨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的時候,個體努力的成效,是很有限的。這也就是所謂的“獨木難支大廈”,或是“孤臣無力回天”。

再譬如說,很多人對於中共十八大之後的習近平、李克強政權有很多討論。不過我認為,不論是江澤民、朱鎔基;還是胡錦濤、溫家寶;還是未來的習近平、李克強,基本上都是在共產黨的“體制結構”內運作的。這個“體制性結構”決定了他們所能運作的空間。

所以我們要探討問題,就要探討這個問題的“背景結構”。

如果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個別人物的身上,而忽視了更基本的“結構性”問題,恐怕是建樹而不見林了。

這是本文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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