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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虎兔相逢大夢歸》2014/11/7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王再興與趙國慶都很有興趣,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啟發,為未來的歷史發展,做出預測。

在2014年,會如何看待未來十年的歷史發展,甚至是更久遠的歷史發展呢?

王再興與趙國慶都企圖從過去歷史經驗中,找出一些不變的規律。然後,依據這些規律,加上對於當下實際情況的思考,在綜合了各方因素之後,期望對於未來的歷史發展,能夠做出準確的預測。

“國慶,你是如何看待台灣現在的局勢與未來的發展?”餐聚的時候,王再興這樣的問趙國慶。

“再興,我想我不要直接回答你的問題。我們還是先來回顧一下,中國二千多年來,各個朝代的興亡盛衰史。”

“對於歷代興亡盛衰有了清楚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預期當前局勢,會如何的演變。”趙國慶說。

王再興注意到,趙國慶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有一個很順暢自然的節奏感,不急躁,也不遲緩。趙國慶思考事情,兼具問題的全面性,與邏輯的周延性。隱隱約約之間,王再興覺得,趙國慶似乎已有古大臣之風了。

“再興,你先說說,中國歷史上的朝代,都是如何結束的。”趙國慶說。

王再興想了想說:

“不外乎三種方式吧。一是民不聊生,農民革命;二是權臣篡位;三是亡於強大的外族。”

“當然,朝代的滅亡絕不是單一的因素。通常是好幾個重大因素,都同時呈現。”

“譬如明朝與清朝,都是內憂加重了外患,外患又加重了內憂。禍不單行是一種乘數效應,內憂與外患交互激盪,政權就結束了。”

“朝代的覆亡,就好像是人老了,沒有調養好身體一樣。體質變弱,各種疾病都來了,不會是單一疾病的。”

“再興,什麼樣的問題,會導致政權體質變弱?“趙國慶問。

王再興想了一想說:

“東漢末年,有外戚與宦官的黨錮之亂;唐朝末年,有牛黨與李黨的兩黨之爭;北宋後期,有新黨與舊黨的兩黨之爭;明朝末年,有東林黨與閹黨的勢不兩立。當中央政府君權不振的時候,就會有黨錮之爭,耗盡國家元氣。”

“黨錮之爭,好比是二夥人在電梯裡用力扭打,電梯往復的上升下降。結果是電梯裡的二夥人打的兩敗俱傷,電梯只是上上下下移動,沒有往前行進半步。”

王再興繼續說。

“中國歷史上的黨錮之爭,從來就沒有過和衷共濟,截長補短,相忍為國的經驗。一向都是鬥的你死我活,導致國家走向了衰亡。”趙國慶呼應了王再興的看法。

“你是這樣的看台灣的嗎?”王再興問趙國慶。

“你覺得台灣的二黨政治,有帶動台灣的進步嗎?“

“你看中國大陸呢?”王再興說。

“中國大陸的發展軌跡很清晰。從滿清末年的幾近於亡國邊緣;到毛澤東的《獨立自主》;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和平崛起》;習近平的《中國夢》。我們國家發展的階段性是很清晰的,也很合乎唯物史觀的哲學性。”

“頻臨亡國邊緣的國家發展路線,必然有他的階段性與規律性。中國的國家發展,也不能脫離這些階段性與規律性。我們曾經企圖跳躍過這些階段性與規律性,結果失敗了。”

“改革開放之後的三十多年,我們依循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與規律性,實事求是的穩定前進,從《改革開放》到《三個代表》;從《和平崛起》到《中國夢》。我們的發展軌跡,從鄧小平以來,沒有搖擺。”

“我們的經濟發展,以三十多年的時間,取得了西方國家,花了二百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舉世側目。”趙國慶說,笑了笑。

“其他的開發中國家,規模比較大的,不論是印度,巴西,阿根廷,非洲的奈及利亞、還是中東國家如伊朗等,他們的經濟發展,都不如中國有成效。”

“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一個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最成功的楷模。這就是我的看法。”

“你是如何看台灣呢?”趙國慶說完了他對中國的看法,就問王再興。

“我是如何看台灣呢?”王再興不禁沉吟了片刻。

“台灣是個小地方。台灣的發展與變動,無可避免的,是以幾個大國為主變數,變動之下的應變數。台灣的變動,受到美國與中國很大的影響,這應該是無可置疑的。”王再興想了想說。

王再興讀的是統計,很自然的,王再興會從多變數函數,加上時間序列的角度,來思考與描述問題。

“哦,請繼續說。”趙國慶說,笑了笑,多年來的相交,趙國慶已經習慣了王再興的數理語言。

王再興是這樣的看台灣的。

過去的六十多年,在不同的時間段,美國與中國各有不同的政治與經濟政策,也有不同的美中雙邊關係。在這六十多年間,也發生過多次重大歷史事件。這些變動,都對台灣造成巨大衝擊。

1949年,蔣介石兵敗大陸,輸得十分難看。蔣介石到了台灣,痛定思痛,重新釐定治國方向。蔣介石的治國方向,是整頓軍務,肅清黨內派系,鞏固領導中心,戒除貪腐,振興經濟。

1950至1953年的韓戰,之後的1955至1975年的越戰,美國與中共成為兵戎相見的敵人。韓戰與越戰,拉遠了美國與中共的距離,也拉近了美國與台灣,乃至於台灣與日本的距離。在這一段期間,台灣逐漸發展成為美國後院裡的小工廠,源源不絕的供應各項廉價的民生製品給美國。台灣也成越戰美軍,在戰爭期間短期度假的樂土。

台灣經濟起飛的契機,要歸功於三個要素。一是二蔣政權的痛定思痛與勵精圖治;二是美國中國的敵對關係,所帶動的美台特殊良好關係;三是台灣人民的勤奮與努力。

當然,日本與台灣的友好關係,也是一個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大動力。

1976年,治國無方的毛澤東終於過世了。中國大陸一窮二白,未來何去何從,姓社還是姓資,黨內多有爭議。華國鋒任總書記的二年,是中國大陸的過渡時期。到了1978年,鄧小平復出掌權,中國大陸才確定了國家的發展路線。

1979年,中美建交,一方面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一方面台灣深受刺激,以力拚經濟來因應變局。

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經濟體質,還是十分的虛弱,對台灣不構成任何威脅。當時的台灣,蔣經國大權在握,決定以國家整體力量,來大力推動國家的建設與經濟的發展。

1988年,蔣經國逝世。隨之而去的是開明專制的強人統治,威權有效的中央政府,以及台灣經濟發展的黃金歲月。

蔣經國經濟政策與執政效能的影響力,在他逝世之後,仍然有餘溫與餘熱延續到90年代初。整體來說,台灣經濟發展的黃金年代,是從1960年代開始,一直到1990年代初蔣經國的餘溫餘熱消退殆盡為止。

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逐漸有了基礎。台灣的土地價格飆漲,工資攀升,生產成本不斷拉高。中國大陸的製造業,與台灣相比,已經有了很明顯的成本,原料,與市場等多方面的競爭優勢。

台灣的製造業廠商大量遷移到大陸,國外的資金也大量的流入大陸。兩相對比,台灣的經濟陷於停滯,大陸的經濟快速成長。

台灣的兩黨政治鬥爭,使得台灣的政府,無法有效率的運作。台灣所強調的,是沒有紀律的自由化,導致了媒體的大量開放,大學的無限制擴充。最後的演變,在台灣所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個無能的政府,一群無知的媒體,一個沒有良心義理的司法體系,以及浪費了巨大社會資源而又沒有成效的教育機制。

政府,媒體,司法,與教育,都是民主國家立國的根基。根基崩壞了,經濟自然是不可能好的了。

在台灣經濟的黃金時代,台灣的產品走向美國,走向世界的。台灣本身的市場狹小,台灣必須著眼於世界市場,面對競爭,迎接挑戰,經濟才能有發展。如果台灣只能著眼於鳳梨酥,咖啡店,花東的觀光勝景,台灣的經濟前景,自然是有很大的侷限性了。

想了想,王再興跟趙國慶這樣的說:

“我看台灣大勢已去。台灣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單一方面的問題,而是一個整體的結構性問題。”

“我看台灣這些大大小小的選舉,儘管在台灣內部吵翻了天,外人看來,恐怕都是「茶壺裡的風暴」吧。”王再興輕輕的搖了搖頭,很有感慨的說。

“茶壺裡的風暴?”趙國慶重複了一次王再興的話。

“「茶壺裡的風暴」的意思,是不管再怎麼鬧,事情的影響力,總出不了這個茶壺的範疇。“王再興嘆了口氣說。

“哦,你是這樣看的。”趙國慶看著王再興說。

“你在大陸是有些影響力的,你會怎麼看二岸的未來發展呢?“王再興問。

“再興,你記得在《紅樓夢》中,有首關於皇妃賈元春的讖語詩吧。”趙國慶說。

“哦。”王再興沒說話,看著趙國慶,等著他繼續說。

趙國慶看著王再興,慢慢的唸著到:

“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

“這是曹雪芹寫的,關於賈元春一生命運的讖語詩。”趙國慶說。

“最後的這一句話《虎兔相逢大夢歸》,研究紅樓夢的學者,眾說紛紜。對於這句話的正確解讀,一直沒有定論。”王再興說。

“我對於二岸關係的看法,就是《虎兔相逢大夢歸》、”趙國慶說,淺淺的笑了笑。

二個人都沉默了片刻。王再興沉吟了一下,若有所悟,端起了酒杯,向趙國慶敬酒。

“會是這樣子的嗎?”王再興說,把杯中的酒,一飲而盡。

“以後就會知道了吧。”趙國慶說,把酒杯略略抬起,抬到了眉心的高度,再把酒杯做了個45度角的傾斜,把杯中的酒,毫不遲疑的一飲而盡。

二人放下了杯子,彼此相顧,都已是臉泛酡紅。二人內心各有所思,但也是相視一笑,

二人似乎都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那句古話;

《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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