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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虎兔相逢大夢歸》2014/10/31



著名的歷史學家克羅齊,有句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不同的時代,看待歷史、解讀歷史、甚至是辨識認定歷史的真與假,都會因為時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一百年或是二百年之後的中華民族,看待中華民國,或是說台灣的這段歷史,與今天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看待自己的歷史,必然是很不相同。

就算是今天在台灣,不同的人,,基於個別出身背景的不同,成長經驗的不同,意識形態的不同;乃至於政治利益的不同,經濟利益的不同,看待自己的歷史,都會大不相同。

無論如何,百年之後的人,看待這段歷史,應該都會同意,中華民國是一個命運多艱的短命王朝。

中華民國的締造者,是充滿了革命浪漫熱情的孫中山先生。孫中山一心一意想把美國的政治體制,複製到中國。

中國是一個有千年中央集權歷史,人口極其眾多,資源十分有限,治理起來非常困難的龐然大國。孫中山無畏於實際上的困難,夢想可以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把中國轉化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王再興記得很清楚,有次他到瑞典出差,與一位瑞典國家科學院的院士科學家聊天。這位科學家,掏出了口袋裡的智慧型手機把玩,然後把話題一轉,談到了伊拉克。

“我58歲了,要我去熟悉使用這個小小的手機,我都覺得十分的難以調適。”

科學家用他胖胖的大拇指,略顯笨拙的滑動著他的智慧型手機說。

“我想,美國要伊拉克這樣的千年專制伊斯蘭古國,在極短的時間內,在毫無準備的條件下,就要去實行美國那套民主制度,它的困難度,應該超過我去學習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千萬倍吧。”

“這麼突然,又這麼劇烈的轉變,不亂才奇怪。”科學家繼續說。

“我不知道美國人在想什麼。我唯一的解釋是,美國就是要把伊拉克搞亂,才能得到美國的最大國家利益。”

“伊拉克越亂,美國越有藉口在伊拉克駐軍。美國在伊拉克駐軍,可以得到石油利益,軍火商利益,以及佔據伊拉克的戰略利益。伊拉克的戰略地理位置,有助於控制整個的中東,不讓俄羅斯與中國的勢力進入中東地區。”科學家院士說,笑了笑。

“是啊,你說的對。美國把伊拉克攪亂,也有助於猶太人與以色列的利益。美國基本上是控制在猶太人的手裡。猶太人的利益,就是美國的利益。”王再興點了點頭說。

孫中山滿懷夢想搞革命,卓然有成。一般的台灣教科書,都說孫中山推翻了滿清政府,建立民國。不過,實際上的狀況,不盡然如此。孫中山是政黨領袖,他的貢獻是把美國的這一套政治體制思想,介紹到了中國。孫中山的成就,在於他是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國的啟蒙者、與宣傳家。

孫中山的革命戰略思想,受到太平天國洪秀全起義很大的影響。孫中山認為,武力革命,應該要從中國南方開始。所以他的十次革命,都在南方的廣東、廣西、甚至雲南省進行。

湖北武昌辛亥革命起義,完全不是在孫中山,或是黃興指揮之下進行的。總之,武昌起義的成功,是個獨立事件,有點像是秦朝末年陳勝吳廣的揭竿起義。武昌起義之後,各地呼應,天下大亂。當時最具有軍事實力的,是袁世凱;最具有民主政治思想的指標性人物,是孫中山。

槍桿子需要有美麗的愛國理論思想來做包裝;夢想家需要槍桿子以實力相挺,才能實現夢想。所以,袁世凱與孫中山進行了合作談判。談判的結果,也十分的合理,袁世凱同意擁護民國政府;孫中山同意擁護袁世凱擔任民國政府第一任大總統。

追求夢想的,實現了夢想;追求權力的,得到了權力。談判的結果,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至少從表面上看來,是皆大歡喜。

袁世凱也同意,由他來負責終結滿清政權。

當時滿清政權的皇帝,是年僅六歲的宣統皇帝溥儀,垂簾聽政的是苦命的光緒皇帝的皇后隆裕皇太后。袁世凱以滿清皇室的身家性命為要脅,逼迫隆裕皇太后頒布了「宣統帝退位詔書」,滿清政權就此結束。

很多人喜歡罵曹操,其實曹操比袁世凱仁厚多了。曹操自己打下的天下,在漢獻帝劉協顛沛流離,幾乎斷糧的情況下,曹操迎劉協到許昌,終生奉劉協為皇帝,並以臣節事之,沒有逼迫劉協頒布「退位詔書」。袁世凱是利用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臨門一腳,逼迫滿清的孺子寡婦退位,自己奪得了國家最高權位。

所以,就史論事,如果沒有曹操,劉協的命運會更悽慘,也許早就亡故於荒郊。曹操對劉協其實不算太差,可是曹操老挨罵,我總覺得不太公平。

總之,關於推翻滿清的精準說法,不應該簡化為“孫中山推翻滿清”,而應該是“孫中山引進西方思想,成立政黨,影響時勢。最後袁孫合作,袁世凱推翻了滿清。”

要準確描述事實真相,需要使用比較冗長的句子。很多人不習慣使用冗長的句子,喜歡使用被刻意簡化的句子。歷史的真相,因而被誤導。

表面上的皆大歡喜,很難持久。因為表面上的和諧,完全無法改變雙方的基本分歧。袁世凱要的是號令天下的權力,孫中山要的是實現他的「美式民國」夢想。雙方的矛盾如此巨大,很快的就以兵戎相見。孫中山搞起了二次革命;袁世凱迅速出兵,敉平了孫中山的二次革命。

之後,袁世凱乾脆成立“中華帝國”,自己當上皇帝。不幸的是,一旦當上了皇帝,眾叛親離。袁世凱在即位102天之後,迫於形勢,宣告撤銷帝制。再二個多月之後,袁世凱在憂憤中逝世。

人生如夢。很多才幹不凡的人,一生逐夢。就在有意無意之間,似乎是夢想即將實現的時候,卻忽然發現,自己的美夢原來竟然是一場惡夢;或者是忽然發現,自己的大限之期,猝不及防,已掩然而至。

在那個初春的周末,紐約百老匯大街的咖啡座上,王再興就這樣的跟趙國慶發表感慨。

“袁世凱一生都想要攀上權力的高峰。他實現夢想,登基稱帝的那一天,就是他聲敗名裂,大限掩然而至的關鍵時點。”

“孫中山一生搞革命。革命,就是他的夢想。在他臨終的時候,他還不會忘記要斷斷續續的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一個人的性格與夢想,決定了這個人一生的命運。”王再興說,很有感慨。

紐約街頭,在春意繚繞的樹梢上,開著白色的小花。春風乍起,有的小白花,朵朵款款飄落在猶帶著點寒意的大地上。

“千年事、都消一醉。謾依依,愁落鵑聲萬里。”趙國慶看著街景,似乎也很有感慨的說。

孫中山搞革命,無畏於中國的國情,企圖在中國快速複製美國政治體制,當時很多的知識分子都表示反對。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梁啟超。梁啟超認為,中國有幾千年的君主制度,比較適合走德國、英國、或是日本的「君主立憲」的體制。

梁啟超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舊國體一經破壞,而新國體未為人民所安習,則當驟然蛻變之數年間,其危險苦痛將不可思議。不幸則亡國恒於斯,即幸而不亡,而緣此沮政治改革之進行,則國家所蒙損失,其何由可贖?”

梁啟超這段話語重心長,說的很有道理。

很不幸的是,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有一個盲點。就是實行君主立憲,所謂的君主是由誰來擔綱?難道是滿州韃子皇帝?奉韃子皇帝為君主立憲的君主,對於當時的社會思潮來說,很難接受。

所以,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與梁啟超的“君主立憲,穩定走向共和”的理念相對抗,孫中山“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粹與感性訴求,占了上風。

在袁孫合作的情況下,中華民國在1912年的1月1日成立了。其結果,果然是如梁啟超所預料的一片混亂。譬如說,如何選出國會議員?依據什麼法規。如何妥善公正執行?在無所依循,也沒有任何經驗的情況之下,所謂的民意代表國會議員,都是由地方勢力任意指派,或是由各方勢力分贓而定。地方政府一團亂,也很容易想像。

總之,中華民國是一個很怪異的民國政體。一個正規的民主政體,一定都會有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可是,中華民國一直到民國36年1月1日,才正式公布「中華民國憲法」。

同年的12月25日,訂為中華民國的「行憲紀念日」。選定在12月25日的原因,是因為當天是美國的聖誕節。大家可以藉口「行憲紀念日」,放假一天,慶祝美國的聖誕節。

民國38年,國民黨丟了大陸,跑到台灣。同年5月,中華民國在台灣頒布《戒嚴令》,等於是凍結了「中華民國憲法」。一直到民國76年7月,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憲法終於得以回歸有效。

換句話說,中華民國在民國成立的前35年,是連憲法都沒有的。憲法公布之後二年多,中華民國就丟了整個大陸。

之後,憲法被凍結了38年之久。等到憲法再度解凍,台灣的二蔣政權,已經接近尾聲。

簡單來說,中華民國在表面上,統治中國大陸這片土地有38年。實際上,根本就不曾在大陸實施過真正的「憲政體制」。

二蔣統治台灣時期,是《戒嚴令》時期,也不能算是實行《憲政體制》。到了中華民國憲法解凍的時候,中華民國的統治範圍,只限於台澎金馬,與中國大陸已經沒有關係了。

再換句話說,中華民國在想要實施真正的「憲政體制」之前,它在大陸的統治權,就已經結束了。

“再興,我們看歷史,也許可以把自己放在百年之後的位置上,來看待今天的歷史。

這樣來看歷史,很多事就可以看得更明白了。”趙國慶說。

在2014年初,王再興去了趟北京,在北京清華園參加了一個研討會。更重要的是,王再興知道趙國慶剛好在那段時間,會在北京主持一個會議。趙國慶說,如果王再興來北京,他可以請王再興吃個飯,大家好久沒見了,可以好好的聊聊。

王再興有個同學陳志毅,在台灣的政府任高官。知道王再興與趙國慶相熟,也知道趙國慶在習近平身邊的分量,就很慫恿王再興爭取機會,多多與趙國慶走動。最好有機會,能帶著陳志毅去認識趙國慶。

在北京,趙國慶果然安排時間,請王再興吃飯相聚。有好一陣子沒見了,趙國慶看起來沈穩內歛了不少,也顯得更加的有自信了。歲月在趙國慶的臉上,也留下了些深淺不一的印記與皺褶。

不過,畢竟是老朋友的關係,雙方寒暄數句之後,往日那種無話不談的、很熟稔的感覺,彷彿又重新回來了。

趙國慶喝了口酒,繼續說: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現在發生的,很多乍看很重要的事,將來看來,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王再興說,笑了笑。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人民在國共內戰時期,選擇了共產黨,拋棄了國民黨,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趙國慶說。

“你怎麼看待其中的道理?”趙國慶問王再興。

“你問的很好。”王再興說。

“我看事情,喜歡分析事情的基本面。”王再興想了想,一邊思考,一邊慢慢的說。

“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哲學,大概就是如古人所謂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中國人的生活哲學,著重於安居樂業。對於政治,沒有什麼興趣。”

“到了滿清末年,西方帝國主義,加上日本都在侵略與欺凌中國,給中國帶來了極大的苦難。”

“所以,大多數中國人所盼望的政權,是對內可以讓人民安居立業,對外可以力抗外族的侵略與欺凌。”

“至於政治體制是民主選舉,還是中央集權。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不太重要。大多數人會認為,那是形式上的東西,不是實質上的東西。”王再興說。

“所以,國民黨在大陸,雖然把三民主義喊的高唱入雲,在實質上,老百姓看到的是貪污腐敗,對外挺不起腰桿子。”

“我想這是為什麼當時的人民選擇了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吧。”王再興說。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趙國慶說,笑了笑。

王再興看著趙國慶熟悉的,而又略帶捉狹的笑容,彷彿又回到了80年代末期,他們在哥倫比亞大學初相遇時,「藍田種玉」趙國慶,與「御駕親征」王再興,二人口舌交鋒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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