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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我與歌手《羽泉》(四)》2017/2/10

在《最美》發片的1999年11月10日之後那段時間,陳羽凡與胡海泉兩人經常到公司走動。我記得在11月18日下午,我在公司看到了陳羽凡,還特地跟他說生日快樂。陳羽凡在幾天之後,接受媒體的采訪,還說到「公司的老闆看到他,跟他說生日快樂,讓他十分的感動。」

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很多藝人的感恩之言,大約都只是在當日有效。就像是報紙,只要是過了當日的時效,就成了拋置在後陽臺角落裏的垃圾紙,不值一毛錢了。

為了祝賀公司成功的推出《羽泉》二人組,在2000年中的某天,我邀請了公司的歌手,以及全公司的員工,到北京麗都飯店附近的麗都鄉村俱樂部度假。麗都俱樂部裏有游泳池、網球場、檯球桌、乒乓桌與各種各樣的健身設施,是當時很多派駐北京的外商高階經理人的休憩場所,俱樂部的環境很好。

這一天,陳羽凡的父親來了,胡海泉的父親與姐姐也從東北瀋陽來參與聚會。陳羽凡的父親很低調,沉默寡言。胡海泉的父親,是在瀋陽的一家報社工作,見到我,很熱情的與我握手寒暄。我記得他對我說:

「我對薛總的印象真是好極了,謝謝你對海泉的照顧。」

然後,他還送給我一本他寫的詩集,讓我帶回家欣賞。

那一天,麗都俱樂部十分熱鬧,公司員工在俱樂部中上下玩耍,人聲喧嘩,與一般外商高階人士,在俱樂部內活動時的優雅安靜,大不相同。麗都俱樂部的管理人員,大約都對此次人聲喧嘩的聚會,印象深刻。

去年,2016年八月,也就是距離那次聚會有16年之久了,我再度造訪北京。這次我一時興起,特地到麗都鄉村俱樂部去走走瞧瞧。我一進俱樂部,就看到了在前臺負責接待的李義輝經理。李義輝經理當下就認出了我,臉上的笑容很燦爛。

「薛先生,好久不見了。您看起來還是跟以前一樣,很好認的喔。」李經理說。

「是啊,臺灣天熱,我到呼倫貝爾草原避暑,順道在北京停留幾天,到處走走。」我說,

「我還記得您那次帶全公司到俱樂部來玩,還有幾位歌手。」李經理說。

「不好意思,那次實在太吵鬧了。」我說。

「沒事,玩的好就行。」李經理說,說話的時候,帶著北京人的爽氣。

「至於那次來的歌手《羽泉》,後來背信忘義跑了,我們打了好多年的官司。」我繼續說。

「嗨,這種事經常發生,您就別在意吧。」李經理說,笑了笑,露出豁達的神情。

我在李義輝經理的同意之下,進了俱樂部,看了看裏面的網球場、游泳池、檯球桌等。這次小小的懷舊之旅,加上與他友善的對談,讓我很有溫馨之感。

中國大陸人多,什麼樣的人都有。像李義輝這樣有人情味的人,其實也很多。臺灣很多人評論大陸,總喜歡一概而論。我常跟人說,看待中國,就要像是看待整個的歐洲一樣,很多事情,不能一概而論。

我曾經看到過一個研究報告,這個研究報告的論點,是在說明,「很多人對於財富的野心,會隨著他的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譬如說,一個年收入一萬元的人,會覺得他的收入到了二萬元,他就很「滿足」了;而一個年收入十萬元的人,會覺得他的年收入要到三十萬元,他才會「滿足」;至於一個年收入三百萬的人,可能就會覺得,他的年收入要超越一千萬元,他才能得到「滿足」。

我們都曾聽到一個寓言故事,說一個人要叫驢子努力拉車,就會在車子的前頭,吊著個胡蘿蔔。驢子要吃胡蘿蔔,就會不停的往前走。結果驢子在不自覺之中,就成了被人用來拉車的馱具。

我的一個朋友跟我說,很多人就像頭驢子,而吊在他前面胡蘿蔔,就是「名利之心」。他們在名利心的驅使下,成了個拉車的馱具。

驢子不停的拉車,卻永遠吃不到胡蘿蔔。很多人永遠在追逐名利,最後的結果,一方面是成了拉車的奴隸;另一方面,對於名利的虛幻追逐,又會永遠的覺得沒有如願。

我與《羽泉》所簽的歌手合約,包含了經紀約。也就是說,在合約的有效期限內,歌手的相關演出收入,公司與歌手,應依照合約所定的比例分配。這是一個在業界所公認的合理條款。公司在新簽的藝人身上,要做出巨大投資,而且並不是所有的新簽藝人都能成功。公司要做出巨大付出,也要承擔風險,所以藝人的演出收入要與公司分成,是合理的,不論在國內外都是如此。

在《羽泉》身上,「很多人對於財富的野心,會隨著他的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理論,確實是得到了驗證。《羽泉》因為簽約滾石,成功的推出專輯,聲名大噪,他們也非常快速的致富。大約在2002年左右,他們倆就在東二環邊,保利大廈對面的新建大廈,各自購買了一戶豪華公寓。在當時購買這座華廈的客戶群中,陳羽凡與胡海泉,是最年輕的兩位客戶。

這個情況,與他們在與滾石簽約之前,在《五月花》唱夜場,一個晚上只賺二三百元人民幣,可以說是雲泥之別。

當時帶領《羽泉》做宣傳的,是公司的員工袁濤。袁濤是一個狡詐無恥的傢伙,但是袁濤貌似忠厚,講話有些結巴子,所以一般的直覺印象,很難想象他是個奸滑小人,對他會少了些提防之心。

袁濤在帶著《羽泉》接媒體通告的過程中,慢慢的抓到了一些貓膩。在中國,很多事情有他的《潛規則》。這些《潛規則》,對於從境外來中國經營企業的人說,是防不勝防的。

公司的歌手與宣傳,跑到外地做宣傳,很容易就與外地的宣傳單位,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共犯結構。也就是說,外地的宣傳單位給了他們錢,他們不跟公司做匯報,就自行做分配,背著公司把錢給「吃」掉了。外地的宣傳單位或是媒體,也會做出承諾,絕對不會對外泄露,歌手與員工「吃黑單」的消息。

這樣的做法,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大陸的《潛規則》運作模式。歌手與員工結夥私下吃了黑單,就是為了要省得與公司分成。

當時因為互聯網的興起,以及大陸音像產品盜版的汎濫,唱片業的經營面臨困境。我在北京的任期,也因而增加了不確定的因素。

袁濤帶著《羽泉》吃黑單,越來越食髓知味。我聽到了一些風聲,想要搜集一些明確的證據,但是並不順利。

袁濤很狡詐,在這個時候,還特地跑來跟我哭窮。他跟我說,他姐姐在德國留學,經濟困窘,希望我能借錢給他。袁濤哭窮的目的,就是在假意表白,他沒有「吃黑單」,所以缺錢用。

我想如果能夠展現善意,使他有所節制,也是件好事。所以也就以私人名義,借了些錢給他。他也當著我的面,簽了借據。

後來,我逐漸搜集到了一些袁濤與《羽泉》吃黑單的證據。他們吃黑單的對象,包含了地方電視臺,譬如重慶電視臺;傳播製作公司;地方的演出公司等等。

歌手對外接單,一般都需要雙方先簽個合同。袁濤吃黑單的方式,一開始幾次是由袁濤,私下代表公司簽了合同。後來他們覺得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夠周密,很快的,他們私下所接的黑單,就由袁濤與陳羽凡、胡海泉三人共同簽字。有些他們三人所共同簽字的合同,我存留至今。

話句話說,歌手《羽泉》與公司的宣傳袁濤,已經形成共犯結構體,涉嫌觸犯「偽造文書」的法律了。

不過,問題是我只能拿到他們違法合同的影印本,或是傳真本。在大陸的《潛規則》原理運作之下,我無法拿到這些違法合同的正本的。在法庭上,法官是不認文件的影印本或是傳真本。只要不是正本,就不具法律效益。

當袁濤與《羽泉》知道我已掌握到一些證據,準備采取行動,他們就集體叛逃了。換句話說,他們不進公司,失去聯絡,但是在外照樣吃黑單。當時《羽泉》已是知名歌手,以他們倆的名義接單,是很有的接的。

而我在滾石中國總經理的任期,在此時已接近尾聲。

袁濤與《羽泉》集體違約叛逃,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私下接了兩個金額比較大的黑單。他們知道,這兩個黑單必然會造成滾石公司與他們之間的衝突,所以他們乾脆提前叛逃,同時開始與華誼兄弟公司接洽,要投靠華誼兄弟。

滾石與《羽泉》的約,是新人的合約。如果與華誼兄弟再談簽約,是成名歌手的合約。成名歌手的合約,可以談到比較優渥的條件。

至於這兩個大黑單,一個是美國摩托羅拉公司的手機專案的代言人合約;一個是上海美國通用汽車的代言人合約。袁濤很有可能是仿製偷刻了公司印章,簽了違法的「黑約」,然後陳羽凡與胡海泉再在「黑約」上做出聯署。

摩托羅拉的總經理陳永正先生,出身於臺灣。我經由朋友的介紹,與陳先生通了個電話,我說明《羽泉》作為摩托羅拉手機代言人,並沒有經過公司的同意,是違法的黑單。歌手已經叛逃,相關問題,公司正在處理中。陳總經理答復我,會即刻取消摩托羅拉與《羽泉》的合作。

至於《羽泉》與上海通用汽車的違法合約,我知道的比較晚。後來甚至在北京的公交車體,都看到漆上了《羽泉》幫通用汽車所做的代言人廣告。可見這是個很大的黑單。不過這個時候,我已經離開了滾石中國總經理的職務,通用汽車的黑單問題,我已不方便直接處理。

我相信,我所看到的、知道的,只是部分的黑單而已。

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向很看重一個人的品格與節操。南宋高宗時期的權相秦檜,是宋朝的科舉狀元,他的書法其實很好。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少人願意頌揚秦檜的書法。中國的知識分子,更喜歡的是蘇東坡與黃庭堅的書法。其原因就是知識分子們鄙夷秦檜的為人。鄙夷秦檜這個人,當然就不會喜歡他的書法了。

自從我知道《羽泉》在袁濤的慫恿之下,做出很多背信忘義的行為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興趣,去聽他們所寫的任何的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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