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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論「爭回抗戰話語權」(後記)》2015/7/17

我寫的「論爭回抗戰話語權」,有幾位讀友來函,表示了不同的意見。讀友們不同的意見,主要集中在二個方面。一方面是強調蔣介石國民黨領導抗戰的貢獻;另一方面是強調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游而不擊」,沒有抗日。

我想這幾位讀友的意見,與我文章中的論點,並沒有衝突。第一,我沒有否認蔣介石領導抗戰的貢獻;第二,我沒有特別推崇共產黨的抗戰功勳。

我在文章所強調的,是以下的這一段話:

「總結來說,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面對日寇滅亡中國的威脅,共同的愛國心、民族大義、以及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心願,領導了全國的抗日行動與決心,把各個版塊結實而有力的凝聚在一起。」

我是一個知識份子,從小喜歡看「閒書」。小時候看閒書,喜歡看歷史小說故事。後來我慢慢認識到,歷史小說中的故事情節,有很多都是偏離史實的瞎扯。我開始思考,與其閱讀一些瞎扯的故事,何不如去多多了解真正的歷史?

隨著年齡漸長,受了比較嚴格的邏輯思維訓練,有了豐富的社會經驗,對於人性,也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我再來看歷史的變遷,對於其中的因果脈絡,逐漸可以形成自己的觀點。

我受了西方科學精神的影響。所以,觀點要靠資料與證據。如果有更多更完整的資料與證據來支持不同的觀點,我也樂於修正我原先觀點的偏失。

記得有一次,我與女兒閒聊。我跟她談到了,真正歷史中的三國人物,與小說「三國演義」中的三國人物,在形象與歷史事蹟上的巨大差異,女兒聽得津津有味,最後問了我一句話,這句話問的很有意思,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女兒問:

「真正的歷史人物都是很真實生動的。為甚麼我們不去從真正的歷史中,去了解人物;而喜歡從虛構的小說中,去了解人物呢?」

當然,我寫文章的一些觀點,可能會與教科書的教材觀點有些差異,或者是說法會有不同。如果文章內涵都與教科書教材的觀點一致,我就沒有必要寫了。

我認為寫文章有二個重點,一是要「言之有據」,一是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據」是不能瞎扯;「言之有物」是要說得出一些有意思的東西。還有,我們看事情要全面。譬如說,對於抗戰,蔣介石有蔣介石的說法;毛澤東有毛澤東的說法;史迪威有史迪威的說法;李宗仁有李宗仁的說法;各個歷史學家有各個歷史學家的說法。這些說法我們都看過了,事情的真相,總是會清楚一些。

蔣介石領導抗戰,確實是十分的艱難。我可以引用黃埔一期的知名將領孫元良將軍的一段話,來說明中國的艱困處境。

孫元良將軍有個很有名的兒子,就是著名的電影明星秦漢。也許就是因為有個明星兒子,孫元良的話,有興趣聽的人會多一些。孫元良是這樣說的:

「當時中日兩國軍力的對比猶如一名羽量級拳手與一名重量級拳師對陣:敵人是頭等強國,有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而我們這個衰老的大國,海軍僅五萬噸兵船,空軍僅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僅有二百萬未受教育的士兵與不懂現代戰術的指揮官。雙方裝備之懸殊更令人吃驚: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支;但國軍每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我們的士兵往往在戰場上遭遇到敵軍坦克時,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種新式武器。

戰事一開始即發現傷兵無醫無藥,全國動員兵力三百萬至五百萬,可是只有步槍一百萬支,而兵工廠每月用來造兵器子彈的原料三百噸還要靠美國飛機空運輸入,製成的子彈,平均每個兵分得四發,包括機關槍子彈在內。史迪威將軍任美國駐華武官時,曾親見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個團,全團只有輕機槍四挺(按編制應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彈二百發,十分鐘就射完了。這個團與日軍激戰兩晝夜,死六百人,傷五百人,剩餘四百人奉命後撤。

在我親歷的八‧一三淞滬會戰中,國軍傷亡十八萬人,日軍傷亡僅五萬人。從整個抗戰八年來算,國軍傷亡官兵三百廿一萬,加上平民被空襲、被屠殺、逃難途中飢病力竭而斃者,共計傷亡三千二百萬人;而日軍因武器精良,死傷僅五十二萬人,它在我國領土作戰,加上其本土平民傷亡亦僅二百四十六萬人,與中國軍民傷亡相比,十三比一確係事實。」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也很肯定蔣介石的貢獻。黃仁宇強調,戰爭所拚搏的是國家的整體經濟力量、工業力量、與人民素質。抗戰時期的中國,經濟力量十分薄弱,毫無工業力量可言,人民的素質很低落。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能與日本做出長期抗戰,蔣介石的意志力,確實偉大。

至於共產黨的對日作戰,依據國民黨的說法,是毛澤東曾經提出「七二一方針」,就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其含意是,七分發展中共自身勢力,二分對付國民黨軍隊,一分抗日。不過,這個說法,並沒有可靠的依據。學者們認為,這個「七二一方針」的說法,是國民黨的宣傳。

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共產黨於8月22日至25日,在陝西洛川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洛川會議」中,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在抗日戰爭中的定位問題。

張國濤當時是中共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參加了「洛川會議」。張國濤後來與中共決裂,晚年在美國撰寫《我的回憶》。在《我的回憶》書中,張國濤寫道:

「他(毛澤東)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幸勝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根據地。

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央和八路軍應該絕對的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今後仍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藉口,予以推脫。」

至於「洛川會議」所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分別是:(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抗日戰爭,國民黨軍主要在正面作戰,共產黨主要在敵後活動,也有其條件因素。共產黨自1927年國共分裂以來,在軍事力量上一直處於劣勢。所謂的江西蘇區五次圍剿,二萬五千里長征,都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打著跑,沒有力量做正面的對抗。共產黨面對更強大的日本,更沒有力量從事正面作戰。彭德懷打了一次「百團大戰」,已經是卯足了力。後來日本在華北淪陷區,進行報復,展開全面性的、極其殘酷可惡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日本稱之為「燼滅作戰」。「三光政策」使得共產黨與淪陷區的百姓,吃盡了苦頭,受到巨大的創傷。

日本這個民族,在八年抗戰期間,充分顯示這個民族的卑鄙、殘酷、以及泯滅天良的侵略性格。

我目前所看到的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資料,並沒有說「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戰」。我看到的資料說法是「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就事論事,「領導抗戰」與「中流砥柱」的含意,畢竟是不同的。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8月9日凌晨,百萬蘇聯紅軍進入東北,蘇聯軍隊面對日軍,奮勇作戰,一路勢如破竹。8月15日,日本在美蘇聯手壓力之下,知道大勢已去,宣告無條件投降。中國共產黨趁機從日本東北關東軍、偽滿州國軍隊、乃至於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偽軍,接收了大量的軍備武器。共產黨得到了這些軍備武器,軍事實力大增,才具備了在1946年之後,與國民黨軍隊直接正面作戰的能力。

中國共產黨能夠順利接收多方面的軍備武器,也是因為他們的敵後工作很成功,替他們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在抗日戰爭中,出了很多很優秀、很愛國、很能打仗的抗日名將。譬如李宗仁、白崇禧、張自忠、傅作義、宋哲元、孫連仲、薛岳、孫立人、胡璉、劉玉章、關麟徵、方先覺等等。這些有才幹、能打仗的愛國將領,有的是「雜牌軍」,有的是黃埔系,但是他們都不是浙江籍,似乎都沒有辦法得到蔣介石的重用。

蔣介石的三大嫡系心腹,陳誠、胡宗南、湯恩伯,都是浙江鄉親,都是手握重兵的方面大員,可惜都不具備堪當重任的軍事才幹。

唐太宗曾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回顧中國近代史,從對日抗戰,到國共內戰,我們分析思索其間歷史變遷的因果脈絡,對於「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道理,應該可以得到更為深刻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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