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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淺盤子邏輯(二)》2014/8/8

鐘擺邏輯:

很多社會上的邏輯,都是鐘擺邏輯。

鐘擺邏輯,就是看事情的邏輯,會像鐘擺一樣,從左擺到右,又從右擺到左。先從一個極端,擺到另一個極端;再從那個極端,又慢慢的擺了回來。

有一段很長久的時間,蔣公中正是《民族的救星,世界的偉人》。教科書上是這樣的說,政府的各項考試所公布的標準答案,也是這樣的說。後來,兩蔣時代結束了,台灣變天了,蔣公中正從神壇上跌了下來,變成了二二八事件的元凶,白色恐怖的殺手。蔣公似乎也成了外省人在台灣的原罪根源。每年的二二八,馬英九都要為蔣公的「罪愆」,而深深的鞠躬道歉。

每一個事件,都有他的社會背景與時代因素,也就是所謂的social contexts。坦白說,我不認為,二二八是外省人的原罪;我也不認為,二二八代表了本省人受到了外省人的欺凌迫害;很多的所謂二二八受難者,未必就是無辜良民。我當然不認為,馬英九還有必要,年年鞠躬道歉,好像都是他的錯一樣。有些事,一旦你不停的認錯道歉,大家就自然沒完沒了的認為,都是你的錯了。

我認為,道歉到某一個程度,也就可以適可而止。德國納粹蓄意殘殺了那麼多的猶太人,在1970年,德國總理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一跪之後,大抵上,也就代表了一個道歉行為的句點。句點之後,更重要議題,是如何攜手前行,邁向更和諧美好的未來。

蔣公歷史地位的評述,就是一個「鐘擺邏輯」的案例。蔣公就是蔣公,他自己其實一直都沒有變;可是評述蔣公的邏輯,卻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的變遷。就像是個鐘擺一樣,從一個極端,擺到了另一個極端。我相信,這個鐘擺,還會再隨著社會的變遷,繼續慢慢的擺動。

我在年輕的時候,對蔣介石的評價很差。我對他評價很差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他把大好河山給搞丟了,顯然代表著他本身有很多的問題。再一方面,他喜歡搞個人崇拜,加上特務橫行,經常織人入罪,這些都令我有很大的反感。

不過,很多年過去了,我對蔣介石的看法,也有了「鐘擺邏輯」。我現在看蔣介石,多了些正面評價。我認為,蔣介石確實是有些「非常人所能及」的長處。

蔣介石歷經要職,軍務倥傯。我們可以想像,他的生活,必然是十分忙碌。但是,他每天寫日記,一直到他年邁不能執筆為止,長達57年之久。蔣介石的毅力,實在是「非常人所能及」,令我由衷的敬佩。

蔣介石的毅力,在國難當頭時期,發揮了極為重大的作用。中國自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以來,每次面臨國外的軍事壓力,都是以割地賠款來做終結。不論是中英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都沒有例外。後來,在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輕易佔領廣袤的東北地區;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日本大概也以為,根據過去一百年的經驗,日本只要打個二下子,中國就會割地求和。

當時中日雙方的軍事實力完全不成對比,中國居於絕對的劣勢。我近幾年來,看了些史料與照片,才注意到當時的國軍士兵,很多都是穿草鞋,一人只能配到5發子彈,糧食也嚴重不足。以這樣的條件,要與日本的現代化軍隊進行戰爭,是萬分的艱難的。

蔣介石的毅力,在這個時候,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力。很多領導人,不具備這種毅力。譬如國民黨的革命元老汪精衛,前一年還在喊口號「抗日必勝,建國必成」,第二年就投靠了日本,成立傀儡政府,當了漢奸。

1944年,日本發動「豫湘桂會戰」,攻陷貴州獨山,進逼貴陽,重慶岌岌可危,是抗戰以來,最艱困的時候。在這個時候,蔣介石考慮的是遷都西康,繼續抗戰到底。平心而論,蔣介石以他堅強的毅力,領導抗日到底的功勳,是不應該被磨滅的。

蔣介石也有他遠大的眼光與智慧。我認為,至少有二件事,可以看出他的眼光與智慧。

第一,蔣介石一直就認為共產黨是他的心腹大患。在共產黨還很不成氣候的時候,蔣介石就處心積慮的要「消滅共匪」。最後事實證明,蔣公確實很有遠見,他的真正心腹大患,確實是共產黨。日本軍閥沒有把他打跨,最後,還是「共匪」把他打垮了。

第二,早年蔣介石的文告,經常會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當時把這個說法,看做一個笑話。到了今天,西元2014年,是剛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十四個年頭。我才發現,「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句話,還真的不是個笑話。蔣公在這麼多年之前,在風雨飄搖山河破碎之際,就有這樣的眼光與見識,實在是「非常人所能及也」。

一個社會,就像一個人一樣,在某些階段,都會有情感上的執迷。記得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晚上在草坪上,看著美製軍刀機,拖著長長的白色氣流尾巴,飛越過長空黑夜。一群小學生,仰望美製軍刀機,對於美國的國威,無限嚮往。在那個時代,美國就等同於人間天堂。

時代變了,美國的天堂印象,也在不知不覺中,光環漸退。我們現在看美國的「邏輯」,也與以前大不相同。以前,只要是美國的,就是對的,就是好的;現在多了些質疑,也多了些比較。

情感上的執迷,使得邏輯鐘擺,做出了有力的偏執擺動。一直要到時間流逝,情感的執迷消退,邏輯的鐘擺,才會回歸到一個較為平和中庸的位置上。

濫情邏輯:

最近台灣高雄發生了氣爆事件,有些市民受到無妄之災。有政治人物說,「台灣人民欠高雄市民一個道歉」。台灣立法院要進行議事討論,有的政治人物就說「現在還要討論經濟問題,真是《冷血》」。

我同意氣爆事件是一個極大的不幸,但是我實在不認為,台灣人民如我,「欠高雄市民一個道歉」。就像是街頭如果發生了意外車禍,是不是我們台灣人民都該做出道歉? 如果真要如此,我們每天都要忙著道歉,什麼事都不用幹了。

在邏輯上來說,高雄氣爆事件,我完全沒有介入。在責任上來說,應該與我完全無關。政治人物說,「台灣人民欠高雄市民一個道歉」,代表我也需要向高雄市民道歉。這類語言,只有濫情的意義,沒有任何邏輯上的意義。

政治人物以濫情的口號,利用社會災難,製造浮濫的悲情情緒,從中謀取政客的政治利益,十分的可惡。有部分的人,被這類表面上的濫情所迷惑,而不知道這類語言,在邏輯上是荒誕的。

我認為,這類政客極端的可惡。他們所習慣使用的語言,只有濫情,沒有邏輯。浮濫的使用這類濫情語言的後果,是在不斷的製造各種各樣更多的問題,而沒有解決任何的問題。

很不幸的,台灣社會上,有太多這類的濫情邏輯。華爾街日報日前刊登「臺灣自甘落後」(Taiwan Leaves Itself Behind)的評論。台灣的濫情邏輯,對於「臺灣自甘落後」,功不可沒。

沒有邏輯的邏輯:

還有很多的說詞,是屬於「沒有邏輯的邏輯」。在這類說詞中的原因與結果,其實是毫無關聯。

台灣的教育政策,似乎是要企圖降低明星學校的光環。有些說法,甚囂塵上。我經常在報紙的讀者投書上,看到諸如此類的說詞;

“台灣的明星高中(如建中),教育出了只會死讀書的學生。”

“因為明星高中的學生很優秀,所以在明星高中教書的老師,可以偷懶。不需要好好教學,學生考大學,也一樣可以考得很好。”

這些說詞,都是「沒有邏輯的邏輯」。簡單來說,都是「胡說八道」。在邏輯上來說,能進明星高中,相對而言,需要比較好的分析能力,記憶能力,領悟能力,讀書習慣,甚至家庭教育。這些特質,不等同於死讀書。

我是建中畢業。建中固然有少數死讀書的同學,但是真正的優秀同學,絕對是思考敏銳,觸類旁通。很多優秀同學,都具備了多方面的才華。把明星學校的的學生,與死讀書劃上等號,只能說是說這句話的人,昧於事實,邏輯不通。

至於明星高中的老師「很好混」,也是「沒有邏輯的邏輯」。在明星高中任教,要接受學生的挑戰,教的不好,很容易被學生看不起,也就很難再混下去。我認為,在後段班學校教書的老師,相對來說,是比在明星學校「好混」的多了。

當然,一個有志氣的老師,更在意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要進明星高中當老師,不是為了好混,而是為了追求教學相長之樂。這又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了。

有趣的是,我經常在報紙的讀者論壇上,看到一些讀者投書,毫無邏輯,報紙也照刊不誤。我想,這也許反映出了一個可悲的現象,就是報紙的編輯,本身就沒有邏輯觀念吧。

上個世紀,改變歷史的資訊業奇才賈伯斯(Steve Jobs) 就主張,每一個大學生,不論主修什麼學科,在大學的第一年,都應該有一門必修課,專寫電腦程式,其目的就在於訓練學生的邏輯。沒有邏輯,就沒有分析能力;沒有分析能力,就無法做出好的論述,自然就無法具備良好的決策能力。

賈伯斯以邏輯為重的觀點,我非常同意。邏輯是科學的基礎,也是理性解決問題,推動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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