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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鼎《論法家儒家思想與企業管理(二)》2013/3/1

2.法家商鞅與儒家孟子

一般所謂的法家學派人物,包含了鄭國的子產,齊國的管仲,魏國的李悝,秦國的商鞅、李斯、還有理論大師韓國的韓非。

這些法家人物,都不是書呆子,都具備了很高的治國才幹。在春秋戰國強烈競爭的時代,他們的治國成效,卓然可觀。如果我們認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治國成效來評價法家與儒家,很明顯,法家可圈可點,儒家乏善可陳。

法家的治國理念,是以君主為首,建立法制,法制必須公正。所謂的「公正」,代表二個概念。「公」代表法律條文與司法過程要公開;「正」代表要平等,也就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法家實事求是,沒有「崇古」的想法。法家人物不認為,越古老的東西就越好。在《史記.商君列傳》中記載,商鞅與秦國守舊派大臣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曾進行過一番激辯。商鞅完全批駁了甘龍與杜摯的「崇古」思維。

甘龍認為「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意思是說,治理國家要遷就目前的情況,不要做太大的變動。依照慣例辦事,會使社會安定。在社會安定的前提下,治理國家,才會「不勞而成功,吏習而民安之」,效果才會好。

商鞅的看法不同於甘龍。商鞅認為,如果真正要強國,就必須做出大幅度的變革。

商鞅跟秦孝公說:
「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商君列傳》

「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的意思,非常清楚。商鞅求新求變,堅決反對「崇古」的治國思想。

法家的商鞅,與儒家的孟子,約略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商鞅輔佐秦國孝公,而孟子為魏國惠王獻策。在《孟子.梁惠王》篇中,孟子曾多次向魏王獻治國之道。魏國的國都在大梁,所以,梁惠王就是魏國的魏惠王,大梁就是天的開封。

當時秦國與魏國是在直接對抗的狀態。簡單來說,商鞅輔佐秦國,孟子輔佐魏國,秦魏兩國相互對抗。

在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魏國的開國初期,在魏文侯與魏武侯的治理之下,魏國是天下一等強國。當時魏國與秦國發生戰爭,多次擊敗了秦國,取得秦國黃河以西的土地。秦國感受到到極大的威脅,深有亡國之憂。

後來秦國逐漸轉強,魏國逐漸變弱。秦魏相對實力的急劇變化,就發生在秦孝公與魏惠王時期。秦孝公重用商鞅,經過二十年,秦國成為一等強國。秦孝公與魏惠王,之後再度發生了戰爭,秦國大敗魏國,秦國奪回了河西地。魏惠王被迫遷都,避開秦國的鋒芒。

自從秦孝公與魏惠王的強弱易勢之後,魏國再也無力與秦國抗衡。魏國終至於為秦國所滅。

換句話說,法家的商鞅造就了秦國的強盛;儒家的孟子,為魏國提供治國之道,結果是造就了魏國的衰亡。

商鞅變法強國的政策,涵蓋了農業、土地、軍事、政治、刑法等各個層面,非常的具體。約在戰國末期,有一本著作《商君書》。書中記載了關於商鞅的言行思想與治國之道,此書流傳至今,可為佐證。

相對來說,孟子的治國之道,十分迂闊,空泛的口號多於具體的施政之策。

商鞅的下場,非常的值得同情。他為了自己的施政理想,得罪了很多人。最後他終於證明了,他的「變法可以強國」的理論是正確的;但是他也為了實現他的理想,而悲慘的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太史公司馬遷在他的《史記.商君列傳》中,說商鞅是「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此外,司馬遷還給了商鞅一個「天資刻薄」的評價。「天資刻薄」的「刻」的意思,是刑罰深刻;「薄」的意思是薄於仁義。司馬遷的史觀,是一針見血,切中要點,司馬遷的文采,是以簡馭繁,斐然成章。司馬遷的史學與文學成就,實在是令人感佩。

在一個老化而無效率的政治體制中,主政者要想致富圖強,就必須作出大幅度的變革。要徹底實行大幅度的變革,必然會傷害到既得利益的權益。最後,既得利益與權貴人士,如有機會一定會採取報復行動。主政者難免會因此而付出代價。

變法改革越成功,積恨越深。一旦失去靠山,改革者的下場可能就越悲慘。《老子》中,有所謂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歷史變化中的很多事,都是禍福相倚。商鞅故事,可以做為千年之嘆的一個典範。

我認為,商鞅對於中國的影響至為深遠。商鞅的治國之道,以及他對於中國千秋百世的巨大影響,我在《好讀》上,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商鞅對中國的深遠影響》。

孟子提供給魏惠王的治國理論,在《孟子.梁惠王》篇,做出了說明,是「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事實證明,孟子「仁者無敵。王請勿疑」的治國理論,完全經不起歷史的考驗。

我對孟子評價不高。我認為孟子邏輯不好,說起話來,理不直而氣壯。孟子罵起人來,沒有風度,也不講道理。孟子的治國理論,不紮實,只是在大聲的喊口號。

我們可以來看看,孟子是如何謾罵,他的前輩思想家楊朱與墨子: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

楊朱的著作,都已亡佚,所以我們看不到他寫的書。但是我們大概知道他生在亂世,不想介入政治。楊朱主張「全生保真」,不想管太多的外務。楊朱主張「為我」,只想盡心盡力的過好自己的生活。

孟子就罵楊朱「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墨子代表的是貧苦大眾,他主張「兼愛,非攻,尊天,明鬼,節用,薄葬,尚賢」。其實墨子的思想,很有耶穌基督的博愛,以及社會主義的平等元素。

以今天的觀點來說,墨家學派代表的是社會勞苦大眾,儒家代表的是資產階級。譬如說,儒家主張守孝三年。社會勞苦大眾,怎麼可能三年守在父母廬墓之旁,不去努力工作?所以墨家主張「節用,薄葬」,沒有守孝三年的說法。墨家主張「尊天,明鬼」,也是代表了貧苦大眾的精神寄托。

孟子就罵墨子「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最後,孟子又惡狠狠的把楊朱墨子放在一起痛罵,說楊朱墨子「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楊朱「為我」,為什麼就是「無君」?墨子「兼愛」,為什麼就是「無父」?楊朱與墨子,因為「為我」與「兼愛」的理論,就變成了孟子口中的「是禽獸也」?孟子罵人,言辭犀利,但是缺乏邏輯,沒有道理。

如果孟子認為,有「兼愛」思想的人就是「禽獸」,那麼今天的基督徒,包含耶穌基督本人,都是「禽獸」了。

被孟子罵為「禽獸」的墨子,也崇尚科學。整體而言,墨子學派的思想,與今天的基督教很類似。墨子學派有組織,以今天的話來說,是有「地下黨」組織的社會主義學派。因為墨家學派有組織,所以漢朝要消滅墨家。墨家學派被煙波了,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很大的損失。

孟子的人品也有問題。在《孟子.梁惠王》中記載,有次魏襄王約見孟子,孟子談完話出來,就跟別人批評魏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魏襄王誠心誠意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可能還給了孟子優厚的酬勞。孟子在背後說魏王的壞話,這個做法,不夠厚道。

魏襄王問孟子的問題是,天下如何才能安定下來。孟子的回答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意思是說,只要國君「不嗜殺人」,就能統一天下。

史學大師顧頡剛先生指出,在出土的周朝文物《盂鼎》上,刻有金文。金文上清楚說明,西周時朝的王殘忍嗜殺。絕對不是像這些「崇古」儒家學者所說的,西周古王是多麼的仁厚。孔子與孟子都一致推崇周武王的伐紂,是仁義之師。孟子說武王伐紂,是「聞誅一夫紂矣」。事實上,史書上的記載很清楚,武王伐紂,是血流漂杵,死了很多很多的人。

孟子這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理論,與史書所記載的史實完全相悖。我懷疑,孟子這個人根本就不讀書,每天到處夸夸而談,是今天臺灣電視名嘴的開山老祖宗。

孟子在中國的地位原來不高。到了南宋朱熹之後,孟子的地位,才不斷上昇。到了明清,孟子成為中國的「亞聖」,《孟子》這本書,被列為國家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

孟子在漢唐不受重視,到明清卻成了聖人。孟子的地位不斷提高,似乎是代表著中國人的邏輯觀念越來越退化,看事情的角度越來越不實際。伴隨著孟子地位的攀升,中國的文化力量日趨衰落。

3.守株待兔的故事

法家的理論大師韓非,說了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原文如下: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韓非子‧五蠹》

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守株待兔」的故事。

韓非認為,我們應該面對現實,好好幹活,不要把希望放在空妄的想像中,期待好運會從天而降。其實這個寓言故事的重點,是在批判儒家學說。韓非認為,要以堯舜之政,來治理當時的世道,「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就像是「守株待兔」一樣的不切實際。

有趣的是,我們在學校裏常常說到「守株待兔」這個故事,卻不曾提到這個故事的原意,是法家的理論大師韓非,在批駁儒家「崇古」的治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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