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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行者《媽媽的新工作》2013/10/4

從我記事開始,媽媽就一直在鄉下當農民。

由於媽媽是一九六六年高中畢業的「老三屆」,在我們生產隊甚至整個大隊的農民中屬於最高學歷,她的工作有過很多次變動。

據媽媽後來回憶說,她們畢業那一年,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全國,並沒有像以前的同學那樣領到正式的畢業證,而是留在學校等待分配,期間她所就讀的洞口縣第三中學老師力量嚴重不足(原因是大部分原來的老師都被打倒了),她和一些成績優秀的同學就客串起初中部的老師來。而隨著運動的進一步擴大和深刻,害怕被鬥爭、受牽連的媽媽沒有堅持下去,而是回到鄉下老家務農,直到一九六九年初從唐家寨嫁到我們竹山灣,繼續修理地球。

有過當老師的經歷,媽媽此後多次成為區裏五七中學、公社初級中學、大隊聯合小學的代課老師、民辦老師,據她說我兩三歲的時候就是在學校裏渡過的。但不知是何種原因,她的老師工作總是不長久,每次最多半年,有時兩三個月就再次回到家裏老老實實當農民。對於這段歷史,我年齡太小,沒有一點印象,只是後來從父母和爺爺奶奶的口裏得知,大隊的一些領導幹部搞小動作,藉口我們家裏已經有一個吃國家糧的爸爸了,說好事不能全讓我們家占著,總是在關鍵時刻卡住不肯放行,徹底抹殺了媽媽成為正式老師的可能。

在生產隊當農民,媽媽顯得有點鶴立雞群,她的能力不僅僅體現在所有的農活都拿得起放得下,更體現在強過一般人的計算、邏輯、管理等方面的能力。雖然大隊有人卡著不讓媽媽成為脫產的正式老師,生產隊卻沒有讓媽媽的才能荒廢,我清楚地記得,她先後擔任過青年隊長、記工員等生產隊領導職務。記工員一職,雖然嚴格說來不算領導,但既需要公正辦事,又需要牢牢記住每一個人每天做了什麼事,做了多久事,還要在每一個月對每一個農民的工分進行累加,每年進行總結算,當時沒有計算器,全生產隊連算盤都只有一個,全靠心算和筆算,一般人確實承擔不了。擔任記工員,仍然要像其他人一樣每天出工做活,等大家放工回家了,媽媽就要憑記憶把全隊農民的工分記在一個大記錄本上,等於每天要增加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工作量,而做這份額外工作,最初是沒有報酬的,後來才按月加記二十分工分作為補償。

在我讀三四年級的時候,媽媽迎來了一項新的工作──當接生員。

農村婦女生小孩,以前並沒有專門的接生人員,大多是當婆婆的幫媳婦燒一鍋熱水、準備一些包裹孩子的衣服被褥了事,有的甚至是產婦自己一個人忍著疼痛打理,只有碰上難產,才會跑去請一些年長有經驗的老人充當「穩婆」,許多大人和小孩因此失去了生命。到了新中國,每個大隊都配備了一個接生員,平時像其他人一樣出集體工,哪家婦女懷上孩子了,家裏人向接生員報個信,她抽個時間去查看和詢問一下情況,推算出大致的臨產日期,囑咐一些注意事項,讓家屬等某個時候出現某種症狀了再來喊一聲,然後帶著接生的一些器具去那家。承擔這份工作,也許生產隊會統一計算一些工分,也許產婦家裏會送一些小東西以示感謝,好像並沒有別的什麼報酬;而讓媽媽擔任接生員,除了她文化水準高的因素外,主要原因是原來的接生員年紀大了,而在大隊一些老年人眼裏,媽媽待人和氣、工作細緻,是擔任接生員的最佳人選。

要擔任接生員,首先便是到縣醫院接受一段時間的培訓,媽媽把我們兄妹幾個託付給奶奶看管,背著沉重的行李出發了,她到底學習了多久,學習了什麼,我們無從得知,反倒覺得媽媽不在家,頭上少了一個緊箍咒,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培訓之後,媽媽又在公社衛生院跟了一段時間的班,然後回到院子裏正式承擔起接生員的職責。我的感覺,從此以後,媽媽經常會在晚上收工以後到大隊其他院子裏去,大部分是去巡查,原來的接生員年紀大不願意走動,有鄉親懷孕了,產前最多去看一趟,然後必須等家屬來喊才會去接生;我媽媽新接手,既有新手的生澀,更有新手的熱情,只要哪家有懷孕的婦女,她完全按照接生員規範至少每個月去探訪一次,遇到胎位不正、孕婦身體不適等情況,兩三天跑一次也經常出現。她這樣熱情地奔波,對我們的生活看起來沒有大的影響,弟弟這時候跟著爸爸在綏甯讀小學,家裏只有我帶著年幼的妹妹,特別是我家的房子建在山邊,後山時時有各種響聲,心裏總是十分地害怕,只能早早把大門緊緊地關好,做好家庭作業呆呆地等待媽媽早一點回家。碰上哪個孕婦要生產或者情況比較複雜的日子,媽媽可能會忙到半夜三更才回來,我甚至會坐在凳子上睡覺了都不知道。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媽媽的接生工作越來越熟練,全大隊的老年婦女和孕婦、產婦都交口稱讚的時候,她卻生出了一種莫名的害怕:因為接生和巡查工作大部分要在晚上收工後進行,而我們的家鄉是典型的丘陵山區,每次必須經過大大小小的山丘,其中有不少地方顯得偏僻陰森,雖然作為一個接生員,說起來是見慣了生死、掌握了生死,媽媽卻一直對鬼神之說心有餘悸,總害怕哪個墳堆或者哪個角落裏蹦出一個鬼魂來。這個時候,我被賦予了「驅鬼」的重要角色,媽媽每次出去巡查,都會把我帶上,說是小男孩陽氣高,孤魂野鬼們見了都會躲著走。

過了大約兩年,媽媽的接生員升級成為半脫產的「赤腳醫生」。原來,我們大隊只有一個赤腳醫生,就是那個曾經啟發我自製鋼筆的堂舅鄧集松,可能是實在忙不過來,也可能是人們生活水準有了提高,看病就醫的要求也增加了,或者是上面縣裏和公社有硬性規定每個大隊必須配備兩名赤腳醫生,已經具備初步醫學知識與技術的媽媽是當然的人選。成為赤腳醫生的歷程和當初成為接生員沒有太多的區別,只是培訓和跟班學習的時間更長一點。成為赤腳醫生以後,媽媽的工作卻真正地有了大的變化,因為這項新工作是半脫產的,大隊有一個醫務室,最初設在竹山灣的對門院子劉大衛爺爺建的那棟大瓦房裏,這時已經搬到長塘沖院子的生產隊隊部,中間是一個大曬穀坪,西面是一口山塘,南面是幾座民房,也是我們院子往長塘沖院子的必經之路,北面是生產隊的倉庫,東邊一溜平房,大隊代銷店、醫務室、碾米房都設在這裏,媽媽成為醫生後,這裏就是她的工作場所之一,除了農忙季節,她每天都到這裏來,或者坐堂等待病人上門,或者背著一個藥具箱跑到大隊的某個院子去為農民診治疾病,有時還會帶著一個個袋子跑到遠遠的大山裏去採摘各種草藥。

媽媽的這項新工作,一直持續了很多年,即使是後來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她仍然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醫生,直到鄉村醫療基本私有化之後,她才為了避免和親友競爭(除了鄧集松一家繼續在家鄉行醫之外,隔壁石寶沖院子的堂舅劉大高也在附近行醫,和媽媽共一個祖父的堂舅劉憲章,從縣城醫院退休之後,也在原公社所在地李家渡開了一家診所,其子女也多從事醫務工作),才放棄了醫生這項工作,只是偶爾為自家的雞鴨等小動物喂幾粒藥打幾針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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