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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洵《評論歷史人物和事件應看前因和後果》2017/6/30

前些時,被臺灣政府眷養了許多年的天安門學運領袖之一的王丹,在離臺去美前,拋下了一句對民進黨的評語,說民進黨搞臺獨卻又不敢流血革命,根本是搞假的。這使我回想起當時學運的絕食總指揮柴玲在面對記者訪問時,和記者的一段對話。柴玲是淚流滿面邊哭邊說的,場面十分感人。我先是被柴玲的哭訴深深感動,但聽到後來覺得她說的越來越不像人話了,「王八蛋」三字經不禁奪口而出。

現在我把檔案資料找出來,相信你們看後也會和我一樣罵三字經的。柴玲當時不顧多數人的反對,發起絕食運動,自任絕食運動的總指揮,她在廣場上的廣播中表達了必死的決心。

下面請看柴玲稍後在記者訪問中和記者對話的實錄。柴玲淚流滿面邊哭邊訴的說:「如果政府能忍心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我把這些話到廣播站說了。我說我願意作絕食的總指揮,而參加這個指揮團的惟一資格,是在同學們犧牲之前,你願意首先犧牲自己,來使更多的同學們活下去。」

柴玲在面對美國記者金培力訪問時哭著說:「有時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我不值得為你獻身!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時,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時,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團結起來。但這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

記者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柴回說:「我想我不會的。」記者再問:「為什麼呢?」柴回說:「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個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是這樣想,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我自私?」

當六四天安門學運發生時,有許多評論柴玲的文章,說好的把她捧為活的自由女神,說不好的批評她是叫別人去拚命,自己去逃命,不顧別人的死活。我以為像這樣的去評論歷史和人物,是犯了一刀切的毛病,柴玲真的沒有錯嗎?鄧小平真的喜歡用軍隊去屠殺在天安門抗議的群眾嗎?

猶憶我在國內讀中學時,歷史課本上把明朝的崇禎皇帝說成是一個憂國愛民的好皇帝,把滿清對中國的統治說得一無是處。但後來多看了些歷史書時,才知道崇禎亡國是咎由自取,他剛愎自用,察察為明,對臣下刻暴寡恩,動輒施以極刑,自壞長城,他到臨死時還說「朕非亡國之君,乃眾臣誤朕」,不知道自己錯在那裡?滿清統治中國後,為了立威鎮壓反抗,乃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以及大興文字獄等不顧中國人民死活的暴行;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的勵精圖治,使中國人民享受了一百多年超漢邁唐的太平盛世也是不應抹殺的事實。

我年青時滿腔熱血和滿懷理想,投身為革命軍人,但在多瞭解世事之後,已對革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轉變,認為革命者是以暴力奪取政權,他們當政後如果也不好或甚至更壞,那只不過是以暴易暴而已。遠者且不去說它,即以中國近世的兩次大革命來說,滿清被革命推翻後,中國人民遭受了數十年的軍閥剝削(民國初年時,四川的軍閥向人民徵稅已徵到了民國四十幾年)和內戰之苦。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成功後,人民在毛澤東的統治下更遭到了千萬人頭落地和餓死的慘境。但現在的中共政府,勵精圖治,國力不只是超漢邁唐,也已遠在滿清康雍乾三朝最盛之時之上了。

革命要能成功,時勢是重要因素。儒家喜歡說「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大道理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中外歷史上有許多王朝的君王昏瞶殘暴,官吏貪汙腐化,可說是已失盡人心,但只要他們還能掌控有效的軍隊和特務,即使有「得人心」的聖人出世,也得不了他們的天下;一定要等到他們的腐化已失去了有效的軍隊和特務,革命者才有成功奪取他們天下的可能。

所謂的「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認真來說,也只說對了一半。我以為只有時勢能造英雄,英雄是造不了時勢的。在文化大革命時,有人問毛澤東,如果魯迅還在,他會怎麼樣?毛回說,他會在牢裡繼續寫作。所以假定有比毛澤東更為英雄的人物生在毛澤東有效暴力統治的時代,或現代民主自由和富強的美國,他們會有革命或「造反」成功的可能嗎?

當年袁世凱權勢正盛時,有人勸他何不趁勢取滿清王朝而代之?袁回說,滿清統治中國已近三百年,正如一棵大樹盤根錯節,根基深厚,硬推是推它不倒的,一定要待這棵大樹已經從根爛透了,那時才可趁勢將它一推就倒。

現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先進國家的治安人員,對人民的安全忠告,是要他們在暴徒的刀槍指脅下要懂得自保之道。美國有句俗話說:「做一個活著的膽小鬼好過做一個死去的英雄(To be a live chicken is better than to be a dead hero)。」其實中國民間也有類似的諺語,像「好漢不吃眼前虧」和「識時務者為俊傑」等。但在喜作聖人之言的人眼中,這類話說都是有負面意義的,他們認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應要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寧折不彎的精神。多年前,華府發生一樁劫匪在一個批發店槍殺華人店主父子兩人的慘案,店主是軍人出身,父子兩人是在和劫匪搏鬥時中彈身亡的,在這種情況下逞強送命值得嗎?

毛澤東曾說過,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他們不滿現實,但也沒有革命的勇氣。也就是說,這些人不會像無產階級的人那樣可輕易的被共產黨煽動得去為他們無產階級的革命大業去拚命。所以我以為,柴玲當時之錯不在她叫別人去拚命,自己去逃命,(歷史上許多革命領袖其實都是如此,否則他們那能留下性命去稱王稱帝。)而是在她沒有能認清時勢,見好就收,以致讓參與在天安門抗爭的群眾遭到了共軍的鎮壓傷損。但現在如果還有人不顧現實,看不清時勢,硬要唱高調,鼓動別人去當英雄,說甚麼義之所在,也應明知不可而為之,要有不惜拋頭顱,洒熱血的勇氣,去和暴虐的統治者作慘烈的鬥爭,以革命推翻暴政,這種說法就是再叫別人去拼命送死,那才是真正的不顧別人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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