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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洵《1949年我經過的白色恐怖和劫難》2017/2/17

1949年初,在青島的海軍軍官學校奉命遷往廈門,全校學生分載在兩艘中字號的坦克登陸艦上。當抵達廈門後,我們學生漸從可靠的耳語傳言中得知,政府的情治人員在兩艦離青島前及時破獲了一個「匪諜案」,有人策劃,要將兩艘滿載海軍官校學生的軍艦劫持開到「匪區」去,好險,我們差點就要成了「共匪」的海軍。(照片一和照片二)


照片一:我在海軍官校時的學生照。


照片二:時在青島的海軍官校奉命遷往廈門,數百名學生分載在兩艘坦克登陸艦上,擁擠不堪。

與家人失去聯絡 情緒低落 影響學業成績

在廈門的那半年中,我們學生的情緒都很壞,我在校的課業成績原是頗為不錯的,但在那一個學期裡,我的成績一落千丈,差點降級。

校長訓話 要殺雞儆猴

有一次校長(原校長魏濟民將軍在遷校時被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軟禁了)在操場對我們訓話說,如果在我們中間抓到了「匪諜」,就要在這個操場上殺給我們看,聽得我們毛骨悚然。(照片三和照片四)


照片三:前立者為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旁立者為海軍官校校長魏濟民將軍,他在官校遷廈門時,被桂軟禁,差點性命不保。


照片四:中立者為校長郭發鰲准將。他原為中央(陸)軍校八期生,後轉為海軍電雷學校一期生。他在陸軍時已升為少將了,回海軍時改敘為海軍上校。我進入海官校時,他為海官校學生總隊的上校總隊長。遷廈門時,魏濟民校長被桂總司令軟禁,他乃由學生總隊上校總隊長,升為海軍官校的准將校長。

星期天放假前校長在操場上念了一個有數十位同學的名單

另有一個星期天,校長在校閱我們後宣佈,下面念到名字的同學請站出來。他念到的名字有數十位之多,大多是同學中的佼佼者,也有些較差勁的同學在內。當時我心想,這些同學可能是要受到獎勵或懲罰的。

在名單裡被叫到名字的好友要被送去「受訓」

從操場解散後即放假,我去電影院看電影,看到一半時,有同學到電影院來找我,他叫我趕緊回學校去,有我的一位好友要離開學校了,趕回去或可見他一面。我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就急急趕回學校,只見操場上有兩輛大卡車,上面裝滿了同學和行李,我的那位好友也在車上。我正想上前去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有位同學在後面將我一把拉住,叫我不可前去和他打招呼。隔天,區隊長對我們說,那些同學們正在某地受訓,匆促中沒有帶齊日常用品,和他們要好的同學可買些日用品諸如牙刷、牙膏、肥皂、毛巾、和英漢字典等,隊長可以帶給他們。我就買齊了那些東西,準備交給區隊長帶去。

另位好友怪我沒有政治警覺

這時我的另一位好友知道後對我說,「你怎麼一點政治警覺都沒有?此時你還敢送東西去給他!特別是這裡面有全是文字的字典,很容易引起你可能用字典作密碼,和他暗通消息的猜疑的。」我聽了他的話,沒把字典送去,後來那幾位熱心照顧被抓去「受訓」同學們的區隊長們(比我高三班的學長們),沒多久也突然在我們眼前消失不見了。

一年後,有部份「受訓」的同學回到學挍降級復讀

我的那位好友和部份被帶走的同學們,一年後回到了學校降級復讀。他們的左手肘上多了「誓死反共」四個藍色的刺字,那是他們在反共先鋒營受訓時,集體刺字表示向政府效忠的表記。多年後,曾為國府參謀總長的劉和謙海軍上將左手肘上也有這四個刺字,他是高我四班的學長,當年他班上同學幾乎全部進了反共先鋒營受訓。那時反共先鋒營的主任是阮成章,他的弟弟曾和我是海軍官校的同班同學。阮成章後來曾任海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和調查局局長。

調查局長阮成章曾頒給謝長廷二十萬元獎金

阮於調查局長任內,曾於1982年頒給謝長廷二十萬元獎金,以獎勵謝對調局的卓越貢獻。謝對此事一直無法向民眾解釋清楚,已被施明德標簽為「臺奸」,認為謝是因為出賣了同志而得獎的。

遷左營途經汕頭時我們差點被陸軍某部隊「抓壯丁」

在廈門的學期結束後,我們即上船要遷校到臺灣的左營去。當我乘的那艘軍艦因另一任務駛抵汕頭泊於港內時,同學們聽說汕頭的皮箱又好又便宜,紛紛上岸去買。我也去買,忽有同學跑來叫我們立刻返艦,說是有從前線撤退的國軍某部隊正在某些街上「抓壯丁」(補空缺)。那天如果叫我們返艦的同學沒有及時找到我們,有不少人很可能就被抓去當壯丁了,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共軍進了汕頭我們還不知道 炮彈碎片險些打中我

後來,當我艦起錨要離開汕頭港時,我們很多人都留在甲板上透氣,突然從岸上打來好幾發開花砲彈,當時一位搭艦赴臺的老百姓被彈片擊中倒下,他和我相距還不到一呎,我卻亳髮無傷,可算天幸!

到達左營官校時立被安檢

當我們抵達左營港時,有多輛大卡車將我們載送到海軍官校的大操場,有人命令我們將所有行李都搬下來,說要檢查。我當時心想,可能是要查我們是否有帶私貨,所以心裡很坦然。但檢查開始後,重點不是私貨,而是私人的書信日記等,這時我就開始緊張了。因為我有一紙箱的書籍,其中有不少是宣揚共產主義的禁書。當檢查人員叫我打開紙箱時,我的心都差點從口裡跳出來。

雖然我是反共的,我看那些禁書只是想對共產主義多些瞭解,但此事如何說得清楚?我想這次我是在劫難逃了。多虧老天又再佑我,那位檢查人員見我紙箱內都是研究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及國民黨史的書籍,所以他只翻到一半就不再往下翻了;如果他再往下多翻幾本書,我的紙箱就要圖窮匕現了。

漏網之魚又自己跳回網內

但另一位同學就沒有我幸運,他本已通過檢查了,叫他站到檢查過的同學一邊去,他卻自己心虛,偷偷的從軍帽裡摸出一張小紙條正想另作處理,突然有一隻手從他背後把紙條一把搶去,那位同學也就因此被帶走了。在那次的突擊檢查中,有多少同學被帶走,我不清楚,因為大家都避談此事。

我天真的要去自首曾和「匪區」的父親通信

此後沒多久,隊長對我們宣佈說,有些同學仍在和「匪區」的親友們保持通信連絡,這些都已在他們的掌握之中,為免將來發生不必要的麻煩,請和「匪區」的親友們仍有通信連絡的同學自動向政治指導官報告說明,自動說明者不會有事,若隱匿不報者則將會後果嚴重。那時家父透過臺北的一位親戚,由香港轉來一信給我,我也經由那位親經香港給我父親寫了回信,我乃準備去向隊上的政治指導官報告說明。我的一位好友知道後對我說:「你別傻了,他們如真的甚麼都知道,還會來這一套?」我聽了他的警告,沒有去「自首」,事後發現,當時老老實實去「自首」的同學們,都被政治指導官在他們的個人資料上記上了一筆。而同學中平日喜歡發牢騷罵政府的人也都被記錄在案,這些資料對他們畢業後的工作分派,有著一定不利影響(不派艦職,甚至根本不派職務,名曰「附員」)。

我們同學幾乎人人都罵過政府當局

事實上,當時我們都是熱血青年,見那時政府各種腐惡的現象,幾乎人人都曾對政府發過牢騷、開過罵,區別只在是否被人打過小報告,有否被記錄在個人資料裡。其中幸者安然無事,不幸者則上了黑名單,重則被帶走關起來,輕則被冷凍擱起來。所幸者,當年遭不幸的同學們最後大都獲得了平反,像劉和謙學長還升為海軍上將,做到參謀總長這個最高的軍職,其他很多位遭過不幸的同學也升到中將職位。

上述這些我親聞、親見和親身在一九四九年內經歷過的往事,每一件事,甚至其中每個枝節的轉折,對我和我的許多海軍官校的同學們來說,都可說是生命中的劫數,過得去時有驚無險,過不去時輕則傷身,重則喪生。那些往事雖已事過多年,我還能清楚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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