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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墓碑‧卷上》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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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繼繩《墓碑‧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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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讀書櫃《典藏版》,感謝guinness參照原書整理校正過。

勘誤表:
谷/穀 (墓碑‧卷上 mPDB 2011/2/25)
征/徵
喂/餵
剌激/刺激
數字改為中文

谷/穀 (墓碑‧卷上 mPDB 2011/2/18)
征/徵
呆/待
數字改為中文

作者簡介

楊繼繩,湖北省浠水縣人,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教授、《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現居北京。

內容簡介

《墓碑: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中國大饑荒紀實》一書分為兩冊:《各地情況展現》和《綜合專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從1958年至1962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餓死了三千六百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估計為四千萬上下,餓死人數加上飢餓而少出生人數共計七千多萬人,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災荒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巨災,也是人類當代史中最為慘痛的空前大悲劇。

究竟這是一場天災還是由「人禍」所造成的大災荒呢?官方對此或含糊其詞,或有意掩蓋,竭力淡化這一歷史事實。然而,劉少奇當年曾對毛澤東說過:「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可是,時至今日,在中國內地仍未能見到有一本紀錄這一場大災難的信史問世。

本書作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他窮數年之功,跑遍了當年災難最嚴重的十幾個省份,親自查閱無數公開或秘藏的檔案與記錄,訪問當事人,反覆查證,以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數易其稿,真實地再現了這段慘絕人寰的人間痛史,並以大量的事實和數據,條分縷析造成這場大饑饉的主因並非天災,而是在氣候正常的年景,在一個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和平發展年代裡所發生的慘劇,作者還深刻地指出,這個中國當代史上的大饑荒的成因及結果,也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本書篇幅宏大,材料豐富,許多史料乃為首次披露,內容震撼,觸目驚心,有令人不忍卒讀之概。現在還活著的五十多歲以上的中國人對這場大饑荒應還記憶猶新,這是一本承載了許許多多老百姓的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為那三千六百多萬受難者所立下的紀念「墓碑」之墓誌銘。

※※※

【評論一】真實記載大饑荒全景圖(徐友漁撰)

作者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利用自己的新華社記者身份和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當事人、同行和朋友的相助,使他有可能與掌握情況的前任官員面談,閱讀到嚴格保密的檔案材料,這一切使得《墓碑》一書全面、真實地記載了全國大饑荒的情況。

提到中國的大饑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和信陽。《墓碑》詳細記錄了以信陽地區為重點,下至縣、鄉、村,上致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況,比對、分析了各種資料和方法之後,得出結論說,河南餓死人至少為三百萬,信陽一個地區餓死人一百萬,占該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肅總人口只有一千三百萬,全省餓死人數在一百萬以上。死人比例最高的在通渭縣,將近三分之一,百分之七十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 。當時被派遣去解決「通渭問題」的一個幹部回憶說,他們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沒有力氣或顧不上埋葬死人,他們不怕死人怕活人,因為活人想吃人。

四川歷來號稱「天府之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在大饑荒年間死人最多,達到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之所以難於準確估計數字,是因為四川省委在當時就從政治上控制人口統計工作,命令上報死亡數字多的地區「重新調查」。四川是全國飢餓時間最長的省份,其最高領導人李井泉善於揣摩毛澤東的心意,對於極左躍進的做法堅持不降溫,並大量外調糧食,以證明政策正確,形勢大好,他以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晉陞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安徽鳳陽以農民逃荒要飯聞名,這個不到四十萬人的縣,三年大饑荒餓死九萬人,將近四分之一。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鳳陽縣委一九五八年上報指標八億斤,實收一億六千斤,國家強力徵購佔百分之四十三,造成農民缺糧斷炊,一九五九年產量為一億八千斤,上報為四億斤。安徽全省餓死的人在五百萬到六百萬之間,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在安徽毫縣,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出現了人肉市場交易,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賣人肉。

在大饑荒年間,發生的許多事,今天看來匪夷所思,有些看起來是笑話,但著實令人辛酸。一九六○年春,甘肅定西地區農村斷糧,地委書記卻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在搜刮糧食的過程中,通渭縣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一九六○年冬,河北省委決定農民口糧為每天四兩(舊制,相當於現在的二兩半),省委負責人說:吃四兩的是馬列主義,超過四兩的是非馬列主義。隨後,省委提出「吃四兩,曬太陽」的口號。《墓碑》的作者說,人不能進行光合作用,曬太陽怎能頂得上吃糧食?

餓死人總數和大饑荒原因

三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是一個人們一直關心,引起激烈爭論和眾說紛紜的問題。

在《墓碑》之前,不斷有中外研究者綜合各種材料和資料,估算出餓死的總人數,大致說來,其數值在兩千萬到四千萬之間。而新老左派則挖空心思地攻擊這些資料,費盡心機而又拿不出根據地辯稱這些資料偏高,是對毛澤東本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醜化。他們的狡辯包含了一個殘忍的邏輯,似乎餓死的人如果低於某一個數字,就是正常的,就可以接受,就說明毛澤東沒有錯。其實,我們可以取最低數的十分之一,質問左派們:難道你們認為,餓死兩百萬人就是天經地義的?

楊繼繩在比較、分析了各種方法和資料之後的結論是:在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三千六百萬,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四千萬,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七千六百萬。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科學、可信的數字。

為什麼會發生全國性的大饑荒,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從《墓碑》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這些原因。

由於大躍進的浮誇,全國各地都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一九五八年宣佈糧食總產量為七千五百億斤,以後統計的數字(還有虛誇)為四千億斤,實際產量基本與上年持平,但徵購數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其結果就是從農民的口糧中硬挖硬擠。

要完成高徵購指標,農民必須把口糧、飼料、種子搭進去,在完不成徵購任務時,上級部門認為農民在搞瞞產私分。各地普遍用對基層幹部撤職、開鬥爭會、毒打、勞教、逮捕等方式強迫交糧,被打傷、打死的幹部和農民不計其數。鬥爭會上有這樣的問答:「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大躍進了。」「人民公社優越不?」「優越。」「那你為什麼不拿糧食?」

還有這樣的口號:「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證明,每畝產量可以達到三萬九千斤,這為反瞞產私分提供了「科學論證」。

根據毛澤東的喜好和宣導大辦公共食堂,是造成農民餓飯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本書作者根據資料分析認為,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減少一半。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就是前兩個月吃飯不要錢,大吃大喝,然後鬧饑荒的過程;就是強迫農民入伙,統一用糧,沒收鍋碗瓢盆,誰家冒炊煙抓誰,使農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的過程。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肚皮」,幹部掌握了讓誰吃飯和不讓誰吃飯的權力,同時得到多吃多佔,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幹部濫用權力使餓得快死的農民雪上加霜,他們派民兵圍、追、堵、截,設卡抓捕,不讓農民逃荒,斷了饑民的最後一條求生之路。

駁斥官方的狡辯和謊言

中共領導面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慘劇,編造出大饑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謊言,把罪責推給老天爺和蘇聯,長期以來,「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成了中國人回顧大饑荒年代的口頭禪。《墓碑》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有力的批駁。

作者引證權威的氣象資料和權威的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是正常年景。所謂正常年景是說,中國地域遼闊,每年發生天災在所難免,但這三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他年份嚴重。作者還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並不存在正比相關關係,|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一九八○、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這十一年的成災面積都超過一九五九年,但並沒有出現饑荒,而且其中有九個年頭糧食產量超過了上一年。

對蘇聯的指控是說他們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實行逼債。《墓碑》指出,蘇聯政府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發生在一九六○年下半年,這時中國的大饑荒已經發生一年有餘,而且專家合同與科技合同與農業和糧食產量並無關係。至於逼債的說法,沒有任何文獻、資料能證明。恰恰相反,蘇聯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提出,為了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蘇方以貸款方式向中國提供一百萬噸小麥和五十萬噸蔗糖,而中國政府不要小麥,只接受蔗糖援助。中國對蘇聯的債務是提前償清的,但這並不是因為蘇聯逼債,而是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

書中引用中國外貿部長一九六一年的講話說:「由於我國最近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一九六○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一九六一年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造成了一定困難。但是,蘇聯同志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蘇聯政府同意我們一九六○年貿易業務中的欠帳在今後五年內分期償還,並且不計利息。還提出不計利息現在借給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由中國以同等數量歸還。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

在大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以巨額資金和物資援助一些國家,其中許多國家的生活水準大大高於中國。在農民大量餓死的同時,大量糧食被用於出口,一九五九年與一九五七年相比糧食減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創造糧食出口歷史最高記錄,這個數量夠二千四百五十萬人吃一年。

一九六○年,在大批農民餓死之際,當局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這一年餓死人最多,而國家尚有幾百億斤糧食庫存。

左派辯解說,大饑荒是因為下面的幹部亂來,中央和毛澤東並不知情。對此,本書有一條最重要的披露:一九六一年,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匯總後得知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閱後命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事後周還追問是否銷毀了,在得到肯定答覆後才放心。

當毛澤東得知信陽發生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時,他說事件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是反革命復辟,對勞動人民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解決辦法是實行民主革命補課,這導致對基層幹部大規模的鬥爭、撤職、逮捕。

還有人辯解說,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也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本書引證官方出版物說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譜記載了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十七種。另一位知情人說,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高,建議毛不吃豬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間,各地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別墅、賓館豪華程度超過國賓館。

《墓碑》分析了大饑荒的制度背景,作者在全書始終把這種制度稱為「極權主義制度」,這說明作者的認識是到位的。

※※※

【評論二】沉重的墓碑

(一)

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的新著《墓碑》於今年(2008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這是一部長篇調查報告,約一百萬字,詳細記述了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饑荒的史實。

對於這場大饑荒,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劉少奇又對鄧力群說:「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但大饑荒過去四十多年了,中國還沒有這樣一本書出來。這一段歷史始終含糊不清,幾千萬亡靈魂歸無所。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楊繼繩義不容辭肩此重任,決意將這一曠世歷史災難寫下來,以警後世。為寫此書,他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走訪了大量當事人,包括當年的大小官員、饑荒的倖存者、及見證人。他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的各級檔、檔案、會議紀錄、談話紀錄,及各種地方志、縣志,也參閱了許多專著、統計資料等。經十多年辛勞,收集了近千萬字的資料,終於寫成了這部巨著,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

必須指出,在這場大饑荒中,大量的死亡發生在農村。中國的城鄉雙軌制下,當時佔百分十幾的城市人口仍能得到有限的糧油供應,城市餓死人不多。故話語資源稀缺而苦難深沉的農民往往被時代所忽略。楊繼繩出身農村,父親也死於這場饑荒,有切膚之痛,由他完成此一歷史使命實在也是某種必然。

先前讀到過香港作家倪匡對此書的介紹,他希望更多的人們能讀這部書,以瞭解歷史真相。但又勸諭人們不要輕易去讀此書,因怕一般讀者在心理上難於承受。雖然有倪匡「預警」,當我真正讀到此書時,還是難於承受錐心之痛,幾番掩卷,不忍卒讀。

飢餓而死是一種漫長的痛苦過程,它對人的肉體、心靈是極其殘忍的折磨,摧毀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倫、良知和尊嚴,然後才是生命的死亡。

老實說,在看到此書之前,我對當年大饑荒的認知還是相當有限的。尤其對饑民相食的事,以為是極其個別的現象。但此書記述的大量事實,說明當年吃人的事件相當多。作者引述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的話說,當時人吃人的紀錄全國至少上千起。作者採訪紀錄的此類事件,資料詳實,證據充分,時間、地點、當事人姓名一應俱全。讀來令人毛骨悚然。當然,因為這一歷史事件本身的悲劇性、嚴肅性,作者只能以極其嚴謹的筆法,作冷靜客觀的記述,文字辭藻盡可能樸實簡潔。故不能寫得文彩飛揚,是寫史的另一筆法。

作者在上篇著重介紹了全國大饑荒中其中十二個省的情況,是為詳寫。這十二個省是他一一實地考察過,並詳細閱讀過檔案資料的,寫得相當具體。對他沒有實地考察的其他省份,則根據通過各種管道查閱的資料,在書中作了介紹。對書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資料,都詳實註明來源、出處,有些還配有照片,真實可信,無可質疑。

作者在前言中說,書取名《墓碑》,一是為他那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四是如果因寫此書而遭至不測,也算是為自己立個墓碑。他說,我立的這塊碑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相當明確,就是要讓世世代代記住這場災難,永遠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二)

這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由於主要當事人已離世,原始統計資料已銷毀,應該說難於得出完全準確的數字。中外人口專家們計算出來的數字有所差別。作者參照了各種資料,認為死亡人數應不低於三千六百萬人。

作者曾採訪了當年在公安部負責人口統計的王維志及其時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對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送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周恩來看到後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於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這才放心。

因此,人們再也無法看到大饑荒中與人口死亡相關的統計資料。但現在看來,就是此一份統計資料也未必完全準確。因為當時各級官員害怕承擔政治責任,都盡可能隱瞞或少報餓死人口。

後來的人口學者、人口專家們用以研究的資料,主要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統計年鑒》,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編的《中國人口》叢書等。

這種計算方法涉及到統計學等多種專業,複雜而繁瑣。作者在書中列舉了大量的統計表和各類圖表。一般讀者要完全瞭解較為困難。只能看看他們的計算結果。大體上,他們是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與1959年前三年,及1961年後三年的人口數字、出生率、死亡率作比照。因為死亡率包括自然死亡與非正常死亡,所以要從中相對科學的計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餓死人口),有一定的難度,專家們計算的結果也會出現偏差。

作者自己的計算結果,較接近中國學者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1993年出版)、曹樹基(見《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王維志(見《關於解放後我國總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長人數差數情況》)的計算結果,認定死亡人數約為三千六百萬。

這也只是一個比較保守的數字。如果以一些中國官員自己作的統計,三千六百萬這個數字顯然是偏低的。如前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著文說,四川省在大饑荒中餓死一千二百萬人。而專家們的計算是約八百萬人。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下放安徽勞動,認為安徽餓死五百萬人,而專家們的計算結果為兩百六十萬人。薄一波曾說山東省餓死三百萬人,而專家們計算的結果為一百八十四萬人。或許這些官員們提供的數位有他們的根據,但專家們只能以手頭的資料為依據,計算出比官員們所說低得多的死亡數字。儘管專家們知道這些資料並不那麼準確(如上所述,地方官員們怕承擔政治責任,往往隱瞞或少報死亡人口)。

這些數字都是中國體制內的專家學者統計出來的。一直以來許多人總是有個誤會,以為60年代大饑荒的死亡人數都是「西方敵對勢力」或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編造出來的。事實並非如此。

三千六百萬個生命意味著什麼?這相當於幾年前兩個澳大利亞的人口總數。是1945年美國投放到日本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口的四百五十倍;或相當於日本在中國南京大屠殺中殺害人口的一百二十倍。這個數字也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死亡人數(一千多萬),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死亡人數(約四千多萬)。也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近代史上記載的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死亡人數為一千萬人,已經是歷史最高紀錄。

1998年諾貝爾學獎得主阿瑪蒂亞寫道:(中國60年代)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紀錄以來最大的一次饑饉。

這還不包括在大饑荒三年間全國減少生育的三、四千萬人口。

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一堆數字。我知道有許多人對這樣的數字早已無動於衷。然而這堆數字背後是多少慘絕人寰的悲劇,多少個人及家庭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多少千萬堆的森森白骨。

今年(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八萬多人罹難。中華舉國悲痛,全民哀悼。但有幾人記起大饑荒死去的三千六百萬生命?有多少人為他們慟哭流淚?

(三)

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得到的資訊都認為,這場大饑荒的主要原因是出現了三年特大自然災害,加上當時的「蘇修」逼債。連《墓碑》作者本人對此也曾經深信不疑。

但作者後來經深入調查研究,查看了這些年間的大量原始資料,發現以上這些說法與事實完全不符。

先看看所謂的自然災害。作者曾先後五次到國家氣象局向專家求教。經他們幫助,找到了許多相關資料。其中最主要的有高素華主編的《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北京氣象出版社,1993年),及金輝的《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

高素華的這本圖集是中國農業氣象學家根據1951──1990年間分佈在全國350個氣象點站資料作出的分析。其中當然也就包括1958年至1961年間的詳細氣象資料。

而金輝先生提供的資料圖表,是國內許多著名氣像水文專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歷年的水文氣象檔案資料編製的。詳細紀錄了1895年以來80年間全國各地的旱澇情況。

作者在《墓碑》一書中大量列舉了這些資料。同樣,這都是些相當複雜繁瑣的圖表、數位和專業用語。而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1958 年──1962年間根本沒有出現特別的災害性天氣。如果與別的年份作比較的話,這幾年堪稱是風調雨順。

當然,中國幅員遼闊,地理氣象條件複雜,每一年中,總會有某些區域出現程度不同自然災害。可以說是無一年無之。而在資料中顯示,以大饑荒三年間所遇自然災害作比照,則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等等年間的受災面積都超過這三年。

再說,在通常情況下,即使局部地方出現災害糧食歉收,以中國地方之大,一般都能自行調適,以豐補歉。中國有俗語說是「湖廣熟,天下足」。又說是「四川熟,天下足」。可見這種調適餘地是很大的。歷史上,除非出現特別嚴重、遍及全國而又持續時間特別長的自然災害,否則都不會大量餓死人。

再看看所謂「蘇修」逼債的情況。作者對此查閱了大量相關檔,證明根本沒有蘇聯逼債的紀錄。研究中蘇關係的專家、北京大學教授沈志華也在其著作中指出,他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記載蘇聯曾經向中國逼債(見《援助與控制:1950年代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歷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

中蘇間的關係是從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初期逐步惡化的。一直到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才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並陸續撤走他們的專家。

而蘇聯撕毀的這些專家合同與科技合同,與農業生產毫無關係。更主要的是,此時中國的大饑荒已經持續了一年半,大量的民眾已經餓死。將大饑荒的責任推給蘇聯逼債,毫無事實根據。

相反,沈志華教授還在資料中發現,蘇聯為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主動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食糖。但中國政府沒有接受小麥,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這筆貸款為3.296億新盧布。

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貸款總額為66億舊盧布(折為14億新盧布),中國是在1964年自己主動提前一年還清的。提前還清是我們為了面子,並非是由於蘇聯的壓力。

必須指出的是,在這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國政府還拿出大量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別的「兄弟友好」國家。1964年12月31日,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自豪地宣佈:在困難時期,我們不僅基本還清了外債,「我們還拿出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在大饑荒最嚴重的1960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外援機構,數額也在這一年激增。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總額為35.5億元。

事情非常清楚,造成這場大饑荒的原因,不是自然災害,也不是蘇聯逼債,而是人禍。是中國政府1957年以來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食堂化等等一系列違反自然規律、違反人民意志的錯誤方針政策(包括對農民超限度的強徵糧食),造成了這場大劫難。

不幸的是,在赳偏救災的過程中,又一錯再錯,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沒有及時扭轉錯誤路線,饑荒遂繼續惡化。而在全國實行的專制統治也阻斷了民間自救之路,各地基層幹部派民兵持槍攔截饑民逃荒要飯,認為這是給社會主義抹黑。這也加劇了死亡。

當時執行的封閉政策,更對外部世界封鎖消息,拒絕國際社會救災。可以想像,如果能像現在的北朝鮮那樣接受國際救援,情況將會緩解很多。

對這場人禍,劉少奇在1962年中共中央七千人會議上,承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也被迫在會議上勉強做了檢討。劉少奇處在當時的位置上,不能不顧及各種利益關係,尤其是考慮到毛澤東的面子,他說這句話顯然是有所保留,打了折扣的。實際情況全是人禍。

但劉少奇因為這句話,得罪了毛澤東,惹下了大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慘遭整死。至少,這是個關鍵的起因。據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肚子氣。也就在此時開始,毛澤東決定除掉劉少奇。

據許多專家考證,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動因之一。

(四)

事情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中國的變化,足可以「天翻地覆」來形容。不管存在多少社會問題,不管貧富如何懸殊,社會已經進步,物質生活水準更是大大提高了。要承認的一個事實是,無論人們擁有多或寡的財富,肚子已可以吃飽了。在城市,已出現肥胖問題。有的農村也出現賣糧難現象。

同是這片天,同是這片地。而現在的耕地面積已比60年代減少很多,人口卻增加了近一倍。糧食是從哪裡來的?原因是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鬆開農民的手腳!

這就從反向證實了四十多年前那一場饑荒悲劇,實在是不應該發生的、不折不扣的人禍。

歷史事實證明,以中國土地的肥沃,自然條件的得天獨厚,以中華民族的勤勞智慧,只要有十把年休生養息,沒有橫徵暴斂,沒有戰爭,沒有特別超常的自然災害,不管誰當皇帝,神州就會富足,人民就有溫飽。

就是在生產關係並不先進、生產技術落後的封建時代,中國也出現過經濟繁榮、歌舞昇平的一個個「盛世」。所謂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干盛世等等,至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其中的貞觀之治,史載長安斗米三文錢,「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備糧,取給於道路焉。」這種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道德風氣,這種走到哪裡都可以免費吃飯的物質條件,讓任何一個古今中外強國都自愧不如。

中國走到了今天,許多問題都值得我們作更為深入的思考。作者並非只是為寫史而寫史。

《墓碑》一書以相當的篇幅對這場大饑荒作了深刻客觀分析。對產生這一悲劇的社會歷史背景作透視掃瞄。並以現代的眼光重新審視這一場歷史,指出其起因、過程、及結果的必然聯繫,對歷史人物該褒的褒,該貶的貶。並以強有力的證據印證了產生這種悲劇的根源是極權政制。這其實也是所有有識之士的共同看法。

當然,極權體制確也能創造許多奇跡,如我們今天看到的繁榮和五光十色。但由於缺乏起碼的監督與制約,極權體制更大的可能是出現失誤,且往往是重大的致命失誤。而一旦出現失誤,又因機制的缺失很難得到糾正。60年代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都是此種極權的產物。據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的考證,世界饑饉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獨立、民主、自由、擁有相對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如此重大的饑荒。包括人口眾多的印度在內(《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

三千六百萬條人命,天大的罪孽。如何清算?歷史有時很無奈。一經歲月淘洗,再大的恩恩怨怨也隨風而逝。岳飛的《滿江紅》有「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名句。但後來連南宋王朝都滅亡了,靖康恥如何雪?臣子恨如何滅?清兵入關後,殺人如麻。「揚州十日」、「嘉慶三屠」,是血海深仇。但兩百多年後,滿人漢化,八旗子弟成為街坊,這些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大饑荒的當事人、主要責任者都已離世。如今的領導人也都是當年饑荒的受害者。只不過因為他們是城市人口,有低定量的糧食供應,不至餓斃。他們都不是這場大災難的直接責任人。

但記住歷史,記住這場災難,給一個說法,吸取教訓,則是必須的。

作者在前言的最後寫道:在極權制度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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