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離開四川 第二天，我擠上了開往成都的列車。 我學習那個瀋陽女紅衛兵的﹁先進經驗﹂，一上了火車，就一頭鑽入座位底下。我原以為這是一﹁絕招﹂，沒想到如是者並非我一人。座位底下另是﹁一重世界﹂，甘為﹁人下人﹂的還真不少。並且預先早有所準備，帶了水和乾糧。紅衛兵四海之內皆兄弟。感謝他們的關懷和愛護，我餓了分給我乾糧。我渴了施給我水。一路總算沒太餓著，也沒太渴著。也不敢吃得太飽，喝得太足︱︱怕不斷上廁所。在座位底下互相交談，沒話可談時就睡。 三天四夜後，順利到達成都，雖然比正常運行時間長了三倍，但一路無凶無險，亦可謂之﹁順利﹂。 出了成都火車站，第一個印象是恐怖︱︱幾十個紅衛兵，正在車站對面往一堵牆上貼大字報，大字報是用紅墨水寫的，龍飛蛇舞，洋洋灑灑萬餘言，十幾張，貼滿了那堵牆。沒心思上前去詳看內容，只瞥見了﹁蓉城慘案﹂一行標題。貼在牆上的三分之一是無字白紙，不知留待何用，遠遠地站住看究竟。 只見一個紅衛兵，手持一把笤帚，其柄兩米多長，笤帚頭正在桶裡翻來覆去地蘸著，像一位大書法家正在潤筆。 另一個紅衛兵，將半盆糨糊倒入桶內，用棍子猛攪一陣。那持笤帚的，終於要大顯身手了，拉開架勢，似乎還運足了丹田之氣，以帚作筆，高高舉將起來，刷刷刷，果然身手不凡，確乎弄墨﹁騷客﹂，反撇倒書，正橫斜挑，一筆寫出一個觸目驚心的巨字︱︱血！ 寫罷棄帚，退後幾步，拭手自賞。 他的一個夥伴，提起那桶，如往牆上潑水救火般，盡力一撥，滿牆頓時﹁鮮血淋漓﹂。攪和了糨糊的紅墨水，黏黏糊糊，嘀嘀嗒嗒往下淌。桶也不要了，盆也不要了，笤帚也不要了，他們揚長而去，見者避之惟恐不及。 我被驚呆在那裡，覺得﹁天府之國﹂，似乎處處充滿殺機，潛伏著禍及生命的凶兆。 召回膽魂，穩定了心神，茫茫然又往前走。暗想：老子也是頂天立地一個紅衛兵，怕個鳥血字怎的！ 忽然許多人朝一個方向跑去。聞說那裡造反派要當眾懲辦一個﹁女匪首﹂。我便聯想到在讀過的一些書中，國民黨稱共產黨﹁共匪﹂，稱女共產黨﹁女匪﹂，進而聯想到﹁雙槍老太婆﹂，聯想到﹁黃英姑﹂。莫非四川出了一批武裝反革命，為首的又是個女性？ 心中好生狐疑，不免要打聽個明白。不敢問男人，覺著當地的男人們看上去都有點凶。便問一個賣烤地瓜的年輕媳婦。媳婦雖年輕，在這年月不造反，賣地瓜，足見是個﹁良家婦女﹂，不屬﹁孫二娘﹂或﹁顧大嫂﹂一類。為討她幾分好，先買了她一個地瓜吃著，然後才搭訕地問。 她告訴我，成都有一派群眾組織，被對立派宣佈為﹁匪派﹂，揚言要﹁剿盡滅絕﹂。 她善良地勸告我：﹁小兄弟，千萬莫多管閒事！成都兵荒馬亂的，你小小年紀，此地可不便久留啊！﹂ 我謝過她的善良勸告，吃著地瓜走開。本想不看那當眾懲辦﹁女匪﹂的熱鬧，卻按捺不下強烈的好奇心，身不由己地還是跟在眾多的人們後邊去了。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被造反派們五花大綁地押著。一個造反派當眾宣讀她的罪狀，特務、大破鞋、以色相拉攏腐蝕真正的革命左派領袖、挑動群眾鬥群眾、散佈反中央﹁文革﹂的言論︱︱總之是十惡不赦，罄竹難書。 當街支著一口大鍋，鍋內是燒著的瀝青。罪狀宣讀完畢，幾個造反派就將她舉起，拋入鍋中。濺出了許多瀝青。 人們站得遠遠地看。默默地看。 那女人在大鍋中扭動著身軀，因被五花大綁，站不起來，像一條大魚，頭尾翹在鍋沿外，身軀在瀝青中煎著。頃刻﹁煎﹂得焦黑，卻始終只是掙扎著，不停地扭動身軀，並不發出痛苦的或不屈的叫喊。以為她格外的堅強。聽身旁的人議論才知道，是嘴裡被塞滿了棉花︙︙ 造反派們撤下她，擁上一輛卡車，卡車呼地開走了。 她仍在鍋中掙扎，扭動。 忽然一個男人一手扯著一個女孩跑到那口鍋前，想必是她的丈夫和兩個女兒，丈夫哭，女孩也哭，都跑著哭。卻不敢推倒那鍋，或扶她從鍋中出來。但眼見妻子、母親在受罪，解救之心畢竟急迫。一個男人兩個女孩就雙手往鍋外捧瀝青。看他們那樣子，瀝青是很燙手的。 一個賣豆汁的中年漢子，遠遠地將一把鐵勺扔過去。那男人就飛快地用鐵勺往鍋外潑瀝青︱︱ 在所有我親眼見過的刺激性的場面中，那是最殘忍最無人性的一次。後來我聽說過許多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可怕的事，比如內蒙古對所謂﹁內人黨﹂的拷打逼供，比如某省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只要他們半票以上舉手通過，就可將一個人﹁就地正法﹂︱︱而且採取的是砍頭的方式，謂之﹁節約鬧革命﹂。據說當年一顆子彈三角七分錢。如今人民幣貶值，肯定不止三角七分錢了吧？﹁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後來被證實是實有其事，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制止。若細查當年中央﹁文革﹂首長們的講話，會尋找到歷史根據的。如果他們當年的講話材料仍全部被保存無遺的話。又比如將重鉛塊用細鐵絲吊在女人的奶頭上︱︱用電影照明燈的強光照射人眼，使人眼花在什麼也看不清的情況下遭受毒打︱︱北京電影製片廠的著名編劇家海默就是如此死去的︙︙但畢竟都是耳聞，而非目睹。 那一次親眼目睹，我是真的毛骨悚然，魂飛魄散了。 忽然又開來一輛卡車。車上跳下另一派人︱︱﹁匪派﹂的人們。他們從瀝青鍋中救出了他們的﹁戰友﹂，當眾替她恢復了名譽，宣告她是他們的﹁鋼鐵戰士﹂，是當代的﹁江姐﹂，是他們的驕傲，他們的榜樣︙︙ 接著高呼一陣口號：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血債要用血來還！﹂ ﹁頭可斷，血可流，誓死不屈服！﹂ ﹁只要生命在，忠於毛主席的紅心永不變！﹂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喊了一陣口號，撒了一陣傳單，他們將他們的﹁鋼鐵戰士﹂扶上車，悲壯地唱著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就義歌︾： 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 卡車緩緩地行駛，歌聲久久地迴盪︙︙ 下午，我在成都氣象學校住下了。於今，已記不清是怎麼住到那裡去的了。 那一天白天很陰。傍晚開始下雨。瀟瀟細雨，似無晴期。 ﹁秋風秋雨愁煞人。﹂ 住的是教室。水泥地上有草。草上有蓆。地是潮的。草是潮的。蓆是潮的。一人一床棉絮。棉絮也是潮的。不知被多少人蓋過了，已蹬扯得沒個形狀，亂糟糟的一團。教室明明有窗，臨街的牆壁和屋頂之間，露著一尺天，不知何緣何故。 雖然到了南方，夜間照樣很冷。縮頭縮腳，全身鑽在棉團裡續窩，像一隻耗子。那教室裡懸的不是日光燈，而是燈泡。那一夜，那教室裡只有我和一個來自寶雞的中學紅衛兵。他也冷得睡不著，從棉團中扯出我，讓我用肩托著他，幫他降下燈泡。我便遵命。電線挺長挺長，用繩紮著。降下來後，離地面半米高。二百度的，散發著一環熱。他將他的草和蓆移近我，燈泡吊在我倆之間，我們都覺著暖和了些。他告訴我，明天人民南路廣場要召開鬥爭李井泉、李大章的萬人大會。我問他李井泉是誰？李大章又是誰，他顯出譏笑我所知太少的樣子，說一個是西南最大的﹁走資派﹂，一個是四川最大的﹁走資派﹂，邀我同去參加萬人大會。我不感興趣，又不願掃他的興，嗯嗯啊啊地答應著，迷迷糊糊地睡了。 我是被他弄醒的。醒來已是第二天上午了，他將兩個用傳單包著的饅頭放在我的蓆子上，催我快吃，吃完和他一塊去人民南路廣場。我見外面仍下雨，不願去，但昨晚已答應了，況且人家先起來，給我帶回了早飯，也沒個什麼理由推脫。匆匆地吃下那兩個饅頭，下樓去洗了臉，在他的帶領下向廣場出發。我們到時，廣場已坐滿了人。大部分是工人和農民。當年，批鬥﹁走資派﹂是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的首要﹁革命任務﹂。工人不參加扣工資︵﹁金錢掛帥﹂、﹁物質刺激﹂早已批臭，沒獎金，勞動模範只發獎狀。故無獎金可扣。對於工人階級，扣工資是挺要命的事，故他們不敢不去︶；農民不參加扣工分，雖然是二季稻待收季節，他們也得去。沒專車接他們。他們是起五更早，三四十里五六十里遠徒步趕進城的。他們到得最早，大多數坐在批鬥台最前邊，耐心地等待批鬥大會開始。他們顯得比工人階級更有紀律性。因為他們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階級﹂，而是﹁依靠對象﹂，是配角。所以他們的紀律性體現著他們傳統的良好修養，不喧賓奪主。 大學紅衛兵是這次萬人批鬥大會事前的決策者，現場的組織者。在這種氣氛莊嚴而情形恢宏的時候，往往就輪不到初中和高中紅衛兵們表現自己了。東西南北中，各地全一樣。中學紅衛兵，只有得到大學紅衛兵的﹁恩准﹂，才配有機會有資格也﹁沾光﹂表現表現自己。比如推選一兩個頭兒榮幸地和大學紅衛兵領袖們共坐台上，爭取一兩個上台讀批判稿的代表權，喊口號助威︙︙ 我和那個來自寶雞的紅衛兵坐得離台很遠。看不清台上人的面目，也就無從知道那一天台上有沒有榮幸地坐著中學紅衛兵。 令我驚奇的是，在四川和成都各大學的宣傳車中，竟發現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的宣傳車！早就聽說他們的口號是︱︱哪裡有﹁走資派﹂，哪裡有我紅色造反團！哪裡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最險惡，哪裡有我戰士以一當十，衝鋒陷陣！可萬萬沒想到他們的宣傳車會出現在成都，幾千里啊！ 我指著車對那個寶雞紅衛兵說：﹁看，我們哈軍工的宣傳車！﹂不無自豪感。 不料他回答：﹁我在寶雞早見過了，就是這一輛！﹂ 我不信。他卻說出了這輛車的牌號。 我認為他信口胡扯。 他便非拽我去看。被他拽到那輛車前，見牌號果如他說的一樣。不由人不信他們當真是以一當十、衝鋒陷陣的勇猛闖將。我心裡暗暗對他們佩服極了。為自己晚出生了幾年好不自卑！大學紅衛兵才算得上是驚天地泣鬼神叱吒風雲的一代﹁風流人物﹂，﹁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將來文化大革命史上的豐功偉業，可能盡被他們佔去了！﹁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他們！他們！！他們！！！而不是我們，我們，我們！我們中學紅衛兵，不過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兒童團！用句俗話講︱︱﹁催巴兒﹂！ 我本來就是勉強被那個寶雞小子拉來的，這種思想更使我參加這一次萬人批鬥大會的情緒低落十分。我幻想著，若我也是一位大學紅衛兵領袖，此刻坐在批鬥台上，一呼百應，千應，萬應！什麼李大章、李井泉的，乃至比他們地位更高，功勞更顯赫的什麼什麼人物，都在我面前低下頭，彎下腰，口稱﹁有罪，有罪﹂，﹁該死，該死﹂，那是何等的威儀？怎樣的一種自我感覺？有機會自我表現這麼一次，也就不枉為人一世了！ 我正兀自在那裡想入非非地發呆發癡，猛聽批鬥台上三聲禮炮震天價響。響過，︽造反有理歌︾續音而起：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 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一個身材很高很瘦的紅衛兵，走到台前，上下揮舞長臂，指揮台下萬眾跟著廣播器唱︵當年沒有錄音機，廣播器播出的是唱片︶。 於是工人也唱。農民也唱。四川口音唱這首歌，尤其是坐在台前的四川農民唱這首歌，咬字不準，腔調不正。﹁克﹂聽來似乎是﹁K ﹂，﹁緒﹂聽來似乎是﹁具﹂，﹁造反有理﹂聽來似乎是﹁炒飯有米﹂。從頭至尾，如唱花鼓。少了理直氣壯的戰鬥性，多了地方曲藝的韻味兒。 全體唱畢，主持者宣佈批鬥大會開始。 他說道：﹁三聲禮炮，代表紅衛兵已經誕生了三個月。我們就是要在慶賀紅衛兵誕生的禮炮聲中，在﹃造反有理﹄的凱歌聲中，展開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猛烈進攻，摧枯拉朽，絕不留情！將李大章、李井泉等押上台來！﹂ 於是在一個女大學紅衛兵尖銳的﹁打倒﹂口號聲中，但見一行五六人，個個頭戴高高的紙帽，胸掛大大的牌子，接受宣判的罪犯似的被押上了台。離得太遠，我想站起看清，究竟哪兩個牌子寫著﹁李大章﹂和﹁李井泉﹂，那個來自寶雞的紅衛兵使勁扯了我的衣角一下，低聲說：﹁安分坐著，別惹麻煩！﹂我左右瞥了瞥四周維持秩序的紅衛兵糾察隊，沒敢往起站。 ﹁李大章！跪下！﹂ ﹁李井泉！跪下！﹂ 嚴厲的怒喝聲剛落，五六個被批鬥者中有兩個人跪下了。 我以為他們便是李大章、李井泉了。 卻不是。因為台上仍在怒喝： ﹁李大章！跪下！﹂ ﹁李井泉！跪下！﹂ ﹁我沒有罪，我不跪。﹂站著的三個被批鬥者中，有一個大聲說。不知是李大章還是李井泉。 ﹁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絕無好下場！﹂ ﹁反動派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於是那個女大學紅衛兵尖銳的嗓音又帶頭喊了一串﹁打倒﹂。 三個站著的﹁走資派﹂，還是沒有一個再跪下。不過都低著頭，都彎著腰，居然膽敢不跪，儘管已彎下了腰，已低下頭，也算得上是三條﹁好漢﹂了。少年人總是佩服﹁好漢﹂的，我竟暗暗有點佩服他們了。佩服之餘，不無惻隱。 聽說首都紅衛兵在江青的慫恿下批鬥陳毅時，那元帥既不彎腰，也不低頭，還要椅子坐，還領批鬥他的紅衛兵學習︽毛主席語錄︾，說：﹁下面請小將們翻到語錄第二百七十一頁，毛主席教導你們︱︱﹃陳毅是個好同志！﹄﹂ 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匯的最早的︽毛主席語錄︾，只有二百七十頁。 紅衛兵認為他在要笑他們，要問他編造一條毛主席語錄的大罪。 他卻不動聲色：﹁毛主席是說過這句話的嘛。朱老總知道，周總理也知道。你們從今以後，應該牢記這條語錄，並且要把它編到︽毛主席語錄︾中去。﹂ 紅衛兵當然不相信，但這位元帥正氣凜然，卻也無人敢動他一根毫毛。 他還說：﹁如果你們不相信，你們可以把毛主席、朱老總和周總理都請得來嘛！我陳毅和毛主席當面對證！毛主席說我撒謊，你們可以將我打翻在地，踏上千萬隻腳嘛！﹂ 元帥的威儀，一些兒也不喪失。外交部長的風度，令人敬而畏之。儼然仍是答外國記者問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權代表。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紅衛兵中，也傳為佳話，譽為美談。 這是當年﹁威武不能屈﹂的一例。 還有一例，則可算﹁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符合毛主席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避其實力，保存自己的軍事思想。主角不是元帥和﹁老總﹂，是相聲大師侯寶林。 鬥他時，他也不肯戴高帽，鞠躬九十度，連連說：﹁我有，我有，不敢勞小將們親自動手！﹂遂從懷中取出一頂自備紙帽，僅半尺高。自己戴在頭上。 紅衛兵不依，說他是曲藝界最大的反動權威，應戴最高的紙帽。 他又鞠躬九十度，連連說：﹁別急，別急，急中有錯。毛主席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你們看！﹂ 自己用手一拉，那紙帽居然被拉成一米多高。﹁反動曲藝權威侯寶林﹂幾個字隨拉隨現。字一個比一個小，如塔倒豎，與帽形構成黑白分明，銳鈍相反之圖案。 他還恭恭敬敬，虔虔誠誠地向紅衛兵解釋：﹁反動是我的罪行，所以要寫得最大最大，寫得醒目。我侯寶林在小將們面前，是個渺小的人物，所以我的姓名要寫得最小最小，寫得歪歪倒倒，表明已被小將們批鬥得前仰後合，再批鬥幾次就趴在地上起不來了的意思︙︙﹂ 他巧舌如簧，話說得天衣無縫。紅衛兵聽了洋洋自得飄飄然，他免遭許多皮肉之苦。革命群眾瞧著他在台上那模那樣，沒有不想笑的，根本嚴肅不起來。批鬥會只好﹁假戲真做﹂，或曰：﹁真戲假做﹂，草草走個過場拉倒。 而那李大章和李井泉，一個不是陳毅，一個不是侯寶林，不能使紅衛兵們敬畏，也不能使紅衛兵們開心，卻倔強得很，豈不是自討苦吃嗎？ 我不唯對他們有些惻隱，甚而有些替他們暗暗著急了。 果不出我所料，幾個紅衛兵跳上台，從腰間解下皮帶，開始抽他們。 他們站在那裡挨著。不躲。還不跪。 農民們某些時候畢竟是慈悲的，某些時候。不是所有的農民所有的時候都是慈悲的。至於他們什麼時候表現出慈悲，沒個規律。 反正那一天坐在台前的一些農民是大發慈悲了。 他們舉起黢黑的手臂高呼： ﹁要文鬥，不要武鬥！﹂ ﹁要觸及靈魂，不要觸及皮肉！﹂ ﹁堅決捍衛︽十六條︾！﹂ 於是台上一個男紅衛兵，用孫敬修老爺爺那種語調，不慌不忙地說：﹁貧下中農同志們，下面，我給大家講個寓言︱︱︽農夫和蛇的故事︾︙︙﹂ 台下農民們吼成一片： ﹁我們不聽故事！﹂ ﹁我們起五更爬半夜不是來聽故事的！﹂ ﹁我們就是不許你們違反︽十六條︾！﹂ 台上那個男紅衛兵充耳不聞，一味兒只管講下去：﹁從前，有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牠，就將牠撿起來，放入懷中。那蛇受了溫暖，甦醒了，就在農夫的胸口狠狠咬了一口。農夫中了蛇毒，臨死的時候，後悔地說：﹃我可憐惡的東西，真是自作自受啊。﹄﹂ 那些農民們雖然大抵沒有什麼文化，但這個古老的寓言畢竟不像如今備受修養高雅的文化人所欣賞的現代派小說那麼深奧，他們聽懂了這個寓言是諷刺他們的。 也許那個紅衛兵的本意並不是想借寓言來諷刺他們，僅僅是想對他們進行一番階級鬥爭的啟蒙教育而已。 但農民們憤怒了。農民們一旦憤怒，也是挺可怕的。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曾詳盡地描述了他們一旦憤怒起來的﹁可怕﹂情形。湖南的農民，四川的農民，都是中國的農民。其憤怒無甚區別。何況﹁造反﹂是他們當年最拿手的。紅衛兵們的許多﹁造反﹂方式還是學的他們當年那套呢！ 他們紛紛躍上台去，揪住那個﹁啟蒙家﹂狠揍。 他的戰友們當然不能眼見他挨揍，袖手旁觀。 於是反擊。於是台上公演了一幕﹁武戲﹂。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罴。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那個尖銳的女紅衛兵的聲音在叫喊。喊聲通過廣播器傳送四方。 更多的農民憤怒了！ 更多的農民躍上台去！ 他們掀翻了桌子，踢倒了椅子，幾個揪住一個紅衛兵加以教訓。 跪著的兩個﹁走資派﹂，在雙方混戰中滾到了台下。 李大章和李井泉大聲疾呼： ﹁紅衛兵小將們，貧下中農同志們，不要武鬥！﹂ ﹁你們要打，都請打我們！﹂ 沒人理他們。 台下的農民為台上的農民吶喊助威： ﹁貧下中農教訓紅衛兵有理！﹂ ﹁讓他們回答！誰是虎豹？誰是熊罴？誰是蒼蠅？﹂ ﹁不回答往死裡揍！﹂ ﹁領導階級﹂們見貧下中農和紅衛兵衝突起來了，茫然不知所措。一方是﹁小將﹂，一方是﹁同盟軍﹂，支援哪一方，進攻哪一方，都將犯立場性的錯誤。也不知是哪一個工人起的頭，他們反覆唱這樣一首毛主席語錄歌：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 我們應當相信黨， 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 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 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唱了一遍又一遍。那種情況下，不反覆唱這首語錄歌，他們確實﹁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貧下中農將紅衛兵教訓夠了，紛紛跳下台來。 台上的紅衛兵，一個個爬起，站到一塊兒，手臂挽著手臂，齊聲朗誦：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一派悲劇英雄的氣概。 貧下中農們又憤怒了。他們吆喝著號子：﹁一、二、一、二、一︙︙二！﹂轟然一聲，將用竹竿搭成的偌大一個檯子推倒了︙︙ 會場頓時大亂，如同︽水滸︾中梁山好漢們大鬧法場的情形。 ﹁不給他們開這個會了呀！﹂ ﹁回家！回家！回家割穀子去！﹂ ﹁咒罵貧下中農，就是咒罵革命！﹂ 農民們發一陣喊，一群群怫怫然四散而去︙︙ 工人們覺得光唱﹁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怪沒趣的，也便不再唱了，也便紛紛離去︙︙ 這當兒開來了紅衛兵的大隊人馬，高擎著一面大紅旗︱︱上繡﹁造反總司令部﹂六個字。是四川醫學院︵也可能是成都醫學院，記不清了︶的紅衛兵，聞訊前來解圍。 挨揍的多數是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的人。他們的宣傳車也被農民們臨散時推翻。 ﹁川醫﹂的紅衛兵幫他們擱起宣傳車，與他們噙淚擁抱，說些﹁戰友們受委屈了，我們來晚了一步﹂、﹁鬥爭是曲折的，但最後的勝利終將屬於我們﹂、﹁傷在你們身上，疼在我們心上﹂之類的話。 還贈送他們一塊大匾︱︱﹁紅色堡壘﹂。 紅衛兵記者頻頻攝下一個個感人的鏡頭，一個個會場遭到嚴重破壞的鏡頭，以作歷史性的紀念和揭穿事件真相的證明。 我和那個寶雞紅衛兵往回走時，他問：﹁今大不算白來吧？﹂ 我說：﹁不算白來。﹂ ﹁這場面很值得一看。﹂ ﹁是很值得一看。﹂ ﹁瞧著吧，李大章、李井泉為此準又多了一條罪狀。﹂ ﹁今天的事兒跟他們無關啊，咱們不是親眼看到的嗎？﹂ ﹁跟他們無關？咱們看到的是表面現象。毛主席說，凡是發生武鬥的地方，幕後必定有﹃走資派﹄在進行挑撥！﹂ ﹁可今天的事兒確實跟他們無關啊！他們不是還竭力制止來著嗎？你沒聽見他們喊，要打，都往他們身上打嗎？﹂ ﹁那是﹃走資派﹄們慣用的伎倆！﹃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正像許多演員，演慣了反面角色，扮演正面角色總是不那麼像。﹄老弟，看來你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語錄哇！﹂ 我便不吭聲了。暗想：我他媽的碰到了一個﹁活學活用﹂的標兵！倒顯得我好像從沒翻過︽毛主席語錄︾似的，竟有點反感他了。但我不想得罪他。他是伴兒。唯一的伴兒。而且怪熱心的。在這﹁兵荒馬亂﹂的城市︱︱那個賣烤地瓜的年輕媳婦的說法，有個伴兒總比沒個伴兒強！得罪了他，我們倆橫眉豎眼地住在同一間潮濕的教室裡，那可就太彆扭了。 他是個識趣兒的，看出了我的不悅，又討好地要請我吃碗﹁醪糟﹂。大概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樣，也惟恐得罪了我。 於是我們就尋找地方去吃﹁醪糟﹂。他身上帶的錢還不如我身上帶的錢多，結果是我反過來請了他，一人來了兩碗。於是我們的關係變得親密起來。彼此留名，留地址，叮囑以後要經常通信，彷彿相見恨晚。他叫鮑紅衛。 第二天，滿市出現了大標語： ﹁李大章、李井泉挑撥貧下中農毆打紅衛兵小將絕沒有好下場！﹂ ﹁李大章、李井泉是昨日武鬥的罪魁禍首，罪責難逃！﹂證實了鮑紅衛的預言。 我無心在成都等待看李大章、李井泉的﹁下場﹂，惦念著父親，恨不得立刻就前往樂山。父親屬於﹁大三線﹂建築單位，信封上從沒寫過具體地址，只寫郵政代號。到了樂山，又往哪裡去找呢？思來謀去，決定先到郵電局問清具體地址。 郵電局卻不肯告訴我，說那是保密單位，正在進行備戰軍事工程，已實行了軍管。我苦苦哀求，大家守口如瓶。只得給父親拍了封電報，抱著父親也許能來見我一面的微茫希望，沮喪地回到了住處。 鮑紅衛看出了我有心事，追問，真誠表示不管我憂愁的是什麼事兒，都願替我出主意想辦法成全我。 我便告訴了他。 他聽後，說：﹁這你憂愁什麼呢？既然電報已經拍了，你已經到了成都，你父親還能不趕來見你一面嗎？﹂ 我說：﹁就怕他來不成啊！﹂ 他盯著我的臉看了一陣，又問：﹁你父親︙︙有什麼問題吧？﹂ 我連連搖頭。﹁沒有，沒有，半點兒沒有！正牌工人階級！﹂ 他也就不再問了。但分明不相信我的話。 第三天，雨還不停。下得人無精打采。 鮑紅衛又動員我去參觀惡霸地主劉文彩的莊園，我說身體疲乏，路又太遠，得乘幾個小時的長途汽車，不想去。他就耐心動員我，說機會難得，接受一次憶苦教育，大有必要。 我也認為大有必要。這是一種自覺。倘回到哈爾濱，被人問，去了四川，為什麼不去參觀劉文彩的莊園，放棄了一次接受憶苦教育的機會？我將如何問答呢？還是去的好。興許有機會在全校作一次報告呢！ 我當年非常渴望能有這樣一次機會。 於是我們說去就去。長途公共汽車站人很多，幾乎全部是要到大邑縣參觀劉文彩莊園的！比今天旅遊者去參觀什麼不睹為憾的古跡者多得多！看來人們接受﹁憶苦﹂教育的自覺性相當高。行駛別的路線的長途汽車，也都臨時改行大邑縣，為了滿足革命群眾的願望。 好不容易擠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卻不見了鮑紅衛。車開了，在車上高叫他的名字，無人應答。心想他是沒擠上這輛車。 幾個小時後，車到大邑縣，站得腰酸腿麻，顛得暈頭轉向。一下車，就嘔吐。吐得翻腸倒胃，癱軟無力，冷汗層出。 想那鮑紅衛與我失散了，一定很著急。與沒見過世面的我相比，他彷彿是個在﹁風口浪尖﹂上闖蕩自如的人。他處處表現得有義務照顧我，我也覺得確實很需要他的照顧，尤其在這會兒。就不敢遠離車站，眼巴巴地在淒雨中盼著下輛車到來。 下輛車終於到來，不見他的蹤影。眼巴巴地盼再下一輛車到來。再下一輛車終於也到來了，仍不見他的蹤影。望眼欲穿地盼來了五六輛車，還是不見他的蹤影。可謂﹁望斷梧桐樹，不見鳳凰來﹂。 車站也沒個避雨處，渾身上下早已淋透。他可千萬別出什麼意外，挺為他擔著顆心。一步三回頭地離開車站，踩著泥濘走向劉文彩的莊園。迷濛雨嶂之中，那四川惡霸地主的莊園，灰色的門樓，灰色的宅圍，宛如隔著歷史重現在眼前的墓塋。它遠沒有我預先想像的那麼宏偉。不像我讀過的某些西方小說中的貴族階級的城堡。與之相比較，它簡直又小氣又土氣，首先使我產生的是︙︙鄙視。 中國歷史上的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比西方歷史上的地主階級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可能有一點是不同的，後者即使在荒淫無恥的享樂方面也熱衷於追求最新的事物，而前者即使在荒淫無恥的享樂方面也散發著腐朽熏人的臭氣。 親眼看到了﹁水牢﹂。擔任解說員的是﹁水牢﹂的倖存者，一位農民婦女，現任鄉幹部。 親眼看到了劉文彩命﹁狗腿子﹂淹死農民小孩的那口井。 親眼看到了劉文彩迫害農民的種種刑具。將農民的口鼻封住，用氣筒從肛門往肚子裡打氣，直至腸胃在腹中脹破而死！這種慘絕人寰的殺人方式，當時千真萬確激起了我內心強烈無比的階級仇恨。 一方面是血和淚，另一方面是窮奢極欲。劉文彩要是仍活著，我會和那些參觀者一起，將他用亂石砸成肉醬的。 這次參觀，是我在﹁大串聯﹂中唯一不後悔的一件事。使十七歲的我，懂得了﹁解放﹂對全中國人民意味著什麼。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偉大革命！這一點，在今天，仍是我不能放棄的觀點。永不放棄。 但是，那一次自覺接受的﹁憶苦﹂教育，卻在我的思想中起到了另一種作用。是對另一種開始漸漸產生動搖和懷疑的思想的強化。產生了另一種自覺。 ﹁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否則，中國將會變顏色，倒退回資本主義去，將千百萬人頭落地︙︙﹂ 毛主席是這麼說的。 我一邊參觀，一邊不由得想到了毛主席的這一教導。所有那些參觀者，可能當時都不由得想到了毛主席這一教導吧？我暗暗反省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不夠積極的表現，覺得自己太有負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使命，懺悔竟使我心裡很難過。恨不得當即對什麼人發個重誓，保證今後積極地充滿熱忱地投身於文化大革命，心內才會輕鬆些。 農民們在附近擺了許多吃食擔子，賣茶蛋，賣糍粑，賣﹁醪糟﹂，賣湯圓。我又饑又渴，就去吃，要了幾塊糍粑，要了兩碗﹁醪糟﹂︱︱請過鮑紅衛一次，覺得那東西很好吃，掏錢時，才發現衣兜兒空了，一分沒有。記得昨天晚上，還點過一次的，在北京與那個上海紅衛兵﹁交換﹂時的十五元錢沒花，加上原先剩的兩元多，一共是十七元多，全丟了！在哪兒丟的呢？今天在長途汽車上丟的？不太可能，錢是裝在內衣兜的，內衣兜仍扣著！車上人擠人，再高明的扒手，也不可能將手從我領口伸入衣內，偷去了我的錢還將內衣扣給我扣上呀！再說，我也根本不像兜裡揣著不少錢，很惹扒手注意的人呀！並且，在﹁大串聯﹂中偷一個紅衛兵的錢，未免太膽大包天了！是一般的扒手敢想而不敢為的。 但錢畢竟是沒有了！無奈只好對賣主賠以尷尬的笑臉，好言奉退。有碗﹁醪糟﹂，我已端起喝了兩口。賣主當然不滿，嘟嘟噥噥。 我也覺著自己理虧，從頭上摘下藍卡嘰布的單帽，羞紅了臉問可否頂錢？ 賣主翻了我一眼，說：﹁你都喝了，我不幹又能怎麼樣你？﹂ 我匆匆吃掉那碗﹁醪糟﹂，捨了帽子，狼狽而去。 心中十分怨恨鮑紅衛，不是他百般動員我來接受這次﹁憶苦﹂教育，哪會丟了錢，致使身上一文不名呢？ 無心繼續接受﹁憶苦﹂教育，垂頭喪氣地上了一輛往城裡返的車。一肚子霉氣怨氣，準備見了鮑紅衛發洩。 回到住處，卻不見鮑紅衛。他到哪去了呢？獨自悶坐至天黑，仍不見他歸來。呆呆地注視著牆壁，發現他掛在牆上的手提包不在了。 猛然地想到，偷我錢的正是這個與我﹁相見恨晚﹂的鮑紅衛吧？ 噔噔噔跑下樓，到﹁接待處﹂一問，他已離開了。 再問他離開的時間，恍然大悟：原來他昨晚趁我熟睡之機，偷去了我的錢，今天一早就將我騙出去，瞅著我擠上了車，他便趕回來提了他的手提包溜之大吉！ 好個狡猾的東西！給我留下幾元也算講點階級感情呀！ 我躲到一個房角痛哭了一場。 當夜我病了，發高燒，說胡話。三四天後，高燒才漸退。 那天早晨，我雖醒了，卻閉著眼睛，聽到有腳步輕微地走進了我住的那間教室。成都不是北京，來﹁大串聯﹂的紅衛兵不多。住在氣象學校的更有限。自從那個鮑紅衛離去後，那間教室裡就只有我了，孑然一身，形影相弔。 進來的人走到我跟前，我才緩緩睜開眼睛：一個姑娘雙手捧著一碗麵條，蹲在我身邊。短髮，清瘦而文靜的臉，戴著一副細框的近視眼鏡，身穿一套洗得泛白了的藍衣服，腳著一雙扣襻舊布鞋，鞋尖包著黑皮革，沒穿襪子。看樣子她比我大三四歲。 我說：﹁大姐，這幾天都是你照顧我吧？﹂憶起在高燒中我曾靠在一個人懷裡，那人餵我藥，餵我水，餵我飯。還用熱毛巾替我擦過臉，擦過手。想必定是她了。 她聽了我的話，垂下頭，低聲說：﹁別叫我大姐，我是﹃走資派﹄的女兒。﹂ 我聽了她的話，一時怔怔地注視著她，竟再不知說什麼好。 她說：﹁張口。﹂ 我說：﹁我自己端著碗吃吧！﹂ 她說：﹁碗挺燙的，還是我餵你吃好。﹂ 我像個乖孩子似的，聽話地張開了口。 她用筷子挑著麵條，一口口餵我。將麵條餵我吃完了，又摟著我的肩，使我靠在她懷裡，仍替我端著碗，讓我喝光了麵湯。 之後，她扶我躺下，低頭望著我問：﹁飽了嗎？沒飽我再給你到食堂去端一碗來。﹂ 我說：﹁飽了！﹂ 她問：﹁真的？﹂ 我說：﹁真的。﹂ ﹁你知道你發燒多少度？﹂ ﹁我都燒糊塗了，哪能知道？﹂ ﹁連續兩天三十九度八啊！第三天才退了一度多。﹂ ﹁大姐，我怎麼謝你呢？﹂雖然她是走資派的女兒，我心中也不能不對她充滿感激之情。 ﹁你又叫我大姐！被他們聽到了會批評你階級感情不對頭！﹂她說得很嚴肅。 我說：﹁我偏叫你大姐︙︙﹂ 她微微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很快便從臉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又說：﹁其實你也完全不必感謝我。要感謝，應該感謝他們，是他們吩咐我照顧你的。照顧不周，我罪加一等。﹂ 我問：﹁他們是誰？﹂ 她回答：﹁接待站的紅衛兵們。﹂ 我又問：﹁你有什麼罪？﹂ 她回答：﹁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我是﹃走資派﹄的女兒。我父親原先是省政府的幹部。﹂ 她的聲音很低，或者應該說很平靜。並聽不出有什麼自感卑下的意味。也許她已習慣了是一個﹁走資派﹂的女兒吧？文化大革命中，某些﹁走資派﹂的兒女們，內心裡是很剛強的。無論現實對他們或她們多麼冷酷無情，他或她們都採取堅韌的態度生活下去。彷彿他或她們心中保存著一個不泯的信念，一個不死滅的希望。那信念那希望究竟是什麼呢？要知道，按當年的情形看，他或她們可能﹁永世不得翻身﹂的呀！我難以理解他或她們。也對他或她們的堅韌懷著不敢流露絲毫的敬意。 她問我：﹁你十幾歲？﹂ 我說：﹁十七歲。﹂ 她說：﹁你和我的弟弟同樣年齡。﹂ 我問：﹁你弟弟也是六六屆初三嗎？﹂ 一道陰影從她那雙憂鬱的眼睛裡掠過。她點了一下頭，說：﹁我父親跳樓自殺未成，他受了刺激，瘋了。被我母親送到鄉下我外婆家去了。﹂ 我後悔不該問她最後那句話。 她又說：﹁那麼現在我去打盆熱水來，給你好好洗次臉吧！﹂說罷，轉身走了。她那神情告訴我，她認為自己已經跟我這個紅衛兵交談得過多了。 我說：﹁我一會兒起來自己洗！﹂ 她站住了，扭回頭，用溫良的目光望著我說：﹁你的身體一定很虛弱，還是讓我給你洗！﹂ 我說：﹁那你得讓我叫你大姐！﹂ 她默默地望了我片刻，嘴角浮現一絲苦笑，什麼也沒再說就走出去了。 一會兒，她端來了一盆熱水，雙膝跪在我跟前，替我洗臉，洗手。 ﹁你的頭髮好久沒洗了吧？﹂ ﹁離開哈爾濱，只在北京洗過一次。﹂ ﹁都有味兒啦！光洗臉不行，我也得給你好好洗次頭。﹂ 不管我樂意不樂意，又輕按下我的頭，揉了我滿頭肥皂沫，給我洗起頭來。 ﹁瞧這盆水洗得多髒！還得換盆水再洗一遍！﹂她說著端起那盆水出去了。 她換了一盆熱水回來，又替我洗了一遍頭。 她用她自己的毛巾認認真真地替我擦乾頭髮、臉和手，面對面地端詳了我幾秒鐘，微笑了，說：﹁你這紅衛兵可完全不像個初三的學生，像個十四五歲的大孩子！﹂ 她端起這第二盆水往外走時，我問：﹁大姐，你還來看我嗎？﹂ 她轉過身，又微笑了：﹁你如果還需要我伺候你，對他們講一下，他們就會吩咐我再來的。﹂ 我說：﹁我不是要你來伺候我。我太悶了，要你有空兒來陪我說說話。﹂ 她說：﹁那可不行。他們不許我跟外地的紅衛兵接觸，更不許交談。要不是你這幾天病得厲害，他們也絕不會讓我來伺候你的。何況我也難得有空兒，現在我馬上就得去打掃廁所打掃院子了！﹂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覺得是深深的︶，有些匆忙地走了。 我孤獨地呆坐了一會兒，覺得身上仍有些發寒，高燒分明還未徹底退去，又躺下了，裹緊棉被，無聊而出神地凝望窗外。 雨停了。天晴了。雖然已是北方秋末冬初的季節了，但成都的晴日，陽光還是和煦明媚的。 天氣好轉，使我的心情也似乎感到舒暢了一些。被鮑紅衛偷走了錢，使我心上的那股無處發洩的急火，因從她那裡獲得的溫良﹁伺候﹂抵消了一大半兒。 忽而想到父親。他早該收到我的電報了。掐指一算，成都︱︱樂山，兩地不遠，也該有封回電或回信了，再也躺不住，爬起來，晃晃悠悠地下了樓，只覺得雙腳輕飄。經這一場高燒，我本不強壯的身體，竟變得弱不禁風。 傳達室的信欄內，果然有封電報上寫著我的名字。取在手，迫不及待地拆開一看，電文只有三個字︱︱﹁速返哈。﹂ 我千里迢迢來到成都，就是一個目的，要看到父親。要瞭解他的處境。沒想到收了父親這麼一封回電！三個字的電文彷彿告訴了我許多父親的惡況。父親啊父親，你怎麼這樣不理解你這個兒子的心情呢？我的心頭像壓上了一扇石磨，一邊緩緩往回走，一邊目光呆滯地注視著電報上的三個嚴厲而冷漠的字，眼淚止不住湧了出來。 氣象學校養了幾十箱蜂。下雨那幾天，不知放在何處。天晴了，搬了出來，一箱箱擺在路兩旁。蜂們爬進爬出，也許是曬太陽，也許是忙什麼正經事兒。 我已委屈和難過到了視物不見的地步，竟被一個蜂箱絆倒。那蜂箱上趴著密密的一層蜂，我壓死了數以百計的小生命。 牠們激怒了，嗡的一聲飛起，對我大舉進攻。十幾箱蜂全被惹動了。也都嗡地一片片飛起，加入對我的﹁討伐﹂。 我便奔逃。一時發蒙，尋不到個躲處，找不到個藏處。兜著圈子跑而已。牠們窮追不捨。奔逃之中，後脖梗已是被螫了。 ﹁快伏下！快伏下別動！﹂ 有人對我大聲喊︱︱是那個﹁伺候﹂我的﹁走資派﹂的女兒。 我沒伏下，卻往她那裡跑。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在這危難關頭，她定會解救我，化險為夷。 她也扔下掃把，朝我跑來。我們剛跑到一起，她便撩起衣襟，罩住我的頭，將我的頭嚴密地包裹在她懷裡了。 ﹁別動！﹂她命令著，將我的雙手也放入了她懷裡。 ﹁嗡嗡﹂之聲在我們頭頂和身體四周盤繞。 聲音漸小，我以為蜂們撤退了，剛動一下，又聽她說：﹁叫你別動還動！牠們都落在我們身上呢！不過你別怕，牠們就會飛走的。﹂更嚴地用衣襟包裹我的頭。 我的臉偎在她胸脯上。一動不敢動，就像個在母親懷中吃著奶睡著了的孩子似的。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輕輕放下了衣襟，輕輕推開了我。 我感激地抬起頭，見她臉色緋紅，默默地扣著她的衣扣。 她扣好衣扣，抻了抻衣襟，說：﹁你沒事兒招惹蜜蜂幹什麼？﹂ 我說：﹁我根本沒招惹牠們。﹂ 她說：﹁你沒招惹牠們，牠們無緣無故蜇你？﹂說完將雙手交替放在嘴上吮。她的雙手被螫得紅腫了好幾處。 我哇地哭出了聲。 ﹁你看，說你是個大孩子，你就是個大孩子！我也沒訓斥你呀！﹂她笑了起來。 我說：﹁我父親不許我去看他。可我都離他不遠了，不見他一面不死心啊！﹂一手難為情地抹淚，一手將電報遞給她看。 她接過電報，看了一眼，問：﹁你父親在樂山工作？﹂ 我點頭。 又問：﹁你到四川來，其實是想見你父親一面？﹂ 我又點頭。 ﹁你很愛他是不？﹂ ﹁嗯。﹂ ﹁你也不願讓他替你擔心吧？﹂ ﹁嗯。﹂ ﹁那你就該聽你父親的話，盡快回哈爾濱去，不要獨自一人全國各地﹃串聯﹄啦！你跟誰﹃串聯﹄呀？誰又跟你﹃串聯﹄呀？﹂ 我執拗地說：﹁反正我見不上我父親一面，絕不離開成都！﹂ 她說：﹁樂山武鬥搞得很凶啊，已經死了很多人，隔幾天就發生一起流血事件，你父親不許你去是對的！﹂ 我雖然不吭聲了，可是心裡並沒有被她徹底說服。她也從我的樣子看出了這一點，左右瞧瞧，見無人注意我們，又說：﹁你在這等會兒，我去取樣東西給你看！﹂又左右瞧瞧，急急地去了。 我不知她要取樣什麼東西給我看，順從地站在那裡等著。 等了十幾分鐘才見她回來，卻兩手空空。她先從地上撿起掃把，邊掃邊向我走。走到我身旁時，才從兜裡掏出疊摺了多重，不易被人看見的紙迅速交給我，說：﹁拿到你的住處再看。若有人問，千萬別告訴他們是我給你的！﹂說完，自顧向前掃去。 我望著她，一片狐疑。 我回到我住的教室裡，插了門，靠牆坐下，展開那些紙一頁頁看︱︱全是傳單，小報。用鋼筆匆匆劃出的內容，﹁報告﹂了近日內發生在樂山的幾起武鬥事件的﹁真相﹂，並配有傷亡者的現場照片，令人看了觸目驚心。鋼筆迹還未乾。 鮑紅衛也對我講過一些樂山的武鬥情況： 有一個開卡車的司機，行駛在途中，被一批造反派攔截住，全體爬上車，迫令那司機送他們去襲擊對立派的總部。那司機恰恰就是他們的對立派﹁死心塌地﹂的﹁戰士﹂，他不動聲色，卻學習了電影︽列寧在十月︾中那個英勇的司機的榜樣，不過不是將﹁敵人﹂截往相反方向，用刺刀扎輪胎，而是直接將卡車開下了山谷，與一卡車﹁敵人﹂同歸於盡了︙︙ 還有一派炸毀了兩座什麼巨型水罐︱︱大概是發電廠的。熱水如山洪驟發，捲走了幾頂工人臨時住的帳篷，將帳篷裡的工人們掩沒在熱水汪洋中︙︙ 更有甚者，繳了﹁軍管﹂部隊的武器，組成﹁紅色游擊隊﹂，要開展游擊戰爭，上山建立革命根據地︙︙ 我以為鮑紅衛道聽塗說，是在向我賣弄他見聞廣，聽時並不信。那些傳單和小報證實了他的話。幾年後我的父親也向我證實，那些事件確曾發生過。電報也不是父親回的。他根本沒收到我拍給他的電報。是他的一位好心的工友替他給我回了一封電報。 讀了那些傳單和小報，我心亂如麻。萬一我去了樂山，仍見不到父親，說不定真有可能橫死暴斃，白送一條小命。晚上，她又來瞧我，問：﹁看過那些傳單和小報了？﹂ 我說：﹁看過了。﹂ 她問：﹁還非要去樂山不可嗎？﹂ 我說：﹁有點不敢去了。﹂ 她說：﹁這才對。你一定要聽你父親的話，明天就回哈爾濱吧！﹂ 我發愁地說。﹁我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 她說：﹁這我猜到了。我現在雖然畢業了，可因為我是﹃走資派﹄的女兒，遲遲不給我分配工作，在校接受思想改造，以觀後效，每月只發我十五元的生活費︙︙﹂她從兜裡掏出了十元錢給我，又說：﹁收下吧，別不好意思。別嫌少。我也只能給你十元錢。千里迢迢的，你身上總得有幾個錢呀！﹂ ﹁不，你每個月只有十五元，不︙︙﹂我說什麼也不肯接。 她硬將錢塞進了我衣兜裡。隨即站起來，正色道：﹁你可別騙我，不回哈爾濱，接著到其他什麼地方去！﹂ 我說：﹁我發誓，絕不騙你！我明天一早就回哈爾濱！﹂ 她欣慰地笑了：﹁那你把那封電報給我。你走後我替你給你父親發封電報，使他放心。﹂ 我將父親的回電交給了她。 她仔細揣起後，注視了我一會兒，又說：﹁明天我送你。他們不許我擅自邁出校門。我在校門口掃地，可以目送你︙︙﹂她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但沉默了一會兒，什麼話也沒再說。 她友善地也是悽苦地又微微對我一笑，匆匆走了。看得出她原先定是很愛笑的。我卻一次也沒見她由衷歡悅地笑過。她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心中對她產生了深深的依戀之情。 我平生最大的憾事之一是，沒有一位姐姐。我從小就羨慕那些有姐姐的孩子。他們有的有好幾位姐姐，那是多美好的命運的賜予啊！命運對我太不公平。 ﹁大姐︙︙﹂ ﹁二姐︙︙﹂ ﹁三姐︙︙﹂ ﹁我大姐︙︙﹂ ﹁我二姐︙︙﹂ ﹁我三姐︙︙﹂ 叫起來，對外人談起來，在我都覺得是種莫大的幸福。 我真希望她能成為我的姐姐啊，儘管她是﹁走資派﹂的女兒！我不在乎！ 這麼想著，我竟在心裡對已經離去了的她說：﹁好姐姐，哪年哪月，我還能再見到你呢？﹂ ︙︙ 第二天一早，我便離開了成都氣象學校。在學校大門口，果然看見了她，肩上搭著一個尼龍絲網兜，看去是在掃地，我心中明白，她是在等待我。 我快步走到她跟前，對她說：﹁大姐︙︙我永遠會記著，在成都我有一位姐姐︙︙﹂我的眼睛模糊了。 她說：﹁我也會記著你，一位哈爾濱的小兄弟︙︙﹂從自己肩上取下網兜，替我搭在肩上。 網兜裡有兩個大大的圓圓的用紙包著的東西。 ﹁帶著路上吃吧︙︙﹂她將臉側向了一旁。 我仍站在她面前不離去。 ﹁你走吧︙︙﹂她低聲說，就又開始掃地。 我怕自己會忍不住哭起來，一轉身走了。 我走出很遠，腳步不由得越走越慢，終於站住，不能一直再往前走，依依地回頭望去。 她站在氣象學校大門口，雙手撐著掃把。校門如同藝術相框，她的身影如同鑲在藝術相框中的女神。 她真在久久地目送我！ 我朝她招了招手。 她也朝我招了招手。 我的手舉得高高的。 她的手只舉在胸前︙︙ 時至今日，二十年飛逝。歷史如煙。往事如夢。每每一與人談到成都，或一聽人談到成都，便勾我想起了她。 我當時那麼不懂事，竟沒問她姓名。 我沒有姐姐，這確是我平生的憾事之一。 我有過一位姐姐，在成都。在那﹁大串聯﹂的日子裡，在那﹁兵荒馬亂﹂的日子裡︙︙ 僅僅相處了幾天，不，幾次的姐姐。每次在一起至多不超過十分鐘︙︙然而我認為我有過一位姐姐了。我忘不了她那友善的溫良的憂鬱的悽苦的微笑。忘不了︙︙ 善的事，善的人，縱使在惡的時代，縱使在普遍的人性被嚴重扭曲的歲月，也是能夠深深烙在人的記憶之中的。 因為善儘管會被惡所壓制，但它對於人類，畢竟是比惡美好，因而也長久於惡的情感價值。它是人類的永恆的希望。 一九八四年，我曾將我在﹁大串聯﹂中的這一段經歷，寫成一篇小文，分別發表於︽中國青年報︾和︽成都晚報︾上。一稿兩投，自然不是為了多撈取一小筆稿費，而是希望獲得她的一些音訊。 我的希望卻落空了。 也許她沒看到我的那篇小文？也許她已不在人世了？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很多人，她是一個﹁走資派﹂的女兒，誰知以後她又遭到了什麼樣的厄運呢？ 尼龍絲網兜裡裝的是兩個香柚。 一種異香伴隨著我擠上了北歸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