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朱天心
︽二○一四年三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序論︼老靈魂前世今生｜｜朱天心的小說　︵王德威︶


　　也許是千百年後吧。文明昇沉，萬事播遷，五洲板塊又是幾度震盪後，有個曾叫台灣的島嶼依稀殘存。朔風野大，天地洪荒，早已闃無人煙的古都台北，或還殘存當年一二繁華遺跡？沿著昔日總統府、二二八紀念公園舊址行來，荒煙迷漫，鬼聲啾啾。掘地三尺，哪還有半點屍骸。倒是千百頁尚未腐化盡淨的斷簡殘篇，成為對某個世紀書市文化的最後見證。

　　一陣腥風吹起那些書堆，噼噼啪啪，你彷彿聽到陣陣歌哭之聲：﹁昨日當我︙︙﹂、﹁想我︙︙﹂、﹁我記得︙︙﹂。是老靈魂的聲音麼？穿過死生大限，它還是陰魂不散！世事混沌不清，世事又全如所料。在歷史廢墟間，老靈魂彳亍徘徊，不忍離去｜｜一切早都關燈打烊了，它還在摸黑找些什麼？

　　自八○年代末期以來，小說家朱天心開始營造她的老靈魂世界。閱人述事，洞若觀火，筆調則如此老辣蒼涼。從︽我記得︙︙︾到︽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再到新作︽古都︾，朱的創作量不能算多，但每次出手，必然引起議論。讀者或為她的題材側目不已，或為她的﹁論文體﹂敘述嘖嘖稱奇。但最不可思議的，還是她率團登場的老靈魂人物。老靈魂來自各行各業，窮通蹇達不等，但個個﹁先天下之憂而憂﹂。他︵她︶們悸懼衰老與死亡，卻有窮究老與死的興趣。他︵她︶們看來對一切都不在乎了，卻比誰都更在乎一切。在朱天心的指揮下，老靈魂滲透你我之間，散播末世消息。人家希望、快樂，老靈魂暗自神傷；人家心靈改革，老靈魂心亂如麻。這真是群殺風景的人物。

　　而朱天心自己也是個老靈魂麼？小說家和她的人物真得對號入座麼？也不過就是十多年前吧，朱天心憑著︽擊壤歌︾、︽方舟上的日子︾等作，頌讚青春，風靡多少學子。幾番周折，她竟拋棄同輩讀者︵如我等︶，決心先自行老去。但她老得並不徹底，她還有話要說。過分老於世故的人其實寫不出像︿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匈牙利之水﹀這樣的作品。是犬儒，也是天真，朱天心的作品因此形成一種風格的時差。這也許可作為我們進入她﹁老靈魂學﹂的一個門徑。

一、與歷史怪獸搏鬥

　　朱天心作品最重要的特色是對時間、記憶，與歷史的不斷反思，而她老靈魂式的角色成為啟動此一反思行為的最佳媒介。老靈魂生年不滿半百，心懷千歲之憂。他︵她︶們知道太平盛世其實隱藏了無數劫毀的契機，也驚訝在死生大限之前，凡夫俗子竟能活得如此渾然無知覺。今朝歡樂，明朝枯骨，生命的必然與偶然，不就是一線之隔。虛空的虛空啊，一切的貪癡嗔怨，總要歸於徒然。老靈魂獨探死生的幽微邏輯，夙夜匪懈，且啼且笑，於是有了不能已於言者的衝動，有了書寫的欲望。

　　論者可以輕易指出，老靈魂的憂慮就算事出有因，畢竟是有閒階級的玩藝兒。芸芸眾生未必真傻到不知生老病死，然而眼前的﹁近憂﹂都照顧不來了，還談什麼遠慮？朱天心的人物都犯了一個毛病｜｜杞人憂天。朱天心要不以為然了。她可反駁她的老靈魂其實個個胸無大志；他︵她︶們所關心的就是眼前的芝麻綠豆。一般人自謂看近難看遠，說穿了，看得還是不夠近。誰能想像這一分鐘的家常，埋藏了下一分鐘的什麼噩耗？老靈魂事事關心，事事擔心，他︵她︶們活得好累，也是不可救藥的現實主義者。

　　朱天心折衝於最細密的現實關懷，以及最迂闊的生死憂思間，形成了她作品中的一大弔詭。照道理說，已經看到死亡另一面風景的老靈魂，還有什麼心情斤斤計較浮世人生？但我以為這一弔詭是她敘事風格的基礎，也與她想像歷史的方式息息相關。看她的作品，尤其像︿預知死亡紀事﹀及︿拉曼查志士﹀等，不由你不覺得她筆下人物憂生憂死，已跡近妄想狂的徵兆。﹁人有旦夕禍福﹂真是他︵她︶們的座右銘。有幸死得其願、死得其所的人畢竟太少。為了﹁走得﹂乾淨，老靈魂們上自生辰八字，下至內衣內褲都得事前交代打點。但欲潔何曾潔，只怕生命中的瑣碎讓我們活得謹小慎微，死得也不明不白。︿﹁預知﹂死亡紀事﹀，顧名思義，已充滿自我解嘲玄機。死亡如果是一了百了，哪由得我們預知後事？生命是如此嬗遞紊亂，怎能敘述紀事？老靈魂是在打一場看不見敵人的仗，其虛張聲勢處，恰如四百年前的唐．吉訶德一般。

　　朱天心及她的人物一方面苦於世事無常，一方面又貪婪的吞吐千百種過眼資訊，成為一種文字反芻奇觀。讀者或要為她益趨漫漶的風格所苦，因為她越來越不能講個一清二楚的故事。但換個角度，朱天心放棄傳統定義的故事性，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事。藉此她反可能逼近現實無明也無常的面相。她的瑣碎議論姿態成為對抗歷史大說的方式。所謂本末倒置於她或有新解。當事物的﹁本﹂已無所可本，我們所能有的也只是枝微節末。正因為朱及她的人物意識到大歷史的了無理性，他︵她︶們對生活的細節，對記憶的縫隙，愈發變本加厲的摩挲思辨。

　　在這一方面，朱天心讓我們想到了張愛玲｜｜儘管張可能是她雅不欲再有轇轕的家傳秘方。想想張的名言：

　　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人們只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於古老的記憶。︹1︺

　　張愛玲素以惟妙惟肖的模擬技巧，贏得口碑，事實上她勝於一般寫實作家之處，更在於她從不把現實視為當然。她的白描功夫與其說建構紙上現實，不如說因其過於精密尖銳，因而粉碎了我們居之不疑的現實觀。朱天心的風格並不近於張，但在想像大難當前，﹁苟且偷安﹂的方法上，居然與祖師奶奶仍有若合符節之處。

二、我記得什麼？

　　言歸正傳，朱天心創造老靈魂的過程，究竟十分曲折。由於家學淵源，十來歲的朱已頗有大將之風。再加上老牌才子胡蘭成的點撥，下筆行文在在令人驚豔。︽擊壤歌︾所煥發的率性浪漫，不啻是鹿橋︽未央歌︾的一脈真傳，而朱天心那樣﹁隨便﹂的就念完北一女，還成了台大人，真讓我輩嘆為觀止。與此同時，朱參與﹁三三集刊﹂活動，詩書天下，禮樂江山，好不熱鬧。她的軍眷家庭背景當然也對她多有影響，天地正氣到國家主義再到兒女英雄，一種緊密內爍的生活形式及信念，於焉興起。

　　然而才女終將長大，時光難再倒流。早在大學時期，朱天心已兀自在思考著生命無可奈何的變數。像︽未了︾、︽時移事往︾、︽昨日當我年輕時︾這些篇目題名，都宣示了她對感情、身分、年歲的焦慮｜｜儘管她急切的言志傾向，每每使作品讀來造作。然後她推出了︽我記得︙︙︾︵一九八七︶，以一系列犀利諷刺的故事，為老靈魂式角色畫下雛形。

　　︽我記得︙︙︾後十年間，朱天心除了創作，也淺涉政治活動。她的改變，竟與臺灣從戒嚴到解嚴，從一黨到多黨的時刻表相互輝映。批評家樂得就此大作文章。或強調朱因族群、政治信仰認同的危機，由青春浪漫變得辛辣保守︵詹愷苓︶；或指出她一向追求主流以內的政治正確性，面臨九○年代的眾聲喧嘩，不免無所適從起來︵何春蕤︶；或批評她的性別意識過於畫地自限，間接反映她國族認同上的故步自封︵邱貴芬︶︹2︺。這許多研究中，黃錦樹的專論︿從大觀園到咖啡館﹀最為可觀。仔細爬梳朱的作品後，黃寫出朱的創作時空及風格上的巧妙互動，以及她投身、記錄及批判社會動態中的特徵。黃錦樹更提醒我們胡蘭成當年對朱的評價及期許，從而見證朱與她胡爺爺間頗見張力的對話關係︹3︺。

　　這些評論不乏中肯意見，但也有一二聲音過分依賴當今的政治及理論立場，對朱訓勉有加。評者的讚彈，朱盡可嗤之以鼻：小說的可讀性與否，與政治或文學理論正確性多寡，其實沒有必然關係。意識形態最保守的作家︵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可以寫出最激進的作品，何況台灣這年頭左右統獨交投熱絡，誰激進、誰保守，還有待下回分解。朱對歷史的不確定性念茲在茲，這幾年政壇學界的怪態早就是她下筆的好材料︵如︿佛滅﹀、︿我記得︙︙﹀︶。面對衝著自己來的﹁歷史﹂評價︵包括本文在內︶，大可以自謔謔人的方式，好好分析一番。

　　我的問題在於，不管怎麼看朱天心的前世今生，多數評者的立論皆止於單線史觀，他︵她︶們以朱前期的青春純真對照後期的世故潑辣；或以前期的天父國父師父︵胡蘭成︶三位一體對照後期的﹁去聖已邈，寶變為石﹂。朱天心的創作歷程因此成為一則墮落與成長的故事，一則失樂園式的神話。自詡前衛的評者尤其不耐朱的頻頻回首姿態；歷史裂變之後，她似乎越來越舉足維艱了。對這些批評，朱也曾切切以小說或評論形式，有所辯解。奇怪的是到目前為止，她的反駁同樣落在起承轉合的邏輯裡，以致與她的﹁敵人﹂們形成五十步與百步的拉鋸。

　　我同意多數評者的看法，認為朱天心在八○年代末期經歷了題材與風格的斷裂，但卻以為這一裂痕的前因和後果，不見得如此清楚明白。我更以為朱天心所創造的老靈魂人物隱含了繁複的時間、記憶線索，而作為創作者，朱仍然低估了這些老靈魂們的潛力。對那些嘲笑她不夠民主前進的人，朱天心可以幽幽的嘆道：在歷史的進程裡，她與她的老靈魂正如班雅明︵Benjamin︶的天使一樣，是以背向，而非面向，未來。他︵她︶們實在是臉朝過去，被名為﹁進步﹂的風暴吹得一步一步的﹁退﹂向未來︹4︺。不僅此也，只要歷史與記憶代表著一種人為的時間紀錄，過去與未來總是不斷分殖增減，任何可見的裂變，也不過是權宜的時間座標罷了。

　　如果老靈魂真如朱天心所謂，可以預言休咎，那是因為他︵她︶們對往事看得太細太多。如果老靈魂逃避歷史，那是因為未來的變數使他︵她︶們無從對過去遽下論斷。細心看來，朱天心這幾年的小說不僅僅在重複追悼一種歷史而已。她每一則有關老靈魂的故事都挖掘出我們記憶過去，構想現實的又一斷層。最顯而易見的，她寫反共復國迷信的消失，革命建國神話的興起︵︿十日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並驚異於剛破除迷信的人怎又製造神話。在國家論述外，朱為不同族群、性別、行業追尋歷史，形成一種人類學式的總匯︹5︺。任勞任怨以致不成人樣的媽媽︵︿袋鼠族物語﹀︶，暗通款曲的女同性戀︵︿春風蝴蝶之事﹀︶，心口不一的社會良心分子︵︿佛滅﹀︶，時有非分之想的安分小民︵︿第凡內早餐﹀︶，當然還有江湖老去的眷村少年︵︿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每種﹁人類﹂都有他們的譜系。不應，也不能，化約為一簡單的歷史敘述。

　　而當這些類別的人物相互交錯，他︵她︶所構成的繁複動線，才讓我們更驚異於朱天心的駁雜史觀。想想袋鼠族媽媽如何有朝一日可成為半吊子股票族及政治族︵︿新黨十九日﹀︶，或良家婦女如何在累積雜物的過程中︵︿鶴妻﹀︶，可能與那個雜貨店老闆兼戀童癖者互通有無︵︿去年在馬倫巴﹀︶。這些角色各有各的生存軌跡，卻都從無意義的交會甚或交易中形成自己身分的認知。朱天心應會慨嘆，歷史何嘗不是一種附加價值，一筆多餘的開銷︵surplus value︶，只是所交易的項目，因人而異。知識份子或許隱隱感到自己的不誠實，但賺到手的利益怎能拱手讓出？︿佛滅﹀中的反對運動菁英其實是最精明的投資者，一句﹁我存在，因為我反對﹂恰似政治活動的賣點，文化理論的明牌。而︿我記得︙︙﹀中的廣告商只有在命危時，靈光一現的記得往日烏托邦式政治寄託。

　　從政治到廣告，從歷史到雜碎，識者或要詬病朱天心的犬儒尖誚。然而唯其如此，朱顯示出她的眼光與眾不同。主流的歷史是選擇性記憶過去的歷史，或說穿了，是遺忘︵絕大部分的︶過去的歷史｜｜國、民兩黨紀念二二八的方式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當大家急於為過去翻案或定案時，像朱天心這樣的作者貿貿然跑出來喊一聲﹁我記得﹂，難怪要干犯眾怒。她記得我們應該忘卻的，想起我們不願或不敢記得的。由是觀之，︿去年在馬倫巴﹀的拾荒者／雜貨販子角色，真是她老靈魂的原型人物，而她偽百科全書式的敘事方法，實在是良有以也。

　　朱天心最近的作品更變本加厲，強調我們的記憶不只憑藉知識經驗，也憑藉感官本能，像是嗅覺與聽覺︵︿匈牙利之水﹀︶，視覺與味覺︵︿古都﹀︶，的觸發。歷史是時間也是感官之旅。在這方面，她的前驅是寫︽追憶似水年華︾的普魯斯特︵Proust︶。容我再套用班雅明論普魯斯特的例子。普魯斯特追憶︵或記得︶往事的方式與眾不同；他大白天也蜷縮在陰暗的房子裡，點滴凝聚散亂的往事。荷馬史詩︽奧狄賽︾︵Odyssey︶中的奧底修斯離家二十年沒有音信，他的妻子琵那洛琵為了退卻眾多伺機求婚者，以織完手中布匹為藉口。她於是白天織，晚上拆，夜以繼日，延宕承諾。普魯斯特追憶往事恰似琵那洛琵織布一樣。不同的是，他白天拆，晚上織。表面漫無章法的敘述，暗地自有道理可循︹6︺。朱天心的﹁我記得﹂是在這一白天拆，晚上織的層次上，將過去的可能與不可能偷偷結成一氣。

　　我們再回到前述朱天心的意識形態是否前進或後退，或創作風格是否統一或斷裂的爭議上，才能瞭解這些評判仍有其局限。當老靈魂告訴我們歷史永恆埋藏裂變，進步也是退步，我們又焉知她自己創作史上的分裂不是統一，保守不是激進呢？沒有前期的︿未了﹀，哪裡來後期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寫女同性戀的︿春風蝴蝶之事﹀，未嘗不讓我們記起︽擊壤歌︾中的同學姊妹情深。朱天心對政治的疑慮，恰是當年她對政治的信念的一體兩面。三三時期的她熱烈擁抱青春，漸入中年的她提早頌讚衰老，骨子裡的認真張致卻是一如既往。而老靈魂坐立難安的處處危機論，與胡蘭成﹁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中的處處轉機論，竟似源自同一神秘主義的辯證。我為朱天心記起她︵可能︶願意忘記的，無非強調她老靈魂哲學的無孔不入，終將以蝕毀她自己為自己營造的立場，作為終結：老靈魂的勝利就是失敗。

　　我曾在前此的書評中稱呼朱天心是﹁老靈魂裡的新鮮人﹂，因為看到她與她人物間畢竟有所差距︹7︺。面對歷史亂流，朱天心還是有太多話要說，也還嚮往一個清楚的，有是非正義的烏托邦時間表。她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可以是一切撒手前的阿Ｑ演出，也可能是悲劇情懷的最後勃發。我以為徘徊在這兩種極端間，朱仍心有不甘：她畢竟不夠老。也正因此，她願意陷入與她批評者同樣單面向的邏輯，並以之論辯抗爭。她的矛盾表諸文字，已形成一些極具張力的作品︵如︿去年在馬倫巴﹀、︿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但是否也已構成一種局限呢？

三、怨毒著書說

　　朱天心早期作品處處留情，但已時見機鋒。彼時的她彷彿年紀、身分尚不足觀，是以姑且隱忍下來，轉而放肆眾皆曰可的似水柔情。但在︿時移事往﹀中，我們已經可見這位女子別有所圖。這篇故事自男性觀點剖析七○年代女性成長的經驗。女主角愛波集理想浪漫虛榮於一身，已跡近概念性人物。我們的男性敘事者暗戀愛波而不得，卻註定要在她每逢危難時拔刀｜｜手術刀｜｜相助。他數度操刀進入愛波體內，為她墮胎，為她除病。愛波終於不治，留下男主人翁悵惘時光流逝。

　　我們當然可說愛波就是那美好卻不無缺憾的往事化身。但這篇小說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朱男性化的觀點，以及老練的辭鋒；她在寫作的手術台上，也是下筆如刀。一反多數女性作家所擅的溫柔敦厚，朱天心嘲諷譏刺，左右開弓。到了八○年代後期的︿佛滅﹀，朱寫盡社會菁英的偽善及算計，由於嘲仿的對象呼之欲出，一時引來議論紛紛。

　　袁瓊瓊早就指出，朱天心筆觸﹁火熱﹂，而朱自己也承認，她時有﹁陷刻少恩﹂之虞︹8︺。對此朱大概要辯稱，﹁予豈好辯哉！﹂的確，在這個不講道理的時代，朱的得理不饒人反予人不夠厚道之感了。到了她的老靈魂人物披掛上陣，更讓我們覺得朱嚴以待人，卻也自苦得緊。相因相襲，使她的作品充滿怨毒之氣。

　　我刻意使用怨毒二字，想到的是古典小說批評﹁庶人之議、怨毒著書﹂的傳統。金聖嘆評︽水滸傳︾，謂﹁其言激憤，殊傷雅道，然怨毒著書，史遷不免，於稗官又奚責焉﹂︹9︺。金將︽水滸︾與︽史記︾並列，暗指太史公﹁發憤著書﹂的傳統到晚明已由小說賡續。是在怎樣激越憤懣的情懷裡，一代史家執起如椽之筆，針砭人事，千百年後依然撼人心弦？而又是在怎樣滯塞鬱悶的環境，小說家以小搏大，念念以史筆自居？金聖嘆於是嘆道：﹁從來庶人之議，皆史也。庶人則何敢議也？庶人不敢議也。庶人不敢議而又議，何也？天下有道，然後庶人不議也。﹂︹10︺再過三百多年，小說家不擊壤而歌，反而要寫﹁政治週記﹂。朱本來學的是歷史，現在以庶人之議的姿態，怨毒著書，想來也是感觸良多了。

　　現代中國文學傳統中也有怨毒著書的一支，箇中大師，不是別人，正是魯迅。一般看魯迅側重他感時憂國的一面，但大師百難排解的怨懟，無時或已的憂疑，可能才更令人心有戚戚焉。︽吶喊︾︽彷徨︾固然顯示其人的抱負與志業，但也充塞抑滯不散的曖昧心情。怨毒的傳統到了魯迅正如一柄兩刃之劍，能夠傷人，也能自傷。魯迅似乎頗有自知之明，散文詩︿野草﹀中一再敷衍他的兩難，最動人的例子莫如︿墓碣文﹀中那個自噬其心的遊魂：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遊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終以殞顛︙︙

　　扶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11︺

　　識者或要說，朱天心哪裡能比得魯迅深刻或深沉。但這已是個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的時代，比起世紀初的吶喊與彷徨，作家或者只宜訕笑或自嘲罷了，即便如此，天心的老靈魂上下求索而百無出路，滿紙道理而又矛盾處處，不能不使我們想到魯迅部分人物。而我談起魯迅，未必只是抬舉朱天心，也更想指出她老靈魂式的邏輯，也可能陷入一種套套語言︵tautology︶僵局，正如魯迅自噬其心的遊魂一般。老靈魂以世故犬儒，作為批評天下無道，兼亦﹁反抗絕望﹂︹12︺的方法。但同樣的世故犬儒也可能培養出﹁虛假的洞見﹂︵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甚至成見，陷溺其間而不能自拔︹13︺。當老靈魂自謂明白一切，可以預言休咎時，我們得提防她是個假先知。

　　從當代理論的角度，朱天心一脈的怨毒著書法也可找到部分解釋。尼采的辱恨說︵ressentiment︶是論者一再指出的現代意識之一端。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人︵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到色林︵Celine︶小說的荒唐小人，英雄都成了反英雄。他們因受辱而心懷怨恨，但沉浸在不斷循迴的痛苦記憶及想像的報復中，他們由自怨竟然可發展成﹁自愛﹂。受苦成了不請自來的權利，使他們由最低姿態中，嘗到了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而一種暴力的種子已自萌芽。魯迅的阿Ｑ應是個好例子吧？但仔細看朱天心的老靈魂，我不覺得他︵她︶們自抬早受貶抑的身價，也未必僅能苦中作樂並以此作為報復自己與他人的起點。她的風格也讓我想起心理學的﹁不堪﹂︵abjection︶觀點。

　　﹁不堪﹂不同於﹁辱恨﹂，因為前者雖出於對外界壓力回應，卻不汲汲營造內心憤恚的永劫循環。不堪的意識一樣讓人覺得卑下委屈，卻殊少因此發揮成想像或行動的暴虐結果。折衝於體制內外，不堪的人自覺失去發言地位，因此努力找尋、挑逗對話的機會。雖明知一己的地位與聲音可能成為笑柄，一股因不甘而想還嘴的衝動總是縈繞不去。心理學家克里斯多娃︵Kristeva︶特別強調不堪意識的﹁門檻﹂經驗：不上不下，不裡不外，不死不活。我們覺得不堪，正是因為我們對人與已的關係無法確定，從而有了自棄與自救的矛盾衝動。克里斯多娃把這一不堪的意識定位於女性身上，並生命中的現象如廢物，食物，及生殖連鎖一處。而不堪意識的癥結是被放逐的恐懼，對回歸的欲望。﹁門檻﹂內外的對話由此開始︹14︺。

　　批評家的理論高來高去，但我們不妨姑聽之。由此我們可說朱天心的怨著書，來自她文學與政治經驗的情何以堪。她的人物中可找到不少對應例子。像︿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寫政治犯被放逐三十年後的回歸，只陷入恍若隔世的時間錯亂。像︿袋鼠族物語﹀寫平凡母親的逐步退化與無言抗議，又像︿春風蝴蝶之事﹀，寫女同性戀在男性話語霸權下，暗遞心事，都是處理時間、意識形態、語言、性別及性傾向﹁門檻﹂內外，相互交爭的故事。這些被主流歷史排斥的人物，是在從自己的不堪︵入流︶上，認知自己的身份，而這身份每每使他們無所適從。

　　但我的用意不在以老魂人物印證一二理論而已。我更要說，如果她願意，朱心的老靈魂不必被這些理論束縛住。我在上一節提到，從︽時移事往︾到︽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朱仔細琢磨老靈魂的歷史觀，卻往往低估了這一史觀的殺傷力。老靈魂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見容於主流，他︵她︶們窮究天人之際，應該也會將混沌論的說法，考慮在內。世事參商，牽一髮而動全身。

　　些微騷動，曲折迴轉，都要讓我們的文化結構有所改變。是禍是福，誰能與聞︹15︺。﹁辱恨﹂或是﹁不堪﹂，都各只是眾多線索之一端而已。更進一步，出入在復國論與建國論、永劫循環說與﹁大自然五基本法則說﹂，還有袋鼠族、眷村族、雅痞族、同志族等各類歷史間，老靈魂早攪亂一池春水。這些不同角度衍生的史觀，盤根錯節，難分你我，有可能共存共榮，更有可能勸歸於盡。兩極之間，物競而天未必擇，最新而好的事物不見得是進化史觀的倖存者。既然沒有人能夠以全知角度綜覽過去，即使歷史重演｜｜有如錄影機倒帶重播一樣｜｜我們又哪裡能夠得到同樣的結論︹16︺？

　　這一推論並不讓朱天心的負擔減輕，但也許有助於她跳出畫地自限的套套語。老靈魂浮游種種歷史界限間，對自己前此宣稱﹁知道﹂一切的﹁不可知﹂，終必要啞然失笑罷。因為他︵她︶的對手正是憑藉這一全知姿態，爭奪歷史所有權。如果沒有人能自外於歷史，誰又怎能為歷史過去與未來塑造全景？你我所思所見，無非是萬花筒般的歷史鬼影幢幢？朱的新作︽古都︾，終於朝著這一方向，作出更深刻的思辨。

四、當歷史變成地理

　　︽古都︾是朱天心最新的老靈魂小說集。除了主要的中篇︿古都﹀外，這本選集另收有四個短篇：

　　︿拉曼查志士﹀基本上是︿預知死亡紀事﹀的續篇。其中寫老靈魂對猝不及防的兇死，對身後之事的未雨綢繆，已是狂想曲的筆法。但朱天心借題發揮，一句﹁不願此生就這樣隨隨便便被發現並就此被認定﹂，恐怕才真道出她的意識形態潔癖。︿威尼斯之死﹀巧妙挪用湯瑪斯曼的小說名，卻是個作家自剖創作經驗與環境的告白。黃錦樹以此作的地像背景｜｜咖啡館｜｜為朱天心現階段創作視野的象徵，頗有見解︹17︺。都會的、自我解構的，以及虛張︵男︶聲︵男︶勢的朱天心，已經成為後現代台北文壇的一景。惟此作過於切近作者本人的創作甘苦談，雖然時有神來之筆，畢竟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

　　︿第凡內早餐﹀則是一篇精緻而狡黠的小品。一個自謂﹁我做女奴，已經有九年了﹂的職業文藝女性，在重複採訪及文字的生涯間，猛然有了一種渴望：﹁我需要一顆鑽石，使我重獲自由。﹂鑽石是情真意長的永恆象徵，也是資產累積的富裕指標。鑽石以其超乎尋常的價值，偽託生活及生命無價的追求。它惹起我們﹁重獲自由﹂的迷思，只因為我們甘願被它套牢。鑽石成了商品拜物異教的法器，資本主義淬煉出的舍利子。而朱天心筆下年華老去︵！︶的新人類在洞悉﹁鑽石學﹂一切後，仍嘿嘿然的全副武裝，﹁打劫﹂來﹁屬於﹂她的一個結晶體。在珠寶帝國第凡內公司的台北前哨裡，最精緻的消費文明與最寒磣的消費欲望相互撞擊了。朱心由此中再次看到了文明的﹁不堪﹂，但卻衍生了前此少見的黑色幽默。

　　︿匈牙利之水﹀的形式已近中篇。小說寫兩個偶然在小酒館相遇的中年男子，憑著嗅覺︵香水、香料︶及聽覺︵李香蘭的︽上海之夜︾︶，重啟記憶之門，進而沉浸於往日時光。證諸小說眷村生活點滴，我們幾乎可把︿匈牙利之水﹀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並讀。只是這一回朱天心更為強調不請自來的感官直覺，如何像觸媒一樣，引起我們記憶的震顫。麝香薄荷香茅樟腦，丁香豆蔻蘆薈玫瑰，在氤氳的芬芳中，我們﹁聞﹂出了已被遺忘的過去。而嗅覺又刺激出聽覺、味覺及觸覺的快感，造成一種象徵主義式感官交錯︵synesthesia︶的效果。︿匈牙利之水﹀會使我們想起普魯斯特到徐四金這一系列作家的美學觀。但如果普魯斯特借助直覺重新構築他那精緻的似水年華，朱天心可能反其道而行。她看到了，｜｜或是聞到了，禮樂退化為生物本能的訊號，文明逐漸荒涼的必然。當香味散去，歌聲已遠，回憶最終要變成遺忘｜｜完完全全的遺忘。

　　這使我想起十四世紀日本散文家吉田兼好︽徒然草︾中的一段描寫。當我們的至親好友去世，我們哭之葬之，紀之念之。佳節忌日，我們訪視墓園，盤桓良久，不忍離去。但時光流逝，我們的思念之情逐漸無從捉摸。墓木已拱，我們自己也垂垂老去。當懷念別人的人自己也成被懷念的對象，遺忘的骨牌效應已經展開。千百年後，回憶者及被回憶者共化烏有，古墓竟已早轉為良田︹18︺。

　　由此我們來到︿古都﹀。無論就題材及氣派來說，這篇作品都可視為朱天心近十年來創作的重要盤整。朱天心以往小說不乏各種記憶的儀式。在︿去年在馬倫巴﹀中的垃圾資訊／雜貨，︿春風蝴蝶之事﹀及︿我的朋友阿里薩﹀中的書信自白，還有新作︿匈牙利之水﹀的香味與歌聲，都成為朱重現時移事往的媒介。但是是在中篇︿古都﹀中，我們得見朱最大膽的嘗試。這個小說裡，朱終於把她要叫停歷史、喚回時間的欲想空間化。歷史不再是線性發展｜｜無論是可逆還是不可逆，循環或是交雜，而是呈斷層、塊狀的存在。歷史成為一種地理，回憶正如考古。

　　︿古都﹀的故事看似簡單，一位已屆中年的女性敘述者，遠赴京都與當年的老同學相會。兩人曾經親如姊妹﹁同志﹂，出了校門卻各奔東西。不意旅美多年的同突然天外傳真，敘述者因此立即整裝上路。她要等的同學終未出現，而同時漫步京都卻勾起了層層往事。故事並不就此打住。敘事者比預定日期早回台北，陰錯陽差被當成了日本觀光客。她將錯就錯，拿著日文台北導遊手冊，重新逛起她熟得不能再熟的城市。

　　我們的女敘述者穿街入巷，行行復行行。她腳下的台北像是個幽靈城市，疊映著過去與現在的重重痕跡。總督府還是總統府，艋舺還是萬華，本町還是重慶南路，末廣町、壽町、新起町、西門町。政治的、商業的、人文的、自然的地理／歷史，隨著敘事者的腳步不斷移動穿梭，匯為一處。但台北這座﹁古都﹂為什麼讓多數久居於此的市民，都了無以往的記憶呢？朱天心一再引用︿桃花源記﹀的典故。好一個後現代的﹁晉太元中﹂，偽觀光客潛入台北桃花源，發現居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這是福氣，還是墮落？

　　朱天心的愛走路，從︽擊壤歌︾中的小蝦漫步西門町、中山北路，乃至遠征劍潭、士林已可得見。到了︿古都﹀，她把走路的能耐與她的歷史憂思合為一處，一步一腳印，真正出入在台北歷史／地理之間。熟悉新馬理論的評者可以搬出班雅明的﹁遊蕩者﹂︵flaneur︶來比附朱天心的偽觀光客。遊蕩者隱身於巴黎街頭千百過客間，既冷眼旁觀，又不由自主的陷入人潮，形成一種都會景觀，也預言都會現代性的來臨。天心的偽觀光客其實是體制內的中產階級，卻時發非制式的思古之幽情。她不坐咖啡館、不逛名店街，﹁老是若有所思、若有所求的拖著一個大吸鐵，踽踽獨行於城市和荒野，更行過漫長人生的每一路段和角落︙︙而所汲汲吸求到的珍寶往往之於其他大多數人簡直如敝屣垃圾﹂︵︿威尼斯之死﹀︶。走著走著，她轉進了狹仄的巷弄，晉江街一四五號的門板，浦城街二二巷一號樟樹大王椰，長春路二四九號雀榕趴在牆頭︙︙每一處門庭透露多少歲月風華，人情滄桑。走著走著，她從最繁華的所在看到最寒涼的廢墟：西門町原來是狐鬼流竄的亂葬崗，二二八革命聖地現在是黑美人酒家。與其說她是遊蕩者，更不如說她是個傅柯︵Foucault︶定義下的考古者︹19︺。在有限的都會空間內，她幽靈般穿刺於斷層之間，看出罅痕裂縫，看出斷井頹垣。台北日新月異，即便有一點古蹟的影子，也被糟蹋得不成樣子。是透過一位偽外鄉人／外國人的眼睛，台北變得古意盎然了。

　　與台北相對的是京都，那平安朝以降的日本古都。相較於台北的怪力亂神，日新又新，京都的一景一物，赫然像是天長地久一般。多次行旅京都的女敘事者簡直對其親愛熟悉到了狎暱程度，真個是直把他鄉作此鄉了。但也就是這個精緻優雅的文化，曾經侵入了美麗之島，肆行了半世紀的殖民統治。而在另一個時空裡，京都虛心接受了唐宋的文化移植，從此開闢規模。台北的人在為一個外來政權鼓噪不休時，面對另一個前外來政權代為傳留的文化遺產，突然都變得美麗與哀愁了。憑著一冊新版日治舊台北觀光地圖，台北人企圖找回殖民﹁史前﹂的記憶。這一筆殖民與後殖民主義的帳，文化批判論加後殖民論學者應該可以盤算一下。

　　我更有興趣的是︿古都﹀所引起的文學對話及其聯想。顧名思義，︿古都﹀的靈感來自川端晚年的名作︽古都︾。朱天心一向喜歡引用國際文學作品移花接木，另抒新機；前述︿威尼斯之死﹀就是個好例子。但是︿古都﹀承接川端遺風，疑幻疑真，野心則要大得多。在川端原作裡，雙胞胎姊妹千重子及苗子自小被分開。千重子長於養父之家，因緣際會遇到苗子，由此展開一段認親故事。但川端更要描寫的，是故事所在京都的四時變化、禮俗節慶。相對人事浮沉，古都的種種儀式沉澱出一種深沉韻律，歷久彌新，千重子及苗子相會一宿後，終於悄然分別。

　　朱應會體念川端筆下淡淡的﹁物之哀感﹂吧？美好的事物分裂、成長、衰老，與其奢盼永恆，那霎時的光華或更令人餘味無盡。千重子與苗子在小雪的清晨告別，了無痕跡；分離就是完了，全書倏然作結。回到︿古都﹀，敘事者與當年親到如﹁同性戀﹂般的好友重逢，自然使我們想到川端原作的姊妹相會。但是不然，敘事者根本就沒等到人。今之尾生，即使信守承諾，抱柱而亡，哪裡有人領情？而敘述者自己也不比千重子，獨在異鄉為異客，她對京都文化再歡喜讚嘆，終究只是旁觀者罷了。

　　但我以為朱天心志不僅於此。千重子與苗子一母雙生，命運各殊，才應真正讓人著迷。兩人這麼像，又這麼不像，誰真誰假，把愛慕她們的人都弄糊塗了。朱天心有意把握由此而生的二元假像︵duplicity︶及幻影︵simulacrum︶的要意，推而廣之，思考一座城市的雙重或多重身世，一種文化的分歧傳承。在異國京都典雅的街上，朱的敘事者居然聯想到家鄉台北；在摩登的都會中，她恍然置身古代世界。而她自己呢？到底是外來客，還是在地人？所有的欲望、記憶，與身份重重掩映，讓人難分彼此，所謂事物的真理、歷史的因緣都成了眾生法相的投影，一場半夢半醒的迷魅。別的不說，︿古都﹀本身就是︽古都︾的再生與挪移。德勒茲︵Deleuz︶談重複︵repetition︶的美學，謂一類切切複製原本真蹟，建立真偽秩序；另一類卻以播散為章法，造出種種似是而非的對應，終於引起始原模式本身真偽的疑惑︹20︺。朱天心將台北桃花源移到古都，將現在看成過去，其意或在於此？

　　更重要的是，︿古都﹀是朱天心對自己文學來時路的一次巡禮。她以作品的重要場景，從重慶南路到西門町，從中山北路到淡水鎮，又被她結實的走了一遍。事實上︿古都﹀本身就像一座古蹟，潛在層層文本，有待又一批有心人的挖掘。小蝦與同學間的眉目傳情，二十年後成了異鄉空候；﹁三三﹂末期的︿淡水最後列車﹀，如今有了淡水快速捷運；︿新黨十九日﹀的時代啊，哪曉得會起這許許多多的眾聲喧嘩；︿去年在馬倫巴﹀的荒謬，又怎比得上今日台北的一夕數變？見佛︿佛滅﹀，但有信仰的強人一個接一個散播他們的希望與快樂。台北街頭，朱天心窺見各代亡靈四下竄流。好死歹活，各憑天命，江山無夢，嗚呼哀哉。

　　於是朱天心的敘事者走向太平町，行經六館街、陳天來宅、辜顯榮宅、建昌千秋貴德街、波麗路江山樓。她來到環河路的水門堤外，那個過去朱天心曾比為揚子江淡水河。河上不見﹁方舟﹂，卻可能有浮屍。

　　朱天心的老靈魂尋尋覓覓，日暮途窮，終陷於堤外沼澤之地。桃花源遠矣，但見時間的逐客，歷史的遺民徘徊﹁江﹂畔。﹁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不再記得，不再想起，修路幽蔽，道遠忽兮。﹁這是哪裡？︙︙你放聲大哭。﹂｜｜恰如三歲時盟盟丟掉手中視若珍寶而旁人不屑一顧的樹葉一樣︹21︺。老靈魂這回真是老了。

　　︵本文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系主任︶

注釋

︹1︺　張愛玲︽流言︾，︽張愛玲全集︾︵台北：皇冠，一九九五︶，頁一九。

︹2︺　詹愷苓︵楊照︶︿浪漫滅絕的轉折｜｜評朱天心小說集︽我記得︙︾﹀，︽自立期刊︾，一九九一年一月七｜八日，
　　　何春蕤︿方舟之外：論朱天心的近期寫作﹀，︽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九四年一月｜日。
　　　邱貴芬︿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姊妹︶們：閱讀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中外文學︾二二五︵一九九三︶，頁一○五。

︹3︺　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收於龔鵬程編︽台灣的社會與文學︾︵台北：東大圖書，一九九五︶，頁三二五｜五七，亦參見本書頁二三五｜八二。

︹4︺　Walter Bene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1969︶ .pp.257｜258.

︹5︺　黃錦樹，同註︹3︺，頁三三四｜四五。

︹6︺　Benejamin, p.202.

︹7︺　王德威︿老靈魂裡的新鮮人﹀，︽中時晚報．副刊︾，一九九二年五月三日。

︹8︺　袁瓊瓊序朱天文︽最想念的季節︾︵台北：遠流，一九九四︶，頁八。

︹9︺　金聖嘆︽水滸傳︾十八回回首評：見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台北：天山，無出版期︶，頁八。

︹10︺　金聖嘆︽水滸傳︾回首總評：葉朗，頁七九。

︹11︺　魯迅︵墓碣文︶，︽魯迅文集︾，卷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二○二，

︹12︺　我採用汪暉的說法，見︿反抗絕望：魯迅小說的精神特徵﹀，︽無地徬徨︾︵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頁三八四｜四一八。

︹13︺　Peter Sloterdijk. Critque of Cynical Reason, trans. Michae1 Eldr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3｜22.

︹14︺　Julia Kristeva.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trans. Leon Roudiez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亦見Robert Newman, Transgressions of Read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39｜141. Michael A. Bernstein. Bitter Carnival: Ressentiment and Abject Her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　見如William Paulson就混沌論與歷史敘述間影響關係的討論，﹁Literatures, Complexit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in Katherine Hayics, ed. Chaos and Order: Complex Dynamics i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37｜53。

︹16︺　我特別想到生物史學家Stephen Gold對物種進化的新看法。見如Wonderful Life ︵N.Y.: Norton, 1989︶。

︹17︺　黃錦樹，同註︹5︺。

︹18︺　吉田兼好︽徒然草︾，Yoshida Kenko, Essay in Idleness, trans. Donald Keene, Antholog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N.Y.: Grove, 1955︶, p.236.

︹19︺　見拙譯傅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一九九三︶。

︹20︺　Gilles Deleuz, Logique du sens, quoted from J. Hillis Miller, Fiction and Re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

︹21︺　朱天心︽學飛的盟盟︾︵台北：時報，一九九四︾，頁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