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漳洹猶覺淺｜｜袁世凱遺址暢想︹上︺
漳洹猶覺淺｜｜袁世凱遺址暢想︹中︺
漳洹猶覺淺｜｜袁世凱遺址暢想︹下︺
東廠胡同有遺德｜｜對黎元洪故宅的尋訪
淒雨中的末路英雄｜｜段祺瑞舊居及其他︹上海篇︺
淒雨中的末路英雄｜｜段祺瑞舊居及其他︹天津篇︺
茫茫煙蔓尋何處｜｜吳佩孚遺跡考︹上︺
茫茫煙蔓尋何處｜｜吳佩孚遺跡考︹下︺
草莽元帥林｜｜張作霖的空穴與故宅︹上︺
草莽元帥林｜｜張作霖的空穴與故宅︹中︺
草莽元帥林｜｜張作霖的空穴與故宅︹下︺
市井有誰知國士｜｜滬上﹁遇﹂楊度︹上︺
市井有誰知國士｜｜滬上﹁遇﹂楊度︹中︺
市井有誰知國士｜｜滬上﹁遇﹂楊度︹下︺
長青的孤桐｜｜章士釗京華故居行︹上︺
長青的孤桐｜｜章士釗京華故居行︹中︺
長青的孤桐｜｜章士釗京華故居行︹下︺
失去了的灰牆｜｜李大釗殉難地尋覓記︹上︺
失去了的灰牆｜｜李大釗殉難地尋覓記︹中︺
失去了的灰牆｜｜李大釗殉難地尋覓記︹下︺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上︺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中︺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下︺

︽文武北洋︾李潔

︽二○一四年六月六日版︾
︽好讀書櫃︾經典版

序言

　　敲完本書最末一行文字的時候，二○○三年的最後一陣秋風已經遠去。不知道我的這些文字是否也能搭上時令的班車，把一股稍帶肅殺之氣的﹁真﹂帶往遠方，讓喜歡歷史的讀者朋友們能臨風抖擻一下。

　　我不喜歡溫吞而平庸的天氣。在因襲的雲絮下活得太久，會不知道雲外的陽光的真相是七彩的。所以，我幻想自己的這些文字能如冷空氣一樣，吹開凝固了很久的傳統的雲團，讓人冷靜片刻，再回望一下斑斕的歷史。

　　五年前，我寫那本︽百年獨語︾時，也是這樣想的。

　　在那本﹁獨語﹂書中，我用自己的話，講述了晚清、民國、共和國的幾位歷史人物和事件。可能與人們聽慣的說法相異，故有朋友笑言：你這是對百年歷史的﹁毒﹂語。我只笑笑，並不解釋，繼續於本職工作之餘，尋訪百年來一些鉅子的遺跡，並以他們的遺跡為平臺，﹁獨語﹂我對近代史的一己之見。

　　這本書裏，我集中記錄了我對民國初期，亦即﹁反動的北洋軍閥時代﹂的尋找與發現。站在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五位武人和楊度、章士釗、李大釗、陳獨秀四位文人的故址上，我瞻前顧後了一番，忍不住又﹁獨語﹂起來。

　　鼓勵我用自己的話表述歷史的，是本書主人公之一陳獨秀先生。他老人家至死不說假話。他說：﹁我不敢自吹我是敢於說老實話，我只自誓：寧可讓人們此時不相信我的說話，而不願利用社會的弱點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們到了醒覺之時，怨我說謊話欺騙了他們……說老實話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說老實話的風氣一天盛似一天，科學才會發達，政治才會清明，社會才會有生氣。﹂

　　於是，我就想對大家說：北洋時代可能並非一個完全﹁反動﹂的無序的時代，也可能並非一個顢頇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淪陷的時代。也許，它是古老中華第一次走上選票時代的艱難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讓中國融入世界遊戲規則中的笨拙嘗試。﹁武﹂只是那個時代的表像，而﹁文﹂才是那個時代的追求。所謂好人、壞人，所謂正確、謬誤，還是請讀者自己去評判吧。

　　我還想說的是：我對所有試圖推動中國文明進程的先人，都懷有一份敬意。

　　最後，我要感謝這些年來陪我慢慢走過歷史遺址的各位旅伴，當然，更要感謝在漫長人生旅途中所有扶助過我的人。

　　李潔

　　二○○三年初冬於青島浮山之麓山海樓

漳洹猶覺淺｜｜袁世凱遺址暢想︹上︺

　　老早就想去河南安陽一遊，因為每從地圖上看到那個地方，就覺得有兩處古跡在幽幽地誘著我，一曰舉世聞名的殷墟，一曰並不廣為人知的袁林。

　　殷墟，就是殷之廢墟。殷代也就是商代，從一個叫盤庚的君主把國都從原來的﹁奄﹂往西遷到了﹁殷﹂之後，﹁商﹂才結束了不斷搬遷的歷史，餘下的二百七十三年裏，就再也沒挪過地方，所以，﹁商﹂又被叫作﹁殷﹂。在中國史冊上，﹁盤庚遷殷﹂是個重要的歷史詞條。﹁奄﹂，就是現在的山東曲阜；而﹁殷﹂，即如今的安陽，一個楔入河北、山東兩省之間的河南省最北端的地方，這座曾經比曲阜闊多了的一代名都，如今卻只能靠城邊的小屯村的﹁殷墟﹂而名噪世界。

　　悠悠三千多年過去了，﹁殷﹂當時是怎樣的繁華，今天的人是無從想像了，倒是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滅亡之前，有位叫王懿榮的山東福山籍京官破譯了一些刻在牛肩胛骨和龜背上的奇形怪狀的符號，並命之為﹁甲骨文﹂之後，那些從地底下挖出來的大堆甲骨才不是被賤賣了的﹁中藥材﹂，而成為解讀中華文明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符號。殷墟也因之成了整個世界研究人類進化的一處驛站。

　　作為一個識字的炎黃子孫，當然想去安陽看看殷墟。

　　但是，盤庚的時代離我們太遠！而且，那些彎彎勾勾的早期文字，也實在不好讀！這個擔憂，到了安陽後立時就得到了印證｜｜儘管新修的殷墟博物館是一流的館，內藏文物是超一流的文物，但畢竟太古、太雅、太玄！俯在一方方玻璃櫃上看半天，也看不出什麼門道。隔現實太遠的東西讓人看不懂。

　　倒是袁世凱，這位葬於此地的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卻因相隔時間不遠而顯得既好讀又耐看。所以，我們從殷墟博物館出來，問清了去袁世凱墓地的路，便駛過洹河大橋，沿河向東駛去。

　　當地人指點：往東二里地，就是洹上村，﹁袁林﹂就在那裏。

　　正午的陽光把我們的車影飄飄忽忽地映在河水裏，車影像是移動的磁頭，而洹河則像歷史紀錄片一樣，慢慢為我們播放了安陽數千年的滄桑變遷。

　　洹河，即安陽河，春秋戰國時期，此水甚是了得｜｜﹁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漢書上即有這樣的記載。那時﹁天下﹂小，洹河就是中央。洹河與附近的漳河、衛河一樣，雖不及南邊的黃河之長大、之長、之深、之濃，但也像血管一樣，滋養著一輩輩的豫北人。在海洋文明遠未到達的時代，安陽一直是個不可小覷的中原重鎮，除作了二百多年的﹁商﹂之都城之外，前後還有大小六個朝代在此設國都或畿輔。春秋戰國時這裏是﹁鄴﹂，不信邪的西門豹把那些裝神弄鬼的人統統扔進河裏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裏｜｜那位西門先生可真叫智慧，愣是把那些自欺欺人的巫婆、神漢一個又一個地派到水裏去請﹁河伯﹂出來！淹死幾個可憐蟲後，這一帶再也沒人敢傳播邪教了。秦軍攻克這裏後，此地改稱安陽；晉代時置彰德軍，金代始改彰德府，明、清兩代依舊制，所以，這塊地處冀、魯、晉、皖四省交界的豫北之地，成了﹁四省通衢，九州咽喉﹂。至清末，京漢鐵路修經此地後，安陽變得益發重要，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與閱兵式，就是在這裏舉行的｜｜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五至初七︵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舉行的﹁彰德秋操﹂，讓朝中那些不諳時事的王公大臣們第一次見識了本土的袁世凱所帶出來的新建陸軍︵﹁新軍﹂︶的軍威。袁世凱因這場重要的﹁秋操﹂而一躍成為令朝廷內外都刮目相看的實力派人物。

　　你看，說安陽，道安陽，安陽本是大地方嘛！

　　這是一九九九年的十月三日，我和幾位同事以實際行動回應了共和國的第一個國慶長假的號令，借了朋友單位一輛老式的日產麵包車，從青島一路西進，越濟南，過聊城，風塵僕僕趕到了河南安陽。

　　想像中的安陽，是個不錯的地方：遠有太行聳立，近有洹河環繞，雖非遊人雲集的名山大川，但中原固有的蒼涼之歷史美、淳樸之田園美，還是很可一賞的。

　　有袁世凱的詩為證：

　　曾來此地作勞人，滿目林泉氣勢新。

　　牆外太行橫若障，門前洹水喜為鄰。

　　風煙萬里蒼茫繞，波浪千層激盪頻。

　　寄語長安諸舊侶，素衣蚤浣帝京塵。

　　老袁雖一介武人，終生戎裝，但畢竟是落榜秀才，早年甚至曾在鄉里組織過群眾文學社團呢！所以，他能以詩言志。儘管他寫詩的水準遠不如其領軍和為政那麼令人瞠目，但總比後來同為軍人出身的民國最高統治者們勝出一籌，從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張作霖，一直數到晚輩的蔣介石、李宗仁，一路數下來，都不及老袁有文采呢！上面引用的那首律詩，就是袁世凱被朝廷趕回安陽後寫下的。

　　從文與從政是兩副腦筋，能逐鹿中原卻不一定能留下佳句。中國之人君，文武雙全者寥寥無幾。漢高帝劉邦只喊了一嗓子﹁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後，就再也沒詞兒了；漢朝的冤家曹操倒是個賦詩高手，但他不是名義上的國君；南唐的後主李煜算得上是﹁詩人皇帝﹂，然惜為亡國之君；清乾隆皇帝倒絕對是君主裏的寫詩冠軍，可他老人家到處亂題的﹁詩海戰術﹂卻並沒讓後人把他劃歸詩人的行列，因為他留下的上萬首詩實在太平庸！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雖不在人君之列，但像他那樣能於殘酷的階級廝殺中吟著優雅詩文、推敲豪放意境時不忘路線鬥爭的人，即使在世界歷史上也極為罕見。

　　扯遠了，再說安陽。眼前的安陽，卻全不似老袁詩中那麼引人入勝。

　　面前的洹河，流動著的是說不上什麼顏色來的濁波，而沿河途中的民居，也多在風塵中蓬頭垢面，怎麼也想像不出﹁滿目林泉氣勢新﹂的詩意來。所以，你也就想像不出這樣一個至今還比較窮的小地方，怎麼平地就冒出個不可一世的大總統來。此時，已是過晌，一車人都餓了。見洹河岸邊的柳枝像簾一樣遮著前邊的路，一時望不透，我們便在出城的路邊上停下車。這兒，是城鄉結合部，街頭飯店生意正火。下車逐家看過後，才覺得這一溜設在人行道上的小飯店實在太髒！

　　我見馬路對面河畔上一家有幾磴臺階的新館舍，一體的新瓷瓦貼面，加上藍玻璃的鋁合金門窗，顯得很有品位，便一個人先去那兒打探。拾級而上，推開彈簧門，正面是一張人造皮的長沙發，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那裏吃盒飯。見裏面過於清靜，且無別的顧客，我便問他：﹁這裏有飯嗎？﹂那人把臉一沉：﹁這是茅房！﹂我連稱對不起，同時注意到了他左右兩邊的內屋的玻璃門上，的確貼著﹁收費廁所﹂的字兒和標準衛生間男女人形的剪影。該公廁管理得夠水準，一點兒異味兒也沒有，難怪人在其間就餐如坐春風。

　　回來後，我把奇遇告訴了同伴們，眾人咸為﹁殷﹂之廁所大大高檔於飯店的文明現象而嘖嘖稱奇。喊我們坐下的飯店老闆娘卻不以為然，她邊麻利地用一塊看不出顏色的抹布轉圈兒擦著油膩膩的圓桌，一邊撇嘴說：﹁花那麼多錢蓋個沒人去的茅房，瞎弄！都在旮旯裏尿，誰去花那個錢！﹂

　　想不到，袁氏老家之旅，就是這樣別開生面地開始了。袁林再前行時，天開始飄起若有若無的雨。

　　真怪，我去覓時代巨子的遺蹤的時候，老天爺總是要朝我頭上撒點雨絲，似乎為了讓我的思古之幽情更富有詩意。真的，無論是在福州看林則徐和嚴復的故居，還是在天津和平區找那連片的民國名流的舊居；也不管是在重慶高攀紅岩村，還是徜徉在上海淮海中路上曆覽風雲人物的花園洋房；更不必說一次次在古都北京的尋找。記憶差不多總是和雨｜｜而且多是小雨｜｜連在一起。

　　前行沒多遠，就見到了路邊的﹁袁林﹂標誌牌。

　　官員人等在此下車。

　　中國帝王及其後之墳謂之﹁陵﹂。可袁世凱的墓為何不叫﹁陵﹂而叫﹁林﹂？雖說他短暫的﹁洪憲皇帝﹂名分因不合遊戲規則而被歷史取消了資格，但他畢竟是在任上死的民國大總統，這可是兩千多年以來第一位用選票統計出來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啊！死於他之後的那位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南京的墓不就叫﹁中山陵﹂嗎？此地不叫﹁袁陵﹂而偏稱﹁袁林﹂，莫非因為眼前這一片茂密的林子？袁世凱是民國五年農曆五月初六︵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那天一命歸西的。儘管總統府的醫官稱，大總統因患尿毒癥不治身亡，但人們更願稱其為﹁憂懼而死﹂，因為自從上一年秋從他執意要做﹁中華帝國﹂的皇帝始，就得罪了天下人｜｜南方討袁軍興，北方眾叛親離，甚至連他一手拉扯起來的北洋部將們也紛紛反對之。四面楚歌的老袁，又驚、又恨、又怕，恰疾病猝發，而他偏偏又不信西醫，不准洋大夫在自己身上動剪子動刀，結果從發病至咽氣，只有短短的幾天。都知道他生來身強力壯，飯量超常人一倍，更因終生習武，腰不弓背不塌，實不應一病致死啊！袁氏生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一八五九年九月十六日︶，卒時五十七歲。

　　是金子一樣光燦燦而又沉甸甸的皇帝夢魘生生把他壓死了。

　　他死了，倒是廢物利用，自此，安陽有了一個比殷墟更招攬人的景點。雖說遊客並不太多且要專程趕來，但總能為安陽帶來些旅遊收入。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當家作主未久的毛澤東來河南視察時，也曾來此一遊。隔著黃土，共和國首任主席看望民國首任總統，﹁俱往矣﹂的豪情一定又陡然而生。只是，博古通今的毛主席也有像普通遊人一樣的疑惑，他問陪同的中共安陽地委負責人：袁世凱的老家是項城，他為什麼不回項城下葬呢？是啊，袁世凱為什麼不讓後人把他送回老家安身呢？彌留之際，兒子們聽他囁嚅了一句：﹁扶柩回籍，葬吾洹上……﹂為什麼偏偏是安陽的洹上村而不是項城老家？他的原籍究竟怎樣讓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傷透了心？項城是河南的一個縣，不在豫北，而在安陽以南數百里的豫東地區，與安徽省搭界。我在河南地圖上找了半天，才把這個因為老袁的發跡才屢被史書提起的豫東小縣﹁打撈﹂出來。真的，若不是袁世凱，外省人很難知道還有這麼個地方。

　　古時中國人愛把某人的原籍當成其別稱，至清代，此風尤甚，如叫左宗棠為左湘陰，李鴻章為李合肥，張之洞為張南皮，康有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凱也就叫袁項城了。不光朝中的袞袞諸公這樣叫他，連皇帝也如此稱他：有人記錄過，光緒皇帝在其人生的最後幾年裏，百無聊賴時，就﹁日書項城名以志其憤﹂｜｜天天在紙上寫著袁世凱的名字以泄心頭大恨。

　　﹁項城﹂不回項城的原因，毛澤東不知道，河南的幹部們也語焉不詳。

　　倒是袁世凱的後人知道得很清楚，袁的三女兒袁靜雪︵袁叔楨，字靜雪︶在︽我的父親袁世凱︾一文中道出前因後果：我父親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餘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親的生母是劉氏。

　　後來，我祖母劉氏死在天津。當時我父親任直隸總督。他請了假，搬運靈柩回轉項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認為劉氏不過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墳正穴，可是我父親卻和他爭執了很多次，由於大伯堅決不答應，最後只得另買了新墳地安葬。從這以後，我父親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來。還由於這個原因，以後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項城老家，直到我父親做了總統，他們老兄弟倆還是不相聞問的。原來如此。袁世凱並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親，亦即生父之妾，死後便沒有資格進入袁家祖塋正穴。別看你已是官至正二品的總督大人，而且還是全國八大總督排名第一的直隸總督，但正妻所生︵所謂﹁嫡出﹂︶的大哥還很堅持原則，愣是不尿你呢！

　　袁世凱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憤然遷籍，從此一去不回。

　　如此看來，這個人還有點兒骨氣。

　　但就是這樣一個烈性子的人，回到官場後，為了自己的仕途，竟會表現出婢女一般的馴順！同僚們背後譏笑過：老袁不惜屈尊與慈禧太后身邊的太監們交往，常給他們袖裏塞錢不說，甚至見了大總管李蓮英時還單腿下跪！這破了規矩的大禮雖讓人們笑冷了齒，但卻挺管用。

　　有人記下了這樣一段逸事｜｜

　　某日，慈禧太后召袁世凱上殿。袁正有一事想稟報，但又怕太后心情不好不敢提及，便提前問計於李蓮英。李公公說：看﹁老佛爺﹂臉色行事唄！但﹁老佛爺﹂乃﹁天顏﹂，跪在地上的人哪敢仰面觀﹁天﹂？於是，李又授意：你老哥伏在地上彙報工作時，不就在我腳下嘛，只看我的雙腳可也｜｜雙腳分立則暗示主子心情不錯，有話快說；雙腳合起則示意太后已面呈不快之色，請免開尊口。老袁唯唯諾諾。

　　你看，匍匐在領導腳下、閹人跟前的袁世凱哪有什麼骨氣！專制體制下的官場，實在是銷蝕脾氣、摧殘個性的泥淖。

　　喏，又扯遠了，話題還回到安陽吧｜｜老袁因兄弟之鬩而遷居安陽，安陽卻因老袁在此而聲威顯揚。一進景點的門，就看到了似曾相識的古陵裏所特有的一些建築，如照壁，如神道，如玉帶橋。只是，袁墓的規模比隆然於華夏大地上的那些帝后陵寢小多了。畢竟不是封建時期了。

　　比比漫長的封建時代，北洋時代終究算是進步一截子了。歷史的長河如同袁林門前的這條洹河，總在或疾或緩地向前流淌著。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經歷過﹁文革﹂洪水洗劫後的袁林。神道兩邊的石像已經不是那麼規矩了，雖然也有石柱、石馬、石獅、石虎，但到底不若從未被破壞過的明清皇陵那般井然有序；而且，多數石像是被重新修補過的。﹁文革﹂的災害又哪是水泥所能彌合的！

　　有意思的是民國式的翁仲｜｜文官均是高冠博帶的古士打扮，而武官則全是過膝軍裝、圓筒高帽，外加一綹雞毛帚的北洋軍官模樣。逝去了的時代一下子通過這五對有些滑稽的石像再現於世。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守陵者個個都是五短身材，且都身長腿短聳肩無脖｜｜是洋設計師獨具匠心地要表現一種藝術上的古樸美呢，還是有意將矮胖的墓主人的尊容顯形於陽間？

　　吾乃凡人，見當地的孩子們正在一尊武官雕像上攀附嬉戲，便也動了童心，爬上須彌座，扮著鬼臉與那位拄軍刀而立的北洋將軍大人合影一張。和成了偶像的大人物比肩而立時，才發現，我們並不比他們矮。

　　神道之北是鎖起門來的碑樓，樓內循例有巨大的托起的碑石，碑文為故人的老友徐世昌所題的﹁大總統袁公世凱之墓﹂。既無諡號，便不似皇帝們的碑文那麼複雜︵像那個窩窩囊囊的光緒皇帝的諡號，即長得讓人讀不下去的﹁德宗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若不斷句而念，非把人憋死不可︶。碑樓的外牆塗著厚厚的朱砂色塗料，但依稀能讀出斑駁的﹁毛主席語錄﹂，這邊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邊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最高指示﹂已有好多年不背了，現在竟在這裏讓我來重溫。

　　碑樓後有殿堂一座，應是供奉墓主人的所謂享殿，雖雕樑畫棟蠻精緻，但其間空空蕩蕩。袁林自建成後，歷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特別是經歷過﹁文革﹂洪濤的沖決，豈能不空蕩？

　　出一旁的圓門，繞過殿堂，剛拐過來，便被那座與中國帝陵截然不同的墓台震了一下｜｜

　　高大而寬綽的石臺上，赫然入目的先是兩扇鐵欄門，門雖殘敗且已鏽得不可開關，但鐵骨猶堅，其造型也精美，實為中華大地所罕見；而繞墓台一圈兒的護欄，大都只剩一垛垛矮柱分散孤立，不過從僅餘的粗鐵鏈來看，那時的冶煉、翻砂技術還是十分高明的。寶頂︵墳丘︶很大，據書上稱有一丈二尺高，五丈二尺圓。大則大矣，但比之小山一樣的帝陵卻又小得多。墓室周遭都是鋼筋混凝土砌成的匝牆，若是特意來破壞，也夠費勁的。

　　果然，安陽市博物館的朱愛芹館長告訴我說：﹁文革﹂時，當地的﹁紅衛兵﹂當然來掘過袁墓，但因沒有炸藥，全憑鎬刨錘砸，所以，﹁造反﹂很不徹底，忙了一陣子只好撤走了。

　　嗚呼！幸虧安陽是遠離大城市的地方，﹁紅小將﹂們﹁革命意志﹂又不甚堅決，所以，中國近代頭號大壞蛋居然極為僥倖地保留了全屍，﹁陰魂﹂未散！

　　墓壙上方是一周探出頭來的青石塊，正面一方石塊上鐫著這樣幾個字：中華民國五年八月興修

　　超二年六月望告成也就是說，袁林是袁世凱死後的兩個月裏開始施工的，耗時兩年才完工。

　　查史料，袁林的設計師為死者本人生前聘請的一位德國人。能請洋人為自己的陵寢繪製藍圖，這起碼表明了八十多年前的那個矮胖的河南老頭兒思想並不如後人想像得那麼保守。這可是中華大地上第一座由外國人設計的君主陵園。

　　按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規矩，袁世凱的兒子們並沒等墓地全部完工後才將亡父下葬︵那樣的話，老袁豈不要遺臭兩年？︶，而是早在當年的八月二十四日就先將那個陰沉木的大棺材送進了墓室中。

　　到底是老外設計的建築，墓丘正面上竟探出了一尊十分逼真的石獅頭像｜｜這難免讓人想起歐洲那些老房子門口上方的裝飾性動物雕塑。設計師真的把這裏當成了死者的家。

　　不過，說來也真是和獅子有點緣｜｜袁世凱呆過的地方，門口無不有石獅庇佑。至少我見過的就有這幾處：天安門城下有兩尊石獅，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他宣佈就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的儀式就是在天安門身後的太和殿前舉行的，然後，他登上了天安門檢閱了他的北洋大軍；鐵獅子胡同的前清海軍部門前也有一對石獅子，他從天安門下來後就去了那裏辦公｜｜最早的總統府就設在那個大院裏；天安門西側的西苑︵即中南海︶門前也有兩尊石獅，遜清王室把那裏讓給民國政府後，老袁就把總統府從鐵獅子胡同搬了過去，並把南海南岸的寶月樓破牆改為﹁新華門﹂，把該門西側的那條街改叫﹁府右街﹂︵意為總統府右邊的大街︶，使這些﹁袁氏之名﹂一直叫到了現在。然而，張牙舞爪的東方神話裏的獅子卻沒能保佑他，所以，靈魂出竅的他被用專列運抵安陽，又被八十人的﹁皇杠﹂抬到這裏後，便又有了這尊﹁真﹂的獅子相伴。

　　石獅上方，墓草萋萋。

　　對了，袁林還真是一片蔚然的林子。陵園裏外，到處都是松、柏、槐等半粗的樹。最初的袁林，因經費緊張，樹稀難成林，是袁家自費移種來很多樹，才使這黃土地上有了一方綠洲。這是袁靜雪告訴我們的。老袁有十個妻妾，三十二個子女，四十九個孫子孫女，若一個兒孫種上十棵樹，那就是八百多棵樹啊！單從綠化工程上來講，還真是多子多蔭。

　　但袁墓稱﹁林﹂，不是因為樹多，而是另有故事。這是我在袁林裏的小攤兒上買到的一本小冊子上讀到的。

　　此書說，﹁袁林﹂是後來也當過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命名的。老袁入土後，袁的長子袁克定理所當然地請﹁世伯﹂徐世昌題寫﹁袁陵﹂二字。

　　徐世昌乃出生於附近的衛輝縣書香世家的布衣寒士，早年在豫北、豫東各縣以當私塾老師和縣政府文書為業，偶然遊歷袁家花園時，與慕名已久的袁世凱相識，兩人﹁縱談古今成敗、中西奇異﹂後，遂結金蘭之好︵徐大袁四歲︶。徐當時就認定：﹁他日治天下者，必斯人！﹂後來，正是仗義疏財的袁世凱出資供他去北京趕考，他才一步登天，成為帝都裏的翰林，在袁世凱發跡後又一直與袁共事，並成為袁的頭號心腹。徐世昌精明過人，袁克定曾以﹁水晶狐狸﹂名之，並得到官場認同，其為人可窺一斑。

　　徐世昌告誡老侄：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稱帝未成，且已自行取消﹁洪憲﹂年號，故用﹁袁陵﹂不妥。袁克定爭辯說，亡父大斂時即身著皇帝的冕服嘛！但老徐明白，一來因老袁死時正值初夏，其粗胖的屍身暴脹得沒合適壽衣可穿了，不得已才罩上了稱帝時做的冕服；二來老袁著帝制服飾入殮是藏在棺內的事，但若堂堂正正把其未做完的皇帝夢擺在陽間炫耀，卻萬萬不敢。所以徐世昌又引經據典：﹁︽說文解字︾中，陵與林可相互借用，避陵之嫌，卻有陵之實，就稱袁公林，如何？﹂做不成新皇帝的跛足袁大公子還能﹁如何﹂？只得允之。

　　安陽城外洹水之上，遂有了這空前壯觀的偌大墓葬｜｜除了袁林本身這近一百四十畝地外，袁家還買斷周圍泱泱上千畝地為祭田。

　　當年民國政府為先大總統發殯時，只批了五十萬銀元建墓。對這樣一座宏大的陵園來說，這筆錢根本不夠。是時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和負責工程的河南巡按使︵省長︶田文烈等一班袁之北洋舊部又共同集資了二十多萬元，﹁萃袍澤三十年之誼，竟山陵一簣之功﹂︵田向政府報告語︶，才得以將袁林建成。

　　我見過不少散落在華夏大地上的君主之墓，袁墓是獨一無二的。中國式的墓講的是封閉｜｜大門緊關，高牆屏障，外頭人無論如何是看不到裏面的；而洋式的則是開放型的，鐵欄門和鐵鏈欄杆不是為擋視線的。

　　袁墓為洋式，一目了然。

　　雖說袁世凱生前即請風水先生在此選定了位置，不過，沒等破土動工，他就一命嗚呼了，他和所有的人都沒料到，故土會提前召他回來長眠。因是洋工程師所繪的藍圖，但又要表現出中國君主的氣派，所以，中西合璧的袁林的前後部分成了完全不同的兩種風格：前半部祭奠區是傳統中國皇家式的，後半部墓葬區是典型西洋國王式的。

　　老袁不正是這麼一個半土半洋的矛盾統一體嗎？皇帝夢說袁世凱，怎麼也拋不開﹁好人﹂、﹁壞人﹂這個古老的命題。袁氏這一生，真是越活越是壞人。細讀他的一生，其實至少有半生是未失大格的。人們在評價歷史舞臺上的﹁角兒﹂時，往往依據他謝幕前的扮相而認定其一生的角色｜｜只要末場扮了回大白臉，這罵名就算是留下了，且輩輩沿襲，誰也不改口。

　　當初，袁世凱是怎樣動了稱帝的念頭的？一個以﹁締造民國元勳﹂而自詡的國家第一把手，普天之下莫非子民了，何苦再討天下人的嫌，落得個身敗名裂，遺臭後世？以我今人之想，一生精明的老袁此舉實在不值。

　　今人已經看不出八十多年前的﹁大總統﹂和﹁大皇帝﹂之間有什麼不同了。

　　其實，二者之間決不僅僅是名分上的不同。

　　從封建專制到共和國體，從﹁真龍天子﹂到﹁民國公僕﹂，從向來一人專權變成議會政治與責任內閣制，這一切，對昨天還是大清國臣工的袞袞諸公來說，尤其對袁世凱這個前朝的首席軍機大臣來說，是多麼的不適應啊！不能指望習慣於跪地咚咚磕頭的人們會適應比肩而坐投票表決國是，須知，西式黑呢高帽罩著的是剛剛剪掉辮子的腦袋。現在的人們，若不靜下心來，恐想像不出當年的天大的不同。

　　對袁氏何以稱帝，袁的親屬及親信都說，主要是吃虧於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與所有的專制國度的君主一樣，袁世凱到晚年最相信的也是自己的兒子。但就在其長子極力鼓動他當﹁中華帝國﹂皇帝的最熱鬧的時候，他才猛悟出自己陷入了絕境。

　　事情敗露於偶然。

　　就在袁世凱屁顛兒屁顛兒地忙碌著登基的時候，全家女人們也都跟著樂呵呵地訂製娘娘和公主服飾的時候，未來的三公主袁靜雪瞅著丫環買回來的五香酥蠶豆傻了眼｜｜老袁家法很嚴，自家的女人，無論大小妻妾還是哪房女兒，一概不准拋頭露面，所以，袁靜雪想吃蠶豆，只能令下人上街去買。袁靜雪無意發現包蠶豆的︽順天時報︾竟然與自家的︽順天時報︾完全不一樣！外邊的報紙上多是反對父親稱帝的報導，而自家的﹁輿論導向﹂卻全是擁戴老爸當皇帝的消息！三小姐懵了，當晚例見父親時，就把包蠶豆的報紙遞了上去。

　　︽順天時報︾是日本人在北京辦的一張銷量較大的報紙，老袁公餘之暇總愛讀它，以為這就是民心所向。原來，老袁這段時間看到的，一直是袁克定為他單獨印製的假報！聯想到這一陣子老有﹁請願團﹂︵甚至妓女們也組成一團︶到﹁公府﹂︵總統府︶門前﹁勸進﹂，各地總有電報請他改做皇帝，老袁恍然大悟：都是他媽的大兒子搗的鬼！第二天，盛怒的袁世凱召來袁克定，越說越氣，甚至親自動手用皮鞭狠狠抽打了不肖之子，邊打邊痛罵其﹁欺父誤國﹂。

　　遲至此時，袁世凱才明白：他將國體改為帝制，並非﹁天下歸心﹂。

　　也有人說，他是上了﹁籌安會﹂的當。湘籍才子楊度和內務部總長朱啟鈐等擁護帝制的﹁六君子﹂組成的這個勸進組織，一心忙著把老袁往御座上推。他們欺上瞞下，大造氣氛，終於使得整日呆在深宮裏的老袁頭腦發熱，﹁勉順輿情﹂，放著牢固而舒適的西式高靠背椅不坐，宣佈要改坐滿人讓出來的又硬又冷的御座。他成了新朝﹁中華帝國﹂的皇帝，那班人不就是開國元勳了嗎？

　　斗膽稱帝，天怒人怨，老袁自此人心喪盡！他追悔莫及，一病不起。在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版的︽八十三天皇帝夢︾一書中，袁的第七子袁克齊詳細回憶了袁的彌留之際：記得我父親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裏屋去，我們在外屋聽見我父親說：﹁這個事我做錯了，你以後不要再上那幾個人的當！﹂過了半小時，他就死了。看來，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老袁後悔了。

　　徐世昌應召從隱居的衛輝趕來，見到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在病榻上命懸一線，不禁老淚縱橫。當著袁克定、段祺瑞等人的面，徐世昌輕聲問袁世凱：﹁總統有什麼交代的？﹂老袁費盡最後一點氣力，吐出了兩個字：﹁約法。﹂這就是袁氏的政治遺言。

　　他死了以後，總統府發佈了﹁先大總統遺令﹂：本大總統遵照︽約法︾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副總統忠厚仁明，必能宏濟時艱，奠安大局，以補本大總統闕失而慰全國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軍警士民，尤當共念國步艱難，維持秩序，力保治安，專以國家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強，則死者為不死﹂。本大總統猶此志也。就在他屍骨未寒時，人們打開了他生前寫就繼任者名字的﹁金匱石室﹂｜｜這套由上一任指定傳位於某某人的方式，還在沿用清室的老辦法，但中華民國的約法上就是這麼規定的，只不過候選名單不止一人，而是三個，即大總統可以指定三個人為其繼任者。所以，老袁是在依法辦事。

　　看來，至少在最後的時刻，這個辜負過中華民國的國家元首，總算尊重並維護了國家根本大法的權威。

　　稍微出人意料的是，那張紙上並沒有傳言中的﹁袁克定﹂，倒是依次寫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位。

　　老袁總算還明白：天下不是自家的。

　　但袁世凱至死沒弄明白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稱帝﹂大蠢事，實在怨不得籌安會的﹁那幾個人﹂，要怨，只能怨你自己：在宦海沉浮幾十載了，難道不知道別人支的梯子不能貿然爬？是你自己靈魂深處爆發皇帝夢了，想盡享個人崇拜了，想獨裁天下事了，才扭扭捏捏半推半就地往回頭路上跨了一步。這一步，就讓自己掉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中。

　　想想就知道了，對袁世凱這樣一個滿腦子封建意識且個性極強的人來說，他怎麼會喜歡上七嘴八舌的政治局面？一次次不得不面對政客們的相互攻訐與掣肘，他實在膩了！

　　他不止一次地對身邊的人表示過這種茫然：總統、總理、總長︵部長︶，都是﹁總﹂，到底誰說了算？

　　他手下一位要員曾更精闢地大發牢騷：﹁民主就是無主，共和就是不和！﹂

　　這話太中聽了！

　　皇帝時代，哪個文人敢公開辱罵﹁當今聖上﹂？可改成民國了，報紙上竟總拿他堂堂大總統﹁說事兒﹂，公開點名指責不說，甚至有報紙公然刊登了一組題為︽老猿百態︾的漫畫，其中一幅，畫著一隻猴子舉起寫有﹁專制﹂兩字的大刀橫跨於北京城頭，題曰﹁刀大殺人多﹂。猿即袁，如此放肆地攻擊國家最高領導人，實是﹁惡毒﹂之極！

　　讓你言論自由，也不讓你這麼自由啊！

　　滿口河南鄉音、一直習慣用衣袖擦鼻涕的莊戶老漢一樣淳樸的袁大總統，終於戰勝不了自己的中國農民的天大願望｜｜自主天下事。內心一直湧動著這種蠢念，旁人再一扶一推，他的下水也就勢在必然了。

　　看看他晚年的足跡，一步步都是往獨裁的道上走的：先是把主要的反對黨國民黨生生取締，再是胡蘿蔔加大棒地控制國會，讓那些自以為是的各界名流們要麼拿錢說好話，要麼乾脆滾回家；後來，連內閣也覺著礙事了，便把國務院取消，降為總統府裏的政事堂，內閣總理成為國務卿，各部悉成為﹁公府﹂裏的辦事處；最後，索性是把總統任期延長到十年一屆，且可以連任｜｜那時，他已是五十開外的花白鬍子老頭兒，再幹幾屆，不就等於終身制了嘛！

　　本還有能力為中國做出更大貢獻的歷史上首任民選大總統，就因一個皇帝夢，終於走到真正孤家寡人的絕境。

　　袁世凱因稱帝而成為全民族的罪人。部將蔡鍔潛回雲南首舉義旗誓師﹁討賊﹂，西南各省立時群起響應；而京城的政客們也無不怨恨他，因為帝制一恢復，人們推翻滿清的半生努力全廢了。就連他身邊的人也一個個與他翻了臉：副總統黎元洪閉門謝客，面對他派去的說客一言不發；被從青島租界里拉來當國務卿的老友徐世昌也以不吱聲來表示內心的不滿；他一手拉扯起來的北洋軍首領、陸軍總長段祺瑞更是急脾氣一個，當面即拉長了臉，並乾脆自我﹁下課﹂｜｜怎麼召也不來見了；而派到南方去鎮壓西南地方武裝的另一位大將馮國璋不光按兵不動，反倒聯絡各軍首領們來了個要求取消帝制、懲辦禍首的通電！

　　他四面楚歌，他萬般無奈，他窮途末路。他只好在宣佈實行帝制僅八十三天之後｜｜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即通電全國：取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

　　為時晚矣！各路人馬不依不饒，非要袁世凱退出大總統位子來不可！皇帝沒當成，總統竟也保不住了，這一下，袁世凱絕望了！此時，死對他和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最好的結局。

　　在此之前還算是英雄的袁世凱，由是成了﹁竊國大盜﹂、﹁獨夫民賊﹂、﹁亂世奸雄﹂。這些頭銜人們讓他一直戴到現在，而且，還將繼續戴下去，誠所謂﹁骨朽人間罵未銷﹂。

　　歷朝中國多少雄傑，為圓一個皇帝夢，成了令後世冷齒的跳樑小丑！

　　側身西望長咨嗟：皇帝夢，做不得！高麗朝代興衰，過客毀譽，一部中國近代史真夠人細細觀賞、品味的。

　　縱觀袁世凱的一生，無論是在他嶄露頭角的朝鮮生涯，還是在平定﹁拳匪﹂內亂的督撫任上，尤其在脅迫清皇退位的關鍵時刻，他都表現出了一個漢族政治家、軍事家應有的機敏與勇氣。這種機敏與勇氣導致的後果，也可以稱作﹁功勞﹂吧？

漳洹猶覺淺｜｜袁世凱遺址暢想︹中︺

　　先說老袁早年。

　　那時，老袁還是小袁，不愛唸書愛騎馬，所以也就考取不了功名。第二度鄉試失敗後，他既羞且憤地把自己所作的詩文付之一炬，慨然道：﹁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焉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隨後，他便帶著幾十個家鄉的弟兄們跑到了山東的登州府，投奔過繼父親的好友、﹁慶軍﹂統領吳長慶當兵去了。

　　吳長慶顯然未意識到袁世凱是個有遠大抱負的熱血青年，還以為不過是鄉里的一個落榜秀才跑來找碗飯吃呢！因而，棄筆從戎的袁世凱開始時並未受到重用。

　　空有一腔抱負的袁世凱，某天對人大發牢騷，而且，正是這一番抱怨，改變了袁氏的一生。他如許喟歎：

　　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無缺，並不是吃不上飯才來從軍的。中國現在正受到列強壓迫｜｜法蘭西侵略安南︵越南︶，擾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戰爭遲早必起，如對法戰敗，列強或將群起瓜分中國。我當初因吳公把守海防重鎮，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報國之秋，不料到此以後，見吳公溫雅如書生，並無請纓殺敵、投鞭斷流之氣概，所以我也沒有久居此地之意。

　　這話說得真夠慷慨激昂的。這一番表白傳到吳統領的耳朵裏，他能不驚喜嗎？於是，未久，袁世凱就開始受到重用，成了吳將軍麾下的營務處幫辦，之後，又隨吳的慶軍一道去駐軍朝鮮了。

　　那時的朝鮮，與越南、蒙古等周邊小國一樣，是中國的藩屬國。

　　在朝鮮，袁世凱憑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為吳長慶所倚重的主要佐將。那時，袁世凱才二十三歲，卻表現出了卓爾不群的治軍才幹和靈活而又不失原則的處世手段。

　　抄兩個有關袁世凱在朝鮮的故事可為佐證。

　　第一個故事：某清軍軍官因凌辱朝鮮人而違犯軍規，袁世凱欲照章將其處以極刑。他剛入朝時，曾下令一次斬首七個清軍兵勇，因為這些人在﹁屬邦﹂擄掠百姓有辱我中華國譽。吳長慶知小袁治軍嚴厲且執法如山，便親至袁的住處說情。吳將軍怕小袁不給面子，就坐著不走。袁請吳公翻閱案上的圖書，自己藉故出去了一會兒。等回來後，卻向長官叩頭請罪，稟報自己剛才出去已經把那個軍官斬了。吳長慶倒也不愧為領軍人物，非但不責怪部下不給自己面子，反而大笑贊曰：﹁執法當如此！﹂過後，吳大人常告誡在營中當兵的親戚們：可別以為在我手下幹事就可以胡來，即使我能饒恕你們，袁某也不會饒恕你們！

　　這樣一位鐵腕帶出的軍隊，能不紀律嚴明？敢不奮勇陣前？日後回中國，袁世凱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練兵，只四年就帶出了一支海內第一勁旅﹁新建陸軍﹂，靠的正是這股子六親不認、執法如山的狠勁兒。第二個故事：彼時朝鮮政局動盪，偏偏李鴻章為防遼東半島遭日本人染指，命吳長慶率三營人馬回國駐防，餘下三營清軍由吳兆有、袁世凱和張光前三人統領。高麗人內部已有﹁親清派﹂與﹁親日派﹂之分。日本人正在那裏拼命培植反清勢力，覬覦取中國而代之，故親日派正在磨刀霍霍，風傳將於近日發動政變，推翻親清的現政權。值此危急關頭，朝鮮郵電總局落成，三位中國駐軍最高長官接到參加典禮的邀請。不言而喻，此為鴻門宴。去則性命難保，不去則有失宗主國之國格，真是進退兩難︵不知這一次是不是韓國人利用宴席搞政變的發軔之作，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就有好幾位韓國總統是在吃飯時被部下刺殺從而使江山易主的︶。那二位膽怯，稱去不得也。但袁世凱不懼，他懷揣手槍，提前一小時即突現筵席，令對方措手不及。酒席剛開始不久，他又突然起身告辭，並手牽政變頭目朴泳孝一路談笑出了大門。陰謀者的陰謀終於落空。兩天後，圖謀不軌者仍不死心，又宴請了中國駐朝商務與稅務官員和各國公使︵偏偏日本公使未受邀請，可見東道主用心之險惡︶。席間，果然有人持刀而入，並有武裝叛亂分子衝入王宮！袁世凱聞訊，未待請示中央政府，便親率二百清兵前往彈壓。豈料，朝鮮軍人已直接出面保護宮中的政變分子，雙方對峙起來，情勢萬分危急！好一個袁世凱，親率二百清兵全力攻入宮中，一舉救出被圍困的國王李熙。

　　袁世凱在日本的傳奇情節，若編成戲文傳唱下來，豈不妙哉？只可惜主角晚年不保，﹁賣國賊﹂的腐惡名聲早就熏臭了其整個人生，誰還會記得其早年的壯舉？

　　袁世凱憑其超人的膽識和能力維護了該國的國政，受到國王的信賴與多數大臣的擁戴，該國的內政外交，一時悉尊袁意。為了維持政局穩定，他還為王室編練了一支﹁鎮撫軍﹂。是年，袁氏僅二十五歲。

　　小袁在兩次政變中表現出的大智大勇，令老領導吳長慶欣慰不已，他曾向分管朝鮮事務的頂頭上司、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為袁氏請功：︵袁氏︶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

　　朝廷果然授予袁世凱五品同知銜，並賞頂戴花翎。一直恥於沒有功名的袁世凱，終於憑自己的實力，實現了為國效力的理想，並獲得多少讀書人奮鬥多年而不可得的地位。

　　但一個袁世凱豈能挽住既倒之狂瀾？後來，在日本人的壓力之下，虛弱的中國政府不得不讓日本分享了朝鮮宗主國的地位！

　　但李鴻章對袁世凱的賞識是毋庸置疑的，他曾為袁下了十六字評語：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李鴻章對袁世凱的評價無法不讓朝廷動心，於是，在李大人的薦舉下，袁世凱再回朝鮮半島，當了中央政府駐守朝鮮的最高官員｜｜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權代表。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鮮親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除了他一連娶的兩房高麗姨太太尚能為之稍解憂煩外，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萎縮。後來，親日的高麗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門口！可憐的老大帝國，連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屬國？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凱終於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緒二十年六月十五︵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七日︶那天，這個已經沒有任何權力的全權代表，心情無比憂憤地降下了大清國的龍旗，黯然啟程返國。

　　隨之，日軍佔領了王宮，脅迫朝鮮國王發表聲明：﹁自茲脫離中國，獨立自主……﹂

　　嗣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

　　袁世凱數度駐守朝鮮凡十二年，在越來越困難的境地中，他有膽有識，有智有勇，竭力維護了大中國的利益。正是在朝鮮半島的樽俎折沖，使這個並無科舉功名的職業軍人成為十八世紀黃昏中國政壇上的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謂﹁小站練兵﹂是袁氏嶄露頭角的舞臺，殊不知，漫長的不辱使命的駐外經歷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視野的根本原因。小站練兵，是袁世凱從朝鮮回來的事。

　　甲午戰爭期間，有感於軍力衰敗，朝廷採納李鴻章的建議，以﹁西法﹂編練新軍。廣西按察使胡正奉命駐天津督糧台，便受命在距天津城外七十里的小站編練一支定武軍。按察使乃文職官員，並不懂軍事。所以，一年下來，精銳之師並未練成，﹁胡司令﹂又轉業回﹁地方﹂，當蘆津鐵路督辦去了。

　　再說袁世凱。這位鬱悶的少壯派軍官回到國內後，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朝廷將其外放到了浙江溫州，委他為﹁溫處道﹂的道員，亦即俗稱的﹁道台大人﹂。道員為正四品，而袁在朝鮮時就已經是三品高幹了，雖說讓袁去東海沿海重鎮的地方官衙當一把手，有鞏固海防上的考慮，但對正急於起用軍事強人來一振國運的清廷來說，這樣的人事安排顯然失當。

　　一邊是小站練兵的成果並不理想，一邊是有﹁知兵﹂之譽的袁某將被閒置在甌江邊上。幾位重量級的封疆大吏，便不約而同地把目光盯向了年富力強的袁世凱身上。

　　且讀兩江總督劉坤一在給朝廷密上的薦賢書中的一段話：際此時局艱危，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凱者，伏願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長，及其年力正強，得以功名自奮，庶立尺寸之效。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薦舉理由更是直截了當：︵袁世凱︶志氣英銳，任事果敢，於兵事最為相宜。若使該員專意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時局！朝廷終於收回成命，令袁世凱留在京城的督辦軍務處聽差。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六月，光緒皇帝還召見了這個聲譽鵲起的少壯派軍官，並命督辦軍務處的五位大臣安排袁起草一份新建陸軍的詳盡方案。好一個袁世凱，深思熟慮後，將一整套全新的建軍思想和可行性報告呈送五大臣。其方案馬上得到了榮祿領銜的軍務處的贊同，五大臣隨後上疏光緒：查有軍務處差委浙江溫處道袁世凱樸實勇敢，曉暢戎機，前駐朝鮮頗有聲望。因令詳擬改練洋隊辦法，旋據擬呈聘請洋員合同及新建陸軍營制餉章，臣等複加詳核，甚屬周妥。相應請旨飭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假以事權，俾專責任。救亡心切的光緒皇帝登時降旨批准。

　　從此，小站成了袁世凱大展身手的舞臺。他接管了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多人，又新募得二千五百餘人，改﹁定武軍﹂為﹁新建陸軍﹂，請德國軍事顧問按全套德式建制與裝備訓練起了這支國內最現代化的軍隊。後又以﹁新建陸軍﹂為基礎，創建了﹁北洋常備軍﹂，人稱﹁北洋軍﹂。練兵數載，終使一支國內最具戰鬥力的現代化軍隊卓然出世，﹁北洋﹂這個後來獨霸中央政權十餘載的政治軍事集團也就此走上歷史舞臺，段祺瑞、王士珍、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張勳……那些並無顯赫出身的北洋軍人們相繼成了袁氏的骨幹，後來，竟成為呼風喚雨的軍政巨頭。

　　小站練兵時的袁世凱不僅狠抓軍事訓練，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他把宣講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的任務交給了仁兄徐世昌，自己則編寫通俗易懂的︽勸兵歌︾，讓士兵們邊唱邊領悟﹁咱當兵的人，有啥不一樣﹂。歌曰：

　　諭爾兵，仔細聽：

　　為子當盡孝，為臣當盡忠。

　　朝廷出利借國債，不惜重餉來養兵。

　　一兵吃穿百十兩，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為國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將相多行伍，休把當兵自看輕。

　　一要用心學操練，學了本事好立功；

　　軍裝是爾護身物，時常擦洗要乾淨。

　　二要打仗真奮勇，命該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縮幹軍令，一刀兩斷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糧餉全靠他們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姦淫人婦女，哪個不是父母生？

　　爾家也有妻與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見財生歹念，強盜終久有報應；

　　縱得多少金銀寶，拿住殺了一場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份違令罪不輕；

　　要緊不要說謊話，老實做事必然成。

　　七戒賭博吃大煙，官長查出當重刑；

　　安分守己把錢剩，養活家口多光榮。

　　你若常記此等語，必然就把頭目升；

　　如果全然不經意，輕打重殺不容情。

　　你瞧，袁世凱早年寫詩的愛好還真派上了用場！

　　唱著他的歌兒的那些北洋官兵們，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門，走出了直隸，成為國內最有實力的武裝力量，也因而成為袁氏的絕對資本。三十多歲的袁世凱就是憑著這支軍隊，由北洋軍首領而山東巡撫，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練兵處大臣，而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權傾一時，位極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凱走向權力中心的一個大站。

　　人們總說袁氏靠出賣、靠投機、靠行賄而飛黃騰達，恐有失公允。﹁亂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個人。史學家筆下的曹操是這樣的人，近代的袁世凱難道不也算是一個嗎？我曾分別去過朝鮮半島上的那兩個國家。

　　因歷史原因，那兩個同民族的國家一直同我中華有著割不斷的關係，在朝鮮和韓國的紀念館裏，我都從二戰前後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大片漢字。﹁漢城﹂之名想必也與我們有關吧？前些年，我所供職的︽青島晚報︾體育部張仁榮主任去漢城採訪，途中因搭錯車而與團隊失散。他處變不驚，用漢字寫明要去的地方在車廂裏四處展示。果然有位年長的韓人識得漢字，遂幫忙聯繫了有關方面，順利地將我同事送回組織的懷抱。就在我敲著這些文字的時候，韓國總統金泳三號召國人學漢語的新聞正在電視上播出。金總統宣導學漢語，是因為中國的國力越來越強大，他的高麗同胞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機會越來越多。在漢城和濟州島，好多餐館的玻璃窗上貼著的不再只是韓文、日文和英文，橫平豎直的﹁歡迎光臨﹂、﹁生猛海鮮﹂等方塊字也揚眉吐氣地標在了那兒。異鄉頻繁遭遇漢字是中國走向繁榮的佐證。

　　最大的漢字，是在漢城遊覽的最後一站見到的，﹁景福宮﹂三個大大的漢字就高懸在重簷之下、宮門之上。

　　景福宮是李氏朝鮮的王宮，也是韓國之遊的重要驛站。此宮是中國式宮殿的﹁縮號版﹂，無論從占地規模還是從建造工藝，都遠不會讓我等中華兒女景仰。中國人曾經滄海難為水，看罷長安北京不說宮，所以我對女導遊呶呶而談的景福宮興趣不大，倒是老在四處打量，這兒是不是當年袁世凱攻打過的那座王宮？這些顯得挺粗糙的朱門、紅牆上，是否還有清軍與日軍激戰時的彈洞？從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老袁在這裏耗了偌長的時光，這對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當年他在此街頭戰死或遭日本人的處決，我們會不會在讀傷心百年史的文字裏，發現一個叫袁世凱的民族英雄？即使他僥倖不死而身陷敵獄多少年，我們會不會以﹁近代蘇武﹂或﹁清代文天祥﹂一類的桂冠來追念他？

　　周公惶恐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一想到這些深不可測的話題，我便記起那首唐詩。

　　是啊，假若袁世凱在稱帝之前身亡，今人對其究竟如何評價，真的很難說哩！法華寺這些年，每去北京時，我總想去抽空找找法華寺，也就是譚嗣同深夜來找袁世凱密談的那座古廟。

　　袁世凱之所以成為中國近代劇中的大白臉，這座京城名剎應該算是他的第一個舞臺。

　　從被指責出賣了光緒皇帝與維新變法志士，到彈壓﹁義和拳﹂、﹁紅燈照﹂等民間排外運動；從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詭計使自己留在北京當國家元首；從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到悍然宣佈取消共和國體恢復帝制，近代中國的幾乎每一件大事都與袁世凱有關。這其中，最富傳奇色彩的當屬戊戌年的背叛行徑｜｜人們說，不是他在﹁變法﹂關鍵時刻的卑鄙出賣，中國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會一舉成功，年輕有為的光緒皇帝就不會遭黜反倒會在康有為等維新黨人的輔佐下力挽汪瀾，讓中國走進新時代。果若如此，中華民族與現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會拉得太大。

　　這樁歷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軍首領袁世凱奉令晉京，破格受到光緒皇上的兩次召見並被加授兵部侍郎銜︵約等同於從一個精銳師師長一躍升為國防部副部長！︶。回到旅居的法華寺裏後，浩蕩皇恩正灌得他深更半夜暢想之際，忽有不速之客登門造訪，且不待門人通知，就闖進內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軍機處的章京︵秘書︶譚嗣同。

　　然後，兩人閉門密談。一個是不顧一切要拯救被困於深宮中的明君、並決心以暴力強行推進改良大業的熱血黨人，一個是手握精兵、且身為維新圈兒裏的﹁強學會﹂會員的壯年將領；兩人一文一武，均是受﹁聖上﹂信任的漢人精英，歲數相差也不大︵時譚三十二歲，袁三十九歲︶，故應能談得來。

　　不期，古廟夜談之後僅兩天，慈禧太后即從頤和園返回宮中宣佈親政，而主持新政僅百天的光緒皇帝卻戚然被囚｜｜﹁戊戌變法﹂慘敗。

　　兩位夤夜密談者，一個和其他五位維新同志頭滾菜市口刑場，成了千古凜然的烈士；一個則在民間的罵聲中不斷被拔擢，直至位極人臣的第一漢官。兩位密談者的結局真是相去天淵！我儘管自忖對北京有些熟了，但對譚袁密晤過的法華寺究竟在何處卻一無所知。讀到的相關書中，說起發生在那座古寺中的密談，已十分翔實，但說起其具體方位，均語焉不詳。

　　某次去潘家園﹁淘﹂舊書，滿載而歸途中，車經天壇路，驀然見到路牌上有﹁法華寺﹂的地名。但箭頭指處，是一座大棚化的農貿市場。

　　停車暫借問，或恐有遺存？一位老人遙指樓群裏，慨歎：有座古廟來著，早沒啦！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啊！

　　我遂對法華寺不存念想，只道是該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樓群中與世長辭矣。

　　然而，就在全然無意間，我結識了北京市東城區文物管理所的所長李志誠先生，他的一番話讓我頓感柳暗花明。老李點撥道：你要看的法華寺不在南邊，就在我們東城，可能老北京的法華寺不止一處。

　　他不光很熱情地接待了我，而且還馬上安排屬下李繼寶專程陪我前往其﹁勢力範圍﹂內的法華寺舊址探看。於是，原以為早已辭世了的古剎，瞬間復活了。

　　對了，不能不交代的是，這一次，老天爺還是沒忘朝我頭上灑點陰雨，而且，這回已經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車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黃色的點子。大自然雖寬大無邊，但偶爾也會朝無休止地折騰他老人家的某個地區的人類來點小懲戒什麼的。

　　文管所的司機輕車熟路，一會兒就把車開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東稍拐，便轉到了華僑大廈的停車場。

　　正疑惑，小李已領我從停車場後門出去，走進一條小巷。

　　﹁到了，就是這個大雜院兒。﹂他停在了一個極不起眼的小門兒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門框上的小紅門牌：多福巷四十四號

　　中國的寺廟都是坐北朝南，法華寺應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無套路的老房子擠在一塊兒，分不出個東西南北來了。往院裏走走，我才明白，我們是從最北邊進入了原先的法華寺｜｜我走歷史的後門了。

　　從後往前看，滿目傷心景。

　　早沒了大雄寶殿和東西配殿，只通往東邊院落的廊門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畫梁。一戶擠一戶的陋室把這個京都名剎塞得滿滿當當。從昔日神們住的殿堂飛簷往上看，北面的華僑大廈岌岌乎壓在頭頂。

　　小李三拐兩拐就把我領到了大雜院兒的最南端：一條只容一人通行的細巷裏。躲過身旁一輛輛自行車和頭頂一件件晾著的衣衫的羈絆，他駐足一方巨石前，指點：這是整個廟裏留下的唯一文物了。

　　法華寺舊址。戊戌變法期間袁世凱在此居住，譚嗣同曾來此夜訪袁世凱，上演改變歷史走向的一幕。

　　側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龍首大碑。

　　碑已前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碑半埋土裏，正是淪落風塵狀。旁有廢棄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正辨識碑文，碑後褪了色的木門吱呀開啟，一位婦人探出頭來問：幹嗎的？小李申明：文物檢查。婦人乃退回宅中。

　　我長長地籲了口氣：法華寺已經破敗至如此模樣了！東華門外二里許，豹房巷有古剎法華禪林，明正統間，內監劉通捨宅創建……我艱難地摸識著碑文，約略明白了法華寺的身世。

　　豹房巷即如今的報房胡同，應該是法華寺正門所在的那條小街。不知是早年民間在此發現過野豹，還是皇家當年在這一帶養過這種敏捷的﹁大貓﹂？

　　該廟是太監業最為發達的明代時，一位叫劉通的出宮太監捨棄自家住宅而建的寺廟。不知這位劉公公是什麼﹁鳥兒﹂，是畢生含辛茹苦、省吃儉用積了點錢，全部用來修繕的大善人呢？還是本來就是壞蛋，不過是用橫財敷衍老天爺一把而已？從明正統年間算起，此廟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歷史了。﹁國朝二百餘年間中間迭有廢興……﹂已經漫漶了的刻字隱約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難。

　　法華寺最富神秘色彩的，當然不是它當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稱的﹁規模巨集敞﹂和﹁煥然增麗﹂，而是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八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清代時，前來京城彙報工作的各地官員們沒有賓館或內部招待所可居，要麼在京城有自己的住宅，要麼就得借寺廟棲身，尤其是離皇宮近些的禪林，更成為住客率較高的賓舍。這王府井一帶，距紫禁城東大門東華門很近，所以此地的寺廟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腳地。隔這兒不遠的現在已經消失了的賢良寺，就是當年李鴻章李大人最後的住處。一向謹慎有餘的老袁奉詔來京後，趕緊在這王府井東邊的法華寺裏住下。

　　其實，若論此廟接待過的要人的級別，只是武衛右軍頭領的袁世凱還不上數，早在他來此下榻的幾十年前，就很有幾位親王、大臣屈尊假此設巡防處｜｜因為咸豐爺已經被蠻橫的英法聯軍打得跑到熱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們不願在別處接待前來談判的可惡的洋大人，便選擇了規模﹁為東城諸剎之冠﹂的﹁敕建法華禪林﹂與敵酋會談。有人考證說，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在國都裏與老外進行交涉，此前，他們都像乾隆爺一樣的德行，以為夷人們來華只為想做我泱泱中華的藩屬，他們的通商要求不過是為了納貢的藉口。這會兒，羞汗涔涔的清朝王公們終於在這座古廟裏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後世的鄧小平先生總結出的﹁落後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如此說來，我面前的這幢石碑的額題﹁萬代流芳﹂四個大字就該改改了，實為﹁萬代銘恥﹂之地。

　　與東洋人打了無數次交道的袁世凱，理應也曾立於這座碑前悵然而歎過吧。

　　但他更多的時間是在猜測：正在忙於推行新政的年輕﹁聖上﹂為何會對我這般厚愛？初一在頤和園裏接見了一次，緊接著第二天又要召見！為什麼？皇上為什麼給並無顯功的自己突然授予兵部右侍郎之高位？金口玉牙說的那句﹁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是什麼意思？皇上的話讓人誠惶誠恐，不知正對他疑慮重重的頂頭上司榮祿大人會怎樣看他！官場無人不知，文淵閣大學士榮大人乃慈禧太后最信賴的滿族皇戚，以當朝第一要臣之位被下派到了直隸總督任上，不就是為了確保京城的安全嘛！直隸總督，名列全國諸總督之首，直接拱衛京畿，位置何等要緊！他袁世凱的新軍不才是榮祿麾下的一小部分？據傳榮大人和大批朝臣們對光緒爺在康、梁等人鼓動下的﹁變法﹂並不﹁感冒﹂，而一直在頤和園頤養天年的﹁老佛爺﹂也越來越為兒皇帝的一味胡鬧感到頭痛。時局相當微妙，他袁世凱不能不驚悚。

　　的確，當時宮廷內新舊兩派的鬥爭已到關鍵時刻，兩種風言攪得人心惶惶：一是說皇上已默許維新黨人採取非常措施，即﹁圍園劫后﹂︵包圍頤和園劫持在那裏安度晚年的慈禧太后︶，並誅殺老臣；一是說下個月太后將與皇上一道去天津閱兵，屆時在榮祿營中宣佈廢黜光緒另立新帝。無論怎麼說，皇上地位岌岌乎！

　　袁世凱有所不知的是，正是在康有為的建議下，光緒皇帝才公開召見了袁世凱，並賜以重恩。皇上和維新黨領袖都希冀，在緊要關頭，讓手握精兵、思想進步的袁世凱挺身前來保衛改良大業。這幾天，可憐的皇帝已經看到了危機的迫近，他一面托人帶出密詔，令康有為速逃往上海﹁以圖將來﹂，一面接連召見袁世凱委以高位，期待袁能做自己和新政的堅矛與厚盾。這一切，袁世凱哪裡知道？

　　就在這樣的時刻，公認的皇上身邊的紅人譚嗣同神色異常地出現了！關於譚、袁二位的夤夜密談，世上一直流傳著兩種版本，一是維新黨首領康有為和大將梁啟超的流傳甚廣的追記，一是袁自己於民國時期發表的︽戊戌日記︾。人們寧肯相信康梁說，也決不願聽信袁的時過境遷的辯白。

　　康、梁不僅是一代改良領袖，還是一代文化巨擘，他們的文字自然極富魅力。

　　試看康有為對這一天的記載︵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注︶：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字暾谷，時與譚嗣同同任四品﹁軍機章京上行走﹂︶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折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起程出京……︵康寫道：此時，幾位黨人趕來︶籌劃救上︵皇上︶之策。袁︵袁世凱︶幕府徐菊人︵徐世昌，號菊人︶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乃囑譚復生︵譚嗣同，字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敢死隊︶數百，扶上︵皇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泄。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梁啟超的文字則更是繪聲繪色，像親歷一樣生動：初三日夕，君︵譚嗣同，下同︶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曠代之聖主也。﹂

　　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意即太后將把皇帝騙至榮祿兵營宣告廢黜︶，君知之乎？﹂

　　袁曰：﹁然，固有所聞︵老袁不掩飾自己已經知情︶。﹂

　　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慈禧太后處︶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

　　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

　　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董福祥，掌﹃甘軍﹄︶、聶︵聶士成，掌﹃武毅軍﹄︶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

　　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答。

　　君乃曰：﹁榮祿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矣！﹂

　　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殺榮祿如殺一狗耳！﹂

　　因相與言救上︵皇上︶之條理甚詳。

　　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

　　乃丁寧︵叮嚀︶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複召見，聞亦奉有密詔雲。至初六日變遂發。單從這兩段文字上看，手握精兵的袁世凱真是大義凜然的偉丈夫｜｜你們黨人拿我袁某當什麼人了？保護我們共同的聖明君主，不光是你們的事，我也會隨你們之後拼死去做的！殺榮祿算什麼？還不就像殺條狗一樣簡單？但是，要有前提，即必須是皇上到我的營中來當面命令我。

　　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都相信，袁世凱是新派人士，他不光曾捐給維新組織強學會五千銀元，而且還在風雲突變之際派幕僚徐世昌專門到康的住處表明其政治態度，所以，他們勢在必然地選擇了袁。

　　那麼，當事人袁世凱是怎麼記述是夜秘談的呢？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二月發表在上海︽申報︾上的袁氏︽戊戌日記︾裏，是這樣寫的：︵初三日晚︶正在內室秉燭擬疏稿︵為給皇上寫奏摺在思考︶，忽聞外室有人聲，閽人︵看門人︶持名片來，稱﹁有譚大人有要公來見，不候傳請，已下車至客堂﹂。急索片視，乃﹁譚嗣同﹂也。

　　余︵袁自稱︶知其為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

　　渠便服稱賀，謂有密語，請入內室，屏去僕丁。

　　心甚訝之。延入內室，敘寒暄，各伸﹁久仰﹂、﹁見晚﹂周旋等語。寒暄過後，譚嗣同先講了一通他與康有為曾怎樣向皇上力薦袁、但都因榮祿阻礙，所以袁雖﹁辛苦多年，中外欽佩﹂卻升遷甚慢的大有挑撥意味的話，之後，話鋒一轉，出示了一紙﹁如名片式﹂的救駕方案：內開﹁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佈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營，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

　　予︵袁自稱︶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

　　譚云：﹁不除此老朽︵太后︶，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予謂：﹁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為訓誡，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

　　譚云：﹁我雇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祿、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到皇帝那兒︶請旨辦理！﹁魂飛天外﹂的袁世凱又受到了譚嗣同的生死脅迫，若換了個庸人，真也該活活被嚇死！好在老袁在朝鮮時就經歷過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考驗，所以，他虛與委蛇｜｜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譚云：﹁我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硃諭一道面交公。﹂

　　予見其氣焰兇狠，類似瘋狂，然伊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歷，如顯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只好設詞推宕。

　　見袁推託，譚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來是非常可疑的﹁聖上﹂的﹁硃諭﹂抄件，並﹁再三催促﹂，﹁幾至聲色俱厲﹂，甚至有意無意地顯示出腰間藏有兇器！譚云：﹁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

　　予因其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已夜深，托為趕辦奏摺，請其去。傳統的說法是說袁世凱騙取了冒險趕來求援的譚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車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大驚，火速晉京面見慈禧太后。於是，戊戌政變發生，光緒皇帝慘遭囚禁，維新黨人橫屍街口，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猝死於血泊中。

　　不過，看老袁的記錄，卻是另一種說法，即他不承認自己背叛了維新黨人，相反，他一開始就反對他們的過激謀劃。他堅持認為，是這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激進分子離間了太后與皇帝的關係，激化了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而且，一旦事發，必然﹁內憂外患一時並起，中原疆域立見瓜分﹂！所以，他理應向上司反映實情以求﹁誅鋤誤君誤國之徒﹂。

　　靜下心來讀讀袁氏的表白，其實有他的道理。儘管他的過於詳細的記錄與過於流暢的行文讓人懷疑其事後的作偽，但對一個正受寵於朝廷的正統的軍人，一個精明過人、深諳宮內權勢消長的政治新秀，在狂風大作亂雲驟起的緊要關頭，他只能做出這樣的抉擇。用他的話說，他是不忍坐視疆域被瓜分；而身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亂弒太后誅上司？而且，即便他的﹁為國避禍﹂的動機是事後的貼金之說，那他也異常清楚貿然用兵的結果｜｜那天晚上，他當面告訴過譚先生：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即將瓜分。且北洋有宋︵宋慶，掌﹁毅軍﹂︶、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上︵皇上︶已先危！平心而論，他說的是實情。

　　且不說袁氏當時的實力︵﹁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擁有政治與軍事資本的前輩漢臣曾國藩、李鴻章兩人，又何嘗在位極人臣之際有過發動政變的﹁邪念﹂？封建傳統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選擇﹁正統﹂。

　　近年，關於戊戌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引人入勝。有人考證出，圍攻頤和園謀害慈禧太后一說並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謠言，而確有其事。而且，慈禧回宮與袁的舉報並無直接關係，她是從別的管道知道了迫在眉睫的陰謀的，所以，她匆匆趕回皇宮，指著兒皇帝的鼻子痛罵：﹁我撫養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聽小人的話想害我？﹂見光緒囁嚅著欲辯白，她氣不打一處來，竟一口唾沫啐過去：﹁癡兒，今日沒有我，明天還能有你嗎？﹂若光緒不知有此等陰謀，他何以面對母后的責罵啞口無言？

　　儘管老袁費了些口舌，但從那時一直到現在，人們從來不屑於聽一個出賣正義的叛徒的申辯。想想囚禁多年的可憐的光緒皇帝，想想身首異處的譚嗣同他們，何人不起怨袁情？

　　所以，法華寺裏的僅存的古碑，與其說是數百年古剎的唯一見證，倒不如說是袁世凱的恥辱柱。

　　從法華寺裏走出去的袁氏，自茲背負起了罵名。洹上問洹河水從袁林前靜靜地淌過。這條河並不深，也不清，但挺長。

　　清光緒三十四年底︵一九○九年初︶，袁世凱被朝廷趕回到這裏時，正好五十歲。

　　宦遊三十載，且年已半百，因功高震主被黜，囫圇著身子回籍，換個人來說，這結局也算不錯了。但對袁項城來說，卻極難忍受。

　　佇立洹河邊，他憤然賦詩發問：

　　漳洹猶覺淺，

　　何處問江村？

　　只有瑟瑟林濤在為他嘆息。沒人給他回答。

　　儘管他把從一位天津大鹽商手裏買下的這個洹上村改造成了自己的樂園，儘管這座深宮大院裏有足夠多的房子︵每個妻妾及子女有一個院落︶，他還是不甘心在此頤養天年。他讓下人們把他手寫的﹁養壽園﹂橫匾高懸於村門外，並把自己垂釣的照片送往上海的報館刊發，那都不過是一種姿態，一種只想老死泉林決不重出江湖的宣言。讀到這些資訊，朝廷也許就不會死盯著自己了。

　　他是從攝政的醇親王載灃的殺機下逃出來的。他驚魂未定地跑回老家，只是為了避殺身之禍。避禍的人只能隨遇而安。人們每每說起袁氏退回洹上村是﹁窺測方向，以圖東山再起﹂，這實在太抬舉他了，似乎他未卜先知。

漳洹猶覺淺｜｜袁世凱遺址暢想︹下︺

　　其時的背景恕我再嘮叨一遍。

　　沒有生育能力的載湉︵光緒帝︶病死後，氣息奄奄的慈禧太后便指定醇親王載灃︵載湉之弟︶的三歲的長子溥儀繼位，載灃攝政。不出一天，慈禧老太太也一命嗚呼。皇帝與太后僅隔一天相繼過世，自然使皇室內外瀰漫起種種可怕的猜測。有人說是垂危的﹁老佛爺﹂或袁世凱通過大太監李蓮英毒死了先皇帝，因為他們怕光緒爺掌握實權後要報戊戌年間的深仇大恨；更有人傳言：隆裕皇后在整理光緒爺的遺物時，發現了一個﹁誅殺袁世凱﹂的先帝遺墨！所以，載灃一上台就欲斬袁顱以祭亡兄。幸有軍機大臣慶親王反問一句：﹁殺袁世凱不難，不過若北洋軍造起反來怎麼辦？﹂載灃才冷靜下來。加上另一位軍機大臣張之洞從旁說項，袁才僥倖活了下來，被責令﹁回籍養屙﹂。

　　說他有﹁足疾﹂並非毫無由來，因為袁世凱的確曾崴過腳且一直沒好俐落。那是上一年他過五十大壽︵古人過虛歲︶，因場面過大收禮太多而被某禦史奏了一本，慈禧太后召見他時大加訓斥，以致他謝罪出宮時，﹁驚惶失足，從殿階墜地，跌傷右腿﹂｜｜他給正妻于夫人的家書如此寫道。現在，人家二十七歲的攝政王就拿他的這個無關緊要的毛病﹁說事兒﹂了。

　　攝政王以宣統皇帝名義頒諭旨：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擢用，朕禦極後，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著即開缺回籍養屙，以示體恤之至意。

　　不是朝廷不用你，是你連路都走不成了，才讓你回家﹁歇菜﹂吧｜｜官場上的文字遊戲玩兒得真讓人哭笑不得！

　　回到這洹水河邊的老袁，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朝廷賜死或謀害︵在封建時代，下野的顯宦又被追殺的事例多得就像這洹河岸上的樹︶，哪還有什麼韜晦之閒心？至於後來，國內形勢驟變，各方不得不將目光盯上了蝸居此地的袁世凱，正所謂天下歸心，捨袁其誰了，他才重抖精神，頻繁會客，密設的電報房也越來越熱地嘀噠著他的不滿和計謀。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是啊，袁世凱到底不是蛤蟆精︵當時滿京城都傳說其父在他出生時夢見過一隻碩大的癩蛤蟆︶，只能看懂眼前卻看不透未來。他哪知道有朝一日命運之神又起用了他，而且，一舉升天。就像是一條被晾在旱地裏過久的蒼龍，正在奄奄等死時，卻極為意外地遇上了一場瓢潑大雨。

　　這場豪雨就是南方的革命黨人於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發動的武裝起義。

　　武昌首義，南方各省回應，一時間，風雨飄搖。滿洲的八旗、綠營兵勇們早已毫無戰鬥力，而精銳的北洋軍卻全掌握在袁的舊部手裏。氣數將盡的清朝廷迫不得已，只得厚著老臉請出被轟回老家的袁世凱。

　　那些年輕的愛新覺羅親王們先是讓袁世凱出任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哪知，從來不開玩笑的河南老頭兒竟然大大地幽默了一把｜｜他給朝廷復奏，說自己﹁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啊哈！我不是﹁步履維艱﹂嗎？你們怎麼忘了！載灃等人無奈，只好先把整個國家的軍權都讓給了他，最後，乾脆連自家的王朝也讓給了他。

　　對一條復蘇了的龍來說，漳洹實在太淺了啊！今我來思，也在洹河岸上問：我是否把這條蓄納了沿岸太多的髒水的大河看得太淺？

　　老袁在世時，沒有人小覷他。試想，在那個風雲際會龍爭虎鬥群雄競起的紛亂時代，一個屢屢失意於科考的落魄舉子，一個默默奉獻於軍營的下級官員，能力爭上游，贏得時代的認可，並成為收拾江山第一人，何其不易！

　　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大人垂死時，是這樣向皇上推薦自己的繼任者的：﹁環顧宇內者，無出袁世凱右者﹂｜｜須知，那個翹著白鬍子的合肥老頭兒可不是會輕易看得上別人的。

　　湖北武昌的兵變爆發後，清政府知道，唯有﹁回籍養屙﹂兩年多的袁世凱方能剿滅革命黨人。而影響著中國政局的外國勢力也把眼光盯到了安陽，東交民巷裏傳出的消息更乾脆：﹁大多數國家的代表均表示願意看到袁氏出來掌權。﹂

　　奇怪的是，最先﹁鬧革命﹂的湖北革命軍政府，竟然也把袁當成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選。軍政府首領黎元洪甚至許諾：只要你袁大哥回到革命路線上來，未來的國家一把手就是你的啦！

　　有黎致袁信為證：公果能歸來乎？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然不難從容獵取也。其他的革命黨人也致電洹上村，稱只要袁﹁回旗北上，犁掃虜廷，﹂則﹁漢族之華盛頓唯閣下是望﹂。

　　更讓今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孫中山在接到袁的贊成共和的電文後，大喜過望，竟然對袁說出如此﹁刺耳﹂的頌語來：文︵孫自稱︶以菲材，辱膺國民推戴，受任以來，拮据張惶，力不副願。幸得清帝遜位，民國確立、維持北方各部統一，此實惟公一人是賴。語云：英雄造時勢。蓋謂是也。文︵孫自稱︶徒何功？過蒙獎譽，曷勝愧汗。新舊交替，萬機待舉，遺大投艱，非公莫辦。謹虛左位，以俟明哲，曷勝佇立，翹望之至。

　　把他捧得多高！

　　而革命黨人說話算話，在此後的民國首任大總統選舉中，代表全國十七個省的十七位議員們，所有的票上都寫著一個名字：袁世凱。要知道，這是連孫中山也未曾享過的一致首肯｜｜先前選舉臨時大總統時，稟性各異的各省議員們就只讓﹁國父﹂得了十六票︵另一票得主為黃興︶。所以，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臨時參議院在大總統選舉結果出來以後，當即致電遠在北京的袁世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有華盛頓一人，公為再現。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第一華盛頓。革命黨人對未曾謀面的袁世凱客氣得很吶！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與黃興兩位革命黨首領應袁世凱之邀，先後抵達北京與之共商國是，這是近代中國三巨頭的第一次相見。多次密談後，孫中山的感慨是：﹁今日之中國，唯有交項城治理。﹂黃興也表示：袁總統﹁實為今日第一人物﹂。這和前清李鴻章的遺言﹁環顧宇內者，無出袁世凱右者﹂有什麼兩樣？

　　後人多稱孫中山不做民國首任大總統是出於革命家的博大胸襟與謙讓精神，而實際上，孫氏當時確沒把握坐穩江山，不然，他哪會如此輕率地犧牲自己浴血奮鬥多年爭來的勝果，而讓一個前清的備受爭議的人物去獨享！故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練、舊手段者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這是﹁國父﹂當時的說法，雖內蘊激勵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嘗不是中山先生政治觀點的坦白！既然中華民國的開國領袖都這樣講了，你能說這漳洹水既淺薄又粗俗嗎？看來，滿天下傳聞是老袁曾出賣了譚嗣同，捎帶著也出賣了﹁曠代之聖王﹂光緒皇帝，但他的聲譽在當時並未受太大的損失；而且，儘管他悍然稱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側面頭像為標誌的民國貨幣｜｜銀元︵俗稱﹁袁大頭﹂︶卻一直使用到他死後的好多年。中國人不光在貨幣流通上需要他。

　　北洋軍閥集團只是在這個首領死了之後，才分化了｜｜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隸籍的曹錕、馮國璋、吳佩孚的直系，奉天省︵今遼寧︶籍的張作霖的奉系，相繼成為袁世凱身後的北京政權的統治勢力。

　　極為巧合的是，各系獨霸北京政府的時間竟和袁世凱秉政的時間完全一樣，各領風騷整四年｜｜

　　袁氏：一九一二年四月一一九一六年六月。

　　皖系：一九一六年六月一一九二○年七月。

　　直系：一九二○年七月一一九二四年十月。

　　奉系：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一九二八年六月。

　　袁世凱之後，他的軍閥小兄弟們明爭暗鬥為的是權力，輪流執政憑的是武力。他們脾氣不同政見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終有一點他們是共同的，即他們誰也不能不高舉著袁世凱的旗幟。儘管他們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塗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統禦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卻是繼任者們離不了的寶貴遺產。他們自愧弗如，他們一脈相承。

　　只有多變的馮玉祥對先大總統不客氣：愛寫丘八詩的二流軍閥馮玉祥，通過背叛而躋身為一流巨頭，在其獨攬河南省軍政大權之後，就下令將占地足足有二百多畝的洹上村的﹁袁氏逆產﹂用作安陽高級中學。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又將該校改稱河南省第二高級中學。又過了十多年，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數百萬軍隊展開了人類史上規模空前的內戰，河南安陽一帶乃﹁淮海戰役﹂︵國民黨稱﹁徐蚌會戰﹂︶的必爭之地，戰火無情，把這個中西合璧的豪華建築群炸成一地殘磚碎瓦！

　　洹上村沒了，只有瑟縮於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剝蝕，幾近被世界遺忘。袁氏一生，罵名累累，而最為國人所詬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與日本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我一直跟著人們罵，但從未自己解讀過當時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讀到當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寫的回憶錄後，才知道，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乾脆說吧，即﹁賣國賊﹂並非無緣無故而﹁賣﹂；而且，我還新知道一點，就是人們所輩輩指責的﹁二十一條﹂並沒悉數簽訂。

　　援引曹氏的話，可知一二：世人不察，混稱廿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廿一條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拒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關於當時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德與英、法在歐洲交火，中國宣佈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國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遠東的租借地青島，與英國人聯手出兵山東，向青島的德軍宣戰。德國無暇東顧，日本如願戰勝。但日本人卻在我的家鄉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賴著不走。袁命人與日本人交涉從山東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個極不平等的︽覺書︾︵外交文件︶，有五號︵項︶共二十一條款，故時稱﹁二十一條﹂。無恥的日本人瞅准了時機：英、法、德、意、奧、比和美國這些有實力的世界強國正忙於在遙遠的歐洲大戰，一時誰也顧不上東方，而虛弱的中國自身又定然打不過日本，所以，他們乘虛而入。

　　曹汝霖時任中國政府外交部次長︵副部長︶，因參加此項條約的談判而一生都被﹁親日派﹂和﹁賣國賊﹂的惡諡死死壓著，﹁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學生們火燒趙家樓，燒的就是他的家。該﹁賊﹂居然一直活到了一九六六年！

　　他生前在美國發表的︽我與廿一條︾是這樣記述的：︵一九一五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請見總統。總統以為回任之儀式訪問，令我同見。豈知日使寒暄後，即說：﹁本國政府為謀兩國永久親善和平起見，擬有︽覺書︾一通，希望總統重視兩國關係之切，速令裁決施行。﹂

　　本應向外交部遞交的文書，卻要當面交給駐在國總統，且敢令其﹁速令裁決施行﹂，可見日本人對我國之蔑視。對這等如此無禮之倭國使節，袁世凱早就在朝鮮見過，所以，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不軟不硬地頂了回去｜｜總統答言：﹁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望，但關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次長帶回外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言已即將日使覺書向桌上一擱，並未展閱。……

　　翌晨，總統即召集外長孫寶琦、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及余︵曹自稱︶四人到府︵總統府︶。總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覺書，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是已定，隱懷疑忌，故提此覺書，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視我國，萬萬不可商議。﹂日本人提出的﹁覺書﹂到底都有哪些條件呢？曹氏云：揣日本所提廿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員警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國。難怪袁世凱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覺書︾上批註：荒唐荒唐！

　　實堪痛恨！遵照大總統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長與日本公使等舉行談判，從冬談到春，前後三十多次會議，談判殊為艱難。曹氏的回憶文章中屢屢出現這類記載：﹁彼此辯論很久，直至散會，沒有解決﹂，﹁會議多次，各執一辭，終未獲解決﹂，﹁爭到舌敝唇焦﹂，﹁遂於不歡中散會﹂，等等。

　　然而，從來弱國無外交。至五月七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後通牒，要中方必須於兩日內接受除第五項條款之外的其餘幾條，﹁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覆，則帝國政府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經在山東、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軍艦遊弋，關東宣佈戒嚴，日僑準備撤退，戰爭迫在眉睫！

　　高壓之下，袁世凱召集副總統以下的政府要人開會。老袁問段祺瑞：﹁中日交戰，有無把握？﹂性情剛烈的段將軍，此番卻只能實事求是地稟報：﹁三日即亡。﹂其餘各位皆默不作聲。外交總長陸徵祥遲到，因為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務必傳話給袁大總統，以他在中國四十年、與袁三十年的交情，特來勸中國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陸總長說，這位當年掩護過康有為成功逃離京城的英國老外交官甚至聲淚俱下，要中國忍氣吞聲待十年後再與日本一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凱流淚了，他只能銜恨宣佈：︵日本人︶現在即已撤回︵第五項︶。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只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牒，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如朱使︵朱爾典︶所言。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鑒不遠。我固責無旁貸，諸君亦與有責也。這番痛切的表示，讓我看到了一個比較更符合歷史真實的袁世凱。

　　老袁能不大感恥辱？從青年時代駐守朝鮮，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國，他一直在日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沒有一個丈夫願如此苟活，況且是一個大國的最高領導人！

　　果然，批准簽約後，袁氏親書兩道密諭，要各省文武長官勿忘簽約的五月九日為國恥日，密諭號召﹁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負重﹂。他還授人寫就︽中日交涉失敗史︾印行五萬冊，秘存於正處於日本人佔據的山東境內的一所監獄裏。有人說，當時，大總統曾咬牙切齒地說：終有一天我們翻身，會將此書公開發行！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問題，即最應該對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凱，哪有什麼賣國之動機？若要親日賣國，早在山高皇帝遠的駐朝時期即可大賣特賣，何苦等成為一國之君後再倒手？他死前寫下的最後一紙，竟是自題的一幅耐人尋味的輓聯：

　　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他認為，自己死了，日本就會少了一個大敵。你看，他給自己的定位與後人對他的定位實在差得太遠。

　　不過，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發牢騷也沒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參與過談判的外交官們還是永世不得翻身的﹁賣國賊﹂，沒人願意聽他們的嘮叨，沾在他們花白鬍子上的那幾滴可憐的老淚早就讓世人的唾沫給淹沒了。書讀多了真是麻煩！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條小徑一般，一時不知哪條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實的大路上，只管跟著走到底就是了。讀書多了，就不再願老是遵從別人踏過的路前行，有時難免想冒一點險另闢蹊徑，哪怕是條死路，但獨自發現盡頭的不同別處的風景又有何不可？書讀多了，思想之腳就往往不老實。

　　說到袁世凱吧，就不再跟著別人一味地罵他從小壞到老從頭壞到腳。依我不愚之見，袁世凱該罵的，還不是他在戊戌變法時的無恥叛賣或曰挺身舉報︵這是對一件事情的兩種表述方式，下同︶，也不是他對山東境內的義和拳運動的無情鎮壓或曰果斷平暴，更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資萬貫、生活腐化、兒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當選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任民選大總統。至於眾口鑠金的袁氏主謀刺殺宋教仁案，近年已經被不止一位近代史專家所置疑，他們考證的結果是：袁與宋案並無直接關係，恰恰相反，他非常賞識國民黨頭號實幹家、內閣農林總長宋教仁先生的才幹，是手下人﹁為君分憂﹂自作主張操辦了這一蠢事，就如同七十年後轟動美國的﹁江南命案﹂與臺灣島上的小蔣並無關係一樣。

　　他讓自己真正成為一個歷史罪人的是，他當上國家元首之後，因一己私欲而阻礙了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他用收買與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著繈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黨派、解散國會、鉗制言論，終至悍然恢復帝制，從而使近代中國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嶇艱履，陰謀政治卻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責難逃！離開袁林時，正遇幾位壯漢在一個幹部模樣的人的指揮下，往西廊房裏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薩像。粗繩網住不知哪朝哪代的新出土的這尊文物，但它卻永遠神情恬和，任你把它挪到哪裡。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頭看簷下，才知這排廊房是﹁安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

　　跟進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歷代文物還真不少呢！

　　靠牆一溜全是神像，剛剛請進來的菩薩將被塞進其中的一個空檔裏。

　　肌肉結實的農民們在不大的空間，隨著一人喊著：﹁南邊的走！﹂﹁北邊的走！﹂的奇特的號子，左右扭著，生生把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裏展示最多的當然是袁大總統的史料。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掛在牆上，是落魄的袁世凱與其兄在船上戴蓑垂釣的寫真。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無意於政治的閒雲野鶴照。

　　照片下面有袁的題詩二首，其一曰：

　　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

　　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無磐石，嘆息神州持缺甌。

　　散髮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

　　這也許是袁詩中寫得最好的一首，若出自別人筆下，或可為傳誦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賦！

　　然而，不是胸負兵甲、蔑視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寫下這般鏗鏘作響的律詩？

　　在﹁南邊的走！﹂﹁北邊的走！﹂的號子聲中，琢磨著這首詩，我不知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時代第一石像，是否會如同那位無奈的菩薩一樣，不知什麼時候再被後人挪動位置。

　　一時竟忘了身置何時。
　　二○○○年九月五日

　　二○○五年七月三日

東廠胡同有遺德｜｜對黎元洪故宅的尋訪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無疑是當今中國最有名的商業街之一，儘管它現在既沒﹁王府﹂也沒有﹁井﹂了，但歷史留在這條街上的遺痕，何止琳琅滿目的商品所能掩盡的？王府井大街改造後，氣象一新，很有點國際大都市的模樣了。我不愛逛店，但每次從那幾尊傳神的街頭人物雕塑跟前走過的時候，就像迎頭遭遇到清末民初時代留長辮的洋車夫和剃頭匠，以及那個穿旗袍正說著京韻大鼓的女子，似乎專門在等我這個對近代歷史有點興趣的旅人。每次看到他們，我總要還一個會心的微笑。

　　但要體味真切的歷史，還不是在這條從早到晚總是人潮激盪的現代化大街上，而是在它兩側的那一條條深不可測的小胡同裏。密密地住著小戶人家的巷子裏，沒準兒會藏著一幢舊日豪門，讓你眼前為之一亮。縱橫的胡同如同經緯，而那些豪門往往是改變歷史走向的座標。所以，我告訴過北京的朋友：在北京，我喜歡鑽胡同就像女人喜歡鑽商店一樣的不可理喻。

　　東廠胡同，就是王府井大街北端的一條讓我期待一遊的胡同。

　　二○○○年元月十八日那天下午，北京東城區文化局的小李領我看過面目全非的法華寺後，回到了車流不斷的王府井大街。我告訴他：我還想再到馬路對過兒的那個大院子裏去看看。

　　於是，我們站到了王府井二十七號大門前。

　　還是那道西洋式的長長的灰牆，還是那個深奧莫測的大門。只是，我多年前看到的由郭沫若氏題寫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大木牌，不知何時被換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小銅牌。

　　想入其間久矣！因為，此地曾是明代的令人恐怖的東廠，還曾是中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黎元洪的私邸﹁大德堂﹂。

　　不過，那時的大門，是在南邊的東廠胡同北側，因為﹁大德堂﹂的門牌是﹁東廠胡同壹號﹂與﹁東廠胡同三號﹂。現在，那邊已經是居民小院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辦公樓。

　　尋古時，有時不得不從旁門左道進入。

　　遙想五百多年前，此胡同甚是了得，哪有普通百姓們安身的份兒！頗有心計的明成祖朱棣為提防皇親國戚中的敵對勢力，特意在這有諸多親王居住的皇宮東側設了一處秘密員警機構｜｜東廠。該﹁廠﹂只生產恐怖，而全體﹁工作人員﹂悉為嘴上無毛的太監，他們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受命繞開正常的司法檢察官署，如都察院、大理寺等，秘密偵緝、審判有可能對﹁當今聖上﹂的地位和聲譽造成威脅的任何人。所以，無論皇親國戚，還是老臣勳將，莫不望而生畏。深受帝王信任且又失了男根的大小閹人們，折磨起人來只會感到快慰，所以，在太監業達到頂峰的明代，東廠狐假虎威，廣置耳目，濫用酷刑，大造冤獄，致使慘案不絕於世。據說，惡貫滿盈的大太監魏忠賢也曾當過東廠的領導。

　　如同設在西安門那邊的﹁西廠﹂一樣，﹁東廠﹂也是因位於東安門而得名。有了東廠，無名小巷也就有了留傳至今的名字。

　　到了清代初始，滿人帝王們不屑於沿用前朝皇帝們的恐怖統治，就把東廠連同大批太監一古腦給廢了，這座大院，成為大清王朝哪位開國重臣的府邸。新主人毀牢建屋，填坑鑿河，一番折騰後，葳蕤的草木覆蓋了先朝的凝血，流淌的碧水漂洗著瘀痂的冤魂，明明一座人間地獄，居然蛻變成一處有華宇、亭閣、假山、曲溪的絕美之境。至晚清，此宅為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外交部長︶裕祿的家園。

　　到了民國初期，這裏成黎元洪的宅第。

　　因有文物官員作陪，我輕鬆地邁進了這座被灰牆圈得春光一絲不泄的深院。

　　一進大門，即是一座又一座毫無美感可言的灰磚辦公樓。往右，是臨街的灰色院牆，鍋爐房與煤堆築起的黑壓壓的風景很是扎眼。只有往左，才有飛簷挑起的舊貌在等著我去看。

　　我知道，明代閹黨們施虐的痕跡早不可尋，清朝豪門的美輪美奐也不會保存得比紫禁城或恭王府更多。我只想來看看，當年受盡軍閥們的窩囊氣的黎元洪經常徘徊仰歎的那座假山是否還在？山上那座接待過許多貴客的八角亭還能承受八面來風嗎？那道企圖超越亂糟糟現實的空中長廊還殘存幾許？

　　繞樓南去，拐過樓角，謔！還真有座不大的假山！上面居然還保留著一座八角亭！而亭旁的清代長廊，也十分稀奇地尚在一截！

　　我有些難以置信地怔住了。

　　黎元洪，一個不大被現今的人們提起的名字。但寫中國近代史又不得不寫到他，因為他是推翻清廷的﹁武昌首義﹂的首領，那次軍事叛變引爆了全國各地武裝反抗清王朝的炸彈，直到大清國被迫宣佈退出歷史舞臺，此起彼伏的爆炸聲才漸漸消停。因是年為辛亥年，那一年的武裝暴動便成了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

　　但從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之後，二度下野的黎元洪就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了，直至淪落成今天一個可有可無之人。現在，說到北洋時代，人們想起是袁世凱，是袁世凱旗下的段祺瑞、馮國璋、張作霖等強悍的軍人執政者，而同樣也是起步於老牌北洋軍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遺忘的局外人。

　　北洋是武人的，也是文人的，但是歸根結底是武人的。所以，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黎元洪就吃不開。

　　北洋時代的頑劣性質，的確沒有因這個人的存在而變得文質彬彬起來。

　　﹁文革﹂正熱鬧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過一套︽中國近代史叢書︾，不足百頁的︽辛亥革命︾即其中一本。小書印數高達八十萬冊，定價卻只有○．一七元。我至今保留著十五歲那年買的這本我的中國近代史的啟蒙書。

　　該書是這樣提到黎元洪的︵括弧內為引者注︶：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清晨，經過一夜激戰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閱馬廠湖北諮議局開會，成立革命政權，推舉都督。在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所散佈的﹁先知先覺﹂論和英雄史觀的影響下，很多人認為參加起義的士兵，誰也不夠資格當都督。……混入這次會議的立憲派，看準了苗頭，就乘機舉薦黎元洪，要他出來當都督。

　　黎元洪，湖北黃陂人，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後，在北洋任職，後來投奔張之洞，任湖北清軍馬隊營官，一直升到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旅︶協統︵旅長︶，是張之洞︵時已赴京任軍機大臣︶等湖北統治者最得力的幫兇。十月十日晚間，他坐鎮軍營，親手殺死一名回應起義的士兵，後來革命黨人派來的聯絡人員，又被他槍殺。直到聽說瑞澂︵湖廣總督︶已經逃走，武昌已被革命軍佔領，他才慌慌張張躲到一個參謀家裏去。因為他平時裝得厚道、寬大、偽善的面孔欺騙了不少人，加上同盟會在︽革命方略︾等檔中，散佈了對漢族地主、官僚的大量幻想，使部分人認為黎元洪﹁聲望高﹂，讓他充當湖北軍政府首腦，一定有很大的﹁號召力﹂。……後來，他被革命黨人用手槍逼著上臺，就一言不發，還堅持不肯剪去辮子，表示對清朝的忠心。革命黨人只得另組﹁謀略處﹂，負責軍事指揮。至於政務交涉，大家也沒有足夠的重視，立憲派的頭目、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於是又被推舉出來……新誕生的湖北軍政府，軍政要職一開始就被兩個反動傢伙竊據。

　　後來革命形勢一天天發展，鑽進革命政權的反動分子，也看出清朝政府是保不住了，於是加緊活動，竊奪權力，從內部瓦解革命。……就這樣，湖北反動勢力逐步擴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至後來黃興到達武漢，還不得不屈居黎元洪之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領袖，在第一個革命政權中，地位竟不如反革命劊子手黎元洪。……

　　﹁統治者的幫兇﹂、﹁反動傢伙﹂、﹁反革命劊子手﹂｜｜這就是當時的史學家所告訴我的黎元洪。

　　天下大亂的年代，只在教科書上罵遍古人還不算過癮，掘了﹁反動頭子﹂的墳才是最徹底的革命。早在此書出版前六年｜｜風雨蒼黃的一九六六年，黎元洪的後輩鄉黨就﹁宜將剩勇追窮寇﹂地一舉搗毀了其在武昌南士宮山上的﹁前大總統黎公墓﹂。

　　沉夢被驚破的黎元洪一定會對陽間的胡鬧而大感震驚與惶恐，便若聞知同時發生在距武昌千里之外的另一樁毀墓壯舉後，那他則一定會頓感慶幸：不管怎麼樣，他還留了個囫圇屍首，浩劫過後還能被本地政府重新築墓安放；而在河北省南皮縣那邊，他的恩師、清末最主要的漢族大臣張之洞的墓穴，就不光被當地的﹁革命小將﹂搗毀，而且，其髮辮尚連著的遺顱竟然被揪出陰沉木的棺槨當球踢！

　　嗚呼！這絕不是天方夜譚，而是當事人張遵埏老人親口對我講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還在青島針織三廠當庫工時，張之洞的重孫張遵埏老人與我成了忘年交，那時他剛自原籍河北南皮被﹁落實﹂回青島原單位。一九五七年他被劃為﹁老右﹂是天經地義的，因為他既有嚴重的歷史問題︵除了曾祖父為大壞蛋張之洞外，他本人還在民國時期擔任過天津廣播電臺的要職︶，還有現行的反黨言行︵他曾和妻子把一位哭哭啼啼的鄉下女人領進家中管了頓飯，而那位女人是被鄰居的廠長拒之門外的前妻︶。記得在車間裏，這位民國時代畢業於北京朝陽大學的名門之後對我講過，﹁文革﹂中他被遣返原籍後，曾眼見曾祖大人的帶著枯黃髮辮的頭顱被當地﹁紅衛兵﹂從墓中掘出來並滿大街地踢來踢去。張家祖塋好大一片，其祖輩、父輩的墓裏均有不少陪葬品，惟最大的張之洞墓，棺木裏卻什麼珍寶也沒有，這當然很令﹁革命小將﹂們失望。在場的張之洞後人，只有連當地的﹁地、富、反、壞、右﹂也瞧不起的他和他的一個有些瘋癲的老叔｜｜張之洞的一個孫子。後來，他奉命用一張席子卷埋了這位不知何故死去的老叔，再後來，又用同樣的方法埋了自己的妻子｜｜賢妻實在受不了﹁貧下中農﹂們對自己和對丈夫的折磨，趁他實在熬不住昏睡片刻時，自懸於梁上。說到﹁文革﹂時的經歷，老人每每搖晃著花白的腦袋哽咽起來。

　　是喲，比比滿街碎骨的﹁張南皮﹂，浩劫過後重被禮葬的﹁黎南陂﹂真的算是劫後餘生了｜｜一九八一年，為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武漢市人民政府在原黎墓後側重建黎的新墓。不知是選址有誤還是施工有瑕，墓丘不久即塌陷。四年後該市又撥款重修了黎墓，並在墓前立起了﹁大總統黎元洪之墓﹂碑。

　　共和國終於承認死者是上一朝代的大總統了｜｜此前的﹁中華民國﹂似乎是不存在的，﹁北洋軍閥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解放前﹂、﹁舊中國﹂、﹁舊社會﹂即是共和國的人們對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的表述方式。所有在那個朝代任職的人身份前面都要加﹁偽﹂字，大如蔣介石的﹁偽總統﹂，小至村子裏的﹁偽保長﹂。

　　黎元洪並非﹁偽總統﹂，他是被中華民國約法和議員們的選票抬到國家元首位置上的。比比民國山頭上相繼出現過的那幾個人影，呆得最久的當然是蔣中正先生，而閃回頻率最多的則是黎元洪了｜｜他居然當過三屆副總統和兩屆大總統。

　　其實，黎元洪不是命裏註定的﹁真龍天子﹂，他的一生，也飽經磨難。他的卓然超眾，除了天資與人格外，最要感激的，就是那個死後被拖拉成一地碎骨的張之洞｜｜當初不是封疆大吏張大人慧目識才把個落魄的北洋水師下級軍官收留並逐步委以重任，他黎元洪怎麼會有日後的出人頭地？

　　生於一八六四年的黎元洪，曾在三十歲那年參加過極為悲壯的甲午海戰，而且是極少數死裏逃生中的一個。漫漫數千年中國歷史中，不知哪一位君主比黎元洪遭受的磨難更長久｜｜他所在的軍艦被日艦所擊沉，全艦官兵落水，絕大部分人慘烈殉國，他竟然一個人在茫茫黃海裏漂流了十個多鐘頭才被救上岸！

　　按說，有這樣一段為國浴血奮戰史的國家領導人，一定是值得後人尊敬的歷史人物。但事實恰恰相反，現在我們所熟悉的是，黎元洪只是反動的北洋軍閥時代的全體壞人中的一個，至於他早年是否有過報效國家的光榮履歷，負責注釋歷史的人從來不告訴我們。

　　威海的劉公島也不告訴我們。

　　我曾兩登劉公島。第一次是一九九四年，恰是千古傷心的﹁甲午海戰﹂爆發的第一百周年；第二次上島是在翌年，亦即中國海軍被矮壯的強鄰堵在自己的司令部裏被搗毀的第一百年。我是忍著一個中國人的屈辱來觸摸北洋沉錨的。

　　說實在的，我很失望，恕我不再提及在原﹁北洋水師提督府﹂︵海軍司令部︶裏看到的那些糟踐自己先人的展覽內容｜｜從苦撐殘局的國家重臣李鴻章，到飲藥自盡的水師提督︵司令︶丁汝昌；從一艘艘軍艦的管帶︵艦長︶，到那些模樣陌生的外國軍事顧問，除了一個壯烈殉國的鄧世昌之外，展覽文字把戰時的主官幾乎罵遍了｜｜﹁無能﹂算是好的，﹁貪生怕死﹂是一般稱謂，﹁賣國賊﹂是最高頭銜。而恰在這一年秋，我去了趟日本，在李鴻章被迫簽訂︽馬關條約︾的那座城市裏參觀過一座帶有中日戰爭遺物陳設的博物館，發現日本人對他們自己的哪怕是失敗了的軍人前輩也充滿敬意而決不輕慢！

　　黎元洪在戰爭中只是﹁廣甲﹂炮艦上的﹁大車﹂，論級別還不夠挨罵的格，所以，劉公島就沒顧上唾罵這位至少算是﹁貪生怕死﹂的日後的大總統。

　　黎元洪儘管是個公認的忠厚人，但卻並不貪生怕死，這在以後的從政生涯中會一再體現出來。

　　成為中國第一代海軍，緣於他十三歲那年隨當兵的父親離開故鄉黃陂縣來到北方的直隸省。父親乃李鴻章大人的軍隊裏的小官佐，曾帶兒子到兵營。某日，小小的黎元洪見到持洋槍出操的士兵們整齊劃一的陣容後，大為激動，遂立志棄文修武。彼時，李鴻章正銳意整軍練兵，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後，更是把天津建成了洋務運動的中心城市，北洋水師學堂即是李大人創辦的一所待遇較高的軍校。黎元洪夙有學習新式軍事知識為國效命疆場之願，又有健壯體魄，遂瞞齡報考了水師學堂︵人家限齡於十七歲，他已十九歲了︶。在校期間，黎元洪即以勤奮好學、堅忍耐勞而出人頭地，畢業後被派往﹁廣甲﹂艦任職。

　　甲午年︵一八九四︶，中日兩國海軍於黃海大比拼，﹁廣甲﹂艦奉命增援威海，途中，不幸被敵艦擊中。鐵甲轟然沉淪，將士全部墜水，場面一定比美國電影︽泰坦尼克號︾表現得更為慘烈。是役，中國近代海軍極為屈辱地全軍覆滅，剛剛而立之年的黎元洪也極為黯然地結束了其海軍生涯。

　　從汪洋裏揀回一條命的黎元洪不甘平庸，次年南下南京，投奔兩江總督張之洞合辦的﹁延才館﹂，其治軍之才得以顯露，從底層一步步被提拔起來。尤其受張總督之派，三度赴日考察軍事，眼界大開，統軍思想也為之一新。經十年奮鬥，這位前海軍下級軍官一路而為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協統︵旅長︶，張之洞所倚重的軍事助手。

　　清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在老家搞的那次﹁彰德秋操﹂，不光讓朝廷發現袁氏的統軍能力，也順便發現了﹁南軍﹂指揮者黎元洪的不可多得。演習結束後，﹁閱操大臣﹂袁世凱曾高興地向朝廷打報告說：

　　湖北一鎮，經督臣張之洞苦心孤詣，經營多年，軍容盛強，士氣健銳，步伐技藝均熟練精嫻，在東南各省中，實堪首屈一指。

　　老袁讚揚的﹁湖北一鎮﹂，即黎元洪所在的駐鄂陸軍第八鎮︵師︶，鎮統制︵師長︶雖是張之洞的﹁姑父﹂︵張家婢女的丈夫︶張鎮，但實際上的指揮者是協統黎元洪。不過這老袁也實在夠滑頭的，他的讚揚很巧妙，他只說該軍隊是﹁東南第一﹂，偏不說在整個參加﹁秋操﹂的軍隊裏應算老幾，因為﹁北軍﹂是由他的愛將段祺瑞統率的，表現得不如﹁南軍﹂出色。

　　兩年後，朝廷在太湖邊上又舉行了三天的南北軍對抗賽，依然是段祺瑞與黎元洪﹁掰手腕﹂，結果，﹁南軍﹂三戰皆勝，﹁北軍﹂連戰連敗，故有人背後譏老段為﹁北軍三戰三北﹂。

　　北軍的段總統官心胸本來就不寬廣，不知聞此訕言後心裏會對黎元洪作何感想；更不知這是否為段總理與黎屢相齟齬的伏筆。

　　清代的黎元洪，儘管成為朝野刮目的中年將領，但隨著恩師張之洞的調走、新總督的接任而止步於原地，一直到清廷退位，他也只是個協統…………原地踏步走的旅長而已。

　　古往今來，有幾個當官的不貪？新總督大人一到湖北，官場又照例找了個理由掀起了一場既轟轟烈烈又扎扎實實的進獻禮品的高潮。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看不起腐朽官場趨炎附勢那一套，這可能與他早年在水師學堂開始接受西方文明思想和三次在日本考察不無關係。他的上司張鎮籌集十幾萬銀兩向總督大表忠心，其他同僚也紛紛用重金孝敬領導，惟他這個急待提拔的旅長卻僅湊上寥寥數元﹁意思意思﹂，轉過身來，卻為饑寒交迫的漢口災民捐出了多達三千銀元的善款，一時大得人心｜｜他月薪為五百兩銀子，三千元是他整整半年的工資！這可不是﹁作秀﹂，歷來大小官員們﹁作秀﹂花的總是國家的錢。

　　對上級不卑不亢，對下級卻關愛有加。一位士兵聞母親在家砍柴時墜入山谷而亡後，恍惚欲以身殉母。黎元洪聞知，親往該兵班上慰問並致送八十銀元囑其歸家安葬亡母，後還保其進入軍校。剛才說了，協統大人的工資不薄，拿出六分之一的工資幫助一個無名小卒倒也不算多麼了不起，但這卻體現了一個長官的情操。

　　更加了不起的是他對有﹁政治思想問題﹂的下屬的寬恕。

　　他的一個護兵，暗中參加了革命黨，某日收到革命領袖黃興的一封密信。黎元洪無意看到這封隱語頗多的信後，已經猜出大概，但卻並未深究，反倒讓該兵趕緊﹁養病﹂去也。

　　還一次，他撞見一個擅自剪去髮辮的學兵，他非但沒發怒，反倒極出眾人意料地說了句：﹁去掉這讓人笑話的豬尾巴，你這是領導了文化上的風頭啊！﹂一句話，在場所有人的驚恐渙然冰釋。按說，暗中勾結﹁亂黨﹂與妄自剪掉清朝標誌的辮子，這不僅僅是有違軍紀的大過，不是關幾天禁閉、挨幾十軍棍就能了結的小毛病，而是罪在不赦的殺身之禍啊！但誰也想不到，天大的﹁反動行為﹂，到了協統大人這兒，卻是波瀾不驚，煙消雲散。

　　是啊，正是這個人在政治上的開明和對屬下的寬厚，才使他在湖北軍政界博得極好的口碑，不然，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後，革命戰士們哪會一下子想到了黎協統？

　　黎元洪的確不是主動投入革命大潮的。上面提到的那本﹁文革﹂讀物中的記述，並非全部謬傳。他畢竟不是革命黨，畢竟是在封建軍營中成長起來的清朝官員。革命驟然發生後，他惶恐過，抵觸過｜｜他親手砍殺過一名前來本協報信的起義士兵。他躲在部下家中的床下希冀逃過嘩變，他被自己的下級軍官逼到起義軍大本營後還連連向推舉他為都督︵司令︶的部下們擺手說：﹁休要害我！休要害我！﹂，完全一副當代宋江的模樣。是他手下的那幾個連、排長代他在佈告上寫了一個﹁黎﹂字的。與長期不屈不撓地從事反清武裝鬥爭的革命黨領袖孫中山、黃興相比，他頭上戴著的﹁民國元勳﹂高帽實在有些大，在民初的﹁孫、黃、袁、黎﹁四巨頭﹂中，不待言，他的資望最淺。

　　資望最淺，性情也最溫和，那三位，個個都是咬鋼嚼鐵的硬漢子，他卻溫吞而謙和，完全不是政治強人的模樣。然而，敦厚的人，一旦認定目標，就會死心塌地地去做；而這樣的人入了夥，憑原先在江湖上被傳誦的為人，往往又很快後來居上，成了群英中的首領。北宋末年山東鄆城縣的宋江就是這樣的人，清朝末年湖北黃陂的黎元洪差不多也是這樣的人。

　　黎元洪就屬於一旦決心下定便義無反顧再不反悔的那種人。

　　經過慎重考慮，他終於像被他放過的那名學兵一樣決然剪掉了那根﹁豬尾巴﹂。男人的髮辮一直是清廷強加給漢人的一根自縛的繩索。

　　辮子從這個人的腦袋後墜落以後，從整個武昌城裏墜落以後，各地的武裝反叛便和剪辮子運動同時迅疾開始。

　　在起義後的第三天下午的軍事會議上，留著短髮的黎元洪清楚地表明自己不再是效忠清朝的統兵之將，他正式宣誓就任革命軍首領。那一天，他的宣誓算得上慷慨激昂：

　　眾意難辭，自應受命；成敗利鈍，死生以之；決心革命，毋庸有貳。

　　黎元洪遂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大名。

　　其實，風雲突變的那幾天，逼他革命的人只看到了他表面上的冷漠，卻難窺他內心澎湃的激情。且看他的一封私信：

　　誰無肝膽？誰無熱誠？誰不是黃帝子孫？豈甘作滿族奴隸而殘害同胞？洪︵黎元洪自稱︶有鑒於此，識事機之大有可為，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業，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民國！

　　這話說得很實在，也很感人。他的這番表白，既不是對報館發表的，也不是在公開場合宣稱的｜｜這個務實的政治家似乎很不愛當眾作秀。他只是在給自己的北洋水師恩師薩鎮冰的私信裏說了上述的話的。

　　﹁統治者的幫兇﹂？﹁反動傢伙﹂？﹁反革命劊子手﹂？｜｜發高燒的荒誕歲月裏，史學家的論斷也是全不可信的胡話。

　　辛亥革命以清王室的退位而告勝利，古老的華夏第一次把﹁中國﹂兩個響噹噹的漢字用作了國名｜｜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一月一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武昌首義的那一天成了民國的國慶日，孫中山與黎元洪分別當選臨時政府的大總統與副總統。二月十五日，南北兩軍議和成功，清王朝壽終正寢，袁世凱全票當選為首任大總統，而黎元洪的二把手地位絲毫未撼。

　　當初武昌的革命士兵們沒有看錯人，黎元洪確有聲望。

　　說起來，黎元洪這種性格的人是不適宜做中國的一把手的。在依然被封建傳統包圍著的﹁民主﹂國度當家，要有詭計，更要有鐵腕，必要時要不惜殺戮。而黎元洪恰恰是被人稱作﹁黎菩薩﹂的老好人，這樣的人哪能在最高位上坐得住呀？

　　﹁黎菩薩﹂之名，最初得之於武昌道義之初，當時他面對下級用槍頂在腦袋上的逼迫一言不發，生死置之度外，正如廟裏的泥菩薩一般｜｜當地人的﹁泥﹂與﹁黎﹂音同；而後北京的政壇又都這樣稱他，是因為他心善面慈，性情溫和，一副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這尊自省其身有道、普度眾生有心的﹁菩薩﹂，若生於民主國家裏，沒準是個不錯的國家領導人。但上蒼不憫老實人，偏偏把黎元洪降生在專制之國的風雷激盪時期，又偏偏把他捧上了億民之上的最高座椅。於是，他的不幸也就一直忽忽悠悠相伴左右。一生愛馬的黎元洪知道，在一群穿著軍裝的虎狼中間行進，再高潔再驍勇的馬也會失蹄並隨時有可能被撕咬得血肉模糊。

　　黎元洪非常明白，袁大總統決不是傳說中的癩蛤蟆轉世，而是一隻隨時能撲食各路奔馬的巨獸。所以，他執意不去北京就職，寧願繼續呆在武漢。

　　但足智多謀的老袁識破了副手的心思，他不急不躁，不光同意自己的副手繼續兼任鄂省的一把手，還讓他當了名義上的全國最高軍事長官｜｜參謀總長。

　　老袁很有辦法。起先，他送給黎元洪一紙﹁民國柱石﹂的題字和一百萬元軍餉，從精神到物質，都讓你感動一把；後來，又親筆題寫了﹁中華民國副總統府﹂的大匾派專人送達武昌，那塊掛了一年半的﹁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都督府﹂舊匾自然被取而代之。

　　不過，讓黎元洪難受的不是這塊新匾，而是大總統推薦來副總統府當差的來路不明的人。納之難受，卻之無由，黎元洪不得不苦笑著將這些負有特殊使命的人照單收下。

　　身邊有了大總統的人，副總統的日子就過得不自如。所以，當某日岑春煊和章士釗前來拜訪時，他便嚇出一頭冷汗。

　　黎元洪知道岑春煊與袁世凱在前清時即有過節。同為平級的封疆大臣，互不服氣乃官場正常之事，但風傳這位西南實力派人物時下正在意圖籌劃軍事反袁行動！而且，他也知道這位名滿南北的章士釗乃袁的紅人，章妻吳弱女士是袁的親戚，向以﹁四伯父﹂稱袁。現在，此二人連袂來鄂，定有大事交底！果然，主客坐定後，客人即稱：袁世凱正在北京帝制自為，成為竊民國之大盜，他們已與革命黨領袖孫中山、黃興達成共識，擁立副總統起兵討袁！

　　估計那會兒的副總統又犯了﹁泥菩薩﹂的本性，他只樂呵呵地聽卻決不插言。等客人逼他表態時，他卻大搖其頭，十分自信地斷言：袁大總統斷不會稱帝，君等盡可放心。

　　然而，等客人們怏怏離開後，他又急遣手下人為二位說客各送去五百銀元敦其從速離漢，因為會談時，屏風後面即有老袁派來的密探！

　　這就是黎元洪在大是大非前的選擇，你說他圓滑也罷，精神也罷，他總有自己的原則：不衝動，不盲從，有後手。

　　很難說袁世凱不知道發生在武漢的那場密談。所以，一旦平定了南方的軍事反抗，江山坐穩，老袁就不容黎元洪獨立在外了。三番兩次請不來後，大總統索性將自己的第一悍將、陸軍總長段祺瑞派到了湖北，﹁迎請﹂副總統到北京﹁磋商要政﹂，且連北上的專列都準備好了！這回可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矣！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歲杪，黎元洪只得愀然告別故里，赴京去當他的掛名副元首了。

　　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直到整整二十年後的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躺在巨大的楠木棺裏的他被國民政府隆重地自天津運回武昌，是年，黎元洪在津門過世已五載矣！

　　是的，當初啟程赴任的黎元洪顯然沒有料到，他會一去不返！

　　在北京的前門火車站，他受到了熱烈的迎接。儀式過後，他被接上了那輛中國最高規格的金漆朱輪雙馬車，而這輛大總統專車，除袁本人偶爾乘坐外，只在上一年夏天拉過來京的孫中山。

　　黎元洪被袁大總統迎國寶一樣極為隆重地迎進中南海｜｜大總統已經差人把﹁副總統辦公處﹂的牌匾掛在了中南海裏最優美的瀛台的慶雲殿裏。

　　也就是說，東廠胡同並不是黎元洪在京的第一處住宅。

　　瀛台乃凡人們想像中的仙境，但仙境中的孤寂與清冷又哪是凡人所能忍受的！清代的光緒帝深知瀛台之淒苦，民國的黎元洪也體味到了被閑掛於瓊島上的難耐滋味。貴為一人之下億人之上的副總統大人，竟然發出過﹁遙望漢江，不禁淚下﹂的喟歎。他對前來拜訪的故交喟歎過：我做了光緒的替身。

　　民國時代的北、中、南三海，不再是清王室的﹁西宛﹂，北海成為國民的公園，但中海與南海卻成了民國總統的辦公地與住宅。袁大總統從鐵獅子胡同把繁多的政務和同樣繁多的家眷一道搬進了中南海後，中南海遂又恢復為禁地。

　　凡進過中南海的人都知道，新華門與瀛台一南一北，隔一汪碧水︵南海︶，遙遙相對。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曾有幸兩入中南海，參觀過毛澤東故居﹁菊香書屋﹂為主的南海名勝古跡。被稱作﹁撥亂反正﹂的那個時期，中南海東側的毛的舊居一帶曾不公開地向人們開放過。

　　瀛台的確很美，不大的人工島上，有巨集殿瓊閣，有奇石異木，而且它的色彩十分瑰麗，島上的皇家建築不再是單調的明黃色與朱紅色的交響，在黃與朱之間，古建築師巧妙地加進了一方方綠瑩瑩的琉璃磚瓦音符，使壯麗的瀛台既不失帝王之氣，又不乏人間的平實。

　　上世紀五十年代，健康的毛澤東常從自家的﹁菊香書屋﹂小院兒裏步出，經過曾做過袁世凱住處的豐澤園，往西沒多遠，就踏上了登瀛台的寬橋。

　　這座用黃與綠琉璃磚與瓦砌成的橋，是登瀛台的唯一通道。

　　光緒皇帝被困島上時，沒有這座橋，慈禧老太太讓她的過繼兒子老老實實呆在仙境裏悔過，如需出島，則由太監們划船﹁接駕﹂。若不是想到可憐的載湉人生的最後十年一直困在島上並最終死於島上的涵元殿裏，我還真要在垂柳依依波光漣瀲的瀛臺上沉醉呢！

　　那會兒我並不知道，光緒之後的另一位大人物也曾是這美麗島上的孤寂囚徒，只不過他沒像光緒皇帝一樣死在這裏罷了。

　　單從道理上說，袁世凱的安排無可非議：既是﹁公府﹂，就該正、副兩職鄰而居之；正職人多事雜，辦公處理應大些，副職事少幕僚少夫人也少︵黎只有兩位妻子，在當時已是罕見的夫君︶，居住地自然就小一些。大總統在陸地上班，副總統在孤島起居，這簡直就是前清統治者們提前為民國正副元首所做的安排。

　　但事情卻遠不這麼簡單，是老袁不放心黎元洪呆在外頭，他要把資望頗高的﹁民國元勳﹂擱在眼皮底下天天看著他。

　　為羈縻這位寡言而睿智的副手，老袁甚至讓第九個兒子給黎家當了二女婿。

　　但黎元洪不為所動。

　　他畢竟不是真的泥菩薩。他也借用老袁對自己的討好心情，請大總統的軍法處殺過兩個同鄉的軍界政敵︵這件蠢事使他一下子臭了名聲而讓人言像蒼蠅一樣緊叮著他不放︶。比泥菩薩有思維的黎元洪對袁氏的用心一眼就看懂了，就像每天看瀛臺上的慶雲殿︵他的辦公室︶裏的那幾幅清代的皇帝遺墨一樣，他早熟知了其中的每一道筆劃。整日在飄浮著前朝陰謀與死亡氣息的殿堂裏喘息，在大權獨攬的梟雄的眼皮底下﹁從政﹂，哪有愉悅可言！

　　於是，在這人人嚮往的仙境裏只呆了一年多的光景，黎元洪就呆不下去了。

　　不是他不想為民國幹事，實因他本來就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時下老袁又太想﹁家天下﹂了！

　　眼瞅著老袁為圓一個荒唐的皇帝夢而越來越犯糊塗，黎元洪適時地提出了兩個請求：

　　辭去副總統、參政院院長和參謀部長職務｜｜本人能力實在不能勝任；請允遷居﹁海﹂外｜｜瀛台冬日過於寒冷，夫人有恙，懼冷。

　　比鬼都精的袁世凱立馬一拒一允：堅決不准其辭職，同意遷往他處居住，且連新宅都替你打點好了：袁氏自己出資十萬元，從前清遺老的手中買下了東廠胡同的那處名宅，然後，無償轉送黎元洪。

　　這就是黎元洪入主東廠胡同的由來。

　　但有誰知道，黎元洪不是﹁不拿白不拿﹂的人！待袁大總統死後，黎元洪致送奠儀，恰好也是十萬元。明眼人一看即知，他這是償還老袁的房錢吶！

　　其實，當個光拿錢不幹事的副總統有什麼不可以？據黎的女兒著文稱，黎元洪在任時，每月副總統的俸金加參政院的補貼等，一共五萬元。天！五萬元呀！

　　我匡算過，民國初年的銀元與二十世紀末的人民幣比值約為一：一百；而房地產，又大大超過了這個比例，差不多是一：一萬。如黎元洪手下的教育部普通官員周樹人︵魯迅︶，憑自己一兩個月的收入︵三百元月薪加講課費、稿費︶，就能買下白塔附近的那處已被辟為﹁魯迅紀念館﹂的寧靜的小四合院︵當時他花了八百銀元︶，而時下在京城二環路以內想買那樣完整的住宅，豈不得八百萬！一個北洋大兵，每月六塊大洋，就能活得比較像樣，除了自己天天能吃上肉以外，還能按月寄回家去幾塊錢︵難怪那年頭不乏兵源︶，這比黎家的廚子收入還高呢｜｜黎的廚役每月工資四塊錢。正因此，也就理解了毛澤東在成為職業革命者之前為什麼會當了幾個月的北洋大兵，後來為什麼會為在北大圖書館打工的八元月薪而自喜。那時的大學教授們，學問與月薪均如泰斗一樣令晚生高不可攀，哪個也得幾百元，像年輕的周作人，剛到北大任教就有二百元的工資，等於現在的兩萬元呀！陳獨秀是系主任，月薪三百。但是比比國家第二公務員黎元洪，教授們統統是小巫見大巫了，副總統兼參政院議長的收入，竟是陳先生的一百倍！等於時下物價的社會中，他黎元洪月薪是……五百萬！嚇死人了！

　　然而，黎元洪寧願不要這一切。他要的是自己的獨立人格。

　　﹁淡泊名利﹂，說說可以，真要拒絕唾手可得之巨名與暴利，得有多大的意志和多高的品格啊！

　　黎元洪退到了王府井大街一隅的東廠胡同裏，離袁氏遠了，離政壇遠了，離自我卻愈來愈近了。

　　他為自己的家起了個堂號，叫﹁大德堂﹂，此後，在此向左鄰右舍前院後街擴展的房地產買賣中，就均用﹁黎大德堂﹂名義進行了。做個有﹁大德﹂的人，不再趨炎附勢迎合誰，這樣活著，即使錢少點，又何其暢快！

　　入住東廠胡同後，黎元洪就開始拒領副總統月俸及公費，並自請裁撤﹁副總統辦公處﹂。他自我﹁下課﹂，不當這沒滋沒味的二把手了！不再去備受袁氏欺凌的參政院主持會議，更不去中南海裏拜見﹁老大﹂｜｜那邊，稱帝的鼓點越來越密。他以消沉來表明一個天良未泯的政治家對竊國者的忿忿然。

　　就在他剛剛在這﹁大德堂﹂裏安好家未過仨月，中南海裏傳出﹁登基﹂的喧囂，他參與創建的﹁中華民國﹂竟成了袁氏的﹁中華帝國﹂，首任大總統搖身變為了﹁洪憲皇帝﹂！

　　袁﹁天子﹂頒佈的第一道詔書，就是冊封黎元洪為新帝國的﹁武義親王﹂。次日，新朝的袞袞諸公奉袁皇帝之命浩浩蕩蕩趕來東廠胡同致賀，王府井一帶，居然為之路塞！

　　好一個黎元洪，只著便裝出面，以示對新朝的不承認，他不卑不亢地告訴文武百官：

　　大總統雖明令發表，但鄙人決不敢領受！蓋大總統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義之勳，故優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義，乃全國人民公意，及無數革命志士流血奮鬥，與大總統支持而成。我個人不過濫竽其間，因人成事，決無功績可言，斷不敢冒領崇封，生無以對國民，死無以對先烈。

　　各位致賀，實愧不敢當！

　　說完後，他轉身入屋，甩下的滿院子貴客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這番名副其實的﹁推辭﹂，絕對是篇經典的罵賊書。你看，黎元洪開口閉口稱袁為﹁大總統﹂，而決不稱其為﹁皇上﹂或﹁吾皇﹂，當然也就更不會自稱是﹁臣﹂；而且，他直奔主題地提到武昌首義，為的是讓在場的文武百官牢牢記住，﹁辛亥革命﹂的勝利是怎麼來的，別忘了他袁世凱也曾為之努力過！袁氏斗膽稱帝，就是﹁生無以對國民，死無以對先烈﹂！

　　這時的黎元洪，不再是一聲不響的菩薩，簡直成了怒目的金剛！

　　當天下午，有人奉袁命來為黎元洪量制﹁親王﹂制服。平素和藹的黎元洪卻黑著臉表示：﹁我非親王，何須制服！﹂一句話，把來人打發出門。

　　數日後，尷尬的袁世凱又派要員捧﹁誥令﹂請其接受王爺之封，但倒楣的﹁欽差﹂竟被一向溫文爾雅的黎元洪罵出門去！

　　沒幾天，潛出京城的蔡鍔將軍在雲南首舉討袁大旗。黎元洪聞訊，擊節贊曰：﹁松坡︵蔡鍔字松坡︶不愧英雄本色！﹂這是英雄相惜的誇讚，又何嘗不是黎元洪個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寫真？

　　半年後，惱羞成疾的袁世凱一命歸西。黎元洪按法律程式，於袁氏辭世次日在東廠胡同住宅中一切從簡地宣誓接任。

　　忠厚者往往執拗。為了維護民國政體，黎元洪以誓不從逆的執拗捍衛了正義的尊嚴與個人的純潔。如此﹁大德﹂，難道不該在這東廠胡同的名宅裏有一尊不大不小的雕像嗎？

　　繞過假山，我還真發現了一尊雕像！

　　我將信將疑，有點近﹁像﹂情更怯地走上前。

　　其實我知道，共和國的研究所裏，斷斷不會有民國先總統的雕像，儘管是考古單位。但我又多麼想在這個院落裏一睹這位周旋於各軍閥巨頭中的文弱元首的姿容啊！

　　雕像立於北邊那排清代舊房的門前空地上，黑色的大理石基座上，一位穿西服的中年男子在凝思。

　　像下，一方銅牌，趨前讀過，方知果然不是黎氏的尊容，而是已故夏鼐先生的座像。

　　我這才模糊記起，夏先生乃我中華著名考古學家，似曾任該所所長。也許，身後這排房子就是他生前的故居或辦公室吧？儘管此像不姓黎，但能在本單位院內為自己的學者領導豎碑立像也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不過，為什麼不是黎元洪的雕像呢？

　　先前的大德堂內院裏，空空如也，沒有人回答我的疑問。南邊的那座月亮門那邊時有學者模樣的人出入，但他們與我相距甚遠！

　　雕像後那排灰瓦紅壁的老房子，已被封條閂緊了門縫。門兩邊的紅柱上各懸一方我們常見的那種掛著小鎖的小木箱︵上有﹁舉報箱﹂仨字︶。東側的方箱之上，釘著一豎條小木牌，﹁圖書室﹂三個有些歪扭的字告訴了我這所廳堂現在的用途。

　　從這排房子在整個大院中的位置和其不凡的氣度猜，它也許就是當年的內院客廳？

　　黎元洪自我放逐後，並未門前冷落車馬稀。恰好相反，比他孤零零呆在瀛台時更為熱鬧了。高朋滿座，鴻賓接踵，東廠胡同，冠蓋盈門｜｜不怕別人譏訕泡妞的蔡鍔將軍秘密南下前來過，許多看不慣老袁稱帝的政客們來過，湖北原籍的同鄉故交也來過。人們來謁副總統，不為溜鬚拍馬，只為互通聲氣，相泄牢騷。

　　有人回憶過，不吸煙也不喝酒的黎元洪先生待客也是既無煙亦無酒，只白水一杯。君子之交，十分清爽。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端午節那天下午，一向不上門的總理兼陸軍部長段祺瑞在黎的湖北籍老友張國淦陪同下，忽然造訪。

　　按說，段總理既是來向副總統報喪的，也是按禮儀向繼任領導請示工作的。然而……

　　這時發生的事，︽北洋軍閥史話︾裏有段非常有趣的記敘：

　　段祺瑞和張國淦的車子馳抵東廠胡同黎寓的門口，張搶先進入內院向黎報告：﹁總理來了。﹂接著又倉皇又喘著氣說：﹁總統過去了。﹂

　　……黎走入客廳像個木偶似地坐在主位上，段、張分坐兩邊，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禮，段不開口，黎也不出聲，張更不敢講話了。這幕啞巴戲做了四十分鐘，段站起來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來送客。段臨走時向張交代說：﹁副總統方面的事，請你招呼！﹂張這才搶著問：﹁國務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說一面跨上汽車，車子就開動了。

　　其實黎元洪已經聽說了袁氏過世的消息，但這個謹慎的人不敢輕信，遂派自己的大女兒前往中南海打探。在中南海裏居住的時候，女兒經常出入袁的內宅。女兒親眼見到懷仁堂裏尚未入殮的袁世凱的屍體蓋上了黃緞子的陀羅經被以後，他才始信輪到自己施展身手了。

　　然而，一切尚沒來得及籌劃，段祺瑞就堵上門來演了出默劇，並且，一句﹁有我﹂，把自己打發得遠遠的了。在其位，謀其政。身為最高領導人，卻被屬下如此輕視，黎元洪即使再謙和，也不會無動於衷啊！

　　是的，擅權的段祺瑞根本沒把繼任總統放在眼裏。黎與段的矛盾由來已久︵當年正是段帶兵赴鄂逼黎來京就職的︶，但從這一天就表面化了。﹁府院之爭﹂的種子，其實在這東廠胡同裏就開始萌芽了｜｜﹁府﹂乃總統府，﹁院﹂為國務院，黎元洪當總統後與國務院總理段祺瑞的一次次爭執，成為了民國五、六年間︵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政壇上最引人入勝的格鬥表演，是彬彬文人與赳赳武將的過招。

　　後來幾天，在對待袁世凱的葬事上，黎元洪顯然也不能讓段祺瑞滿意。老袁過世以後，段總理以下所有的政府官員都表現得悲悲切切｜｜連周樹人︵魯迅︶這樣不信邪的部員都被派去守過靈呢！

　　出殯那天，八十人的﹁皇杠﹂抬著老袁從當了三個禮拜靈堂的懷仁堂出來，已經誦了三七二十一天經的和尚、道士們，拼盡最後一點力氣為這個要回老家的亡靈大聲超度。新華門外搭的三座素彩牌坊下擠滿了貌似悲傷的各級官員，本應親自垂淚執紼的繼總統黎元洪卻並未露面，只是在靈柩運出新華門的那一刻，他才跚跚而至，且一言未發，只向那具沉重的棺材行了鞠躬禮後，便轉身回他的辦公室上班去了。

　　本該由繼任總統主持的公祭儀式，也由段總理代表了。

　　黎元洪知道，自己的這番輕慢態度不可能不激怒欲化悲痛為力量的老段和那一班北洋軍閥們。他一直是﹁他們﹂之外的一個。

　　他當然更知道，老段在清朝就是統制︵師長︶、軍統︵軍長︶、提督︵軍區司令︶，還署理過權力極大的湖廣總督，而自己的軍銜遠在其之下，最高只是個協統︵旅長︶。在論資排輩的官場上，這足以讓段祺瑞很看不起自己。雖然自己也是北洋學堂的科班軍人，但卻是李鴻章的北洋水師派，與袁世凱﹁小站練兵﹂的那個北洋陸軍不是一個﹁派﹂。所以，他一個南方人，因緣附時當上繼任的總統，是以段為首的北洋軍人們的抬舉，自己要坐牢元首之席，必須讓著段總理點兒。

　　這位﹁好人政府﹂的宣導者和力行者，天真地以為袁時代的個人專制將葬送在自己手中，一個西方式的中國將統一起來並擺脫困境。為此，他大力恢復了議會與被取締的政黨，他還回應孫中山的倡議擬按美國模式將中國地方分治，為此他延請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釗先生參與起草相關法案；他把袁時代的總統府預算從近二百萬元一下子降至不到六十萬元。

　　北京政壇上，居然有了點﹁無邊光景一時新﹂的氣象了。

　　須知，蔡元培先生正是被黎元洪親自任命為北大校長的︵我曾見過那份黎任命蔡任北大校長的﹁大總統令﹂複製品︶，由是而使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劉半農、李大釗等一代知識份子精英成為一呼百應的時代巨子。

　　回溯北洋時代，沒有哪一任最高統治者能比黎元洪在臺上時表現得更為開明與從容。

　　不幸的是，嚮往西方民主制度的黎元洪偏偏遇上了個性情剛愎喜歡攬權且連袁大總統也敢頂撞的武夫段祺瑞。當初老段拿你當領導，並不讓你管事兒。可你，竟真的要說了算了！於是，段祺瑞得寸進尺，﹁泥菩薩﹂欲忍不能，﹁府院之爭﹂就越演越烈。

　　一樁極端的例子令黎大總統惱怒得無以復加：

　　那天，段派其心腹、國務院秘書長徐錚將軍前來呈送一份福建省三位廳長的任命書。盛氣凌人的小徐居然頗不耐煩地嚷嚷：﹁總理那邊已經定了，總統就不必看了，只管蓋上章就行了。﹂瞧瞧！這哪是一個政府官員對國家元首應有的態度？

　　黎元洪決不是蓋章機器！在當政第二年的春天，為中國是否對德國參戰一事，段祺瑞又目無領導地在內閣通過了與德絕交書，且咄咄逼人地親率全體閣員來﹁府﹂，請總統蓋章。黎以﹁事關重大當再考慮﹂為由，未允蓋章，老段竟憤然遞了辭呈一甩手去了天津！黎大總統終於忍無可忍｜｜不幹拉倒！遂下令免去段的國務總理兼陸軍部長的職務。

　　黎、段之爭終於白熱化。

　　權力從來因人而異，對性情剛烈的強人來說，只要有實力，名義可有可無；反之，則名實難副，要麼當個舒舒服服的傀儡，要麼活活被氣死。不信，你看，光緒貴為一國之君，卻保不住自己愛妃的性命，更管不了襄助他改良大業的維新黨人的死活，最後，連自己的皇位差一點也保不住；而老袁當權時，卻管他什麼議會制還是內閣負責制，從來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黎元洪自忖不是鐵腕袁世凱，但又絕不願做光緒第二。於是，就難受，就幽恨，就每每在這假山上下踱來踱去最後終於踱不下去了。

　　讓他不得不逃出此宅的，竟是他請來北京﹁調處國事﹂的軍閥張勳！眾所周知，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初夏，一直留著長辮以示對清王朝依戀的﹁辮帥﹂張勳率所部抵達北京後，上演了一出﹁宣統復辟﹂的歷史鬧劇！

　　大是大非面前，黎元洪再一次表現出了忠厚人的執拗｜｜他正告前來勸他退讓政權的張勳的說客：並非我個人貪戀這個位子，而是﹁民國系國民公有之物，退位一節，當以全國國民之公意為從違！﹂

　　他避居東交民巷後，立即通電全國：

　　吾國由專制為共和，實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國民付託之重，自當始終民國，不知其他。

　　﹁始終民國，不知其他。﹂真是一句頂一萬句，在原則問題上，黎元洪一步也不讓。

　　好在馬上又被黎總統重新任命為總理的段祺瑞大事不糊塗，當即在天津舉兵討伐張勳，並在打敗﹁辮帥﹂之後，親往東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東廠胡同，誠所謂﹁相逢一笑泯恩仇﹂。

　　假如｜｜儘管歷史不能﹁假如﹂，我還愛一遍遍替黎、段兩位民初時的巨子﹁撮合﹂｜｜你黎先生為政再圓滑些，你段將軍待人再謙恭些，北京政府是否會由此走上民主之途，而中國政壇是否會不再風詭雲譎？須知，總統與總理本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都想把中國的事情辦好，並在歷史上留下清譽。

　　回到東廠胡同的黎元洪已心灰意冷，請遠在南京的副總統馮國璋代理權力，自己攜家眷親隨等黯然離開大德堂，去了天津，當寓公去也。

　　查史籍，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七月一日晨，張勳擁溥儀復辟；二日晚，黎元洪赴東交民巷避難；三日，段祺瑞馬廠誓師，十四日進入北京，並迎總統回東廠胡同私宅；八月二十八日，黎遷居天津。

　　天津的黎宅有兩處，我去看的只是其中的一處。

　　但這已經是不復存在的一處了：一九七六年的那場驚天動地的大地震，不僅使唐山、天津一帶瞬間死難了近三十萬條無辜的生命，而且，還使數不清的老房新宅轟然變成一地殘磚碎瓦，這其中，就有黎元洪遺下的那幢十分漂亮的洋樓。

　　二○○○年六月的一個下午，我和夥伴趕到天津的解放南路探看原黎公館故地。原德租界的威廉路中段，只有一幢可望而不可即的雄偉巨樓矗立在先朝副總統的廢址上，門口有兩位立得筆直的士兵在站崗。士兵身後的紅漆大字標牌赫然注明：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天津市委員會

　　倒也有趣，若黎元洪有幸活到共和國時代，起碼也是全國政協常委了。不過，他是不會有那麼大的壽限的，他死的那年，已經六十四歲了，大大超過了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

　　黎元洪先後寓居天津兩次，換言之，亦即他曾兩度出任大總統又兩度辭職回津｜｜第一次是因理不好與段祺瑞的關係，結果把政局攪得亂七八糟自己不好意思再幹了；第二次是被急於取自己而代之的直系軍閥曹錕壓迫得走投無路不得不灰土臉地回到這海河邊上。

　　說來生氣，不是那個打敗了奉系的曹錕一個勁央求，自己哪會再度出山？曹錕的頭號大將吳佩孚以少勝多，贏了直奉戰爭，曹氏便想登上大總統的寶座，只因一時覺得分量不足，加之吳佩孚的堅決反對，才不得已請出了德高望重的前總統黎元洪。

　　於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上一回當總統也是六月︶，黎元洪在各方的擁戴下專車入京，二度就任大總統。

　　五年的賦閑，使他已無意於政治。這位愛吃西餐、愛穿西服、愛騎洋馬、愛打網球的歐美思想與方式的崇尚者，此時已成為誰也不敢小覷的大實業家，他在房地產、金融、礦業等諸方面的大商海里弄潮嬉浪，居然如魚得水。他辭退了代總統馮國璋按月發給他的三千元生活津貼，這既是表明了他一貫清高的為人準則，也說明他家私殷實並不缺錢花。

　　他是在軍閥們答應﹁廢督﹂、﹁裁兵﹂、﹁整理財政﹂三項復職條件後才回到東廠胡同的。

　　其實他明白自己為何能捲土重來。曹錕的資望不夠，南方孫中山的割據政權﹁軍政府﹂又一直存在，只有他才合適做各方都認可的元首。

　　老友章太炎也看出了這點，那個連袁世凱都敢罵的﹁章瘋子﹂寫道：

　　吳佩孚此次行事，頗效項城︵袁世凱︶，但以資格未充，又於南方絕無信用，故不得不借公籠罩。

　　有趣的是，書生氣十足的章大師怕老實巴交的朋友受直系軍人之制，竟想出了﹁遷都武昌﹂的奇怪主意：

　　必欲復位，請南都武昌，無滯宛平中。

　　首都是不會遷的，但態度是要表的。黎元洪對記者們發表談話：

　　余為中華民國一分子，既是各方面迫於救國之誠，為促余復出任職，余豈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犧牲個人前途。

　　臨危上任，對明白人來說，當不是什麼值得慶幸的好事。所以，中國古人就有了那句﹁茍利國家，生死以之﹂的名言，老外也經常有人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悲壯豪言。復出的黎元洪也許正是以這種心態坐回中南海居仁堂裏的。

　　倒楣的是，這次剛好幹了一年，就又飽嘗了軍閥的顢頇與欺壓，他不得不齎志而歸。真是應了一年前的預言：犧牲了個人的前途。

　　這一次，直系的曹錕比皖系首領段祺瑞更蠻橫地趕走了他。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以後的直系，是何等的威風！他們先後將老段的皖系和張作霖的奉系打敗，成了北京政壇的新霸主。吃飽了撐的，津門布販子出身的曹大帥竟想過元首癮，便令手下軟硬兼施逼黎讓位。

　　執拗的黎大總統又犯了﹁民國系國民公有之物﹂的老毛病，堅決不向惡勢力低頭。頭頂雞毛帚的中國軍人們在洋人跟前一地雞毛，但收拾一個手無兵權的首腦還是大有招數的。

　　且看可憐的黎大總統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六月間通電全國時的悲慘自訴：

　　本日︵六月七日︶，十四機關軍警長官二百餘人到府索薪……

　　︵六月十二日︶京畿各師旅軍官數百人佩刀入新華門，圍居仁堂，藉口索薪餉，百喻不散……復雇流氓走卒數百人，手執驅段退位等紙旗，圍守住宅呼喝之聲響震屋瓦……

　　領頭鬧事的，就是直系大將、陸軍巡閱使馮玉祥。

　　至八月份，鬧劇演至極致｜｜大德堂的水與電悉被掐斷，總統衛隊也奉令撤走。

　　黑暗中的大總統見生存難保，便命姨太太捲起大權｜｜袁世凱傳給他的﹁中華民國之璽﹂、﹁大總統印﹂和﹁陸海軍大元帥印﹂等圖章躲藏進法國人設在東交民巷裏的醫院，他本人則攜隨從乘專車退往天津。

　　那時的人憨，以為只要圖章在誰手裏，國家就是誰的。這種迂病居然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開始之時，少年的我，眼中滿是唱著﹁造反有理﹂等﹁戰歌﹂的﹁奪權﹂者，只要搶到了某單位的那柄小圓木頭，該單位就輪到這一派﹁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了。

　　聽說黎元洪攜印章而去，曹錕忙命令擔當直隸省省長的部將率兵攔住總統專列，並摘走火車頭｜｜不繳出總統印章就休想挪動一步！

　　那時街頭私刻公章者居然一個也沒有，不然，哪用得著威力無比的軍人們這般耗神費時？

　　困在車廂中，可殺不可辱的國家元首憤不欲生，拔槍欲自殺，卻被左右強行攔住。困籠難耐，萬般無奈，僵持良久，時已夜半，他只得通知遠在北京法國醫院裏的姨太太把﹁國璽﹂交出去，換得自己平安返津。

　　行路難，歸去來！什麼世道！

　　剛到天津的黎元洪宣稱不承認北京的奪權者，並去上海欲聯絡各方組織合法政府繼續揮舞他的元首權杖。無奈曹錕他們迫不及待地開始工作，而國人和列強使節們又只認實力。於是，黎元洪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去日本呆了一段時間，本來還想去他一直嚮往的歐美轉一圈兒，無奈沒有護照，而辦護照就得求北京的﹁偽外交部﹂，黎元洪絕不願求那些人。所以，他只好回到天津專心做他的生意了。他厭極了齷齪的政治，自茲不復見任何當政者。之後幾年，隨著北京秉政者的更替，也還曾有機會復任總統，至少是續完被強行中止的任期，但他，卻無論如何也不會再上當了。

　　當年，黎元洪繼袁世凱任大總統時，不少政壇人士咸以為強人時代已經結束，老實人開始新的時代，天下將從此太平，因而奔走相慶。那位不識實務的名士嚴復卻捋著白花花的鬍子冷笑道：﹁黎黃陂是德有餘而才不足。﹂實話好說，就是難聽。黎元洪二十幾歲在北洋水師學堂讀書時，嚴復就是學堂監督，校領導的話十分入骨點出了黎之優劣｜｜德高，才疏。

　　的確，在中國，光有德還玩不了政治。

　　由於不擅權術，也由於不像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張作霖等人那樣一直擁有重兵，所以黎元洪只能被軍人部下們看不起。就連東交民巷也一樣，從來都是功利主義的使節，他們從來沒看重這個沒有實力的元首，而寧願與他底下的各派系保持往來。這倒也好，使他不像其他人一樣被後世罵為﹁帝國主義的走狗﹂。

　　政壇的格鬥場上，他是一個傷痕累累的輸家，但在生意場上，他卻意外地成了大大的贏家。成為寓公的他，先後投資實業竟達七十多個，尤其是他大做房地產生意，不光在武昌、北京、天津有三處連片的私宅，而且還憑眼光與財力︵而不是憑以前的領導人身份︶開發了許多人看不上的房地產業並大獲其利。在天津當寓公的要人很多，有的是憑從前的社會關係致了富，黎元洪卻是完全靠遵從經商規律大膽運作而成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上帝讓他的政治抱負慘澹夭折，卻使他的經濟才幹大放光芒。說他是民國第一批最成功的房地產商也不算溢美之辭吧？

　　饒有意味的是，黎的經營活動多是以﹁大德堂﹂名義進行的。他要矢志不渝地把﹁大德﹂弘揚到底嗎？

　　有德的富豪會把賺得的錢回報給社會。黎元洪就不像其他下野同居天津的軍閥巨頭那樣當守財奴，他還真有點像八百年前的﹁及時雨﹂宋江哥們兒，仗義而又疏才。在繁多的善舉中，他特別熱衷於投資教育，尤其是故籍湖北的小學、大學，只要有求，他都捐款，且動輒成千上萬。

　　他告訴過天津的記者：

　　政界人物除素舊交外，概不接見。至教育界、實業界新舊人物，俱所樂與交遊；而此兩界之後進，更願竭力提攜。

　　天津南開大學舉行開學典禮那天，贊助人黎元洪曾親臨學校祝賀，並與欣然的學子們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兒也在那群學子中間。與女兒同班的一位叫周恩來的英俊少年當然不會引起他的注意，但周卻對黎說過的話耿耿於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裏宴請一些實業家們時，得知鄰座的中興輪船公司老闆即黎元洪的長子後，主動提及與其大姐是南開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學的往事，而且還風趣地回憶起黎元洪當年說過的﹁有飯大家吃﹂的名言。不知周恩來先生是否知道，就在他在廣東成了國共兩黨都十分倚重的一代俊傑之時，開明的黎元洪曾下令敞開黎公館大門，讓躲避兵燹的南開的女生及部分教員家庭入住家中。

　　黎元洪在天津市政協大廈所在的這個地方一直住到死。

　　他是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六月三日晚在家中猝逝的，死於腦溢血。

　　那一刻，正是張作霖被迫離開北京的時候。次日晨，張作霖被日本人預埋的炸彈所斃命。

　　兩位北洋時代的元首，竟死於差不多同一時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之死被普遍視為整個北洋時代的實際終結，而天津英租界裏的前總統的噩耗就成了無關政局發展的局外事。

　　在一陣緊似一陣的北伐軍的槍炮聲中，黎元洪的遺體被安放在了漆著黑漆的楠木棺材裏，他的壽衣既不是傳統的長袍馬褂，更不是一身北洋將軍的戎裝，而是那身大總統禮服，胸前還綴著大總統的金牌｜｜他自認是無愧於這一職務的。

　　他的死，何嘗不也是北洋時代壽終正寢的象徵？

　　他死後的第五天，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第十天，國民政府通知中國駐外使館改掛青天白日的新國旗；第十七天，直隸處改稱河北省，北京市因失了京城地位而改叫北平。

　　儘管奉軍還在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的統轄下，但是，北洋時代真的結束了。

　　推翻了﹁反動軍閥政府﹂的國民黨政權，獨對擔任過這個政府首腦的黎元洪表示出敬意。因為，他們對這位下臺元首之死有難逃之責｜｜北伐軍打到魯南時，先要沒收黎元洪的中興煤礦︵今棗莊煤礦︶，後又向該礦攤派軍餉一百萬元並限期繳清。黎元洪受此重創，心緒大壞，在馬場看賽馬時忽然昏迷，幾天後便溘然辭世。

　　六月八日，戰火尚未熄滅之時，國民政府就頌布了優恤令：

　　前大總統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義，翊贊共和，功在民國。及袁氏僭號，利誘威脅，義不為屈，凜然大節，薄海同欽。……

　　所有喪葬典禮，著內政部詳加擬議，務示優隆，以彰崇報元勳之典。

　　他的那位國士朋友章太炎則以一幅輓聯說盡故人一生：

　　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綏寇豈能幹正統；

　　與五色國旗同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

　　最令人愕然的是，同在天津洋人租界裏當寓公的段祺瑞突然趕來弔唁。兩位北洋老人，互不原諒久矣，雖說同居一地，老死不相往來。但聞黎元洪過世，剛強的老段卻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他面對長眠了的政敵，不禁老淚潸然！

　　用國民政府提供的萬餘元喪葬費，家人們把這位喜歡西方文明的前總統安葬在了他的自家洋房的院子裏。

　　大殮之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及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共同在京發起公祭儀式，北海公園成了弔唁場所，新紮的素牌坊上綴滿白花，牌坊上的橫批沒什麼新意，就是這種場合常見的﹁名垂千古﹂四個大字，倒是兩邊的輓聯言簡意賅，分別是﹁首義﹂和﹁護國﹂，只四個大字就把他畢生的功勞都濃縮在裏面了。

　　勝利者國民黨人和失敗者北洋故友們一道憑弔了這位忠厚的死者。

　　五年之後，黎元洪與夫人靈柩往武昌暫厝。兩年後的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二十四日，國民政府以國葬的最高禮遇安葬了這位前政府的元首。是日，全國下半旗，停止娛樂活動。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題寫了﹁民國元勳﹂匾，國民黨中央、軍方、各省市代表、外國人士，以及多達五萬多名武昌民眾參加了這一遲到的葬禮。

　　九泉之下的黎元洪終於受到了官方和民間的一致褒獎。

　　黎元洪在天津的另一處遺宅也不復存在，據知現址是煙臺道上的兒童影院。

　　那座在原英租界裏佔據了好大一片地的黎公館，是黎元洪的第一處天津住宅，有四幢小樓共一百七十一間屋，可見其公館之闊綽。幾座小洋樓中，最有名的乃戲樓，每到傳統節假日與辛亥革命周年日，他便廣請賓朋來家看名家唱戲，他念念不忘他是﹁民國一分子﹂。後來，那條街上的北洋舊人的寓所越來越多，抬頭不見低頭見，使他不得開心顏，他才又往德租界另購地皮建起新宅。新公館建成後，他的元配夫人留下居住，他只在逢年過節時才過去邀請故舊賞堂會。

　　歷數津門豪宅，沒有哪一個下野了的國家領導人能比黎元洪過得更瀟灑也更從容。

　　我是個半點功名也沒有的白丁，自然得不到他的邀請，所以就不去兒童影院探看了，即使去了，相信就像在全然新貌的解放大道一樣，也看不到任何黎氏遺痕了，這時代的人們｜｜尤其是孩子們｜｜誰還能在並不景氣的銀幕上隱隱看出疊印著的一個老古董的身影呢？

　　天津的黎公館面目全非，但北京的東廠胡同裏卻大致如舊。不過……

　　我有些心驚地發現，考古學家夏鼐的雕像旁邊有一包捆著的物件，而其西側也有什麼東西被編織袋紮得緊緊的，像要搬家的模樣。看看窗上的蒙塵和門隙間的封條，再看看枯死的老藤和被勁風折斷的滿地碎枝，我忽然感到了瑟瑟風中分明透露出的一絲絲讓人發冷的不祥信息：

　　莫非，這座著名的大院也要被﹁改造﹂？

　　王府井大街乃到整個北京市的﹁舊城改造﹂已經大有成效，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以舉世獨有的大片明清建築為犧牲物的﹁舊城改造﹂工程雖讓不少如在下之類的﹁戀古癖﹂們嘆息，但也多少寬裕了久居此地的百姓們的生存空間，提高了整座都市的繁華度與﹁世界化﹂，當然也順便暴發了一些官場上和生意場上的巨貪｜｜﹁順天府﹂的﹁父母官﹂陳希同、王寶森不就栽在這條大街的南端嗎？

　　現在的王府井，只有那座洋教堂得以安慰性地照料，從南頭看到北頭，誰能再說這是一條舉世僅有的東方皇城裏的王公宅第群？拆掉的不僅是陳年老屋，還有一個民族的文化，而拆掉就永遠不再重現。患了﹁統一模樣症﹂的新建築們好則好矣，但你能知道這一座摩天廈與那一片光幕牆是矗立在哪國哪地，又體現著一種什麼文化嗎？

　　我欲因之禱上蒼﹁保留東廠胡同這座龐大的名宅吧！

　　悵然登上風骨嶙峋的假山。山上一棵楸樹已經很有些氣勢，卻不知是否黎氏當年手植。偶一打量，極意外地發現了兩塊石上居然還有先前的刻字！一曰﹁嶺崎磊落﹂，一曰﹁崖半亭高﹂。是從前的清代某大人寓此時所鐫呢，還是黎元洪購得此宅後刻石明志？舊時代的遺存居然還有這麼多，我一時喜歡莫名，不覺忘了方才滿腹的鬱悶。

　　登上了假山，卻走不進那座著名的八角亭。八十多年前黎大總統經常接見貴賓的風雅之地已被砌了灰磚壘成﹁亭子間﹂，且各面的窗上盡糊著白紙，讓人怎麼也看不透裏面儲藏著什麼。

　　八角亭該是儲藏著許多奇聞軼史的。比如說當年主人如何在此接見各方俊傑商討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張︵中共早期領袖李大釗正是因為擁護這一主張而在黨內飽受指責不得不一再檢討︶；再比如逃離京城前的蔡鍔怎樣坐在亭子裏與主人發狠地說：﹁四十日後必有佳音﹂；還有，我的躊躇滿志的膠東老鄉吳佩孚如何走出亭外對主人暢抒安邦鴻志……

　　俱往矣！涼風打著呼哨掠過，席地掀起一道看得見卻躲不過的沙塵潮。

　　我沿八角亭走上當年的空中長廊。

　　長廊已不長矣，只餘半截，就頹敗至山下。殘存一段，柱欄朱漆斑駁不堪，窗臺地面積塵淤淹。廊房一章章被臨時門框隔開，似前幾年還各有所用，便現在又統統捨棄。

　　第二柱內的牆角，竟有一鐵制保險櫃棄置地上！它顯然是北洋時代的舊物，床頭櫃一樣大小的笨重的個頭，堅實的構造，厚敦地承受著近百年的風雨侵浸。雖那時尚無密碼鎖附於其上，但兩片又大又粗的鐵活頁也足以使內藏物品安然無恙。保險櫃正面的六瓣花造型之上，依稀看出﹁零二十五﹂三個阿拉伯數字碼。

　　我費力地掀開保險櫃的頂蓋，空空如也，只一櫃底的積塵隨風而旋。

　　我知道，他的政治遺囑是不會殘留在這保險櫃裏的，那十點最後的意見其實很有考古價值。

　　比如他說：

　　從速召集國民大會，解決時局糾紛；

　　革命為迫不得已之事，但願一勞永逸，俾國民得以早休養生息，恢復元氣；

　　參酌近今中外情勢，以應採用國家社會主義。

　　再比如他說：

　　毋率爾破壞社會組織及家庭制度，倖免各趨極端；

　　以法律保障人民權利，以法治範圍全國；

　　毋忘數年立國之根本精神，道德禮教，當視物質文明尤為注重……

　　所有的文物，都有收藏價值。但大部分舊朝的遺產，並未能被妥善收藏並精心研究之。物質的文物的流失一直是泱泱大國的心病，那麼，精神的文物的廢棄呢？

　　我有些悵然，便輕輕合上保險櫃的鐵蓋，還好，總算沒被裏面的厚厚的塵土嗆著。

　　黎元洪第二次下野後，就再也沒回來過，他把這座已經擴展至四十八畝地足有五百多間房屋的偌大院落，繳了經辦實業的學費｜｜他任董事長的中興煤礦因連年遭遇新舊軍閥的混戰，終致虧損，為還銀行貸款，無奈只得把這﹁大德堂﹂賣了三十萬元以償債。

　　新買主是中日合辦的﹁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有文章稱，這是一所特務機構。若果真如此，那東廠胡同又可能恢復了大明王朝時的社會功能。抗戰結束後，日本人走了，這所院落又成了文化人的聚落，其中一位清名遠揚，他叫胡適。

　　出大門後，回到王府井大街，我不由自主地沿當年﹁大德堂﹂的後院牆北行了幾步。

　　此牆居然還保留著一段原貌，起始的一段是清末民初頗為時興的西洋式院牆，雕花裝飾與基礎均十分別致，只是後面改了模樣，平庸地順著胡同向西伸延。

　　驀回首，見一方紅色路牌在無言昭示：翠花胡同。

　　原來，這條並不起眼的細巷，就是北洋時代大名鼎鼎的翠花胡同呀！

　　雖不知翠花胡同深淺，但我知道，裏面有一座當年熱鬧一時的宅子，即中國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的辦公地。袁世凱統治後期，這條窄窄的胡同是危境，因為獨裁者取締了代表﹁暴民﹂利益的﹁亂黨﹂，密探、軍警們一定像他們的老祖宗魏忠賢公公那樣盡職地從事著特殊工作。幸自黎元洪執政始，黨禁解除，國共兩黨的北方大本營才重又活躍起來，成了北京國民運動的策源地。革命黨的黨部與大總統府邸比鄰而居，和平共處，國內民主政治才漸漸復蘇。只是，好景不常，到了奉系巨頭張作霖入主中南海後，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成了罪在不赦的﹁赤黨﹂，國共兩黨的北方領袖徐謙、李大釗等人悉為政府通緝犯，市黨部被查封，翠花胡同才復歸無聲無息。

　　因天冷，翠花胡同行人稀落，正好可由我細細覓找八十多年前的歷史遺痕。

　　果真是蒼天不負有心人，在那段碩果僅存的民國原貌的牆腳處，我極意外地發現了幾個模糊的刻字。俯身辨識，十分難解，但待我把地下的積雪搓上那塊小碑後，那幾個字便逐一變得清晰起來。

　　這幾個字出現在這個位置上，真正是這所歷史名宅的注腳：

　　黎大德堂界址

　　其中，﹁黎﹂與﹁址﹂兩個字已經被後來修復此牆時的水泥抹得看不太清楚了，﹁德﹂勉強可識。

　　識﹁德﹂難，而識一個汙爛時代追求﹁大德﹂的故人，尤其難。

　　二○○○年十月十三日

淒雨中的末路英雄｜｜段祺瑞舊居及其他︹上海篇︺

　　冬日的雨，總是不大不小地淅瀝著，而且，沒完沒了。

　　江南的冬，其實比北方還難過。它沒有詩意的雪，卻有俗氣的雨，一天到晚沒個停，淋得人渾身上下濕漉漉潮乎乎的，心也發冷。

　　沒有火爐或暖氣的南方，往往讓人無法躲避寒冷。

　　沒完沒了的雨。而且，數這一次最慘，二○○○年一月七日這天，我從上海的新亞之星酒店一出門，就被霏霏冬雨追上了，沒走多遠，就頭臉如洗，鞋襪濕透，照相機沾露，筆記本洇墨。走在著名的淮海中路上，越走越冷，越走越狼狽，心中的本來挺旺的希望之火，竟也隨著霪雨的浸潤而幽幽欲熄。我忽然對自己的上海之行感到有些後悔了，因為我想看的這個人總是躲在歷史的陰雨隔膜之後，讓人只能感受到其存在，卻看不到其真實的面孔。

　　你，段祺瑞，北洋時代的強人，風雨中，我找你幹嗎？

　　所有的教科書上都將他認定是歷史的罪人：反動的皖系軍閥首領、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殘酷鎮壓了﹁三．一八﹂愛國運動的劊子手。而且，他的長相也名副其實，從照片上看，這個乾瘦的老頭兒，穿上一身民國初年的上將軍裝，難免讓人想起﹁沐猴而冠﹂這個成語。這樣一副天生壞人相不拍成電影真是我們電影工作者的疏忽！在我經歷過的那段比較漫長的﹁戰鬥的歲月﹂裏，電影編導怎麼說，百姓就怎麼信。比如說︽列寧在十月︾裏的布哈林，整個一個壞蛋，弗拉基米爾．依裏奇︵影片中就是這樣稱列寧的︶明明往這邊走了，他卻有意給保衛人員錯指了方向，結果，列寧同志被女特務暗算了。儘管現在我知道那是史達林時代蘇聯電影工作者在誣陷一位好人，但一說到布哈林，我就總是先想起那個猥瑣在大門邊不懷好意地說﹁在那邊﹂的陰險的內奸。

　　在只能聽到僅有的一種高分貝吼聲的時代，人們失去了正常的辨聽聲音的能力。

　　當那些瞎編歷史的電影終於沒人看的時候，我成了駐軍家屬院的一名女婿。江山是軍人打下來的，所以，駐軍機關和家屬院往往佔據了每座城市最好的位置。我所在的大院就在青島有名的風景、療養區東端。門前一條走土路，從市區唯一的佛寺｜｜湛山寺蜿蜒下來。

　　這條路叫芝泉路。

　　芝泉路是青島僅有的幾條不以地名命名的路。它曾讓許多對青島歷史有興趣的人感到困惑，因為島城的路名幾乎全是用國內的地名命名的，而中國卻並無﹁芝泉﹂一縣。直到某一天，我忽然悟出這定然與段祺瑞有關時，積惑才釋然冰化｜｜段祺瑞，字芝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似乎成了下野後北洋要人們不約而同走上的一條黃昏路。從﹁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凜凜屠夫，到終日吃齋念經的佛門弟子，失意了的將軍們極為難得地靜下心來，讓嫋嫋香火填充因屠戮太多而產生的內心空虛。青島的湛山寺，就是北洋時代的交通部總長葉恭綽發起募款興建的︵現在嶗山名景﹁潮音瀑﹂那三個大字即這位下野的總長來青時所題︶，而青島特別市市長沈鴻烈又正是北洋時代的東北海防艦隊司令，因而，晚年的老段便曾應葉、沈等北洋故交之邀來青為新剎捐款進香。為紀念他的這次施善，市政當局便把湛山寺前的一條新路命名為﹁芝泉路﹂。

　　嵌著反動軍閥的字的路名竟然一直保留下來了，顯然，改天換地的人們從來沒意識到島城的數千條路名裏竟然隱藏著這麼一個險惡的﹁千古罪人﹂！毀壞者的無知往往也能讓歷史真相倖存。

　　上海的淮海中路也曾暗藏﹁歷史罪人﹂。這條位於舊時法租界內的十里長街，曾以﹁霞飛路﹂揚名四方。﹁霞飛﹂不是一種美麗的自然景象，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法國將軍的名字，地皮都讓法國人強租去了，所以起什麼名兒是他們的事。中國政府收回租界後改此路叫泰山路，抗戰勝利後又改稱林森中路｜｜林森乃﹁黨國﹂元老、國民政府主席，和段祺瑞一樣，都是反動政府的頭面人物，所以到了一九四九年，淮海戰役的指揮者之一陳毅將軍率部大踏步走進上海灘後，就將此路改成了淮海中路。

　　上海這兩年變化很大，市政建設很有國際化都市的氣象了，不似我們青島，沒多大點兒地方也沒多大點兒變化卻老說要建成﹁國際化大都市﹂。小地方的人因見世面少而特愛家鄉，所以，說著說著話就大了。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不過，生長於小地方的人並不一定就沒有﹁人精﹂問世。在黎民匍匐的平川上，偶爾也會突現出個超凡脫俗的山頭來，他們似乎把本土的前後多少代的運氣都獨佔了。一旦風雲際會，天空在他們頭頂晴了一刻，他們立時就會附緣而綠，招風攬雨，成為影響半壁江山氣候的巨峰。

　　北洋時代，這樣的山頭還真有幾個｜｜曹錕曹大總統，早年是津門的布販子；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原先是遼寧海城縣的鄉間獸醫，後來給土匪釘馬掌釘上了癮，乾脆也落草成了﹁鬍子﹂；山東蓬萊秀才吳佩孚，從軍前曾是淪落街頭的算命先生；當過國務總理的另位山東籍軍閥靳雲鵬，小時候曾跟隨母親沿街叫賣煎餅……

　　還有一座比他們更高一些的山頭，即安徽合肥籍的段祺瑞。

　　清時的合肥，是個縣，還不是省會，安徽的首邑是安慶。所以，段祺瑞算是小地方出身。他比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們家境要好，出身也光彩一些｜｜他生於軍人世家，十六歲隨堂叔出外當兵，由前清兵勇做起，直至官司拜民國總理、最高執政︵元首︶。

　　數數這幾座北洋山頭即可窺知，那個時代似乎只看重個人實力而不太講究家庭出身和個人成分。

　　只是，段祺瑞乃合肥人氏，而一生最為威風的舞臺在北京，晚年何以轉至與他並無關係的上海灘來等死？隔著濛濛雨簾搜尋著想像中的段宅，我忽然感到：對這位影響過中國歷史的大人物來說，我知道得太少！

　　馬路上，車來車往，陰雨天讓大上海的泥點子滿城飛甩。躲著飛濺的污水，同行侍茹女士陪我從西向東找了過來。她所在的報社就在這條淮海路上，大院裏那棟精緻的別墅，據稱是民國上將何應欽的舊居。

　　淮海中路上，這種前朝的洋房太多了，且都保護得不錯。它們悄然而立，各據一方，正在櫛雨梳理著各自的大家氣度。只是，從何應欽舊家出來，與宋慶齡、蔣經國等人的故居擦肩而過時，會使人有一種走進﹁黨國﹂時代的錯覺。當侍茹把她的花傘向上一擎，說聲﹁到了﹂時，馬路對面一座黑黢黢的大門便在我眼前定格。直到這時，我才想起，這趟到上海，最想看的不是俄羅斯莫依謝耶夫民間舞蹈團在上海大劇院的演出︵我正是為這事兒來的︶。而是民國時代的名人故居，這其中，當然包括袁世凱之後最有影響力的北洋元老段祺瑞的宅邸｜｜淮海中路一五一七號。

　　查到這處地址，得感謝在上海結識的年輕朋友華健雷。朋友知我心，特意為我買來一本介紹當地名人舊居的書，該書稱：淮海中路上的現日本總領事館，即當年的段祺瑞住宅，人稱段公府。

　　知道了具體位址後，我便很想親眼看看，性情剛烈的老段的最後時光，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裏打發的？他怎樣把自己的火性在每個晨昏的誦經聲中一點一點銷蝕沒了的？

　　幾年的業餘愛好，使我走了不少留有時代巨子足跡的地方，所以，我太知道吃閉門羹的滋味了！住在老房子裏的現主人可不管你來看什麼歷史遺痕，只要素不相識前來打擾，他就不高興，就不由分說地往外轟人。居民如是，單位亦然；北京如是，南京亦然。當然，如果我住在哪所名人住過的宅子裏，沒準兒也這德性。

　　所以，當馬路對面那兩扇緊閉的大門肅然出現在眼前時，我已經預知了自己的下場。

　　長長的灰牆高得像獄牆，牆上有一排櫥窗，趨前近瞅，窗裏面全是日本領事館的各種通告，關於如何辦理去日留學、探親等，關於新領事館的方向和電話的。原來，日本國駐滬總領事館已經遷往虹橋新址了。

　　我猶豫片刻，按下門鈴。

　　小鐵門開了，一個保安員探出，還沒聽懂我的話，便連說不行。

　　緊接著又閃出一個﹁眼鏡﹂，瘦瘦的，穿一件毛背心，典型的上海中年男人模樣。他一臉威風，連我的話都不屑於聽完就峻拒：不行，這裏已經是總領事的家了！不可以的！說完就要關門。

　　我退而求其次，問能否站在門內拍幾張這座洋房的外景照片。﹁眼鏡﹂毫無表情，﹁啪！﹂的一聲關死了小門。

　　我的面前一片漆黑。

　　我本來還要告訴他：其實，即便總領事本人﹁在家的幹活﹂，也﹁大大地沒關係﹂，因為他未必知道自家租住的這幢房子曾住過一位近代中國的重要人物，而且，這人至今還頂著﹁親日﹂的﹁桂冠﹂呢！知道門外有位對歷史有心的中國人想入內看一眼，總領事先生也未必會不同意吧？

　　然而，盡職的現代門房不屑於聽我嘮叨了，倒是我們聽他在裏邊與保安譏笑起來：嘁！蠻可笑的嘛，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想來也有趣，他老段一直被稱為﹁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賣國賊﹂，借日本人的鉅款武裝自己軍隊的行徑正是他幾輩子也洗刷不清的罪名。下野後，他從北京跑到了天津，本來是為了躲避﹁親日﹂惡諡，但卻偏偏兩次都住進了日租界裏，明擺著讓自己往狗屎堆裏鑽，弄得身上﹁賣國賊﹂的惡臭越粘越牢。後來，為了擺脫日本人的糾纏，他應國民政府之請從天津的日租界移居上海，再也不必與日本人打交道了。但卻萬萬想不到，在死後的這麼多年裏，日本人竟又追上了他，與他的影子同居一室。一想到新一代鬼子的全家天天在踩著這介硬漢的陰影在踱步、跑跳，我就對冥冥中的命運頗感無奈，無奈之餘，便想對著黑鐵門內的守門人遞進了一句話：﹁你們還不如段祺瑞呢！﹂

　　被拒之門外的那一小會兒，我已看到，大院裏綠樹很多，正面的洋房是紅筒瓦黃磚牆，既高又闊的兩層，古羅馬式的。半圓石階、高大圓柱、雕花陽臺，和滿院的葳蕤草木，都在很完美地告訴你，這是當年大上海的一流洋房。

　　事後回憶，此番滬上行，名宅看了不少，但像前﹁段公府﹂這麼大且一直保存得這麼好的，卻不多，即使孫中山、黃興、蔣介石與宋美齡的洋房，也都遠遠沒有它氣派。

　　在原段公府東面，也有一幢大洋房。侍茹說，那是現在的美國領事館，前些日子美國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上海的大學生們天天在這裏遊行示威，有個學生甚至爬上了高牆，當然被值勤的員警給拉下來了。

　　大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歷來可歌可泣，而上街遊行是他們最能表達情緒的一種方式，但若超過秩序的底線呢？我突然很不合適地想起北京，想起讓段祺瑞背負罵名的那個著名的事件｜｜﹁三．一八﹂慘案。

　　近百年，中國有兩位﹁合肥﹂權重一時，而且都在身前和身後被罵為﹁賣國賊﹂：一位是清代晚期的﹁李合肥﹂李鴻章，一位是民國初期的﹁段合肥﹂段祺瑞。兩位﹁合肥﹂，前赴後繼，殊途同歸｜｜他們都是亂世中出現的一代人雄，卻都在晚年被命運之手晾了起來，直至寂寂而殃。若論治國才略，﹁段合肥﹂面對前輩鄉黨﹁李合肥﹂不知要自慚多少回，因為李鴻章乃清朝中興之功臣，傾廈之支柱，大而言之，不是他苦撐危局，設計﹁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列強或可會吞掉中國更多的領土和利益；小而言之，不是他當年創淮軍，也不會有合肥段家的出人頭地，而且，不是他當年親自發現北洋武備學堂裏的優秀炮手段祺瑞是﹁可用之才﹂，並於數年後親派其赴德國學習軍事，就根本沒有他段祺瑞日後的騰達。但若比最後的結局，黃土中的﹁李合肥﹂又要暗羨﹁段合肥﹂的桑榆之景過於夕明霞蔚，因為李中堂最後以年近八十的老邁病軀被迫北上京城與洋人談判時猝死在寄身的古廟裏，而段祺瑞卻悠然在如此幽靜的大上海的洋房裏頤養天年。

　　段祺瑞終老在日本侵略者還未到達上海之際，晚節未受汙抹，生命的句號還算圓。

　　這應該感謝他在保定武備學堂時的學生蔣中正。

　　話說蔣中正率北伐軍底定江山後，內憂外患卻一直不曾讓他安寧，尤其日本關東軍在奉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以後，總有情報說日本人正不斷做著前清和北洋遺老的工作，那個糊裏糊塗的遜帝溥儀已經從天津日租界裏起身偷著去了東北，同樣住在日租界裏的段祺瑞更被日本軍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冊，他們巴不得曾是中國頭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組織華北偽政權！但是，讓蔣先生和絕大多數中國人慶幸的是，儘管背負著﹁親日﹂的罵名，但老段卻從未與異國入侵者接觸過，倒是他的幾位老友和部下後來耐不住寂寞相繼覥顏成了大漢奸。

　　為了不讓一位有影響的國家前領導人為敵寇所挾，蔣遂派要人至天津持自己的親筆信懇請﹁芝泉老﹂﹁南下賾養﹂。那年段祺瑞虛齡六十九，馬上就逾古稀之坎了。

　　段祺瑞一生戎裝在身，歷任晚清時的軍校校長、師長、軍長，所以民國職業軍人｜｜自然包括蔣介石｜｜多是他的學生。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一月的蔣介石，已把國民政府主席的桂冠轉給林森戴，自己專心致志地當起了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但中外咸知，他才是中國的NO．一。正是這位同樣精瘦的北洋軍校畢業生，秉政後耿耿於國事私誼，才決定將段祺瑞請到中國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盤上，且在段一家抵達南京浦口時，不光令在京的少將以上的軍人集體過江迎迓，他本人甚至親自到這邊的碼頭上恭候。

　　老段受到了國賓級的歡迎。他走下輪船時，一身戎裝的蔣委員長趨前敬軍禮並攙扶之，極盡學生之禮。次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以﹁共和勳臣段芝泉氏蒞京﹂的大字標題報導了此事。精明的蔣委員長顯然想借老段南下一事來打擊日本人的氣焰，並欲借段的號召力召回更多留在北方的北洋舊人。

　　老段畢竟是政治家，他當即對記者發表了對時局的書面講話：

　　當此共赴國難之際，政府既有整個禦侮方針和辦法，無論朝野，皆應一致起為後援。瑞雖衰年，亦當勉從國人之後。

　　在首都南京呆了幾天後，段祺瑞便移居上海。有記者登門採訪，他鏗鏘作答：

　　日本橫暴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語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備戰，合力應付，則雖有十個日本，何足畏哉？

　　老段的強硬立場，不禁使人想起當年袁世凱召集內閣研究如何應對日本人的﹁二十一條﹂的舊事。幾乎所有的人都自忖實力不濟而同意袁屈尊接受這項不平等的條約，惟他一人力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惜舉全國之力與日本決戰！

　　這個一直被罵為﹁親日派﹂的北洋老人，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入住了上海灘。

　　這所前法租界裏的洋樓，是晚清大官僚和實業家盛宣懷生前置下的家產，盛大人過世後，其後人將其租與陳調元居住。陳是北洋直系將領，投降北伐軍後歷任軍團總指揮、安徽和山東省主席、青島特派員。不知將他安排住在北洋舊部的房子裏，是國民政府的意思呢，還是陳將軍的願望？

　　段祺瑞的最後時光，就是在這個足夠舒適的空間裏度過的。

　　在戰爭與政壇的槍林彈雨中衝殺了一輩子的段合肥，至晚年才有了風平浪靜的錨地。

　　有回憶文章說，段祺瑞每天清晨繞房前的大草坪散步，直至身出微汗時才回屋洗濯。然後，上佛堂，面對釋迦牟尼像虔誠誦經。再後，家人把籐椅搬至草坪向陽處，他靜心讀報，下圍棋。值得一提的是，有個聰慧的孩子，常來段府與主人過招，棋技大增，日後終於成為一代圍棋大師。此即吳清源。

　　無憂無慮，日復一日，攸忽三年。

　　雖然遠離了他曾叱吒風雲的北方，但畢竟是北洋集團裏至高無上的元老，所以，前來這裏探看的遺老便一直沒斷。他們叩門時，一定受到老輩門房的謙卑接待，肯定比我受禮遇。

　　哦，不不，我說錯了。魯貴永遠是魯貴。這裏有一個現成的例子：

　　老段定居此地後的某天，又一輛臥車悄然停在了這道漆黑的大鐵門前。一位精幹的藏青﹁中山裝﹂從副駕駛座上下車，趨前叩門。旁門開啟，穿長衫的門房閃出頭來︵這個動作我已經比較熟悉︶，沒等問清來客姓甚名誰即表示很不高興：為何事先沒預約？先在外頭等著吧！﹁中山裝﹂有點想發火的樣子，但車後排坐得筆直的那位光頭男子卻微笑著示意﹁不必介意﹂。於是，這輛高檔臥車就這樣在段公館外等了起來。此時，周圍的店前樹下堂口灶間，已經於不經意間多了些陌生而敏捷的身影。直到深宅裏頭的主人聽到通報後一下子想到一個人，並馬上讓女兒攙著他親自出門迎接時，門房才知來客之尊、之貴、之高、之威｜｜

　　是蔣委員長登門拜訪來也！

　　喏，連說一不二的蔣介石也曾在此門外遭受冷落，況我輩乎？我立馬覺得自己被拒是很正常的事了。

　　前北伐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中正來探看的不再是他攻打的主要革命對象｜｜五年前，北伐軍進軍北京城推翻北洋政府時，下野的段執政的同僚們都成了通緝犯。然而，時過境遷，面對過去的老師，學生噓寒問暖，國事家事，天上地下，一直談了一個多小時才去。蔣介石知道老師已無心重返政壇，而且，素有清廉之名，便留給了老段一個可以光拿錢不幹事的虛銜：國府委員。不料，老段曾經滄海難為水，一直沒去南京就職。

　　蔣的造訪，使生平不攢錢的老段的晚年像在津門一樣，繼續富裕著，政府按月撥給段府生活費一萬元｜｜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這可是個巨大的數字。老段死後，其遺孀與家人仍享受著每月五千元的政府補貼。

　　蔣中正對他看得起的軍政前輩真夠意思。也是這一年，他授意國民政府以國葬的禮遇重新安葬了逝去多年的前總統黎元洪。

　　段祺瑞在上海生活了三年半後因胃潰瘍謝世。在滬期間，他一直低調過活。以他征戰一生的身世，又生活在那樣一個動盪的年代，能以七十開外的高齡離去已經很不錯了。

　　不善為文的他，在自知不起時，親筆寫下了遺囑：

　　余年已七十餘，一朝怛化，揆諸生寄死歸之理，一切無所縈懷。唯我瞻四方，蹙國萬里，民窮財盡，實所痛心！……

　　國雖弱，必有復興之望。復興之道，亦至簡單：勿興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勿信過激之說而自搖邦本；講外交者勿忘鞏固國防，司教育者勿忘寶︵保︶存國粹，治家者勿棄固有這禮教，求學者勿鶩時尚之經人紛華。

　　本次﹁八勿﹂，以應萬有，所謂自力更生者在此，轉弱為強者亦在此矣。

　　真是，國家正動盪不已，誰還有工夫去琢磨一個聲名不佳的垂暮老人的諄諄留言？

　　巧合的是，段祺瑞是與當年被自己免職的教育部僉事魯迅同年同季同死於一座城市的｜｜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秋，數千中國青年為失去了他們的思想和文學導師而悲傷不已時，段公府裏也傳出了隱隱幽泣。儘管國民政府國葬了這位下野了的前最高執政，並致送喪葬費高達十萬元，甚至也用只有皇帝才配用的黃緞子裹上了他的棺木，但其殯儀在民眾中的影響卻根本不能與魯迅之死相比。

　　執政者失去了政權，就像夕陽丟掉了白晝；而思想家失去了公職哪怕生命，卻會煥發出更迷人的光芒。

　　段祺瑞死後，眾多親屬及門客便陸續走掉，這偌大的房子頓顯空蕩。國民政府給其遺屬安排了另處新居，這幢收藏著一位北洋巨頭謦欬與足音的老房子又歸了盛家。抗戰勝利後，逐年衰落的盛家把房子賣給了蒸蒸日上的著名的榮家。直到共和國時代，此房產不再為私人所有，成了某單位的辦公樓。而等我來時，這裏已是日本人的家了。

　　上海人做事心細，在不少名宅前嵌有小銅牌注明某某名人曾寓居此處。但淮海中路上的這座豪華的洋房，門前卻未見任何標牌。什麼時候把這房子也保護起來，注明在近代中國甚是了得的盛家、段家、榮家先後寓此，讓行人經過這裏時能稍駐片刻，則大上海可看的風景就會更多一些。

淒雨中的末路英雄｜｜段祺瑞舊居及其他︹天津篇︺

　　段祺瑞來上海之前，住在天津的日租界裏。

　　他在北京時就已開始念經，但卻並未真的皈依釋門。初度下野的他，人在津門，心系京華，胸中依然千軍萬馬亂蹬踏。可能與青年時代赴德國軍校學習不無關係，像德國人嚴謹的他，也像德國人一樣喜歡鷹象。不過，退到天津的他，已經是一隻折斷翅膀的鷹，雖盼有朝一日重上九霄去擒他眼中的兔鼠之輩，可氣力已經耗盡。上蒼不讓一個並不具備足夠體魄的生靈在政治的天空上盤旋得太久。

　　二○○○年六月七日一大早，我在北京站買了最近一班經天津的特快車票，趕往津門。

　　這是我第三次到天津，只一個半小時的路，快得還沒來得及計劃在天津的短暫日程，就已經到站了。

　　清末民初，政客、軍閥們往來京津之間，都是乘火車。雖說他們有權掛專車或包車廂，但總也比不得我的﹁雙層空調特快﹂。此乃時代也，誰也沒法子的事。

　　此次訪津，一舉兩得：白天尋訪民國名人故宅，晚上觀賞齊秦專場演唱會｜｜我把一件陳得發黴的事與一件新得耀眼的事攪在了一天。

　　我在擁擠雜亂的天津衛只認識幾個人，但他們對我的要求卻一個比一個熱心。先是在異國結識的徐夔、賈珊小倆口，後是︽今晚報︾的杜仲華和譚誠東，他們接力一般把我從一輛車子安排到另一輛車上，讓我頗為順利地找到若干處民國豪宅。

　　我剛才已經說了，每次找段祺瑞的遺址時，老天總是設法給我陰下臉來。真是奇了，這次小譚駕著那輛切諾基剛一上路，車窗上就密密地浮起了一層水點兒。他用帶天津味兒的普通話告訴我：今年的天兒熱得早多了，昨天還攝氏三十四五度呢！今天你來了，好嘛，帶來雨了，天兒涼快多了。

　　我們的車從堵得七扭八歪的南京路上拐了過來，一入鞍道，即可見兩邊的各式的已經狼狽不堪的舊朝洋房。

　　我已經從︽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上淘出了要找的地址：宮島街三十八號。

　　民國的宮島街，就是現在的鞍山道。

　　車經過一處緊閉著的大紅門時，我忽然有預感：這可能就是我要看的地方！忙喊停車，稍倒，再看門側標牌，果然是三十八號。凹進去的牆上掛著一條﹁天津市和平區教師進修學校﹂的長牌。嘿！當年的段公府，現如今已是讓小學教師們當學生的地方了。

　　老段在天津住過多年，最後的和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就是眼前這座洋樓。

　　大紅木門森然壁立，使人只能看到裏面建築的頂部。大門旁，僅開一道小門容人出入。

　　我們走了進去。

　　那一天下午，我和年輕的同伴們還在雨中轉過徐世昌、孫傳芳、孫殿英、小德張等幾處名人的舊宅，但都不似看望老段家這般順利。

　　院內，該校總務科的一位楊先生面對我們這群冒雨而來的不速之客並未怫然作色，反而當起了嚮導。畢竟學府，斯文在此也。

　　相對於其他一些淪落民居的名人舊宅，段公府保存完好。老段皈依佛門後，自號﹁正道居士﹂、﹁正道老人﹂，但其故宅保存完好卻不是緣於他修得正道，而是因為一直在文化人手中。

　　赫然在目的是一幢氣派的米色歐式建築，在近百年前的天津衛，這應算是一座很雄偉的大樓，在整個日租界裏，也應該是不可小覻的一座建築。樓正門朝東，多級石階上矗著高大的羅馬柱，其後是高大的雕花木門；二層是圓柱與矮欄構成的廊房，廊外沿的浮雕圖案完整如初；三層為閣樓。古典的西方建築風格使人記起曾在德國學習軍事的主人的履歷。

　　進入樓內大廳。當年的護牆板、天花板等竟一樣未毀，只是兩壁多了張衡、黃道婆、蔡倫和牛頓、居里夫人的五幅畫像；廳內多了一張乒乓球台。正面樓梯口處，一方紫絨標牌上有﹁敬業求索，謹嚴奉獻﹂八個金字，梯口另面角上，則是一方﹁保持安靜，講究衛生﹂的木牌。一樓確也安寧，一邊是會議室，一邊是接待室，加一間廁所，均空空蕩蕩。

　　當年可不是這樣安謐，早已冷透了的壁爐可以作證，依然生動著的雕花四壁可以作證：下野的段祺瑞使這座洋房一下子熱鬧起來，高朋滿座，盛景空前。有親歷都回憶過：當時南來北往的各色人士，仍不斷出入其門，討計問策；段也常派代表外出，聯絡各路勢力。政客、棋客、食客，每每客滿為患，為的都是讓老段再度出山，重新掌權，在﹁正道老人﹂完成自己武力統一中國的宏願之餘，客們也捎帶著完成自己的各種私願，。

　　扶梯登高，我等一行人咚咚的足音很有一些歷史感，讓人恍若回到從前。

　　二樓，原先主人的起居室，現在自然被充分利用了｜｜右側兩個門分別是﹁校長辦公室﹂和﹁黨總支﹂︵裏面有人語，我們未便打擾︶，左側是兩間大教室，空無一人。正面是臨街的房間，門口已嵌﹁演播室﹂標牌，無疑是該電氣化教學所新建。

　　今天無人上課，即使有，還要學模仿蘇聯人口吻寫的中國近現代史嗎？

　　段祺瑞註定是個末路英雄。他怎麼也想不通，他要統一中國的計劃為什麼總也實現不了，反倒因此和北洋兄弟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等兵戎相見。

　　在北洋時代的三大勢力中，先是段的皖系不可一世，再是直系問鼎中原，後是奉系佔據京城。

　　皖系曾勢力最大，但垮得也最早。第一次直皖戰爭，段祺瑞親自指揮的皖系軍隊只幾天就被吳佩孚指揮的直系軍隊打得落花流水。老段絕沒想到，自己乃正統的北洋領袖，民國後第一批被封為最高軍銜且是領銜者的﹁建威上將軍﹂，居然打不過犯上作亂的部下，而且，敗得這麼慘｜｜他本人差一點做了擅打閃電戰的吳佩孚的俘虜！硝煙散盡，直系當政，他只能辭職回到天津，就在這間屋子裏他曾恨恨地嘟噥道：﹁吳佩孚學問不錯，兵練得也不錯，學會打老師了！﹂｜｜不可一世的陸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曾是保定軍校的學生。

　　你想，像段祺瑞這樣個性倔直的人，哪能忍氣吞聲地當什麼寓公？他領軍與為政時間均長，舊屬、學生甚多，哪能閑得下來？於是，來客頻繁問計，主人運籌帷幄。一旦時機成熟，他只消對親隨一揮手，說聲：﹁走！﹂一行人就為重新出山的段大人忙碌起來。待那兩扇厚重的大紅門開啟後，幾輛小臥車便鳴著笛一溜煙消失在拐角處｜｜對了，車兩側的踏板上，一定站著幾個威風凜凜的佩短槍的衛士，那可是北洋時代大軍閥出門時必不可少的一道風景。於是，亂紛紛鬧哄哄的北京政壇因這個人的復出而暫時沉寂了一會兒，不過，未久，便更加混亂起來｜｜事實一再證明，老段出山總不逢時，總也趕不上命運的步點兒。

　　離開這座米色的大樓時，我又發現了掛在牆上的一塊不起眼的方銅牌：

　　天津市和平區離退休教師協會

　　七十多年前住在這裏的那位退休的段校長可沒有這個清福嘍！人都是能上不能下，從碌碌於國家大事並萬眾敬仰的至高位子上一下跌落成遊手好閒的津門寓公，這心情能好嗎？所以，他就天天拜佛，以求精神解脫。

　　段祺瑞和北洋軍人們喜歡天津，除了因這裏有連片的外國租界可以保障他們人身安全外，還有地利之便，即它距北京最近，可進可退｜｜進可當日抵京，退可放洋南下。還有更深一層，就是感情上的原因，即他們這夥人都是從天津起家的。當年，是袁世凱在津郊的一個叫小站的地方練兵，才帶起了日後的北洋軍閥集團，所以，北洋系的軍人們對海河畔的這座充滿洋味兒的城市便有著割捨不盡的情愫。

　　但老段本人並不願來天津。他三次回到津門，都那麼地不情願，要麼是被讓他惹惱了的總統黎元洪轟出京城，要麼是因皖系兵敗京畿他不得不回來避難，最後一次他乾脆被淘汰出局，和昔日的對頭黎元洪一樣，成了津門租界裏的寓公。

　　那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春天的故事。

　　本來，段祺瑞在國人心目中還是有聲望的。

　　十三年前，亦即中華歷史上頭一次用選票多少來決定誰當國家元首的那一年，七百五十九位國會議員們送給了袁世凱四百七十一張票，讓老袁無可爭議地當上了大總統；而黎元洪以一百五十一票當選副總統，也算實至名歸；得票第三的是後人並沒看好的外交家伍廷芳，三十三票；下面，就是段祺瑞了，這傢伙居然得了十三票，與被國民黨人譽為﹁國父﹂的孫中山一樣多！

　　好動的北大學子們還曾在校園裏搞過一次民意測驗，他們看上眼的九位﹁國內大人物﹂裏，段祺瑞是唯一入選的軍閥。對一向樂與現政府作對的學子們來說，老段上榜顯然不是因為他是正在走的當權派。

　　至少，最後一次復出之前，他的口碑還不是很差。

　　但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尤其是他主政時發生的駭人聽聞的﹁三．一八﹂慘案，他的聲望降至冰點｜｜若不是那次悍然彈壓，段氏的政治生命還不至於提前終止。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僅二十二天，亦即四月九日，背叛了吳佩孚並把段祺瑞迎進北京的馮玉祥部突然再次發動政變，這次是要﹁討段迎吳﹂了｜｜先前，馮將所部改稱國民軍，要迎請段祺瑞出任國民軍大元帥，堅決打倒反動軍閥吳佩孚；但僅過了一年多，國民軍的將領們又通電﹁惟玉帥︵吳佩孚︶﹁馬首是瞻﹂，要徹底推翻反動軍閥段祺瑞了。政壇上的翻雲覆雨，委實令人看得頭暈噁心。

　　是日深夜，馮玉祥的部將、北京警衛司令鹿鐘麟突然派出大刀隊監視電話局，斷絕通話，另派大刀隊、保安隊五千餘人分守九城門和交通機關，並由東單牌樓起斷絕了行人。另有一隊士兵直撲最高執政的住宅圖謀不軌！倔強的老段，不屈於威脅，派自己的龐大衛隊佈防街頭。雙方軍隊對峙良久，經人斡旋後才各自撤兵。

　　第二天一大早，人們驚恐地看到了鹿司令簽署的佈告：

　　為佈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執政，禍國殃民，無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槍斃多數學生，尤為國人所痛恨。其左右親信皆系安福餘孽，逢奸長惡，違法營私，挑撥戰事，塗炭生靈。……本軍為國家計，為人民計，迫不得已……

　　然而，令馮玉祥大失所望的是，段祺瑞不肯就範，而被﹁迎﹂的吳佩孚又偏偏不買他們的賬，反倒揮師北上驅馮。馮玉祥無奈，只好宣稱下野出國︵其實沒去蘇聯，就躲在大西北的沙漠裏︶，國民軍撤離京城。

　　吳佩孚正以﹁愛國將軍﹂名噪一時，便借機給佔領京城的直軍部將打來電報：

　　從速將安福黨人拘捕，並監視段氏，以便依法控其賣國諸罪。

　　是年，老段已六十又一，在當時的中國人中，已是高齡；四面楚歌，獨困垓下，經年操勞，心力交瘁，他自知其政治生命到了完結的時候，只好於四月二十日通電全國：

　　褀瑞忝居執政，一載有餘，時局愈紛，心力交瘁。自經本月九日之變，內疚尤深。茲決定引退，已於本日下令將政權交付內閣暫維現狀。……

　　這一天下午一點半，他攜眷屬偕十幾位親信專車離京赴津。晚間，住進了我看過的這幢日租界裏的洋樓。

　　我想，他抵達這座大紅門的時刻，天一定剛好下起了雨，讓這位末路英雄站在這道厚重的大門前，任風櫛雨沐，喟歎自己的一言難盡的爭鬥生涯。

　　從少年出外當兵，一步步成為了軍中驍將。在推翻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關鍵時刻，他以北洋軍主力統制︵師長︶之地位，毅然﹁犯上作亂﹂，領銜通電清廷，逼其退位，否則將﹁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這咬牙切齒的威逼終於促使了大清江山迅速駕崩。雖說有人考證此舉乃得了上司袁世凱的授意，但這份孤膽卻不是每個北洋領軍人士所敢為的，此即段氏﹁一電定共和﹂的美譽之由來。在袁世凱死心稱帝的關鍵時候，段祺瑞不顧半生被提攜之恩，當面反對之，見反對無效，便決然退回家中以沉默相抗議，這種大義滅親之舉︵他是袁氏的幹女婿︶，也並非每個北洋高級將領所能做的，袁氏死後，黎元洪當家，他因性格使然，與新總統交惡，被逐出京城。誰料張勳借調處之機趁虛率兵入京搞起﹁復辟﹂鬧劇！寓身津門的他，雖為光桿司令，卻敢憑一己聲望挺身組織起﹁討逆軍﹂殺進京城，迅速完結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那一出大倒退的短命劇。由此，他博得了﹁手創共和﹂和﹁再造共和﹂兩項極為尊崇的桂冠，也贏得了在北洋集團裏無人可取代的地位。即使在第二次下野後，這位意志堅強的軍人也沒對統一中國的宏願心灰意冷，相反，他發起並組織與廣東的孫中山和奉系的張作霖結為新的﹁段、孫、張﹂聯盟，意欲共同推翻實力強大的直系，只因陰差陽錯，他的最後一搏才隨海河之波悄然流逝。他的足跡明明白白鐫在青史上，只要你真的觸摸到民國初期的那幾片汗青，就會明顯地拭到覆著陳泥的有關段氏的深深的刻痕。

　　是英雄但卻不是明君。打仗與治國是兩碼事。因骨子裏文化的貧乏，加之剛愎的個性和平庸的才幹，終使段祺瑞與其他軍閥巨頭們一樣，像基座過淺的山巒，被一次政治的地震所摧毀，終於轟然倒在近代中國民主政治之源流處，成了阻礙這源泉奔流的廢墟。而正是這樣一段一段的廢墟堵在二十世紀之初的歷史當口，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速度才異常遲緩並時有淤灣回流。

　　可惜，段祺瑞本人不知道他悲劇的所在。

　　我猜想，一定有那麼一場雨在不急不慢地下著，淋著他，也淋著後世所有記得起他的人的頭頂。

　　說到我造訪的天津﹁段公府﹂，我不能不想寫一個時下報刊常用詞：廉潔。容我據實志之。

　　自古以來，為官必貪。只說房產吧，就能看出中國官僚體制的霸道與腐敗。歷來當官兒的大都是﹁反動房產主﹂︵恕我借用了﹁文革﹂語言︶，往往官兒越大占房越多。不信你看皇帝老兒，從咸陽的阿房宮到北京的紫禁城，兩千多年來，他們的殿堂如重巒疊嶂，卻只為﹁朕﹂一人所住。現代亦然，雖說大人們的住房面積比封建時代同級官員的小多了，但總也超凡脫俗，院深樓高，讓人一望便知是豪門在斯，休得造次。

　　不過，也有極少例外。四任內閣總理、一任國家元首的段祺瑞即為其一。段祺瑞一直是無房戶，也就是說，我所看到的天津﹁段公府﹂並非他的家產，而是他借居人家的房子。

　　後來也來天津當寓公的另位前國務總理顏惠慶晚年回憶過，當時，津門名流們的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但與遜位的溥儀皇帝、下野的徐世昌和曹錕兩位前總統相比：

　　段執政相對較窮｜｜事實上，他沒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誠的追隨者之一提供的一所住宅裏。他用一部分時間研究佛教，也喜歡打輕鬆的麻將……有時被問及中國內部紛爭的原因，他總是給予佛教的解釋，也就是說，這個國家正被派到地球上來的惡魔的古怪行為折磨，動亂將持續下去，直到惡魔被斬盡殺絕。

　　我懷疑老段以佛教理論解釋紛亂的政局是裝瘋賣傻，但他借居別人家棲身則是事實。單從這一點看，老段還是挺對得起後人的。

　　民國初年的天津租界裏，豪宅鱗次櫛比。有心人統計過，從袁世凱始，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曹錕五位大總統、六位國務總理、一位眾議院議長、十九位內閣總長、十六位督軍，以及一時數不清的前清遺老、失意政客等，都在津門各有寓所，有的還不止一處。達官貴人們的洋房各呈其姿，各顯其勢，房子成了主人顯赫身份的佐證。

　　老段寓居的鞍山道三十八號豪宅，是其妻弟、一直與他同進退的前陸軍部總長吳光新的房子。老段一直住在小舅子家裏。

　　北京府學胡同裏的段府，也不是他購置的家產，而是老上司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逐出京城時轉送給他的禮物｜｜除了這套大房子，袁還在段的元配夫人過世後送給他一位新婦，那是袁的幹女兒。

　　段祺瑞早已臭名昭著，但他的不貪財不求奢的生活作風卻並不廣為今人所知。他的清廉體現在他雖從軍從政數十載，歷任各級高官，卻從不剋扣軍餉︵有的北洋軍人就是靠這一竅門發了橫財，以至下野後立馬有錢投資實業並速成富翁，﹁辮帥﹂張勳即比較典型的一例︶。做官幾十載，手中卻無錢，這在普遍腐敗的官場上，這種清廉自然異常扎眼。比之他的軍中同袍政界同僚皖系同鄉，他這個窮人下野後，既無錢投資實業，更無力重建軍備。

　　不過，儘管錢不多，但還是有扶貧助學的佳話｜｜美國人包華德主編的︽民國名人傳記辭典︾上說，段祺瑞在天津時，﹁信佛念經又資助貧苦有為的學生﹂。安貧樂道，仗義疏財，老段活得很本色。

　　心灰意冷的段祺瑞住在小舅子的房子裏，每天與清客下棋、打牌、上佛堂，甚至他還學會了打檯球！他不再問國事，逢農曆初一、十五就去廟裏進香，並時捐善款以修俗心。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他越來越清靜澹泊，直至﹁九．一八﹂的消息傳來，他在津門的寧謐的寓公生活才被打破。於是，深思熟慮之後，他起身撣了撣襟前的香燼，接待了南京政府的密使，銀行家錢信之，展閱了蔣中正的親筆來信……

　　離開昔日的段公府時，我請同伴為我留了張影。面對這座沒有任何文字標誌的天津名宅，我選擇了那兩扇偌大的百年紅門做背景。

茫茫煙蔓尋何處｜｜吳佩孚遺跡考︹上︺

　　我一直相信，世上已經沒有北洋時代直系巨頭吳佩孚的任何遺跡了。

　　前些年，我去過﹁仙境﹂蓬萊，古登州府裏，除了遊人川流不息的蓬萊閣外，只有一處像樣的歷史文物，即明代抗倭名將戚景通、戚繼光父子的敕建牌坊。吳佩孚也是蓬萊人，而且是權力與聲威比戚氏父子還大的國中數一數二的大將軍，卻被其故里冷落得一乾二淨。

　　我在北京串胡同的時候，也曾不斷地與一些清末民初的破落豪宅遭遇，卻從來不知道吳佩孚的故家﹁什錦花園﹂隱藏在哪條胡同裏。手頭也有幾本介紹北京名勝古跡的書︵這些小冊子是我探尋昨天的行動指南，時常照亮了我在北京的前進方向︶，但卻沒有一本書告訴過我這﹁花園﹂究竟在何方。倒是一個叫﹁吳家花園﹂的地方每每讓我走神兒｜｜恕我不恭，我老是把頤和園附近的一個叫掛甲屯的小村裏的﹁吳家花園﹂想成是吳佩孚住過的宅子。那裏倒也是困居過一位大將軍的﹁花園﹂，不過是被謫貶的共產黨彭大將軍被趕出中南海後的住處，﹁吳家花園﹂的﹁吳﹂，說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將軍吳三桂，不是清末民初的吳佩孚。把一個備受敬佩的當代忠臣與一個廣遭詬病的舊時軍閥混為一談，實在對不起彭德懷先生的在天之靈。

　　吳佩孚住過的﹁什錦花園﹂究竟在哪裡？沒有一本書告訴我答案。我甚至問過北京東城區的文物官員︵清末民初達官貴人多在東城紮堆兒︶，但他們只對列入本區文物保護名單上的老房子的具體方位及現存狀況比較明白，如對轄區內的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許多北洋大佬的故宅，他們一揮手就能為我指方向，唯對吳氏故家一無所知。於是，我只能認定：吳佩孚確實早已朽透，其所遺之跡，理所當然地被毀滅得片瓦無存。

　　吳佩孚的﹁過﹂，從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就開始被人數落，直到今天，國共分家半個多世紀，這邊的人們猶不解恨，提到北洋時代，必啐他滿面唾沫。儘管這位秀才出身的軍人一生殺人無數︵戰死於他軍前的敵軍的性命不算，僅他督戰時親手砍死過的本軍官兵的頭顱就多得數不過來︶，但只有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他下令鎮壓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一事使他得不到共和國的原諒。

　　身為北洋統治集團裏的重要一員，一位直系軍閥後期的首領，一個手上有共產黨人領導的工人大罷工血痕的統治者，人們對他的唾棄是自然的。所以，我不該再對﹁什錦花園﹂心存僥倖。只是難免替這位﹁大帥﹂鳴不平：同樣是﹁反動派﹂，皇帝老兒的家︵紫禁城、中南海、北海、景山、頤和園︶被保存得好好的，北洋政府的其他巨頭的故宅總能被用文物保護的石牌標示出來︵或被要人或單位佔用，或淪為百姓雜院︶，唯性情最倔的吳氏的故址永遠消失了，這總有失﹁費厄潑賴﹂︵fair play︶吧！

　　然而，在二十世紀快要過到盡頭的一個異常晴朗的日子，我在北京美術館後街旁的一個胡同口怔住了｜｜頭頂上方的牆角上，一塊金屬牌明明白白告訴了我這是什麼地方：
什錦花園胡同

　　東起東四北大街，西止大佛寺東街，全長六百零七米，寬七米。明屬仁壽坊，西段稱紅廟街，東段為適景園。清乾隆時稱石景花園，宣統時稱什錦花園，民國後沿稱。一九六五年改稱什錦花園胡同。民國時北洋軍閥吳佩孚曾住過適景園舊址。胡同內十九號四合院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北京市東城區地名辦公室

　　一九九三年

　　廣州僑光制藥廠贊助

　　我無法不念叨﹁踏破鐵鞋﹂的那句成語，禁不住咧嘴朝隨行的小彤釋然而笑。

　　﹁蓬萊腿子，黃縣嘴子，掖縣鬼子。﹂這是清末民初在山東半島流傳甚廣的一句有點帶罵人意味的民謠。其實這三縣的人本沒招誰惹誰，只因彼時走南闖北做買賣的多，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具有超前的商品經濟意識﹂，像無所不在的溫州人似的，所以，鄰縣的那些只知道﹁拉鋤鉤子﹂︵種地︶的人就醋溜溜地編造了這句民謠，以發洩吃不著葡萄的酸勁兒。但同為四處做買賣，蓬、黃、掖又各有特點：﹁腿子﹂是指能跑，形容全國乃至海外都能看到蓬萊籍的買賣人在奔波；﹁嘴子﹂是指會說，演小品的那個大個子魏積安一口一個﹁夥計﹂，就是地道的﹁黃縣模式﹂，談生意時沒准能把對方說暈了；﹁鬼子﹂是指精於計算，掖縣人的算盤撥拉得劈哩叭啦響，有些鬼點子，與吳佩孚同時代的軍閥張宗昌即是掖縣人，他粗獷的外表一直迷惑了好多人吶。不過，﹁腿子﹂也罷，﹁嘴子﹂也罷，﹁鬼子﹂也罷，蓬、黃、掖乃至膠東半島甚至加上整個山東，哪個﹁腿子﹂能比得了吳佩孚走得遠、走得高、走得山搖地動？哪張﹁嘴子﹂能比吳佩孚說話管用竟致一言九鼎？哪個﹁鬼子﹂能像吳佩孚那樣精於運籌帷幄且上知天文下曉地理？

　　吳佩孚是民國初年膠東人的驕傲。

　　一八七四年春，登州府蓬萊城縣學後街開雜貨鋪的吳家有了第二個兒子。由於頭一個兒子不幸夭折，所以這一個小子的啼哭聲就格外令吳家夫婦欣慰。傳統的說法是，兒子出生時，其父恰好夢見本縣前朝英豪戚繼光！戚繼光，字佩玉，所以，粗通文墨的老吳頭就為﹁孚﹂字輩的兒子取名﹁佩孚﹂，字﹁子玉﹂，他把戚大人的名與字都嵌進了兒子的名字中，指望兒子長大後能像戚繼光那樣為國雪恥並光耀祖宗。我懷疑這種說法的真實性，中國歷史上這種攀緣大人物的﹁夢﹂也忒多了點，往往都是追慕者為尊者所造的謠。但吳佩孚之名與戚繼光有關卻是事實。

　　吳家老二初長成，父親卻過世，少年失怙的他只能與母親、弟弟相依為命，艱難度日。為解家貧，十三歲那年吳佩孚便投軍登州水師當學兵，為的是每月二兩多的銀子補貼家用。這一點，他和日後的軍校老師段祺瑞差不多，都是少年喪父後投軍自救的。但與段不同的是，吳佩孚從戎後卻並沒放棄讀書，而是拜了一位登州府的宿儒執經問義，且一學就是數年。當兵之後仍能做學問，自是件很苦的事。若不是骨子裏有一股奮發向上、立志出人頭地的韌勁，吳佩孚斷斷乎成不了北洋軍閥裏學歷最高的人｜｜聰慧的天資加勤奮的學習，使這個二十二歲的瘦高的青年一舉考取本縣秀才。

　　不過，該秀才沒等參加下一輪高考就被革了功名，因為他竟然領頭砸了一台男女同台的戲場子！堅信﹁男女受授不親﹂的吳佩孚看不慣本縣的頭一台﹁男女混雜﹂演出，所以，﹁替天行道﹂，成了鬧事的主角。為躲避縣衙的追捕，不得已他背井離鄉去了京城。

　　吳佩孚一輩子把﹁戒淫﹂當成大事來做，他早在年輕時就寫過：﹁率性而節欲，可庶幾於聖賢；縱欲而滅性，則近於禽獸。﹂這道理說得多簡明而形象？你想當聖賢，就要節制性欲，否則，就是禽獸！他比別人更想做個道德完善的真君子，所以，就恪守傳統，就謝絕縱欲。一個人年輕時﹁戒淫﹂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戒淫﹂而不縱情。老吳算是難能可貴的一位。他遲至三十開外才娶了結髮妻子李氏，後在母親的堅持下納妾張佩蘭，但對兩位夫人的位置排得很正。李氏病故後，他曾對日本好友說過：將來武力統一中國以後，欲往峨嵋山皈依佛門，為戰死的眾多將士和李氏的亡靈超度。日人問：張氏如何處置？吳不以為然道：張乃第二夫人，不值一提。後張氏依然未能有孕，便在吳五十多歲以後主動獻上自己的婢女，然該小女子仍未為吳氏留下子嗣，可見，問題出在老吳自身。婚後不孕乃人生之大疾，自古以來就被認定是女子的責任，直到二十世紀末人們才知道，其實男人的原因甚於對方。可惜吳佩孚生不逢時活得太早，若是挺到現在，不管駐軍哪個城鄉，派人隨便到街頭找根電線杆看看，都會發現﹁專治不孕不育﹂的膏藥廣告。得，又扯遠了。

　　吳佩孚是有魅力的男子。某次，一位前去洛陽帥府採訪他的外國女記者竟會一見鍾情被他迷得神魂顛倒！但這個正人君子卻一抹臉，把金髮碧眼的洋小姐潑他一頭的熱辣辣的秋波拂個一乾二淨，然後，把人家打發走。

　　在那個年代，以他的身份，妻妾成群已屬正常，嫖宿召妓也不為過，像他的頂頭上司曹錕、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都是美女、帥男兼愛的縱欲主義幹將。比之領導們，同僚們，部下們，吳玉帥算是清教徒矣。

　　北洋軍人多不讀書，所以，吳的秀才出身就成了很讓哥們兒羡慕的光輝履歷。在﹁學而優則仕﹂的社會裏，秀才只不過是頭一磴臺階，實在沒什麼可吹的。可在一群半文盲裏，秀才成了金光閃閃的最高學歷，所以，即使吳佩孚當了威風八面的﹁孚威上將軍﹂後，軍政界當面以﹁玉帥﹂、﹁吳二哥﹂恭維之，背後卻全起哄叫他﹁吳秀才﹂；而他也欣然默認了。後世的美國史學家費正清顯然也看重這個北洋軍人的文化背景，在他的那套︽劍橋中華民國史︾中，乾脆叫吳為﹁學者軍閥﹂。

　　從秀才到大帥，吳佩孚靠的是少時清貧的砥礪與傳統文化的鋪墊｜｜只不過，後者把他夯得太實了。

　　在北洋巨頭中，吳的起步不算早，輩份更不算高｜｜當段祺瑞成為中華民國首任陸軍總長時，當張作霖貴為奉天督軍兼省長時，當馮國璋以江蘇都督職實領直系諸軍時，他吳佩孚不過是中華民國陸軍第三師的副官長、炮兵三團團長，曹錕師長手下的一員幹將而已。數年過去後，當比他還小一歲的張作霖成為奉軍﹁老帥﹂時，他雖已成為曹錕大帥的智囊，但職務卻只是第三師的師長。

　　對了，這裏有個故事：某次，吳佩孚隨曹錕去天津與張作霖會晤，他因屢屢插言而被張作霖好一頓挖苦：﹁我同三哥有要事相商，一個師長跟著攙和什麼？要是師長能參加的話，俺奉軍有好幾個師長哩！﹂三哥即曹錕，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那時軍閥們素以兄弟相昵稱。頗有自尊的吳佩孚羞惱離去，上車前恨恨地說：﹁早晚要讓你張鬍子認識認識俺這個師長的厲害！﹂鬍子不是指張作霖的外表，恰恰相反，張作霖還不是滿臉鬍鬚，﹁鬍子﹂是對土匪的另一種叫法，吳佩孚是罵張作霖早年當過土匪。

　　沒過幾年，張鬍子果然領教了吳佩孚的厲害｜｜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張作霖雖入主了中南海，卻不得不邀直奉戰爭中的死對頭、現在的夥伴吳佩孚來京會商國是。吳大帥抵達時，張在門前謙恭地迎候並親昵地稱其為﹁大哥﹂，待吳入室坐定後，開口即說：﹁過去一切錯誤，承兄海涵原諒……﹂

　　你看，這個吳秀才是夠厲害的吧？

　　中國近代史上不乏書生領軍大獲成功的例子，前清的曾國藩是一個，李鴻章是一個，無疑，民國初年的吳佩孚也算其一。

　　吳佩孚因文人領軍而成為近代名副其實的儒將。現在的人動輒就愛把能謅幾句打油詩能捏毛筆的官員稱為﹁儒將﹂，這實在是無知之筆或過譽之辭，讀讀吳氏的那首︽滿江紅•登蓬萊閣歌︾，就知道何謂﹁儒將﹂也：

　　北望滿洲，

　　渤海中風浪大作。

　　想當年，

　　吉江遼沈，

　　人民安樂。

　　長白山前設藩籬，

　　黑龍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倭寇任縱橫，

　　風雲惡！

　　甲午役，

　　土地削；

　　甲辰役，

　　主權墮。

　　江山如故，

　　夷族錯落。

　　何日奉命提銳旅，

　　一戰恢復舊山河，

　　卻歸來永作蓬山遊，

　　念彌陀。

　　這詞的韻節與行間透出的那股子正氣，顯然來自岳飛那兒。傲骨岸然的吳佩孚一生只佩服兩個人，一個當然是他的明代鄉賢戚繼光，爹娘已經將戚大將軍的英名嵌在了他身上；而另一個，就是南宋的岳武穆。有意思的是，岳飛是因堅持抗擊外族入侵而被昏庸的朝廷殺害的，那首﹁怒髮衝冠……﹂的︽滿江紅︾也因其忠烈而傳誦千秋；同為國之大將軍的吳子玉也被懷疑為異族入侵者殺害的，但他的同樣也是﹁仰天長嘯﹂的︽滿江紅︾卻早被人們遺忘了。其實，在﹁五•四﹂運動期間，吳將軍的這首︽滿江紅︾和他的那些反對政府對日本妥協的通電一樣就廣受讚譽並被傳誦一時。

　　如果｜｜我常愛替古人作這類無謂的假設｜｜吳佩孚不是窩窩囊囊地死在淪陷區的宅第中，而是陣亡在與倭寇決戰的國土上，那他的這首詞︽滿江紅︾難保不會像岳飛的那首千古絕唱一樣地刊印於中國人的課本上，讓每個受過起碼教育的人都知道民國時代有個民族英雄叫吳佩孚，且每讀到他的這首詩後一樣會﹁壯懷激烈﹂；而他身後的﹁什錦花園胡同﹂也極可能被改稱﹁佩孚花園胡同﹂或﹁子玉胡同﹂｜｜京城裏的那條現在已經十分寬敞通達的﹁張自忠路﹂不就是一例？只是，多情應笑我，歷史從不肯﹁如果﹂。

　　我因歷史事件而對當事人有興趣，又因人而對其故居有興趣。故居往往是殘存某些真相碎屑的舊日磁場。

　　﹁什錦花園﹂正是這樣一個誘我前往掃尋點什麼的磁場。

　　意外走到了什錦花園胡同，卻不敢肯定會真的走進昔日的﹁花園﹂，因為歷史的變遷讓京城乃至整個中國留下了太多的名不副實的地名。只是，根據路口那塊金屬牌的指示，我對本胡同十九號心存僥倖：或許，那兒就是吳的故宅？

　　於是，我們自西而東，去找十九號。

　　兩邊是矮而破的街門，一望便知是平民百姓雜處的大院；再往前，兩側有了樓房，是很典型也很難看的那種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的辦公樓。我的心，漸涼下來。不覺走到一個並不起眼的大院門口，看牆上的門牌號，是什錦花園胡同二十三號。

　　鐵欄門大開，傳達室牆上，掛有這樣一塊牌子：

　　國家經計委運輸研究所

　　不知哪根筋讓我一激靈，我突發奇想：當年的什錦花園也許就藏在這大院裏邊？

　　敲窗。裏邊看門人出來，不出意料地發問：找誰？人面比天氣還冷。

　　我一手舉相機一手舉一本北京文物書籍，問此地是否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故宅？

　　人家答非所問：這裏是機關，不許進入。

　　我正失望，傳達室後的一排平房中，挑簾走出一位三十來歲的男子：幹嘛呢？記者？找吳佩孚的家？對嘍，正是這兒。進來看看吧。我就管這事呢！

　　我激動得鼻腔都發酸了︵不像是凍的︶！在多年的異鄉尋訪記憶中，沒有哪次能像今天這樣巧合與順暢！

　　該管事姓劉，叫劉建國，是這家單位管行政後勤的人。也許難得有人來參觀他經手維修過的﹁花園﹂，所以，他很熱情地領我們從一座高大的白樓前經過，在一座灰磚牆小院門前停步，推開兩扇小紅門，過了一條窄得只容一人出進的小過道，說聲到了，我們就置身於一座修葺一新的典型的北方小四合院中了。

　　這是我們單位內保留的最後一套完整的老房子了。原先，大院裏有八座這樣的小院，一個套一個，個個有長廊相通但又個個不同，非常漂亮！現在嘛，就這一個了，是去年我張羅著修繕的｜｜劉先生不無惋惜地介紹道。

　　說實話，一陷入這座小院中，我就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造反有理﹂的﹁紅小將﹂們居然也有打盹的時候！大軍閥吳佩孚的故宅竟然在國家機關的樓群之中被深藏了一角，儘管已經是十分狹隘的一角！

　　小院極美，我第一眼看去就有點懵，為這僅存的吳的家園的幽靜與優雅而懵得一時無語！

　　西廂屋有位長者出來探問：找誰？劉建國隨口打了個招呼，那長者便退回屋裏。看看廂屋門上的牌子，知是該單位的資料室。

　　小院復歸靜謐，靜謐得如一方琥珀。

　　我定定地站著，想不起看過的哪座舊日豪宅能留下如此恬然而完美的一角。

　　完完全全的一座京城四合院，紅門紅窗紅廊柱，灰磚灰瓦灰牆面，北面的正房、東西廂房和南房，都十全十美地呆在正晌的陽光裏，東西廂房的四個牆頭上，還分別磚刻著松、梅、竹、蘭的圖案，每一幅都古樸而深邃。院當中，是一株巨大的古樹，虯龍一樣彎向天空。因是寒冬，整樹失綠，但漫天掙扎向上的枝杈猶體現了倔強的生命力。樹下，有一對很舊的漢白玉的雕花金魚缸，缸體上縷空的雕花極是瑰麗。另一邊，一方石桌，細辨桌側四周，竟是十二生肖的浮雕！我失聲歎曰：從來沒見過這麼精緻的石魚缸與石桌！

　　這三樣東西是老房子的原物，別的什麼也沒有了。劉建國說著。你們來晚了，早來一個多月，這棵老樹還是綠的呢，滿滿的葉子遮了大半個院子，人在樹下很涼快。

　　六十年前，那位寓居此地的中國老軍人一定常在這樹下徘徊，並百無聊賴地伏身金魚缸前發怔｜｜有回憶文章說，吳佩孚每每願在魚缸前與來客洽談。

　　他是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初回到北京的｜｜噢，那時，北京因已不再是國之首都而被國民政府改叫了﹁北平﹂。

　　駐守北平的是他的北洋故友和夙敵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張學良因上一年稀裏糊塗地丟失了東三省而受到世人譴責，他不得不辭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要職，專任北平靖綏公署主任。

　　北洋時的少帥給了父輩的﹁玉帥﹂好大的面子，親率北平的文武官員數百人到火車站迎候。從前門火車站到東四附近的什錦花園，上百輛小汽車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可謂極一時之盛。

　　張學良為他安排的居所是前京兆尹︵北洋時期北京地區最高行政長官︶薛之珩的公館，亦即什錦花園。張學良為他提供的生活費也相當可觀｜｜每月高達四千銀元。

　　然而，好一個舊朝敗將吳子玉，居然當眾冷落了年輕氣盛的張學良，甚至連起碼的禮節都懶得回，就在他的龐大衛隊的簇擁下登車而去。當晚，他回訪張學良時，剛一坐定，就發火了：﹁瀋陽事件，你為什麼不抵抗？﹂原來，吳當眾冷淡張學良，是痛恨他去年﹁九•一八﹂時的糟糕表現！

　　回到故都的吳子玉雖還不到六十歲，但已沒了壯年時的豪氣。第一次直奉大戰前，在與張學良父親的幾十萬大軍交火時，這位直軍總司令的﹁戰前動員﹂曾是何等的驚天動地：

　　此次系共和與帝制之最後戰爭，勝則我將解甲歸田，裁兵恤民；敗則我唯一死，以謝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殺之可也。

　　真是咬鋼嚼鐵！如果戰敗，我就自殺，反正髮妻︵李氏︶已逝，繼子︵他沒有親生兒子︶就當豬狗一樣殺了也無所謂｜｜有這樣視死如歸的指揮者，哪個將士不用命？於是，就有了直軍的一次次大捷，有了吳氏傲視九州的威風。民國九年至十二年，直拗的直軍首領吳佩孚不可一世吶！

　　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晚年定居北平的吳大帥，只有捋著花白的鬍鬚長嘆的份兒了。

　　困居這所院子裏的前蓬萊秀才，已不再是北洋集團裏率先揮師南征所向披靡的﹁常勝將軍﹂，更不再是﹁五•四﹂時期萬眾景仰的﹁愛國將領﹂，他麾下的五六十萬大軍︵號稱百萬︶早已被本軍叛將馮玉祥拆散並被國民黨北伐軍收買或擊潰。四面楚歌之際，他被仰慕他的四川軍閥楊森迎迓進川，一住就是五年。

　　他失敗了，卻不肯向勝利者獻媚。他的部下，多數去了南京接受新朝的委任狀了，他明白，那只不過是扔掉雞毛帚高筒軍帽換一頂前仰後伏的大簷帽而已；而他的那些北洋政界同僚、軍中袍澤們，多去天津的洋人租界裏當了富甲一方的寓公兼實業家。只有他耿耿如初，兩袖清風，一懷未酬之志，在遠離南京的瞿塘峽口白帝城中，靠不斷吟詠杜工部寫於斯的悲秋韻句撫慰自己，靠研讀︽周易︾夜觀天象飲酒賦詩打發日子。

　　我曾三上白帝城。

　　長江三峽最誘人的歷史遺物是懸棺，而白帝城可算是萬里長江上的最大一塊懸棺｜｜多少歷史朽骨和秘笈被永遠封存於這座小小的江山之巔了。劉備託孤諸葛亮後，在此一命嗚呼，恢復劉漢王朝的宏願自茲飄落江底；後來，落魄的杜甫氣喘吁吁地爬了上來，望著一江濁浪和無邊落木，肝腸寸斷地吟下了一堆千古絕唱，一代詩聖用詩句宣告了他對世間的絕望；而近代建於白帝廟西側的那棟小小的西洋樓，又像活棺材一樣悶住了吳子玉這位失意大將軍的沖天豪氣，使他反反覆覆聞到了劉備、孔明、杜甫這些落魄國士的陰魂的幽泣。

　　小小的白帝城之巔，有座三層西洋小樓，這原是一位川籍小軍閥建的，其風格與朱壁飛簷的白帝廟極不協調，吳佩孚入川後，即被楊森安排在此居住。有道是﹁請神容易送神難﹂，人家也怕他進了成都或重慶後影響了自家的統治，所以，把他像白帝廟堂裏的眾多三國偶像一樣地供養起來了。

　　老吳不是阿斗，明白自己的處境，便天天聽滔滔江水低哭，看森森夔門禁閉。這位風骨嶙峋的丈夫，對成為王敗為寇的道理理解得透著呢！於是，他一次次用詩來檢討起自己，意氣頗低沉。

　　且讀以下三首：

　　我昔屠刀未放下，

　　氣吞七雄小五霸。

　　寧知世事不可為，

　　剛愎自用遭人罵。

　　往事不堪重提起，

　　魂魄收入詩囊裏。

　　世外有世天外天，

　　從前種種昨日死。

　　曾統貔貅百萬兵，

　　時衰蜀道苦長征。

　　疏狂竟誤英雄業，

　　患難偏增伉儷情。

　　楚帳悲歌騅不逝，

　　巫山淒咽雁孤鳴。

　　匈奴未滅家何在？

　　望斷秋風白帝城。

　　他終於承認自己失敗了，因為﹁剛愎自用﹂，因為﹁疏狂﹂。他想起英雄末路的項羽，感嘆自己未能與敵寇搏殺的遺憾，最後，是一聲長嘆：從前的一切，都已經死了！

　　單從﹁言志﹂來講，他比別的下野軍閥強，他能把心裏的苦悶言出來。

　　只是，現今已成孤島的白帝城裏，了無吳氏遺跡。廟裏有三國時期蜀國的王相將們的塑像，廟外有罕見的周恩來題寫的李白的﹁朝辭白帝彩雲間……﹂的全詩，亭柱上鐫有杜工部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聯句，唯在此居住時間最長且有過峻拒倭寇拉攏壯舉的歷史名人吳子玉在此銷聲匿跡，儘管他在此書寫過大批的詩文。

　　現在的西洋樓，門外掛著﹁奉節縣白帝城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木牌。一樓是賣白帝城古碑拓片和當地書法家作品的門市。我沒興趣。想登二樓一覽，總以為吳氏會把英雄末路的心態鐫刻在哪層樓的哪根柱子上。有人在窄而陡的木樓梯口攔住我，說：要看哪一國︵個︶的字嘛，要買就在一樓買好嘍。

　　在白帝城，我沒找到一頁與吳佩孚有關的紙｜｜無論是遺碑拓片還是文字介紹。人們用政治的橡皮把他的遺痕擦得乾乾淨淨。

　　上世紀的民國初期，﹁吳佩孚﹂這三個字是無法擦掉的，報章上隔三差五地就會出現這個名字。這是個讓很多人看了高興又有很多人看了不舒服的名字。

　　想當年，吳佩孚是何等威風！他率部南征，出直隸而河南而湖北而湖南，勢如破竹，一氣逼近廣東。

　　本來，袁世凱已經憑武力統一了中國，但老袁的﹁帝制自為﹂又惹惱天下領兵人，西南遂競起割據政權。老袁死後，段祺瑞領銜內閣，便迭令各省取消獨立膺服中央，但﹁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湖南書生毛潤芝後來說得真好！︶，段總理便下令大軍南征。北軍南下，氣壯山河，而其中最銳者，即吳佩孚的陸軍第三師。誰都明白，只要這位中將師長一聲令下，他的軍紀嚴明、軍威凜然的大軍即可底定三湘並進而蕩平粵、桂兩省，而北京政府﹁武力統一﹂的夢想則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捷報頻傳之際，吳佩孚卻突然按兵不動了，他開始匪夷所思地與佔領區的軍政首領與士紳終日飲酒賦詩，不再言戰！軍民融洽如一人，試看老段能奈何？對了，吳的那首不同凡響的︽滿江紅︾就是在那段日子裏寫的，他甚至請人譜上了曲，成為本軍的軍歌，每逢出征或年節日或自己的生日，便讓部將們唱上一遍，好不悠哉！

　　老段急得親往前線勞軍，並破格授予保定速成學堂的測量科學生出身的吳佩孚以﹁孚威將軍﹂的殊榮和勳位，以勵其一鼓作氣掃平兩廣進而統一中華。可是，吳佩孚愣是不買賬！過了段時間，竟開始擅自撤軍，把北洋軍打下的大片江山拱手送還南方！

　　說實話，沒有吳佩孚的罷兵，就沒有日後孫中山和他的黨徒們在蘇聯人的傾力扶助下統一粵省的可能，也就更沒有蔣介石統率北伐軍傾巢出兵浴血﹁北伐﹂一統九州的成功。

　　哎！一部民國史到底怎麼落筆，還真的挺難說哩！

　　吳佩孚息兵衡陽的日子裏，博得了極好的聲譽，因為他罷兵的理由是呼籲和平，所謂﹁罷兵主和﹂是也。為什麼這樣做呢？﹁鬩牆煮豆，何敢言功？﹂﹁並非寇仇外患，何須重兵防守？對外不能爭主權，對內寧忍設防線？﹂︵吳佩孚通電語︶，所以，俺不幹了！

　　老段氣得直蹦：﹁秀才造反啦！﹂

　　其實朝野都明白，戰功赫赫的吳秀才理應被任命為湖南省督軍或省長。老段沒把吳佩孚放在眼裏，安排了別人，這才惹得秀才造了反。你說，手握重兵者帶兵打仗不就是為撈這位子坐嘛！段總理不論功行賞，也許是怕性情剛毅的吳佩孚坐大不能羈縻吧？正在北京政府為吳的罷兵猜測不已之際，湖南那邊又傳來吳氏的﹁四不主義﹂：

　　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

　　果然，他吳子玉一生沒破此﹁四戒﹂。在那個紛紛借重洋人的時代，敢公然向國人做出這樣承諾者，絕無僅有。

　　就在吳佩孚與政府大打通電戰時，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的大學生們走上街頭強烈要求政府拒簽出讓我家鄉青島的︽巴黎和約︾，遊行途中示威者搗毀並焚燒了被輿論認定是賣國官員的私宅。政府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了，於是，軍警們便逮捕了三十來個﹁暴徒﹂。不曾想，卻於次日激起全國範圍的抗議浪潮。

　　然而，呼籲拒簽的是知識階級和一般民眾，而統治集團內部怕危及與西方列強的關係，大都主張忍辱接受這一條約。關鍵之時，遠在南嶽衡山之下的吳佩孚發言了，這個﹁言人所皆欲言，諫人所不敢諫﹂的區區師長，在湖南駐地公開越過好多級直接向大總統徐世昌發出通電，一紙電文攪擾了中國政壇上的死水：

　　五月九日孚威將軍的通電曰：

　　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於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仆後繼，民草擊鐘，經卵投石，……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數日後，他又致電南北雙方將領聯名通電反對政府簽約，此即轟動一時的﹁刪電﹂︵﹁刪﹂為十五日的代稱︶：

　　頃接京電，驚悉青島主持簽字噩耗，五衷摧裂，誓難承認！……某︵吳及簽名將領自稱｜｜引者注︶等眷懷祖國，義憤填胸，痛禹甸之沉淪，憫華胄之奴隸。聖賢桑梓，染成異族腥膻；齊魯封疆，遍來淫娃木屐。雖虺蛇已具吞象之野心，而南北尚知同仇以敵愾。與鞭一日縱敵，不若鋌而走險；與其強制簽字，貽羞萬國，毋寧悉索敝賦，背城借一。軍人衛國，責無旁貸，共作後盾，願效前驅！

　　決不許出賣祖國的主權！不能讓強敵將我出現過聖賢的山東家鄉︵桑梓︶當肉吃！身為山東籍的軍人，我願對日本背水一戰！看看吧，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吳佩孚的政治態度。

　　那一場愛國運動的勝利，是知識階級的勝利，也是愛國軍人們的勝利。現在，人們說起那場全民族的思想解放運動，往往只顧上讚揚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捎帶著也誇誇蔡元培校長和他的那幾位熱血沸騰的同事們，若再多說幾句，就是提提商界、工人等的罷市罷工，卻惟獨對軍界的良好表現不置一辭。其實，運動一爆發，吳佩孚就站在了潮頭上，而他的同事們｜｜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軍、省長們，不管皖系還是直系，不管南軍還是北軍，也大都致電政府，措詞強硬地要求拒簽﹁和約﹂。

　　在影響當政者決策國是方面，軍界諸侯們的表態往往比北大學生們的遊行和李大釗教授們的演講更有分量。不信？有案可稽，焦慮中的大總統徐世昌就曾叮囑手下人：吳佩孚的態度不可不考慮。

　　民族大義當前，吳佩孚的開明與磊落贏得舉國上下的喝采，他成為好多人眼中的中國的希望。

　　享有一時盛譽的吳佩孚，在上司曹錕的暗中支持下，不僅不聽老段的話，反而主動找起總理的茬兒。當他得知政府不惜舉外債以求武力統一的意圖後，通電全國，嬉笑怒罵，令政府好不尷尬而讀者莫不賞心悅目。

　　是嘛，本來就理直氣壯，加上又有文化，所以政府的電文總說不過他。且看他抨擊段祺瑞和擁戴老段的安福俱樂部︵亦稱安福黨︶的一個通電，真是令人叫絕：

　　全國之大，能否盡為一人所盤踞？

　　疆吏之多，能否盡為一黨所居奇？

　　兆民之眾，能否盡為一人所鞭笞？

　　真叫﹁穩、准、狠﹂！

　　在皖系政客們的慫恿下，段祺瑞惱羞成怒，下令將曹錕與吳佩孚免職並查辦。豈料，摩拳擦掌的吳佩孚早就想化通電戰為槍炮戰了。於是，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七月，第一次直皖戰爭爆發。吳佩孚一馬當先，率直軍主力大打閃電戰，只四天即擊潰比自己更為強大的皖軍，俘獲其前線司令官、早年保定學堂的老師曲同豐將軍，並差一點直搗京郊的團城生擒住在那裏的昔日段校長。

　　皖軍實力大損，從此一蹶不振。

　　如日中天的吳佩孚，一躍成了國內外矚目的第一人。他雖僅是直系的一員驍將，但人人皆知：那個繼馮國璋之後任直系領袖的布販子曹錕並無治國之才，蓬萊秀才吳子玉才是出面收拾江山的真正人物。

　　被簇擁著進了京城的勝利者，已不再單是一個百戰不殆的傑出軍事家，倒更顯示出一個政治家的見地。報紙上刊登了他的﹁心得體會﹂：

　　此次興師討賊，原為民意所驅策，即戰勝結果，亦全國民意戰勝，非直軍戰勝也。

　　此次戰勝逆黨，謬蒙各界讚揚，實則非軍隊之力，全勝於民意。

　　咳！這樣一個明白人，怎麼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

　　我想說的是，吳佩孚為何不留在北京出任陸軍總長的要職？黎元洪總統已經給他留下了這個內閣中最為重要的位子，哪怕他執意不願呆在北京也可以，只需在洛陽的﹁直魯豫副巡閱使公署﹂裏遙領此銜即可。誰都知道，內閣裏若有了吳佩孚，則直系內閣就有了真正的靈魂。

　　吳佩孚卻讓人們大失所望，他只在北京落了落腳，拂了拂征塵，即引兵回到了洛陽。

　　一位在中國多年的日本軍部間諜望著吳將軍的背影佩服得五體投地！那個叫鈴木貞一的大特務寫過：

　　我認為吳佩孚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因為在一般情況下，獲勝的中國將軍都是進入北京大逞威風，但吳佩孚卻不聲不響逕自領兵回到河南洛陽。

　　一個封建思想哺養的軍人，能在眾望所歸之際戰勝自己的權力欲，捨名利而不取，實在不易！北洋時代，這樣的人絕無僅有；即使漫漫數千年中國史，又有幾位勝利者能捨棄近在眼前的權力巔峰而不登？

　　倒不是吳佩孚只會打仗不曉政治，這位初上政壇的軍人的政治主張當時亦博得廣泛喝采：他主張，立即舉行﹁國民大會﹂｜｜今後所有國事，悉由國民大會定奪！國民大會的代表由農、工、商、學四界組成，自下而上推選，由省至中央，這便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吳氏的﹁國民大會說﹂贏得了在野政治勢力的熱烈贊同，從當任的黎元洪總統到南方的國民黨領袖孫中山，都多次公開表示擁護﹁國民大會﹂的召開。吳佩孚的﹁治國策﹂既像西方的民選制度，又頗具中國特色，按說該大得人心並大行其道呀！

　　書生氣的吳秀才沒有料到，被封建大水淹了幾千年的中華湖底，不是一塊淨土，而是一灣深不可測的泥淖，所有的理想化的東西陷進去都要變樣，每每還使立志澄清其汙者陷進去不能自拔只好共同齷齪否則便遭滅頂之災。

　　他的政治綱領即遭到了包括直系軍人在內的各路大小軍閥的非議：國民說了算了，他們就得下課；若讓他們下課，豈不過於天真？所以，吳佩孚就落寞，就沒法兒留在京城。

　　彼時，他忠心不貳的老上級曹錕已經被勝利沖昏了頭，非要坐到大總統的寶座上過過癮。儘管吳佩孚極力反對，但老曹還是以行賄議員的卑劣手段當選新一任總統。遠在洛陽的吳大帥忍看剛有新氣象的北京政壇再度衰敗下去，卻一籌莫展。

　　上世紀二十世紀初的吳佩孚沒有領銜中國政壇，多病的北洋政府亦因這個人的謙讓而未能增壽。

　　他雖遠避豫西，但卻又讓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國策小至人事安排，無不頻繁請教於他。這就當然引起了處心積慮欲操縱中國的蘇聯人的青睞，中國共產黨人就曾奉﹁遠方﹂︵中共對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的隱秘代稱︶之命與之聯絡｜｜李大釗教授就充任過使者。正因此，﹁勞工神聖﹂的旗幟才得以堂而皇之地遊走在直系軍隊控制下的京漢、隴海鐵路沿線的要埠大街上。若不是﹁二•七慘案﹂的發生，吳秀才還一直被革命黨引以為同盟呢！

　　吳佩孚何以從革命黨人的同盟者變成了屠殺者？權威的教科書似乎一直沒為我們講清底蘊，只說他早先容忍工農運動是﹁偽裝開明﹂，到後來向罷工者舉起屠刀則是﹁暴露了其反動本質﹂。想想這話就覺得不著邊際：一個在全國舉足輕重的鐵腕人物，哪需要對轄內鐵路上的工人們﹁偽裝﹂？由寬容到不容，從首肯到彈壓，一定有沒被說透的原因吧？

　　頗能為我解惑的，是近年出版的一套極有價值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正是這本從前蘇聯人解密的國家檔案裏翻譯過來的﹁紅寶書﹂︵該書不僅封面為暗紅色，而且還真是一本關於中國革命史的思路指南︶，讓我對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政局，對吳佩孚等人的政治抉擇，有了全新的理解。令我大為驚奇的是，原來，蘇聯人在決定幫助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動軍閥﹂吳佩孚！若不是民族氣節極重的吳大帥拒絕了蘇聯人的誘惑，現代中國究竟走向何處去還真未可知哩！

　　越飛，這個被蘇聯政府派往中國的特使，因後來與孫中山聯名發表會談紀要而名揚中國現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廣州遊說孫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給洛陽的吳佩孚寫過第一封勾搭信，那個肉麻啊，現在讀來還會讓人起一身雞皮疙瘩。

　　且看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越飛致吳佩孚的密函：

　　吳佩孚將軍親啟

　　將軍先生：

　　……我們都懷著特別關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視著您，您善於將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老練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軍事戰略家的智慧集於一身。……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嘛，俄國人往死裏捧了老吳這一通，究竟要幹什麼呢？越飛繼續寫道，一、﹁為了便於修復兩國睦鄰關係﹂，讓並不在政府任職的實權人物吳佩孚同意他們要在中國的領土上同日本人談判｜｜在滿洲有駐軍的日本人一直是蘇聯人的後院隱患；二、讓吳接受蘇聯紅軍進佔中國的附屬國外蒙古的現實。

　　待越飛的軍事顧問、蘇聯總參謀部學院院長格克爾將軍自洛陽返回北京後，越飛立即給國內拍發了﹁絕密﹂級的電報：

　　送史達林。

　　︵格克爾︶從吳佩孚那裏回來了，說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讚許的還要好。……

　　你看，正是吳軍的強大實力使蘇俄人以為找准了在華的代理人。

　　即使到了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蘇聯人依然沒放棄利用吳佩孚的願望。

　　其時，用蘇聯的槍炮與奉系開戰的馮玉祥的國民軍已經失利，馮本人不得不宣佈下野並自我放洋，他的部下通電表示﹁迎吳討奉﹂，而吳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了。只是，老吳倔強，最恨叛徒，﹁奉﹂是照討，但﹁馮﹂之背叛，決不原諒！

　　馮玉祥難受，但蘇聯人不難受，因為他們也信此言：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只要有人出面反對奉軍，蘇聯就會擁護。當時的蘇共中央曾專門開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局勢，他們的政治局會議第八十六號︵特字︶記錄中明明白白地寫著：

　　中國的事態發展進程，越來越把吳佩孚和他所領導的直隸集團推到首要地位。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吳佩孚的行動會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須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吳佩孚聯合，聯合的結果應當是成立新的中國政府。

　　下面的話暴露了蘇聯人的險惡用心：

　　這種聯合不可能有什麼牢固性可言，所以在進行現階段的戰爭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時候，必須從建立真正統一的中國必然要繼續進行戰爭的思想出發，不過這時已經是同吳佩孚及其追隨者的戰爭……

　　吳佩孚沒讓蘇聯人如願，儘管他擁有﹁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集﹁老練果敢的政治家與天才的軍事戰略家於一身﹂的素質，也儘管他麾下的軍隊讓蘇聯人看到了﹁從未見過的完美﹂，但一個無限崇拜岳武穆、戚繼光的愛國軍人，哪會去犧牲國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換取洋人的支持？滿清時在東北當過間諜的吳佩孚不會忘了老毛子曾怎樣掠奪與詐取我中華的大片疆土︵他曾被俄軍逮捕並判了死刑，幸於押解途中跳火車而逃︶，而列寧宣稱蘇維埃政府將放棄沙俄時代一切對華不平等條約後，不也照樣食言！

　　學測繪的軍校畢業生吳佩孚大體上能計算出來，俄羅斯人究竟想幹什麼｜｜成立一個完全受他們控制的中國政府。

　　但儘管如此，如果吳佩孚地下有知，於身後六十多年後聞知蘇共中央領導人明確提到了要利用他、待戰爭結束新政府成立後再推翻他的陰謀後，想必還會冷汗涔涔吧！

　　蘇聯人一定困惑極了，正如十幾年後日本人在﹁吳佩孚工作﹂失敗後一樣，他們總不明白，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極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傳統軍人，一個公開向國人承諾過﹁四不主義﹂的硬漢子。

　　休道他風頭正健時，即使最潦倒的時候，他也沒向外國人低過頭｜｜當他退居白帝城時，日本第一遣外艦隊總司令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曾專程拜訪過他，表示願供私人借款一百萬元和無償贈予十萬支步槍、五百門鋼炮、兩千挺機關槍，支持他東山再起。但吳卻語氣堅定地回答：

　　過去我曾有槍不止十萬，有錢不止百萬，可見成敗並非槍炮與金錢。我如願引外援借外債，何必待到今日！中國的事應該由中國人自了。

茫茫煙蔓尋何處｜｜吳佩孚遺跡考︹下︺

　　與蘇聯人的願望適得其反，自茲吳佩孚更加仇視蘇俄人，也更認定﹁赤化﹂只會毀滅儒家的中國。對吳絕望後，蘇聯人才開始專一對廣州孫中山的工作，這才有了國民黨的起死回生，這才有了國共合作的怪誕局面，進而有了北伐的勝利與北京政府的垮臺。須記，在北洋政府時期，無論是段祺瑞、吳佩孚，還是張作霖，不管哪個系的軍閥當政，都不願放棄外蒙的宗主國地位。

　　讀過四書五經的吳佩孚，不獨對外立場堅定，對內也愛恨分明。知道嗎？讓我們中華民族引為自豪的故宮得以保全，誰知道竟與吳氏的一聲斷喝有關｜｜若不是他的旗幟鮮明的反對，紫禁城裏最精華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怕早被所謂的西式議會大廈所取代！

　　那時，擠在宣武門內象房橋國會廳裏爭吵不休的參議員和眾議員們簡直昏了頭，居然要拆除封建王朝的三大殿，在其廢墟上另建宏殿﹁當家做主﹂！

　　某年我去宣武門的新華社找人，無意走進北洋時代的國會廳。圈在國家通訊社大院兒裏的一座灰磚建築，被眾多十幾層的高樓困於垓下，一副四面楚歌的可憐相。若不是門口嵌一塊標牌，誰也不知道此乃近代中國的議會政治的肇始之地。

　　現為新華社內部小會場的舊國會議事廳，面積的確小點了，但誰知道第一代中國議員們竟有過﹁動遷﹂的驚人念頭！

　　話說當年，洛陽吳大帥驚聞此訊，立馬直接把一封電報拍給了大總統、總理、內務總長、財政總長四位，而偏偏不給當事者｜｜參眾兩院院長！

　　電文依然是擲地有聲的吳氏風格：

　　……何忍以數百年之故宮供數人中飽之資乎？務希毅力唯一保存此大地百國之瑰寶。無任欣幸。盼禱之至！

　　老吳是誰？一句頂一萬句！各報刊登載了吳氏通電後，頌揚吳帥之聲鵲起，抨擊國會之議潮湧，﹁保存此大地百國之瑰寶﹂的威嚴號令讓始作俑者噤若寒蟬，故宮三大殿方倖免一劫｜｜﹁大地百國之瑰寶﹂與﹁世界遺產﹂實為同一個詞。

　　當然，現在每天擠在故宮裏遊覽的人們，是不會記起北洋時期一位愛國軍人對這座﹁世界遺產﹂所做過的貢獻的。不信，你若隨便找個遊客問問，人家一定會瞪你一眼：老吳是誰？

　　前年春節，我在安徽黟縣的西遞村裏見到過一幅落款﹁吳佩孚﹂的書法，是那首千秋傳誦的唐詩：

　　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

　　晦暗而破損了的長幅，敷著一層塑膠膜懸在數百年前徽商的堂屋裏，讓我怦然心動。細看看，字也流暢，墨也沉香，讀一讀暗紅方章，倒也是﹁吳佩孚印﹂。但附在上面的標價總有點讓人生疑｜｜堂堂吳大帥的遺墨就值區區三百八十元嗎？

　　我終於沒敢買下這幅字。造假之時風早已灌滿這曾以﹁誠﹂為本的徽商之鄉，這裏幾乎家家為店，店店有﹁古董﹂，但有幾家的﹁古董﹂不是為天南海北的遊人﹁訂做﹂的？那一天，我只花二十元錢買了一柄顯然是被做舊了的﹁臥佛如意﹂以充鎮紙，寫這本書時摘抄一些文字，就是用的這柄﹁文物﹂。

　　那幅﹁吳佩孚書法﹂未買回，但那首王昌齡的韻句卻被我吟了一路，我不時地揣摩著我的那位山東老鄉當年狂草這首詩的神情。

　　是的，有書為證，秀才將軍落魄後常應求字人所請題寫這首唐詩。這首流露著淡淡的蕭瑟離愁的古詩，這首標明作者表裏澄澈的情操的絕唱，一定是下野大帥的最為貼切的感情載體。

　　只是，他的被腐惡的政治和濺血的戰爭所浸泡過的心並不是一顆﹁冰心﹂，而且，更要命的是，他所處的環境，也更不是﹁玉壺﹂。剛才我說了，它像骯髒的泥淖。

　　倒是什錦花園裏的這座僅存的小院有點像﹁玉壺﹂｜｜口小肚大，遺世獨立。所以，吳子玉就天天呆在裏面做著他最後的人生殘夢。

　　憋在﹁花園﹂裏的吳佩孚肯定天天都在後悔，恨自己沒能掙脫封建道德的束縛，不忍背叛一味胡來的老上司曹錕，不能容納反對過自己的各種勢力，不會為長遠利益暫時與敵手妥協，以致從歷次大戰中走出來的凱旋者最終成為腐敗時局的犧牲品。直皖戰爭和直奉戰爭，他都是勝利者；第二次直奉大戰期間，眼看又要獲勝，功敗垂成之際，萬不料肘腋生變，部下馮玉祥突然叛亂，回兵京城，一舉囚禁了曹錕大總統，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權。成為馮氏政治資本的﹁北京政變﹂不光使直系軍隊猝然兵敗，而且還使吳佩孚這位軍事天才直墜萬丈深淵裏，再也無力爬回到政權的平臺上來。

　　表面看來，是部將馮玉祥害苦了他，馮於陣前的反戈一擊令吳猝不及防應聲落馬，隨之遭亂蹄踐踏以致終其生亦未能復元；但更深一層原因，是曹錕連累了他，曹三哥買得﹁元首﹂高位坐定後，因個人能力的低下，致使中國政壇更加紛亂，國內局勢更加動盪，人神共憤，終使直系功敗垂成，吳佩孚的武力統一中國之夢也成為泡影。

　　其實，吳佩孚最終成為悲劇人物，更深一層原因是他太固執於頭腦裏的封建傳統觀念了！

　　無論主公如何無能，他決不取而代之｜｜老上司曹錕那麼不受人愛戴，入主中南海後只知道整日尋歡作樂，他卻寧肯躲得遠遠的︵在洛陽︶也不願﹁犯上作亂﹂；

　　無論局勢如此變化，他決不改弦更張｜｜當初驚悉第三路軍總司令馮玉祥叛變、本軍形勢危急之際，他的日本顧問焦急地請其與昔日的老師段祺瑞攜手對付危局，他卻大談﹁千古不磨之成文憲章，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堅稱自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堅決不做違背四千年﹁成文憲章﹂的事；

　　無論叛將如何討饒，他決不寬恕容納｜｜馮氏的國民軍發動第二次政變後，滿以為驅逐了段祺瑞會使吳佩孚高興，便通電要全軍投靠吳氏門下，吹捧﹁吳玉帥﹂有﹁命世之才﹂，並表示：﹁此後動定進止，惟吳玉帥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電後，卻只批了四個大字：﹁全體繳械﹂，愣是把送上門來的大禮擲出門外，生生逼得國民軍又變成一塊又砸回來的石頭；

　　無論外力是否可借，他決不稍加利用｜｜蘇聯人、日本人都沒住聲兒地拉攏他，都想賠本武裝他的部隊，但被他一概拒絕︵在這一點上，他既不如蔣介石，也不如馮玉祥，人家是借了老毛子的資金壯大了自己，然後，再翻臉不認人。

　　只要他不那麼﹁堅持原則﹂，只要他稍微通融一下，他本人的命運乃至北洋集團的命運，都極可能因而改變。

　　惜乎哉！從這一點來看，他吳子玉至少又晚生了兩千來年！

　　不過，即使在春秋時期，這種坦蕩蕩的君子做派就已經成為社會的笑柄了：那個﹁仗義﹂得非得等敵國的軍隊上岸列好陣後再出兵的宋襄公不就是個例子？那個一邊整理著被砍歪的帽子一邊嘟囔著﹁君死冠不免﹂的孔夫子的弟子不也是個例子？無論中外，在政治舞臺上，不講權術的演員只配出演悲劇角色。

　　從關於吳的個人悲劇，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第二編︶中有一段中肯的評論：

　　即便是吳佩孚這樣﹁知書達禮﹂的﹁儒將﹂，也是滿腦子的封建思想。他最崇拜關羽，在﹁上下﹂、﹁尊卑﹂、﹁主從﹂之類封建道德束縛下，他明知曹錕當總統的時機尚未成熟，雖曾極力表示反對，但終究不能不服從他的那個昏庸的上級。吳在直系三派中兵力最強，曹錕實際上不是他的對手，但吳就是不敢取而代之，始終被曹氏家族牽著鼻子走，最後一同走進火炕，成了曹錕的殉葬品。

　　這本書是一九八七年出版發行的，那樣一個尚有思想禁錮的時候就能在這樣一本權威的﹁史﹂中﹁偏袒﹂一個前朝軍閥，可見吳佩孚的下場著實有些讓人惋惜。

　　不過，隨著前蘇聯關於中國問題檔案的解密，我對吳佩孚有了更深的憐憫：也許，在那樣一個紛亂而貧窮的時代，不管是誰走上政治舞臺中心，不依靠某一強國，就真的不能實現統一中國的夢想？就真是必然要走向滅亡？

　　莫非，這就是吳佩孚人生悲劇產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們從玉壺狀的院裏步出。

　　劉建國領我們到小院外，其南側，是原先﹁花園﹂的正門，但現在已經被一幢三層火柴盒狀的小辦公樓堵住了。這座樓是三年前剛剛興建的。樓把當年的長廊阻截了，被截肢的迴廊縮在大樓的陰影裏，任流寒漫過。一堆自行車和廢棄的辦公櫃等隨便依在牆根兒，幾隻蒙著厚塵的紅色消防桶在朔風中輕輕搖頭。

　　就是蓋這座樓的時候，挖地基的民工發掘出了一串罐罐，從大到小，好幾個｜｜劉建國說起當年的意外發現。都以為是大軍閥的家，一定埋著什麼值錢的東西，結果呢？他笑了，嘁！裏面什麼也沒有，後來聽說，那是些普通的地漏子｜｜滲水用的家什。想不到這麼大的人物，家裏什麼金貴的東西也沒留下來。

　　劉建國說著，表情既失望又不乏對已故主人的欽敬。我趁熱打鐵地給他講了一點吳的晚年。

　　吳佩孚晚年，一直呆在這座大院中，直至謝世。

　　北洋時代的吳大帥偃旗於四川白帝城數年後，靜極思動，便借調解西北地方漢回民族糾紛之際，起身去了甘肅。時值﹁九•一八﹂事發，西北五省的新軍閥們見天上掉下個吳老帥，連忙聯名通電中央，要擁戴他出山領導抗日。通電云：

　　竊以吳上將軍子玉，為國元老，韜晦蜀中，於茲數載，雖身寄乎山林，心常系於國家。值此外患危急之秋，翩然蒞隴。謝安雖老，共仰東山。矧其前戍遼東，適逢日俄戰役，滿洲形勢，日本軍情，觀察靡遺，瞭若指掌。應請中央及全國袍澤一致敦請出山，主持對外軍事，為政府外交之後盾，做人民救國之先鋒。

　　你看，連吳氏早年曾在日俄戰爭中的經歷也成了人們擁其出山的資本。只是，蔣介石深恐吳佩孚真的東山再起，便一面電請﹁玉帥﹂入京共謀國是，一面急令楊虎城部進兵蘭州壓迫老吳趕緊走人。吳佩孚最後的機會失去了。他再也無以號令千軍萬馬的可能了。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初，他不得不離開甘肅，輾轉回到舊日京城。

　　雖不再是威風一時的孚威上將軍，但吳佩孚依然保持著不屈的尊嚴，他的數百人之多的衛士，戴的既不是﹁國軍﹂的統一帽徽，更不是日後漢奸部隊﹁華北治安軍﹂的醜陋標誌，而是一體的嵌著﹁孚威﹂兩字的特殊徽章。胡同兩端，﹁花園﹂門前，吳氏衛隊定時換崗的景象一定是蔣介石和後來的日本人統治下的北平城裏的一道特別扎眼的風景｜｜落魄的北洋巨人竟然能把獨具的傲骨完整地保存在了這條狹長的胡同裏。

　　執政了的蔣介石先生顯然是一位很看重軍人骨氣的人，他不僅沒有羞辱曾被國民政府通緝的敗將吳佩孚，反倒允許﹁孚威上將﹂保留昔日的尊嚴，還曾請孔祥熙持自己的親筆信前來北平登門看望並贈款了其十萬大洋。秋日，蔣氏甚至借北上之機設宴款待了吳佩孚。勝利了的總司令與敗軍之帥的相見，當朝與在野的地位，恐禮節重於內容。當年接納過吳佩孚的川籍軍人楊森稱，蔣吳會面後，﹁自此遂成莫逆﹂，顯為溢美之辭。兩個都夠倔強的漢子的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見面，氣氛想必融洽不到哪裡去，但蔣氏對前輩軍人領袖的敬重卻實在令我意外｜｜原來他和吳氏一樣，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沒骨頭的軍人，不信你數數看，投過來叛過去的，有幾個將領能得到蔣介石的真正尊重？

　　若沒有日本人的入侵，吳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裏頤養天年的。可是，盧溝橋事變的槍聲打斷了他的殘夢。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初夏，日本人通過盧溝橋事變快速侵佔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蔣的清客的吳佩孚沒有離去，成了敵寇轄下的高級寓公。

　　和吳一樣留在北平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士怕死也怕失去悠閒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其出任偽職的經歷成了終生難以洗淨的污點，這其中不光有吳的一些北洋同僚與舊部，也有北大名教授周作人這樣的名士。

　　像所有的異族統治者一樣，敵寇急於在佔領區建立從屬於自己的傀儡政權。南方，中國正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下進行著艱難困苦的全民抗戰；而華北則一直有剿不盡的共產黨軍隊在打遊擊戰。日本人看好了兩個一直與蔣不對付的中國人，一是中國當朝二號人物汪精衛，一個便是曾統兵近百萬的北洋時代最有人格力量的吳佩孚。他們希望﹁汪吳合作﹂，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敦請這兩位強人出任傀儡政權的頭兒，則亡華春夢便可從速變為現實矣。

　　對佔領者來說，實在是不幸的很哪！儘管長得像面首一樣可人的汪精衛先生終於答應﹁合作﹂、甚至從中國戰時陪都重慶逃到法國人控制下的越南河內了，但一直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吳佩孚將軍卻沉默如山，任冷落多時的什錦花園突然冠蓋聚集說客盈門，卻統統無濟於事！

　　一波波汙流濁水漫過來又退下去，極想把這位閒著也是閒著的退休大帥拉下水，這其中，既有他的前部下、後來當了汪精衛偽政權的軍事首領的齊燮元，更有戰後被國際法庭絞死的甲等戰犯日本駐華特務機關首腦土肥原賢二和華北派遣軍參謀長阪垣征四郎。吳佩孚不為所動不受抬舉不肯附逆，天長日久，院裏松柏本色不凋。他甚至極少邁出自己的家門了，即使汪精衛敦請其去日本佔領軍機關或別的什麼地方會晤他的請求也無不統統落空。

　　本來，日本人對吳佩孚是寄望極高的。且讀一份二戰後日本﹁土肥原賢二刊行會﹂編撰的一段文字：

　　當時︵一九三八年｜｜引者注︶日本軍以破竹之勢，席捲華北、華中、華南。以王克敏、梁鴻志、德王為首的政府相繼成立。土肥原作為陸軍、海軍、外務三省特別委員會的負責人，正在策劃在三個政府之上建立以吳佩孚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倭的眼裏只有你。為所謂的﹁吳佩孚工作﹂，日本人已耗資三千多萬日元。

　　其實子玉先生也答應過﹁出山﹂，條件也極簡單，只一條，即：請日本人撤出包括東北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土。而且，他也確實令舊部於河南開封一帶集結改編成了﹁皇協軍﹂，甚至還派人在山東境內招過兵，只是後來該部﹁全部潛逃﹂，﹁回歸重慶軍建制﹂︵日本人語︶人們才知道了吳氏的初衷。

　　對於那個諂媚地笑著的汪精衛氏，知書達禮的吳佩孚也回過信，不過話說得很有原則：﹁公果能再回重慶，通電往來可也。﹂｜｜你只要還留在日本人佔領區，就別他媽的來煩我！

　　日本人還越俎代庖地在什錦花園為他安排過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尚未開口，中外記者們已經讀到了列印好的﹁吳氏對時局的意見﹂。一身中國紳士裝束的他，放下列印稿，一字一句地說：

　　惟﹁平﹂乃能﹁和﹂，﹁和﹂必基於﹁平﹂。本人認為，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自華北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之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交涉對手。

　　怕在場的日本人聽不懂，他厲聲令秘書﹁斷乎不容更改﹂地將自己最後的﹁政治宣言﹂翻譯成日語。

　　惱怒的日本人終於體味到了十幾年前的蘇聯人所體味到的絕望，即：這位腰板筆直的中國軍人領袖斷斷乎不會屈服了。

　　就在這時，身體健壯的吳佩孚意外地被一塊攙在餃子餡兒裏的骨碴硌傷了牙，幾天後，兩腮紅腫，疼痛難耐。於是，華北偽政權的軍事首領齊燮元和一位擔當特務機關長的少將︵一直尊吳為老師︶帶日本軍醫處長、護士急匆匆趕來，對他進行了治療……

　　是為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從突患牙病到蹊蹺辭世，只有短短的十天。

　　人們遺憾過，當時吳大帥並非必死無疑，德國醫生曾前來他家為其診治，只要他肯去受國際法保護的東交民巷內的外國醫院，遭暗算的英雄之軀或可有救。可他，寧死不肯違背多年前向國人所做的承諾︵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

　　於是，在日本人與漢奸的假惺惺的鱷魚淚裏，在抗戰領袖蔣介石委員長的悲切的弔唁聲中，在家人與部下號啕哭別聲中，北洋集團裏的唯一儒將、性情倔強的吳佩孚魂歸蓬萊仙山，惟餘他手書的那幅長聯在這故宅正堂的牆上瑟瑟而泣：

　　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

　　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

　　怎麼說，這也是個英雄啊！小彤忽地冒出一句喟歎。

　　大院西側，還有半爿灰瓦紅柱的老房子，與我們看過的東院遙遙相對，只是已經不似東院這般完整了。一東一西兩簇清時舊房被大院當中的五層鮮亮的主樓比得十分猥瑣，而主樓前正觸目驚心地堆放著一垛紅磚與一垛方方正正的花崗石｜｜無疑，破舊立新工作尚未結束，基建的同志仍要努力。

　　劉建國是破壞的見證人與參與者之一，他指著主樓前的籃球場說著幾年前愚公移山一般毀掉此院內的大片假山的痛心舊事｜｜

　　都完蛋了，八個院兒好歹留下了你們看過的那麼一個小院兒，還是我們單位自己出錢修的，至今也不是文物保護單位。

　　我忽然悟出，整個吳氏帥府應該很大，甚至現在這座巍峨的主樓也不會是當年主人的正屋位置，因為按北京四合院的佈局，臨街大門正北方的小院不應該是豪宅的正屋，正屋理應在大門內的西側。如此說來，剛才我呆過的那個小院兒可能只是吳佩孚的﹁八大處﹂之一處｜｜成為寓公的吳子玉仍像當年一樣，在自己身邊保留了完整的政務、參謀、秘書、交際、軍法、軍需、軍醫和副官八個處。沒有子女的吳佩孚正好可把他的八大處分配到八座相似的小院中。除八個小院兒之外，吳佩孚應該有自己的會客大殿、臥房，應該有自己的後花園；眾多依附於他的門客和三百多官兵的衛隊，也應該有足夠大的生存空間啊！

　　也就是說，我看到的，只是當年﹁花園﹂的一小半兒而已。

　　握別劉建國，回到什錦花園胡同，我對著已經堵死了的原此院大門拍了張照片。灰牆灰瓦，貌不驚人，只一輛廢棄了的﹁拉達﹂轎車蓬頭垢面地廝守著。誰也看不出，這裏曾是一位中國歷史上特立獨行的元帥府第。

　　相鄰的一個高門第，即路口標牌標明的那座十九號四合院。﹁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的銘牌在斯，但沒注明是哪位大人物的故居。石階未損，朱門緊密，綠框整潔，描簷工麗。京城胡同裏常見這種風景，即表面上依如舊宅，但整修一新的門窗牆瓦和緊閉的大門讓人敬而遠之｜｜裏面住著的一定不是一戶平民百姓。我們正要掠門而去。不想一輛小卡車在門前停住，下來兩人叫開大門，稱是﹁送氣兒的﹂。裏面馬上閃出一年輕人，驗明來人身份後，遂大敞其門並卸去高門檻，幫來人從車上往下卸一罐罐燃氣，再一罐罐兒地往院裏滾。

　　我瞅著空當，言明來意，青年門人乃准我等入內一覽，並說這是張部長的家，不讓參觀，但記者嘛，看一眼無妨。至於張部長是什麼部長，小夥子也說不清楚，只說是部隊的，當過中央委員，九十多歲了，住在第三進院兒裏。

　　後來，從︽北京文物勝跡大全•東城卷︾裏，我查到了有關什錦花園胡同十九號的文字，稱其為晚清建築，保存完好，曾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亦即令人恐懼的﹁軍統﹂首領戴笠在北京的住處。

　　吳氏舊宅的位置如此之重要，大大地令我開悟：往北，僅隔三條胡同，就是原先的鐵獅子胡同！也就是說，不管是北洋時代的國務院，還是日本人佔領時期的﹁華北派遣軍總司令部﹂，面南而堵的，正是咄咄逼人的吳大帥府。有老吳在斯，哪個當政的北洋總理不忐忑？那些異族的佔領者更是終日惴惴不安！

　　所以，吳佩孚只要呆在這個偌大的院子裏，一股子森然的正氣就像院裏的那株古樹一樣，深深紮根於舊朝帝都中心，並且，超然於市井之外。舊時的建築可以修復，但古樹卻無以再造，樹對於時光之忠誠是萬難作偽或克隆的。所以，我不再吱聲，只是回望著院中央那株殘存下來的彎木，默默地行了一個注目禮。

　　抽了沒事兒的一天，我請插隊時的好友李信偉駕車陪我去找吳佩孚的墓。借著順利找到吳氏故宅的運氣，我想再試一把兒。

　　我只知道京西多古墓，吳佩孚也埋在那一帶，在海澱區的一個叫普蘭店的村外果林裏，再一無所知。

　　李信偉﹁玩車史﹂比較長了，下鄉時即把村裏的一輛趴了窩的手扶拖拉機鼓搗好並因此當上沒有駕照的司機。他相信我的﹁考古﹂直覺如同我相信他的嫺熟車技，所以一路上不停不問，﹁捷達王﹂直奔玉泉山下。

　　在一條兩邊有粗大的楊樹的柏油路上疾跑了一會兒，我感覺快到目的地了，便在一處村外停住車，進路邊一小店打聽普蘭店村在哪個地方。

　　屋裏面煙霧彌漫，店主正與一幫哥們兒在﹁砌長城﹂，他叼著煙捲兒頭不抬眼不睜地回答我：這就是普蘭店。

　　我怎麼這麼好運！

　　車進村莊，順道繞彎，路邊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太太和兩個南方模樣的青年夫婦在曬著太陽聊天，南方人應是在此租房的打工一族。停車問有無吳佩孚的墓，南方人不曉，倒是那位缺了牙的老太太嘴巴一撅：那邊就有個挺大的將軍墓。

　　竊喜。拐彎便到。

　　村東土路邊，是一片蘋果園，三五青壯年農民正在拾掇農活。園中，一座有些規模的穹型圓墓背路而築。

　　我不禁小跑過去，為吳佩孚墓的表面上的完整如初而頗感意外。但到了近前，才知並非吳墓，是﹁顯考曲公同豐偉鄉將軍之墓﹂。

　　曲同豐？我怔了一下｜｜不就是段祺瑞手下的那員皖系大將嗎？那個被學生吳佩孚打得落花流水的前保定軍事學堂的老師嗎？那個在慘敗後求見孚威將軍卻被拒見的皖軍前敵總指揮，那個當過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航空署署長和空軍總司令的北洋集團裏重量級人物，他怎麼也埋在這裏？這個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湖北軍人，第一次直系戰爭中受盡凌辱︵吳軍的士兵們竟上前來一根一根地揪他的鬍子︶，雖說後來東山再起當過張作霖麾下的﹁安國軍﹂某軍軍長，但畢竟元氣大傷。按說，他恨死了讓他蒙受奇恥大辱的吳佩孚，卻不料，他與當年戰場上的死敵同眠一地了！

　　皖系，直系，都入黃土裏。

　　曲墓為近年新建，從墓碑上看，是其子女集資重修的。原墓想必毀於﹁文革﹂。同是京西名人之墓，﹁破四舊﹂時，連附近的萬國公墓裏的共產黨領袖李大釗烈士墓碑都被推翻了，何況一個軍閥的土丘？

　　打聽農人，吳墓何在？農人遙指村外路北。

　　我們復驅車橫穿公路，遠遠見荒野裏有一半圓建築。駛上一座入村的小橋，見兩位穿迷彩服的年輕士兵在壓腿彎腰自我操練，便問軍閥吳佩孚的墓是否田中那座﹁饅頭﹂。軍人相視搖頭，說，聽說過吳佩孚的墓就在這一帶，但不知到底在哪兒，田裏的那個圓堆不是墓，是座老碉堡。

　　瞻前顧後，再無明顯土堆，惟那座﹁碉堡﹂似墓，便疑兵士不諳民間事，復下路請教一位正在疏林裏耕作的老農。老農抬手一指那孤零零的圓物：那就是嘛！

　　果真是它！

　　一旦踏著軟軟的鬆土真的抵達吳佩孚墓下，我反倒有些踟躕了。這位民國英雄的歸宿雖不出意料地慘澹，但所見還是讓人略感酸楚｜｜

　　半圓的鋼筋混凝土澆築的大墓沒有任何標識，更沒有名人之墓應有的一些附屬物︵如圍牆，如松柏，如守廬的房屋︶，上部的表皮剝落得極為襤褸，下部乾脆全然裸露了，只餘那些嶙峋的大石子兒在不停地硌眼；更驚心的是墓身上有兩處被鑿開的不規則的洞，如同兩隻被戳瞎了的眼窩在幽幽地瞪著世人。

　　我知道，這肯定是﹁文革﹂的﹁豐功偉績﹂，在毀滅歷史方面，史無前例的那場﹁大革命﹂是人類史上最徹底的一次文化暴行。

　　我繞墓一周。北面有兩扇水泥墓門，被粗壯的鐵箍所固，門隙間有砸過的齒痕；其上，是一長桌狀水泥台，疑是當時的供台。我躍上臺子，摸了摸早已涼透了的墓身，心裏越發冷了。墓南側有個更大的洞，大到足以讓我和同伴把頭抻進去看。只是墓室裏太黑，得定一會兒睛後才能看得清裏面｜｜

　　偌大的墓室裏空空如也，高曠的內壁上有幾行看不清的標語遺痕，再往下，一地亂石。

　　冬日的太陽，早早地倦怠了，才下午三點多，就懨懨地要回西山了。曠野風起，疏枝齊瑟。北面是著名的玉泉山，那個有名的寶塔正無奈地瞅著我們幾個探墓者，從六十多年前吳佩孚被轟轟烈烈地送到這塊地上，這塔就目睹了吳墓的滄桑。

　　當年，噩耗傳出冷清的什錦花園吳公館，北平的日本佔領軍和漢奸政權立馬重重祭奠了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連日軍侵華最高司令官也參加了公祭儀式，而華北淪陷區的各省市三日之內均下半旗志哀。

　　吳佩孚之死，一直有三種說法。

　　一是被日本人害死說，這也是在大陸和臺灣都認同的一種說法。

　　一是被國民政府的特工人員投毒致死說，這是當時漢奸報紙上的說法。

　　還一種，即患牙病併發敗血症說，這是參與﹁吳佩孚工作﹂的日本高級間諜的說法。

　　乍看起來，後兩種說法也不無道理，因為蔣介石怕有影響的﹁舊人﹂與日本人合作，確有過此類﹁前科﹂｜｜汪精衛逃到河內後，他即命令軍統人員前往制裁過，只因汪氏命大才僥倖苟活了下來；與吳佩孚一併被日本人考慮的前北京政府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也是剛剛與日本人在上海灘秘晤後便被人槍殺的。但明眼人都知道日本人的一貫把戲，十一年前的張作霖被關東軍炸死時，不也曾被日本人宣稱是﹁南方便衣隊﹂所為？沒誰相信只害了幾天牙病的吳大帥會壽終正寢。

　　日本人為什麼要隆重追念吳佩孚？是善搞詭計的日本人在繼續作秀？還是他們的確為吳的民族氣節所感動？｜｜有時東洋人也會對寧死不屈的中國志士表現出比較奇怪的敬意，數年後他們不也曾朝與他們戰死的張自忠將軍的遺體列隊鞠躬致敬並妥善收殮了嗎？

　　對吳佩孚之死，真正感到難過的是遠在巴山蜀水的中國中央政府。打敗了吳佩孚的蔣中正先生親致唁電給北平什錦花園吳公館，盛讚了吳子玉先生：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許國，比歲以還，處境彌艱，勁節彌厲，雖暴敵肆其誘脅，群奸竭其簧鼓，迄後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義炳耀，海宇崇欽。先生之身雖逝，而其堅貞之氣，實足以作勵兆民，流芳萬古。

　　國民政府與最高國防委員會還分別決議，追贈吳佩孚為一級上將。在中華民國的軍人榮譽史上，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頂戴。陪都的報紙上，更譽吳為﹁中國軍人的典範﹂。

　　還一點耐人尋味的是，國共兩黨都對他們第一次合作時的仇敵之死表示了相同的惋惜。駐重慶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就這樣對記者發表談話說：

　　吳佩孚雖然也是一個軍閥，但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是關、岳，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勢時還能自踐前言，這是許多人都稱道他的事實。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當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

　　一個被打倒的舊軍閥，能得到政見不同的當年敵手們的一致稱頌，實屬不易！

　　日光愈發失溫，而曠野上的風越來越硬，透過吳墓身上的兩個窟窿發出奇怪的鳴響。

　　它在訴說什麼？

　　枯寒的林枝緘默不語。

　　我們只好去問一位在吳墓附近牧羊的老人。

　　儘管老人身上的那件黃軍大衣內裏已經髒得和他鞭下的群羊一樣看不出白色，但對其童年的所見，老人的記憶還是很鮮明的：

　　吳佩孚下葬那天，來了好多人，和尚、道士、軍人，還有日本人，好幾里地長吶！不過，他的墓一直不風光，就這樣兒，嗯，就這樣兒。

　　花白鬍子上垂著清鼻涕的老人還在講少時見到的景象：吳佩孚沒有兒女，平常很少有人來掃墓。倒是有一個人，在他的墳邊上蓋了間屋住，聽說是他手下的人，一直住了好多年，後來去了那邊的村裏當了學校的工友，﹁文化大革命﹂來了，這個人就不見了。

　　不知是天太冷還是講述者歲數太大，老人說不清﹁文革﹂時誰來搗毀的吳墓，也說不清原先的吳墓是什麼場面，只是糾正了我對腳下這片土地的叫法，說他們莊叫小黃門兒，不是普蘭店。

　　後來，我從︽北京舊聞叢書︾中查到了一點相關的文字：

　　墓地四周有松牆圍護，墓前立著一通石碑，上刻﹁孚威上將軍吳公之墓﹂，松牆外邊立一塊﹁吳佩孚墓地﹂指示牌。吳佩孚手下一位師長，在墓地建成兩間陋舍，自願充任守墓人，長年居住守護在這裏。

　　空墓裏發出的聲響，也許就是那個自願為吳大帥守墓的神秘長者的絮絮交代？

　　吳的人格魅力，確也令不少人折服。有一例證：北伐軍攻堅武昌時，一位吳軍的軍長死守城中直至被俘。勝利者責其不該為吳氏賣命，該軍長卻答：吳大帥的主張可能不對，但其人格令我信服，且對我有知遇之恩，故本人明知城不可守也要為他而戰。戰勝者感其對吳氏的忠義，非但未加害這位敗將，反而將其釋放。

　　古人重義，義薄雲天。無論是那位守城之將，還是這位守墓之將，能為故主如此忠心，該是何等的堅忍啊！那位敗軍之將，後來窮死津門；而這位守墓之人，卻不知所終，結局無法不令人懸念：試想一下，一位孤獨無援的神秘老人，默守著故主的一丘圓墳，春秋倥傯幾十載，不惜黑髮人熬成白髮人，這是怎樣的傳奇！

　　一行人悵然回到路上。

　　回望吳墓，空寂於荒原之中，周圍只有寒風狂搖枯枝。

　　然而，我突然看出，它不似碩大的饅頭，更不是什麼碉堡，而是活脫脫一具堅挺的陽物｜｜

　　它上圓下粗，茁立於天地之間，任寒流摧之暖風熏之，卻堅持著不肯倒下。好硬朗的一條生命之根！好剛強的一道曠野奇景！誠若當年蔣中正先生所贊：﹁屹立如山，不移不屈。﹂

　　當初困居白帝城時，像一千多年前在夔門長歌當哭的杜甫一樣，吳佩孚也在懸崖上面對茫茫大江抒發過連篇的感慨，他的長詩︽萬縣放歌︾的最末一首，是一首很悲涼的短章：

　　他年容吾一抔土，

　　不須伐石姓名敘。

　　自古聖豪幾墳塋，

　　茫茫煙蔓尋何處？

　　冬季村外，斜陽荒塚，能不暗驚這位吳子玉先生的讖語？

　　看過吳佩孚墓之後的次日，正是星期天早晨，我在北京潘家園的舊書攤上﹁淘﹂得了一本線裝的小冊子，發黃的封面上題著︽日食參考說︾，作者署名﹁吳佩孚﹂，名下附一紅章，是陰文﹁吳佩孚印﹂。攤主索價三百元。

　　我有點暗驚與這位山東老鄉的頻頻相遇，便從塑膠套中取出此書。

　　翻開扉頁，兩行似褪了色的鋼筆字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

　　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於北京什錦花園十一號公館客廳親贈壽泉

　　這是作者死前半年題贈別人的。

　　我一點兒也不懷疑此書的真偽了，只想把屬於這個人的東西一併收藏起來，便以二百元的還價成交，欣然成為此書的主人。

　　說實話，這類說天象的文字很難讀，我也向無興趣，但第一頁的頭一行文字還是嚇人一跳。文曰：

　　秋季七月的壬辰日辰。正是初一那天。太陽被陰魂有所掩食。以至於全體食盡。

　　刊印線裝書時還不會使用逗號，但我已經知道這是山東老鄉吳子玉在預告日食的準確時刻了。看到這半人半神的預言，能不讓人對著者肅然起敬？

　　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於山海樓

草莽元帥林｜｜張作霖的空穴與故宅︹上︺

　　遼寧省和撫順市的地圖上，都沒標﹁元帥林﹂。

　　地圖上的地名都是些大小圓圈，元帥林不是圓圈，甚至連個小黑點都不是。所以若不是當地人領來，我很難走到這個草深松高的地方。如同河南安陽的﹁袁林﹂，撫順城東這片草莽裏的﹁元帥林﹂也是陵園，是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的墓地。

　　莽莽中華大地上，稱為﹁陵﹂的君主之丘遍佈東西南北，但叫﹁林﹂的恐怕只有屬於民國的這兩座，而名為﹁元帥林﹂的，唯此一座。在墓主殞命後的第七十三個年頭，正是長風萬里送秋雁的時節，我走進空曠而寂寥的元帥林。

　　此地景色甚好。對面是鐵騎山，腳下有渾河水，四周峰巒起伏，森林茂然。只是，枉費了張學良與其父的五夫人壽懿女士的一片苦心，這麼好的風水竟沒招來逝者的遊魂。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五月，在張作霖周年忌日前開始建造的這座東北第一陵，尚未完工時，﹁九．一八﹂的槍炮聲就驟然爆響。硝煙起時山河色變，鐵蹄踏處工匠四散；國破家亦亡，安能顧陵墓？好精緻的一座華夏宏墓，遂成為被廢棄的建築工地。那些被奉軍從北京的王公墓前和太監廟裏移來的精美和不精美的石人石獸，更是凌亂不堪地倒伏於區內各處，一片狼藉。嗚呼！張作霖雖死猶恥，倭寇讓這位中國強人死後還蒙受著不能入土為安的屈辱。

　　於是，我的眼前，就只剩一間空蕩且落寞的圓形墓室。沒有棺槨，沒有殉物，偌大的漢白玉棺床一直沒等來墓主人。

　　墓室內，穹窿內壁上繪著炫目的海藍色的天空，天上的一朵朵白雲與下面的一片片波濤都繪得十分俗氣。最不可思議的是，墓門上方竟塑著兩個背生雙翅卻是坐在石墩上的裸女！在我看來，這粗俗的雕塑實在與墓主人的身份不符，真不知張學良當年為何會選擇這種不倫不類的圖案。西洋化的雕飾與中國化的色彩十分難看地擰在了一塊兒，讓人十分費解。天文臺一樣的圓頂罩著一個令我感到悲愴的故事，儘管這故事的主人公一直屬於戲文裏的白臉人物。

　　我躡足而出，怕自己蹭起那段歷史的悠悠的回音。

　　也許這樣對比不恭｜｜但張作霖的這座墓室確與我數度謁過的南京中山陵的墓室十分相似。

　　其實中山先生寢宮的設計也非首創，凡在法國巴黎的榮軍醫院看過拿破崙墓室的人都知道，南京鐘山上的那座穹隆頂建築幾乎就是前法國皇帝墓室的翻版。張作霖死於孫中山之後三年，而生前又以﹁中山先生老友﹂自居；建此墓園時，正是中山陵剛剛竣工之際，張學良已經讓東三省統一在了青天白日旗下，所以，無論出於長遠的政治考慮，還是追附當時的審美觀，張學良把先父的長眠處建得與中山陵相似是很有可能的。

　　而張墓的外形又與安陽的袁墓相近，也是直接建在平地上，一個高大的方台，一圈石砌的圓頂，墓道徑直通進墓室。沒有明清皇陵的那種朱牆金瓦峨樓巨碑，只有潔白的石頭與靛藍色的琉璃瓦。民國初時崇尚全盤西化，僅從這些風雲人物的歸宿設計上亦可看出端倪。

　　不光墓室如同中山陵，整個﹁林﹂都與﹁國父﹂陵園無二致：正門也在山下，也是必須登一級級石階才能到達山上的墓丘。只是，站在修葺未久的元帥林牌坊往下看，一切都是反的｜｜原先的一百零八級石階，現在大部分已沉於深不可測的水中，成了陸地通向水裏的碼頭；而石階盡頭的元帥林正門，更早淪為魚鱉之宅了。兩幢帶五角星浮雕的造型獨特的石柱，孤零零分立水中，不復有帝陵前望柱的威嚴，倒像西子湖裏的﹁三潭印月﹂一類的建築小品。正門成了澤國，旁門便成了通道，我就是﹁走後門﹂從陵墓背面繞過圓牆進入陵區的。前後錯位，上下顛倒。

　　我禁不住走下殘破的石階，俯身撩了把水。令人心寒的涼。

　　張氏陵前的這一泓大水，是撫順大伙房水庫東北角兒的一段河汊。狂熱的一九五八年，高唱著大躍進歌謠的人們，在努爾哈赤一戰功成的薩爾滸古戰場上建成這座泱泱水庫︵總蓄水量二十一億立方米︶。從此，這一方的黑土地飽受滋潤，但也從此，一座完整的陵區成為孤立於半島上的半拉子風景。自從有了下游那道四十八米高的水庫大壩，鐵騎山與元帥林就成了隔水相望的兩個景點。

　　身後，一位租望遠鏡的老漢指點著對岸的鐵騎山說：﹁瞧見了吧？對面山頂上有塊大石頭，叫晃蕩石，平常老晃蕩，可就是掉不下來。不信，你花兩塊錢看看？﹂我眼力尚好，極目對面山頂，果見中央凹處有塊巨大的石頭。我笑著拒絕了老漢的慫恿。

　　我知道，把尋常的景物說得神乎其神是旅遊景點的人對外來遊客的一種商業性誘惑，如同長白山人士堅稱天池裏有個巨大的水怪。估摸得有幾十噸重的﹁晃蕩石﹂顯然不可能搖晃，無非因為它身陷兩巒之間，旁有疏林遮擋，加上相距遙遠，時有山嵐漫漶，才讓人偶會產生錯覺而已。

　　那麼，人們對墓主人｜｜那個在北洋時代晚期的政壇巔峰上不搖不墜的小個子東北漢子，是否也一直有視覺上的誤差呢？

　　張作霖，奉系軍閥首領，時以﹁奉張﹂稱雄於北方。這位北京政府的最後一位執政者，是唯一不得好死的中華民國國家元首｜｜眾所周知，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６月４日一大早，從北京撤回東北的張作霖在家門口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斃命於兩聲驚天駭地的巨響之後。因事發地是皇姑屯火車站外的一座鐵路橋，故史稱﹁皇姑屯事件﹂。

　　從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春到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春，只十餘個春秋的北京政府，就走馬燈似的換過七位國家元首。七位中，數首任的袁世凱和其老友徐世昌幹的時間最長，都當政四年；數他張作霖最慘｜｜從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６月十八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裏宣誓就任安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到轉年的６月４日上午殞命於瀋陽家中，還未滿一周年。

　　來元帥林之前，我曾在瀋陽仔細流覽過三洞橋｜｜那個因張作霖被炸而名載史冊的鐵路橋。

　　我不是頭一回來看三洞橋。

　　第一次，一九九四年﹁十一﹂期間，我與三洞橋擦肩而過。那是我第一次到瀋陽，乘計程車偶過此地時，無意間瞥見高高的路基上有塊高不過膝的骯髒的水泥牌，上面極不認真地嵌著幾個小字：﹁張作霖被炸處。﹂沒待回過神兒來，車已駛遠。兩年後我隨單位領導譚先生路過瀋陽，借轉機飛延邊的空當又打車來看舊地，知否？知否？卻道光景依舊｜｜還是那塊蒙滿塵埃的簡陋水泥牌，還是那六個毫無憐憫心的銘文，如同標明此地埋著一條髒狗一樣的不屑。那一次我還是連車也沒下。這一次，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借採訪在瀋陽五里河體育場舉行的慶祝中國男子足球隊入圍世界盃的大型演唱會之機，我第三次來到瀋陽，也第三次來看三洞橋。

　　所謂﹁三洞﹂，說的是橋下由兩座水泥橋墩隔成的三個通道，兩﹁洞﹂依然跑火車，一﹁洞﹂為公路與人行道。史籍稱此處為﹁老道口﹂，因其為南滿鐵路與京奉鐵路兩條鐵道的交叉口｜｜橋上的鐵路北接長春南通大連，橋下的軌道由瀋陽鋪到北京︵時稱﹁京奉鐵路﹂︶。當年，日軍就是在這座橋上預埋了二百五十磅炸藥，待凌晨五時三十分大帥專列如期而至時，五百米外望塔上的關東軍獨立守備隊隊長狠命扭動了開關，三洞橋那極厚重的鋼筋混凝土橋面就準確地砸在了第四節車廂上……

　　一個有可能改寫近代中國乃至東亞歷史的強人消失了。

　　我是一個對歷史遺跡有盎然興趣的找尋者，我對所有影響過歷史的人物都懷有一種敬意。所以，我第三次來瀋陽之際，專程來到這裏，找那塊猥瑣的水泥標牌。

　　從一個修理自行車的老人身後繞過，登上斜斜的路基，卻只見一方新砌的臥式黑色大理石碑取代了原先的標誌牌。

　　新碑正面是一行深鐫著的大號魏碑金字：

　　皇姑屯事件發生地

　　哦，奉天遺民們對前朝的本土首領有了起碼的敬意。

　　張作霖雖為萬人唾罵的﹁反動軍閥﹂，但他主政東三省時，東北地區的民族經濟獲得很大的發展卻是事實，僅以腳下的鐵路為例：在沒有發達的航海與航空運輸業的時代，張氏自建鐵路達十一條之多，里程總數竟占了當時全國自主鐵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就憑這個紀錄，東北人也不該忘記這位先人啊！

　　碑陰是一篇記載事件發生過程的銘文。不過，還是直呼﹁張作霖﹂大名，既不是﹁先生﹂，也不是﹁將軍﹂，更不承認他是﹁大元帥﹂。上前摸一摸，儘管每個字窩都粘著金粉，但還是挺髒。

　　我們城市裏的鐵路兩側總是一副准垃圾場的窩囊相，腳下自不例外，碑前就是一片極簡陋的平房，碑下雜亂的枯草中摻著不堪入目的生活垃圾，讓人艱於喘息。鐵橋附近正在興建一座頗有規模的市內公路立交橋，重型卡車來來往往而致塵土紛紛揚揚。這時，道口的橫杆伴著鳴笛聲緩緩放下，橫杆兩側很快積滿汽車與行人。俄頃，一列橙色的新型旅遊列車自北京方面隆隆駛來，鑽橋洞而過，直趨瀋陽北站。然後，道口開禁，噪音與塵土相攜而起，紛紛揚揚。

　　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這一天的上午，我站在三洞橋上忽生感慨：在這樣的大環境裏，人不可能不灰頭土臉。

　　張作霖一直是中國近百年歷史教科書上灰頭土臉的人物。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的那個黑色的暮春，張作霖的噩耗傳出瀋陽城後，除了東三省懸著弔喪的挽幛外，關內乃至國外，竟是異口同聲的慶幸！

　　勢頭正盛的國民黨罵他，因為他是﹁黨軍﹂武力統一中國的最後一塊頑壘，不是他，南京城外那個無梁殿四壁上的﹁北伐烈士英名錄﹂就會少鐫若干行；共產黨罵他，是因為他一直以﹁討赤﹂為天職，並殺害了中共啟蒙者與北方領導人李大釗。對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近現代中國史，國共兩黨的評價總是你是我非，但說到奉系軍閥張作霖，卻頗為例外地保持了一致。

　　其實，更為高興的是兩個都在中國東北地區有各自利益的強橫鄰國。用病榻上的孫中山諄諄告誡年輕的張學良的話說，就是：你們東北身處﹁紅白兩個帝國﹂中間。孫中山不管兩個強鄰更換什麼樣的國體外衣，掛什麼圖案的國旗，他一眼就看穿蘇聯與日本的共同本質。逸仙先生確是神仙！

　　日本人的興高采烈是可想而知的。雖說駐紮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自作主張操辦了這次卑鄙的謀殺，以致日本內閣總理田中義一在遭天皇責難後不得不引咎辭職，甚至憂憤至死，但一直不肯就範的中國﹁東北王﹂提前被中止了生命，只會使﹁大日本帝國﹂的﹁大陸政策﹂更加順利地實施下去。

　　蘇聯人更是歡天喜地。他們一直把中國的張作霖視為中國第一仇敵，他們認定張乃日本人的走狗，而曾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他們的日本人一直是蘇聯人的心腹之患。欲防備日本人的抄後路，必先打倒奉張，進而在遠東建立一個符合蘇維埃國家利益的中央政權｜｜蘇聯人全力策動的中國南方的﹁國共合作﹂和北方的馮玉祥的﹁北京革命﹂，其實質蓋出於斯。蘇聯人尤其忘不了前些日子張作霖在北京主政時留給他們的恥辱：中國軍警突然闖進蘇聯使館及相關辦公室，起獲了七卡車干涉中國內政的材料︵李大釗就是在那一天被捕的︶，從而使蘇聯人在世人面前大大地丟了一回臉。現在，與蘇聯接壤的漫長疆界上沒了這個強人，﹁老毛子﹂豈不快哉？

　　而且，北京東交民巷裏的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和美國人等對張的斃命似也有些釋然。他們對一直周旋在日本人與俄國人中間的張作霖並不瞭解也就不太感興趣，去年張的就任大元帥儀式，西方使節們居然違反國際外交慣例沒有到場祝賀，現在當然也就更不會為其喪生而哀傷。國際社會不講道義，只認實力。

　　死了張雨亭，居然會讓各方都開心！嗚呼！

　　雨亭是張作霖的字，是他在清光緒元年二月十二日︵一八七五年三月十九日︶生下來後就有的稱謂。待他升任﹁東北巡閱使兼滿蒙經略使﹂後，人們便以﹁雨帥﹂稱之；及至其長子張學良長大成人開始帶兵，成了奉系的﹁少帥﹂時，他則升格為﹁老帥﹂。

　　張老帥的身世很慘：一個從遼寧省海城縣葉家鋪子北小窪村走出來的流浪兒，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苦孩子。

　　有關張氏家族的來歷，晚年的張學良曾講過：他們張家本姓李，祖籍是﹁河北省大城縣﹂，本家一位女子嫁給張家後，因無子嗣，便將李家一個男孩子過繼給了張家，這位男孩兒，就是張作霖家族的先人。張學良還說，他曾問過父親：現在李家已經沒有後人了，他再過繼回去如何？﹁我父親聽後，還連連說好！﹂

　　張作霖連連說好，是因為他已經知道自己本該叫﹁李作霖﹂或﹁李××﹂，因為還在他擔任奉天督軍時，就曾有一個來自河北省大名縣︵並非﹁大城﹂︶的老農前來認親。督軍府的衛兵聽這個自稱姓李的老頭兒來認本家張督軍，以為他是說胡話，差點兒動手打了他。但見老農理直氣壯硬要往裏衝，才不敢貿然行事，將不速之客的來訪層層上報給了張作霖。興許聽父輩說過自家並非原籍東北，張作霖便請老農入府。老人掏出一冊極舊的家譜，指指點點，找出張作霖祖先的名諱，並準確地說出張的祖父的大名！這一下，張作霖呆住了！督軍大人禮遇了這位找上門來認親的老叔，並讓副官將其好生招待了一番。數年前，魏福祥等人編著的︽張作霖沉浮錄︾中有此記載。

　　有關張作霖的傳記在台海兩岸出了不少，相同的說法是：張作霖之父張有財是個不務正業、嗜賭成性的傢伙，某次，他把莊上一個姓王的人贏得光光的，逼人家拿老婆抵債，被那人一怒之下打死了。而被打死的版本又有兩個，一是說被那廝引入村外林中用鐵鎬敲碎後腦勺當場斃命的，一是說兩人互毆時被那人踹中要害抬回家後不治身亡的。總之，按﹁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文革血統論﹂來看，張作霖日後成為殺人越貨的土匪、成為﹁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軍閥﹂，是自有其﹁反動基因﹂的。

　　然而，對於張有財的死，長孫張學良卻不這麼說。暮色蒼蒼的﹁少帥﹂告訴他的傳記作者：祖父被害的原因並非因要賭回別人家的老婆，那天，他根本沒參賭，而是在觀賭時看出，那個姓王的賭徒靠耍手腕贏光了別人的錢，他忍不住指責了那個人。回家途中，兩人由唇槍舌劍演化為拳腳相加，結果，他被那個更年輕力壯的王某打傷，回家後不治身亡。那一年，張作霖才十三四歲。

　　不知是外人們以訛傳訛，還是張學良誓死為尊者諱，反正我們讀到的﹁歷史﹂往往與真相並不是一回事。

　　幼年的張作霖，人稱﹁張老疙瘩﹂。東北方言裏，﹁老﹂即﹁小﹂｜｜﹁老姨﹂說的是﹁小姨﹂，﹁老閨女﹂說的是﹁小閨女﹂，而﹁老疙瘩﹂當然就是﹁小兒子﹂了，﹁疙瘩﹂即﹁寶貝疙瘩﹂之簡稱兼昵稱。傳統的說法是：因父猝死，家又被洪水沖毀，娘不得不帶著他們兄妹幾人改嫁外鄉的一個獸醫。﹁張老疙瘩﹂雖天資聰穎，卻因家貧，唯讀了幾個月私塾便不得不輟學，後跟繼父學相馬、醫馬、騸馬，並因之結識了各路﹁鬍子﹂︵土匪︶。後因生活所迫，他成了大清國的兵勇。

　　關於張作霖從軍的原因，張學良另有說法。他說，父親是因避禍而投奔了清軍。當年，張作霖和二哥張作孚為給亡父報仇，蓄謀槍殺王某。就在他們夜襲仇人家時，驚動了其宅院內的一位老太婆。怕老嫗大叫，張作霖上前掩其嘴，不料手中的槍響了，老嫗登時斃命，而宅子內一片大嘩！兄弟二人不得不中止復仇行動，連夜潛逃。流浪多日後，張作霖在遠離故里的﹁毅軍﹂當了兵。而他的二哥則被官府緝捕到案，被判刑十年︵大清刑律有親屬代為服刑之規定，故張作孚的刑期由其二伯父代服︶。

　　日俄戰爭期間，張作霖曾替兩個在中國東北作戰的外國軍隊當過雙重間諜；大戰結束後，他回鄉娶妻，因家中太窮而不得不﹁倒插門﹂︵入贅︶岳父趙占元家。不料又蒙冤入獄，出獄後一氣之下落草於綠林，成為一方馬賊的首領。這就是張作霖青少年時代的全部履歷。與他同時代的未來軍閥們在讀私塾或讀武備學堂的那些年裏，他卻一個人在荒涼的東北黑土地上啃讀生活的艱辛。

　　動盪的成長歲月，使這個生性機敏的小個子擁有了過人的膽識和堅強的意志，擁有了寧可亡命也不肯認輸的倔強性格，擁有了胸懷白山黑水放眼中原大地的宏志與耐力。

　　這是一個自立於草莽的民間梟雄，這是一個有別於其他軍閥的多彩元帥，在北洋時代的政治舞臺上，這位最後出場的主角無疑是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

　　僅複述早年張作霖的兩個故事，即可窺其為人。

　　一個故事說的是他的果敢：少年時代的一次賭博中，他遭人合夥算計，輸得精光。他悟出被詐，遂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擲在賭桌上：﹁來！我坐莊，賭這塊肉！﹂舊時賭場的規則是莊家賭什麼，眾人就要陪著賭什麼｜｜張作霖賭了身上的一塊肉，若贏了，輸家也必須奉上自身的一塊肉！眾賭徒連忙向張作霖認錯賠不是，並把詐來的錢悉數退還。敢做敢當，甚至敢玩命，這就是張作霖！

　　另一個故事說的是他的大度：新婚後入住岳父家的張作霖，因常替各路過往的土匪醫馬，本人性情也剛烈，遂惹得趙家廟村的富戶們暗自擔憂，一個叫李老恒的鄉紳竟向廣寧縣︵今黑山縣︶縣衙誣告張作霖﹁通匪﹂。張作霖與張作孚因之蒙冤被逮，關進縣獄，一番磨難自不待言。由於查無實據，關了一段時間後，縣衙便將張氏兄弟釋放。出獄後的張作霖才乾脆破罐子破摔，真的投奔了一路﹁綠林﹂。後來越幹越大，成了頭目，但又不甘為匪，便設計劫了東三省最高官員﹁盛京將軍﹂增祺的小妾，請其搭橋，主動接受了清政府的招安，搖身一變為官軍裏的中級軍官。山不轉水轉，十幾年後，當年被誣﹁通匪﹂的張作霖一躍成了中華民國奉天督軍｜｜全省的第一把手！就在張督軍衣錦還鄉回到趙家廟村時，嚇破了膽的李老恒與老妻前往督軍行轅請罪。誰知督軍大人哈哈一笑，說：我張作霖從不記仇，你雖告發我，但也是為了鄉里安寧，況且縣衙並未將我怎樣，反使我奮發向上，才有今日。說罷，反掏出二百塊大洋塞給李老恒，勸其回家安心過日子。喏，這樣一個心胸敞亮不計前嫌的人物，能不出人頭地？

　　沒有任何外力幫助的張作霖在亂世中迅速崛起，成為上世紀初期東方大地上的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你能說沒有其緣由？

　　那天，站在那個終結了他生命的鐵路橋上，我的目光順著兩道泛著陽光的鋥亮的軌道滑得很遠，直至渺茫的北洋時代。

　　鐵路還是當年的鐵路，路基也還是當年的路基，舊橋炸毀後又建了新橋，鐵路炸斷了再續新軌，唯獨對斯人的評價，卻一點也不肯翻新。

　　望著一旁甚囂塵上的立交橋建設工地，我很想知道這座城市的決策者與建設者們是否會從這龐大的工程投資裏撥出一點點碎銀來，在這令整個中華民族蒙羞的地方，為一個曾讓歷史生動的先人，再留點什麼……

　　後來，我找到了當地有關這座立交橋開工時的報導，人們顯然沒有考慮要為一個壞人殉難處追加點預算｜｜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瀋陽日報︾上是這樣報導的：

　　本報訊九月二十七日，位於當年張作霖被炸的皇姑區三洞橋附近，鳴響了興建立交橋的哨響。

　　這一開工興建的群體式立交橋，位於和平區與皇姑區交匯處，該地因歷史上曾發生張作霖被日本人所炸而聞名。此處地處交通要道，道路狹窄，車輛擁擠，經常發生交通堵塞。由瀋陽鐵路局設計院和瀋陽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院共同設計的這一組大型立交橋，將從地上穿越沈吉、長大鐵路。

　　顯然，沒張作霖什麼事兒。

　　走下﹁三洞橋﹂，我走進了大帥府。

　　﹁大帥府﹂是一座總面積為三萬多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建築群的總稱，位於﹁少帥府巷﹂。所謂巷，可想而知，是條不寬的路。︽瀋陽晚報︾的同行劉禾把她的白色富康從矗滿廣廈的喧鬧大馬路上拐進一條小巷後，一片異國情調的紅磚樓房和一道灰乎乎的豪門高牆便緩緩駛入我眼中。車拐進了張作霖時代，我的思路一時卻拐不過來。這就是不可一世的奉系的老巢嗎？

　　這就是大帥府。劉禾把車停在了狹窄的停車場。她說，她家原來就住在這裏面。

　　劉禾能在這座﹁東北第一宅﹂裏住，不是因為與張家有什麼親緣。時代滄海桑田，大帥府裏最能看出冰川擦痕。

　　自從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起，也就是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之後，此宅就不是張作霖遺族們的住處了。蓄謀已久的日本關東軍把張氏帥府當成了他們佔領的主要目標之一。翌年４月，英國人李頓率國聯調查團來滿洲瞭解﹁九．一八﹂真相，日本人才把大帥府讓給了原奉系將領于芷山所轄的偽﹁奉天第一軍管區﹂。後來，日本人接著把張學良未建完的西院洋樓群建好，讓于芷山把司令部搬了過去，這邊則成了﹁滿洲國中央圖書館奉天分館﹂和﹁國立中央博物館奉天分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夏蘇聯紅軍擊潰日本關東軍並佔領東三省，中共領導的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率五千人馬隨之開進瀋陽，把司令部安在了大帥府裏，沒幾天，彭真、陳雲、伍修權、葉季壯四位中共東北局委員們也搬了進來，這裏成了共產黨在東北的權力中樞。但共產黨人只在這裏呆了幾個月就被迫撤出，因為史達林政府與蔣介石政府有約在先：一旦日本投降，蘇軍就要將除旅順之外的東北地區交還中國政府。面對氣勢洶洶前來接收的龐大國軍，中共軍隊不得不退避三舍。於是，翌年的二月末，這裏成了國民政府軍政部下屬某部門和國民黨瀋陽市黨部的辦公地。半年後，國民黨軍政機構撤出，這裏又恢復了圖書館與博物館的功能。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林彪指揮共產黨軍隊攻克瀋陽城後，依然讓這豪宅保持了文化場館功能，只是把﹁東北圖書館﹂從北邊的哈爾濱搬遷過來，使其內涵更為豐實。到一九五七年，圖書館中又分出檔案館，東北圖書館與東北檔案館兩館一直並存院內。﹁文革﹂初期，天下大亂，各地軍人秉權，瀋陽軍區曾三次派人前來查閱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叛徒﹂材料｜｜劉青年時代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還真的被抓進張學良的監獄呆了一個月。共和國第二任元首被殘害致死的三大﹁罪名﹂｜｜叛徒、內奸、工賊，頭一項便是從這大帥府裏查到的﹁白紙黑字﹂。到一九七○年，檔案館搬走，遼寧省文學藝術聯合會和遼寧省作家協會又被安排進來填補空白。劉禾的父親是省文聯的詩人，所以，她也就無意間成了大帥府裏的居民。

　　那時候，裏面可破爛了！總共有五十多戶人家哪，直到九十年代以後，裏面的人家才都搬了出來。

　　雖然這邊的三進院加後頭的大、小青樓都已辟為對公眾開放的場館，但西院仍是政府主管部門的辦公處。有一幢幢異國風格的紅磚樓房的大院，本來是長兄張學良要給眾多弟弟們建的家，因﹁九．一八﹂事變，張家一天也沒住上。至今西院大門口依然掛著﹁遼寧省文化廳﹂、﹁遼寧省文物局﹂的大牌子，其個頭比大帥府正門的兩塊牌匾還大呢！

　　帥府正門的那兩塊金屬牌匾上嵌著此宅的過去與現在：張學良舊居陳列館

　　遼寧省近現代史博物館

　　其實，張學良只是這座龐大建築群的第二代主人︵據說，瀋陽房產檔案上現在還登錄著﹁張學良﹂仨字︶。管這兒叫﹁張學良舊居﹂和﹁少帥府巷﹂都不準確，也許叫﹁元帥府﹂或﹁元帥胡同﹂更為貼切，因為這兒首先是張作霖的住處。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被大總統袁世凱任命為中華民國陸軍第二十七師中將師長的張作霖開始在瀋陽城裏興建的這座豪宅，從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他攜家眷入住，到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他在此宅內過世，除去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幾年外，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他一直在這深宅大院裏主家、主軍、主政。

草莽元帥林｜｜張作霖的空穴與故宅︹中︺

　　如同阿Q忌諱光亮，張作霖最不願被人提及早年落草為寇的經歷。其實與他當﹁鬍子﹂的短暫歲月相比，他當官軍的時間更長｜｜且不說日俄戰爭前他就當過清軍士兵，單說主動受招安後成了中級軍官，到清朝覆亡前他已經是堂堂的﹁關外練兵大臣﹂兼二十四鎮統制。咳！人不能幹醜事，雪白的綢衫上有過污點，任後來使多大的勁兒也搓洗不淨了。但更大的醜事是他在武昌首義後的鎮壓﹁亂黨﹂之舉，本來他是駐紮在遠離省城的洮南府裏的奉天前路巡防營統領，聞省城有革命黨人行動後，星夜率部趕至奉天城鎮壓，並因此而立足省城，成了擁兵自重的關外軍閥。這種不光彩的發跡史一直為人所詬病。民國成立之後，他從一鎮之統制，搖身變成一師之師長，換的是頭上的帽子，不換的是擁兵自重的思想。清朝的鎮亦即民國的師，統制就是師長，正所謂﹁換湯不換藥﹂也。

　　從張作霖頭一回晉京接受國家領導人召見時的言與行，就可看出此人﹁思想覺悟﹂水準之低：他一見到袁大總統，便跪地三叩頭。老袁連忙趨前扶起他，笑言：﹁此民國也，不興封建那一套禮數矣。﹂他卻振振有詞地回稟：﹁前清時俺只知皇上，如今只知大總統……﹂後來，他駐節津門，雖已是威風八面的北洋第一人了，但見到比他年輕許多的遜帝溥儀時仍翻身便拜。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詳細記下了那次會面︵括弧內除特別聲明者外均為筆者注︶：

　　我到天津的這年六月，榮源︵溥儀之岳父︶有一天很高興地向我說，張作霖派了他的親信閻澤溥，給我送來了十萬元，並且說張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館裏和我見一見。這件事叫陳寶琛︵溥儀的師傅︶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對，認為皇上到民國將領家去見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萬萬不可以的。我也覺得不能降這種身份和冒這個險，所以拒絕了。不料第二天的夜裏，榮源突然把閻澤溥領了來，說張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著我，並且說中國地界內決無危險，張作霖自己不便於走進租界，所以還是請我去一趟。經過榮源再三宣傳張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對我表示過的關懷，我又早在宮裏就聽說過，除了張勳，張作霖是對於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沒有再告訴別人，就坐上汽車出發了。

　　這是初夏的一個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張作霖的﹁行館﹂曹家花園。花園門口有個奇怪的儀仗隊｜｜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槍劍戟和現代的步槍，從大門外一直排列到大門裏。汽車經過這個行列，開進了園中。

　　我下了汽車，被人領著向一個燈火輝煌的大廳走去。這時，迎面走來了一個身材矮小、便裝打扮、留著小八字鬍的人，我立刻認出這是張作霖。我遲疑著不知應用什麼儀式對待他｜｜這是我第一次外出會見民國的大人物，而榮源卻沒有事先指點給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遲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磚地上就向我磕了一個頭，同時問：﹁皇上好！﹂

　　這就是張作霖，一個依然敬重舊主的新朝大帥。之後，溥儀還寫了張作霖對﹁逼宮﹂的馮玉祥和日本人所表示的憤懣，然後，他寫道：

　　我每逢外出，駐張園的日本便衣員警必定跟隨著，這次也沒例外。我不知道張作霖看沒看見站在汽車旁邊的那個穿西服的日本人，他臨送我上車時，大聲地對我說：﹁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訴我，我會治他們！﹂……

　　瞧，﹁奉張﹂就是這樣一個政治立場堅定，愛憎異常分明的軍事強人。

　　兩種社會制度轉換之際，新與舊的對撞雖不可避免，但也往往不像後人想像得那麼尖銳與激烈，陣營也未必旗幟鮮明；所謂﹁革新派﹂未必全無舊觀念，﹁保守派﹂也未必堅拒新東西。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們往往退一步為舊人，進一步又成新人，進進退退，新與舊誰能說得清？慈禧太后殺完了維新人士，又頒令全國推行﹁新政﹂，李鴻章、張之洞等朝中重臣也都資助過在野的維新團體﹁強學會﹂，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乃至各省首長如張作霖他們，哪個不是剪了辮子又成新朝棟樑的？即使是民國了，應邀北上的革命黨領袖孫中山第一次見到袁世凱的時候，不也振臂高呼過﹁袁大總統萬歲！﹂的封建口號嗎？以張作霖的身世，他沒受過新思潮的影響，滿腦門子忠孝節義，是只認實力的一介草莽英雄，所以，他在新舊體制劇烈融合之際的表現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任關外風浪起，這廂忙建四合院。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時的張作霖已經三十七歲了，該考慮安家置業的事了。所以，進入瀋陽後，他先是租了前清道台大人的一套舊宅住下，後又買了下來。過了一年，又購得其西側的原江浙會館，然後，將兩處老房子統統拆除｜｜嘁！如此破費，卻不過是為了買塊地皮而已。窮苦農民的兒子要建全奉天省最棒的房子，土匪出身的長官只想張揚不羈的個性。他命工匠按所見過的奉天城裏前清王府的樣式來建他的師長私邸。經一年多的建設，這座頗有些規模的三進四合院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秋落成。然而，隨著地位越來越高，老婆也就越娶越多，小後院裏住不下了，所以，他又在後花園東邊建起一座二層的青磚小洋樓，人稱﹁小青樓﹂，讓五夫人帶著各房的女兒們住了過去。隨著勢力越來越大，政務也就越來越多，二進院裏的那排正房︵辦公室︶已容不下偌多的公務，他又在假山之後建成一座三層高的青磚大樓，即當時瀋陽城裏最高的﹁大青樓﹂。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的那個春天，張作霖一臉春風，因為四十一歲的他終於有了一個完整的家。此時他已榮升奉天督軍兼省長。他以省為家，在家治省，此宅既是他與眾多家眷的私宅，也成了他在督軍署與省府大院之外的官邸。風雲變幻莫測的動盪時代，這一帶自然也就成了戒備森嚴的特殊地帶。

　　當時，奉天城裏人稀車少，出入此巷的小汽車更寥若晨星，不像現在，幾輛旅遊大巴就把帥府路塞死，惹得過往的騎車人嘖有煩言。

　　此宅初建成的那些年裏，有一個英俊少年每天都要拎著書包從這大院身後的督署街經過，也許坐在洋車上，也許一個人走在馬路上，總之，他常常邊趕路邊怯怯地打量路南的這座龐大的灰色建築群。直到近半個世紀以後，這個當年奉天洋學堂的學子以共和國首任總理之尊走進這所龐大的宅第後，才第一次見識了灰色高牆裏面的一切｜｜一九六二年６月某日，受人愛戴的周恩來先生邊細細參觀，邊向身旁的夫人鄧穎超講述著當年經過此地時的情景，感慨道：那時，這兒真是神秘威嚴得不得了！

　　威嚴的不是空房子，而是目光炯炯的房主人。

　　有歷史學家寫過：

　　作霖身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見於眉宇。……遇事剖決如流，機警過人，及其怒也，鬚髮畢張，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而懷其惠。

　　有威不在身高。威是極少數領袖人物與生俱有的內在氣質，威是當權者全不經意間的舉手投足。

　　這裏有一段軼事。

　　張宗昌也是土匪出身的民國著名軍人，落魄時投靠奉張，張作霖曾天天供錢任他賭，對其寵愛可見一斑。後來，這位山東大漢也真爭氣，憑戰功一躍而為奉系驍將。某次他從黑龍江省駐地來瀋陽謁見老帥，一入大青樓，就大大咧咧往大帥辦公室裏走去，邊走邊道：﹁老爺子，效坤︵張宗昌字效坤︶到了……﹂不料話音未落，張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進！你是軍人嗎？媽了個巴子的，當在家裏呢！﹂高出大帥整一頭的張宗昌登時目瞪口呆！好在這傢伙反應快，馬上原地頓足立定、向後轉、邁步退出，然後，在門口回身舉手敬禮並高喊：﹁報告！張宗昌到！﹂待裏面發話後才規規矩矩進屋聽訓。

　　軍法森嚴，公私分明，有張有弛，無論親疏，這才有了近百萬奉軍當年的不可一世。

　　說到治軍嚴明，突然就想起一個極有趣的軼聞，即被毛澤東反覆推薦的﹁紅軍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曲調，竟是當年蘇維埃土地上的子弟兵們從東北大地上學來的！已經有耄耋之歲的東北人回憶過了，比共產黨的軍隊更早唱響這段旋律的，是張作霖的奉軍。

　　這首簡單明快的﹁丘八歌﹂，真是奉軍的一首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教材。不知原創者姓甚名誰了，更不知道他們是否也擁有完全的知識產權，是否也是抓來一首好聽的曲子新填的詞兒。令奉軍官兵萬萬想不到的是，這首本軍練兵曲，日後竟一度成了中國大陸上唱得最響的歌曲之一，毛澤東在生前最後一次列車巡遊的途中，在提醒登車晉見的省委書記和大軍區司令要與林彪劃清界線後，曾親自指揮人們同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如今，我等普通遊人來也，既無需等一進院裏的﹁承啟處﹂的官員發問︵現在性質一如從前，原承啟處成了導遊姑娘們的休息室︶，更不必列隊唱那首熟悉的軍歌，只要在售票口花上幾塊錢，就可以比張宗昌還踏實地大步往裏面走。

　　第一眼就讓我暗吃一驚｜｜這道典型的中國明清式的﹁廣開大門﹂上的橫匾，竟寫著﹁治國護民﹂四個大字！封建軍人通常標榜的是﹁保境安民﹂，但區區一個中將師長卻不說﹁保境﹂而志在﹁治國﹂！好一個膽大包天的張作霖！不知這﹁逾制﹂的牌匾是何人所題？又是何時所懸？天高皇帝遠，師長也忒大膽，他竟然不管官場與社會上的繁文縟節，心裏怎麼想的就怎麼表露，就像早年他拜倒在盛京將軍腳下時的回答一樣乾脆俐落｜｜人家問這個自請招安的土匪頭子：﹁為何求撫？﹂他朗朗回答：﹁為了升官發財！﹂難得他這麼直率！

　　直率無羈的民國二十七師師長把一腔遠大的政治抱負都築在了自己的家中。往院裏走走，才知道，﹁治國護民﹂只是封面，二進院裏的那幾方牆上的浮雕和主人自題的字幅才是內文。

　　二進院是張作霖的辦公處。不等邁進去，先被那座超大垂花門嚇了一跳｜｜比我先前在北京的舊日王府裏見過的所有垂花門樓都有氣派，雖說雕工不如京師的精細，但那種傲視一切的霸氣，卻不得不讓你對深深庭院裏的主人產生一種莫名的敬畏感。東、西廂房是主人的秘書長室與機要秘書室，正房自然是主人的辦公廳與會客廳。整個外牆面的基礎部，全被密密的石頭浮雕嵌滿，流覽一圈兒，看不出什麼特別之處，但經人提示後，方看出主人的情趣與志向：大部分浮雕是題材平庸、雕技質樸的裝飾圖，除了民間傳統的花草薈萃外，便是大小駿馬圖。真正屬駭俗之作的是這樣兩塊：一塊兒是一大一小兩隻獅子在吃盤中的各種水果，題字為﹁大小英獅吃各果﹂；一塊兒是一隻雄獅雙掌壓住地球儀，題曰﹁雄獅舉掌握寰球﹂。雄獅既是自古以來中國豪門建築不可或缺的裝飾物，更是這位志向齊天的師長的自喻；而﹁果﹂者，國也！本﹁師﹂志在吃各國，握寰球！這哪是一個遠離京城的關外師長所敢想的事喲！更意味深長的是，別的浮雕都是尋常的獅飾圖案，偏偏這兩方竟是蟠龍為邊飾！天底下，除了皇帝的宮苑外，我只見過曲阜的孔家有資格以龍柱為飾，萬不料他張作霖早就悄沒聲兒地躲在自己家中，把帝王的專用圖飾鑲在了牆上，且當成了本獅︵師長︶之飾物！清末民初，軍人當道，但敢有如此狂想者，捨﹁張﹂其誰？

　　我急匆匆邁進正房，要看看企盼﹁吃各國﹂、﹁握寰球﹂的張作霖，運籌的﹁帷幄﹂是什麼樣。進正廳，見東西屋門口均有木柵阻攔。打眼往東屋一看，靜悄悄的窗根下，一個頭戴瓜皮帽的清臒長者正襟危坐於雕花寫字臺前，正專注地審閱著什麼。巨大的硯臺乾涸久矣，但桌上那座西洋鐘卻似乎馬上就要自鳴。活脫脫一個真人！我不禁一驚，旋即釋然：這是那位在歷史照片上見過無數次的﹁東北王﹂的蠟像呀！

　　蠟的張作霖身穿絳紫色的馬褂長袍，沐著熱辣辣的秋陽，紋絲不動。

　　我失聲誇起來：﹁真像！﹂遂端相機調焦。快門響時銀光閃。忽聽屋裏不知哪兒傳出小女子的呵斥聲：﹁不准拍照！﹂這回是真的嚇了一跳！原來是﹁謝絕入內﹂的大帥辦公室裏，還真有活人在值班！我一邊訕訕地收起相機，一邊從屋裏那面老式鏡子裏看清，一位早早穿上長羽絨服的女工作人員正凍得縮在門扇之後盯著我呢！中國的展覽幾乎都不准拍照，連這只有幾件明清傢俱的空屋子和蠟像也不例外，的確莫名其妙。

　　西屋是主人當年的會客室。紫檀木的太師椅和大小茶几虛席以待，但卻一直沒等到最有資格來坐的那個人｜｜這些年，北京和瀋陽沒住聲兒地邀請垂垂老矣的張學良回來一趟，但終未遂願。那個精雕細琢的鑲石屏風默默地立在原地，但已經不能再攔住任何秘密了。只是主人自題的那幾幀楹聯，讓人反覆看到一顆不甘人下的強者的心：

　　智深須能忍；將勇貴有謀。

　　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

　　一丸塞函谷；三箭定天山。

　　最暴露了他野心的是橫匾上那四個大字：

　　望重長城

　　只念過幾個月私塾的張作霖不是書法家，字寫得自然不咋樣，而且，他的書法既不以自己的字或號或堂號或齋名落款，也不鈐印，橫豎就這三個字﹁張作霖﹂，而且，他的不講法度的字體滲出了一股來自民間的野氣，一股過目難忘的霸氣。是啊，我行我素的張作霖根本不需要掛別人｜｜哪怕再有名的人｜｜的字畫來裝點自己的家，要掛就掛自己的。你說誰家的手筆能寫出他的遠大心志？

　　看到他的字，油然記起一個關於張作霖的﹁黑故事﹂：

　　某次，張作霖應邀出席日本人的酒會。三巡酒過，一位來自日本的名流力請大帥當眾賞字。都知張作霖識字不多，此招顯然要出中國﹁東北王﹂的醜。好一個張作霖，竟不推辭，接過紙筆，飽蘸濃墨，一筆寫就一個鬥大的﹁虎﹂字，然後，題款。在眾人的鼓掌叫好聲中他擲筆回席，那個東洋名流卻瞅著落款﹁張作霖手黑﹂幾個字笑出聲來。隨從連忙湊近大帥耳邊提醒：﹁大帥寫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個﹃土﹄，成了﹃黑﹄了。﹂哪知張作霖兩眼一瞪笑罵道：﹁媽了個巴子的！俺還不知道﹃墨﹄字怎麼寫？對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嗎？這叫﹃寸土不讓﹄！﹂在場的中國人恍然大悟並會心而笑，懂漢語的日本名流和關東軍的高官們則目瞪口呆！

　　這故事來自野史，但卻十分形象地再現了張作霖其人。

　　沒文化，卻不一定是老粗，正像識字人也不一定就明白事理一樣。﹁卑賤者最聰明﹂，雖說是後來的當政者對知識份子的奚落，但也符合張作霖這類草莽好漢的實情。

　　張作霖雖已主軍主政，但少年時的理想卻並未在激烈的廝殺中泯滅，從滿院的浮雕和大青樓裏保留下來的壁畫上，都能看出他的情趣所在。

　　浮雕上，除有牡丹、荷花、梅花等士大夫喜愛的﹁高貴﹂品種外，還有西瓜、桔子、石榴等農家歡喜的﹁不入流﹂的東西，更有甚者，他竟把土豆、大蔥、蘿蔔等莊戶菜端上了牆面！畫面上的題字也很實在，沒有一副文縐縐的酸秀才式。有幅題為﹁金錢草﹂的畫配著這樣兩句詩：﹁外國進金錢，花香在中原。﹂整個一個土財主！在大青樓裏，張作霖辦公室內牆上完整保留下來的一幅水墨壁畫，畫面上既不是雲中飛龍、殿前仙鶴，更沒有哪位在任總統的裝模作樣的肖像︵恐怕他哪個也看不起︶，而是一群肥碩的綿羊在悠閒地啃草！完全是主人夢裏的田園詩嘛！這幅充滿民間生活氣息的壁畫，是他請奉天的一位民間藝人住進帥府裏畫的，那位作者，在所有的中國書畫家辭典裏都沒名兒，但卻在這不可一世的名宅裏堂堂正正留下了自己的大名｜｜﹁蔡曉坡﹂。而二進院、三進院裏的眾多浮雕畫上，也都十分清晰地留下了作者的名字：﹁翰西作﹂、﹁鐵邑水西造﹂，﹁遼陽張紀五作﹂……沒一個是名載青史的人物。這不能不讓我重溫了在遙遠的法國凡爾賽宮裏有過的震撼：就在那座流光溢彩的輝煌殿堂裏，畫師與工匠的油畫肖像與歷代國王一樣掛在牆上，國王把藝術家當朋友，把美化自己的人當人看哪！雅點說，叫禮賢下士；俗點講，拿人當人。二十世紀的張作霖與十八世紀的法國國君竟然在這一點上﹁氣味相投﹂！

　　離開二進院時，再次回望端坐在那兒的蠟的張作霖，不禁暗自替古人慶幸：還好，沒把你塑成兇惡的東北虎模樣。

　　對這個一直被貶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的﹁反動軍閥﹂，瀋陽城裏的這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沒把其面目醜而化之，這多少有些令我意外！

　　正常人的五官俱同，只有大小、搭配略有差異而已。但摻上了情感的廣角鏡，人的面目便有了天地之差。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即是此理；所謂﹁一看就不是個好東西﹂亦為此理。

　　我不會相面，所以看不出張作霖有多難看｜｜豈止不難看，他年輕時甚至稱得上是眉清目秀吶！如用古文形容，算得上是﹁翩翩一少年﹂，張學良哥兒幾個長相哪比得上他爹呀！眉清目秀為什麼在後人眼中，卻成了獐頭鼠目？舉止得體又不失幽默感，又為何成了開口只會罵﹁媽了個巴子﹂的橫暴老粗？｜｜我把大人物有無幽默感看得很重，毫無幽默感的人是不該從政的。

　　西方在華的主要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鮑威爾先生曾專程前往奉天採訪過張作霖，在他的那本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我在中國二十五年︾︶中的張作霖，就是一個具有幽默感的人：

　　一九二三年春，我訪問過張作霖元帥，至今印象深刻。

　　這位東北軍事獨裁者，在中國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紅鬍子﹂。這個名詞的起源，可以上溯幾個世紀，是中國人對早年從西伯利亞入侵強盜的稱呼。後來，凡是活躍在東北的那些無法無天的中外土匪，就統統被稱為﹁紅鬍子﹂。外國人另外送給張作霖一個綽號﹁東北虎﹂，形容他的大膽妄為和豪放不羈。我一直聽見他的這兩個綽號，斷定他是一位兇狠的、滿臉絡腮鬍子、屁股後插著兩支快槍的土匪頭子，所以去訪問他的時候，心裏已經有所準備。因此，當我坐在會客廳裏，看見一位矮小、溫和、沒有鬍子的人走進來，有人介紹說這就是張作霖將軍時，我不由大吃一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向張將軍提問中國國內政治問題。他保證說，他的一切措施都是為了和平，他的興趣只在於統一中國，當然，如果需要的話，也不惜使用武力。

　　交談中，我幾次提及外界有關他與日本人有染的說法。他告訴我，在一九○五年日俄戰爭中，他的確幫助過日本人，那時他作為一位遊擊隊頭領，專門襲擊俄國人的交通線，而且幹得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因為他從小就生活在這片白山黑水間。

　　對張作霖父母的情況，人們知之甚少。一般的說法，他的父親也是一位紅鬍子。因此，我笑問他年輕時在哪裡讀書？他眨了眨眼睛，通過翻譯回答說：﹁綠林學校。﹂張作霖將軍不失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

　　在中國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的鮑威爾先生不光釆訪過張作霖，而且還與南方的革命黨首領孫中山、西北軍︵即國民軍︶的馮玉祥、上海灘﹁聞人﹂杜月笙等人都有交往。他回到美國寫在華回憶錄的時候，張作霖早已過世多年，但說到這位出身卑賤的中國元帥，他依然充滿敬意：

　　儘管東北長期處在日本軍閥的鐵蹄下，張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蓋棺論定，他無愧一個愛國的中國人。張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財產用於興辦教育。他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他在東北亞地區，跟俄國人和日本人玩弄國際政治這副牌時，卻是一個精明的牌手，應付自如，得心應手，始終保持了東北領土的完整。

　　如果說，鮑威爾根據自己的好惡寫下的親歷有偏頗的話，那麼，半個多世紀後美國人出版的權威︽劍橋中華民國史︾裏，對奉張的表述則應該更顯公允：

　　一九三一年前，滿洲的日本政治權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鐵路區內。他們有過高地估計自己對滿洲的軍閥統治者張作霖的影響的傾向。北京政府的權力在張作霖的轄地內是很小的，但張同樣善於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視情況需要或是不理他們，或是與他們妥協，但是成功地利用競爭的日本利益集團的互相傾軋，可靠地維持一個中國半獨立的政體。

　　你看，局外人筆下的張作霖不光不是日本人豢養的走狗，反倒是一位了不起的愛國者！不光不是個大肆出賣祖國利益的歷史小丑，反倒是個始終保持了祖國領土完整的精明政治家！打量同一個人，映在不同國度、不同政見的人的瞳孔裏的，竟相差如此之遠！

　　就在這座名宅的一進院西廂房，原大帥府內帳房，現展覽館旅遊商店裏，同事小軍買了本最新版︵二○○一年４月版︶的︽張作霖全傳︾，封面上分三處寫著這樣幾行提示：

　　一個性格奇特，身具劉邦之用人之道、諸葛之忍容之術，充滿權欲的大野心家。

　　吸食毒品、嗜賭如命的小土匪竟爬上民國元首的寶座。

　　兩隻狐狸眼，機警過人，天性狡黠，外表文弱，內心殘忍。封底，竟又把﹁兩隻狐狸眼﹂一句罵人的話嗦了一遍。想必作者和編輯對這個俏皮的比喻自鳴得意。

　　喏，這就是二十一世紀之初人們對他的態度。

　　唉！張作霖，你究竟是黑土地的守護神，還是為虎作倀的妖魔？

　　三進院最早為﹁後宮﹂，是張作霖幾房妻妾居住的地方，長大完婚的張學良也曾長期住在此院的西廂屋。

　　共和國的創建者們對﹁矢志討赤﹂的﹁老帥﹂深惡痛絕，但對發動了﹁西安事變﹂的﹁少帥﹂卻十分感念。我造訪帥府那天，正是張學良在美國夏威夷島上過世整一個月的日子，其故居的房間也就成了﹁千古功臣張學良展室﹂，在一張大幅的臉上佈滿累累老年斑的張學良的彩照下，擺著許多簇由親屬及當地有關部門送的鮮花。在這間張學良與髮妻于鳳至共同居住過的房子裏，我不禁想起有情有義的周恩來在紀念﹁西安事變﹂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的那聲肺腑之歎：﹁每次提到張將軍，都不禁落下淚來。﹂

　　西廂房南屋，原為張學良的辦公室。戎裝﹁少帥﹂的蠟像也很逼真，但卻不傳神。蠟制的英雄畢竟沒血沒肉。只因他一直被當成正面人物來講，故在此屋與之邂逅時未再覺驚奇，誠所謂﹁見慣不驚﹂也。

　　讓我有些吃驚的是奉張與﹁中華民國之父﹂孫中山的良好關係。

　　儘管展覽的說明文還在用憤怒的口吻說，張作霖﹁無恥地﹂稱自己與孫中山先生是﹁老友﹂……但孫中山曾接受過奉張的十餘萬大洋和五千支步槍的襄助一事，卻是有案可查的，孫中山派自己的兒子孫科與汪精衛等要人專赴東北為張氏祝壽的事兒也無須否認。困境中的孫中山，參與建立孫、段、張三角同盟，以期南北夾擊獨霸北京政壇的直系，這也早不是秘密。

　　現在的廣州中山堂裏，還展示著一封孫氏﹁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寫給﹁張總司令雨亭啟﹂的親筆函，廣州軍政府的大元帥稱自己﹁赤手空拳與吳賊決鬥，一年以來屢蒙我公資助，得以收拾餘燼由閩回師……﹂實為鐵證。而孫文辭世前的抱病北上，即是為建立這種聯盟的最後一搏。途中逗留天津，正是為了拜會寓居津門的張作霖。作為回訪，張作霖派長子張學良到他下榻的張園︵孫走後才成為溥儀的﹁遜帝行在﹂︶，垂暮之際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們東北地處紅白兩個帝國之間﹂的無比英明的論斷，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闡述的。

　　現在我們學的近代史，還是國共兩黨並肩北伐時的版本，說白了，是模仿前蘇聯人的口吻寫成的。歷史總是由勝利者執筆。北伐勝利了，人們便再不肯提張作霖與﹁本黨﹂總理交往的事兒了。如果服從了三民主義的張學良不在西安發動﹁兵諫﹂，還當他的﹁副座﹂︵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老子的功勞或可會被人提及，可惜他落了個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張作霖曾幹過的那點好事也一併陷進淤泥中了。

　　從三進院迴廊的東北口出去，眼前豁然一亮｜｜假山前後，一大一小青磚樓依然矗立。我們先去了小青樓。

　　小青樓是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層樓，當年，主持帥府家政的五夫人壽懿就住在樓下的東屋。

　　這位少婦絕對了不起，她深得張作霖之寵，不光因精明能幹，而且還胸懷寬廣，從不恃寵干預政事，把這個大家庭理得井井有條，各房之間和睦相處。小青樓本是張作霖為她一人所建，但她把別的妻妾生的子女也接到自己頭頂上住了｜｜張學良的妹妹們都住在小青樓的二樓。

　　出事那天，驚天動地的爆炸聲傳來後，列隊迎接的大帥府門前的軍樂隊便被遣散了，一班恭迎﹁當家的﹂回府的女眷們慌作一團。副官請五夫人去接憲兵司令部的電話。電話報告大元帥專列在老道口出事了，詳情尚不清楚。五夫人疑為幻聽。撂下電話，就見一輛小臥車急急駛來，瀋陽憲兵司令齊恩銘和大帥的副官抱下了一身是血的﹁當家的﹂，徑直入宅，一直放到了小青樓裏的五夫人床上。因為被炸之後，大帥神志迷糊地囁嚅了幾句，副官聽懂了一句，是：﹁我到家……看看小五兒……﹂五夫人哭成淚人兒，五夫人聲聲呼喚。醫官趕來，但已無力回天。血肉模糊的張作霖殘喘著，說：﹁我兩條腿都沒了……恐怕不行了……告訴小六子︵張學良的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幹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奉天……﹂然後，命喪黃泉。距被炸時只有四個小時，年僅五十四歲。

　　年方三十的五夫人大放悲聲！另位只有二十三歲的大帥遺孀馬岳清更是哭成淚人！正是豁達的五夫人容忍了她，妝扮了她，她才得以從一個津門戲班女孩的卑微角色，走上帥府六夫人的顯貴之位。

　　哭聲驚動了在場的東北軍政要人。張作霖的老夥計們大事不糊塗：此爆炸定有複雜背景，且極可能是日本人所為！因為從山海關到瀋陽城，京奉鐵路一路都是奉軍守兵十步一哨地戒備著，唯老道口一帶歸日本關東軍警戒！而且，大帥在北京就與日本人鬧翻了，日本人極可能乘亂製造事端。所以，在張學良從北京歸來之前，秘不發喪！

　　這一天，恰巧是張學良的二十六歲生日，奉軍總參謀長楊宇霆等一班留京的奉軍高官嘻嘻哈哈聚到﹁少帥﹂居住的中南海裏，然而，慶賀的酒杯還未端起，噩耗已自關外傳來……

　　６月６日，亦即張作霖一命歸西的兩天之後，奉天省公署發佈公報稱：主座身受微傷，但精神尚好。

　　大帥府安之若素。醫官依然天天換處方，廚房照常頓頓來送飯。其實，小青樓內，只有大智大勇的壽懿天天以淚洗面，陪著被安放在她臥室對面會客廳裏的張作霖的遺體。

　　日本人狐疑：這麼強烈的爆炸竟然沒炸死﹁東北王﹂？他們後悔沒派埋伏在兩側的日軍敢死隊衝上專列掃射或刺殺一番｜｜當時陰謀策劃者已經安排好三個方案：一是爆炸，二是在爆炸現場前不遠的鐵軌上安裝脫軌器，三是敢死隊直接衝鋒與張作霖衛隊同歸於盡。按日本人的方案，張大帥必死無疑。然而，現在，張作霖居然沒死！日本人心虛，便不敢再輕舉妄動。日本駐奉天的總領事林久治郎來了，但他只能在辦公區域被留住，按中國人的風俗，眷屬區是不容外邊男人進入的；日本人不死心，又讓夫人們蹀躞著趕來探看究竟。好樣的婦道人家壽懿，平日一樣的濃妝艷抹，高高興興在小青樓的臥室裏接待了東洋女人，甚至還讓副官取來香檳，賓主共同為大帥的僥倖脫險而舉杯呢！送客時，五夫人讓女賓們遠遠地看望了西屋床上紗帳裏﹁剛剛睡下﹂的大帥。燈火通明的房間逸出濃濃的醫藥味兒，鴉片燈具、水果還擺在榻畔，頭裹繃帶只留眼、鼻、耳的張作霖似睡得很香。日本人親見張作霖尚在，日本人愣是被五夫人蒙了！噩耗一直拖到半個月後｜｜六月十九日張學良回到奉天｜｜才公之於世。

　　一個深宅大院裏的少婦，一個滿族將軍的格格，能在痛失棟樑的非常之際，咽淚妝歡從容應付危局，實堪欽敬！張作霖之死，除了使北洋政府提前折壽外，還使一個叫壽懿的不凡婦人從此湮沒於塵世。﹁九．一八﹂之後，五夫人帶六夫人移居天津，共和國成立之前，她選擇了臺灣，且在島上一直活到一九六六年。正是這一年，大陸開始了駭人聽聞的﹁文化大革命﹂。她和一直住在一起的六夫人馬岳清躲過了大劫。

　　但五夫人畢竟是女人，她的大度是有限度的，她容了陽氣甚旺的老夫搞了馬岳清，卻再也容不得他搞了自己身邊的侍女。這樁秘聞直至二十一世紀初，才被侍女和張作霖的遺腹子披露出來。

草莽元帥林｜｜張作霖的空穴與故宅︹下︺

　　二○○一年九月十八日，一個關乎張家的特別的日子，一位自稱是張作霖第九子的古稀老人狀告︽北京電視︾週刊侵犯了其名譽權。中國新聞社次日向全國新聞單位發出了通稿：

　　這位老人在起訴書中稱自己名叫張學忠，生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其母名叫李蘭玉，原系張作霖府中的侍女。臨終前她說自己是張作霖的第七位夫人︵未舉行婚禮︶，因政治原因由張的五姨太秘密安排在奉天︵瀋陽︶悅來旅館分娩。張作霖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遇害，張學忠於十八天後出生。後日軍侵華，其曾一度隱瞞身世改名張忠誠。後張學忠擔任了張學良及東北軍史通化研究會會長。

　　這位叫張學忠的老人在起訴書中稱，該刊第五十二期刊登的︽假冒名人行騙案︾一文公然地侵犯了其名譽權，因為該文稱：張作霖一生共有六個夫人，生有八子六女，根本沒有什麼第九子。張學忠向法院提交了經過公證的其母李蘭玉的遺囑、張作霖的管家及其奶娘等多人的證明文件，還有他和多位張家親屬的合影，以證明其確系張作霖的第九個兒子。在起訴書中，張學忠除要求對方承擔訴訟費用外，沒有提出任何經濟賠償的要求，只是請求法院判令對方停止侵權，賠禮道歉。

　　不知這場官司結果如何，但我卻知道精明的五夫人和她的一定也有些姿色的侍女李蘭玉住過的小青樓意外地躲過劫難。﹁文革﹂那些年，住在此樓的﹁臭老九﹂們心疼家中的精美磚雕木雕，便用白灰抹平覆蓋了起來。而整個大帥府竟也倖免於難，因是檔案重地，實行了軍管，綠軍衣的屏障擋住了﹁破四舊﹂的紅色狂潮。

　　喜中也有悲，小青樓雖未被直接衝擊，但卻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正面和側面被幾座七十年代才建起的五層居民樓團團包圍，一面高牆死死地堵在其心口，使它艱於喘息。牆那邊的數不清的自搭簡陋建築更是滿目瘡痍。本是大家閨秀，卻不幸淪落於市井無賴之手，曾有的風度也就蕩然無存。

　　被封堵在居民樓井底的小青樓的蛙鳴，還能在浮囂的俗市里響多久？

　　隔一座重新壘起的假山，就是那座著名的大青樓。假山是新堆的，但山洞口那兩塊石匾卻是原來的，一塊寫﹁慎行﹂，一塊寫﹁天理人心﹂，都是張作霖的手跡。

　　穿過山洞通往大青樓，鐵門鎖上了。這座發生過許多歷史事件的著名建築，因大修而暫停開放。

　　我們還是勇敢地從一旁的通道走了過去，且無視﹁施工重地謝絕參觀﹂的牌子。劉禾曾在樓裏住，所以，我們也有資格來懷舊。

　　樓內的牆皮全被鑿光，地板也拆淨了，有些地方連粗壯的樑柱也替換下來，只有牆四周的法國瓷磚熠熠如初。大青樓只剩一個空殼子。

　　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奉系的失敗而告終，退回關外的張作霖決心﹁整軍經武﹂，他把政治中心從四合院移到了新落成的大青樓。一樓西側，是他的辦公室和臥室，東側三大間屋都是他的會議室兼會客室，此後，奉系的所有大事，無不是在此議決的。史料載，奉系軍政高層，每每開一會兒會，抽一會兒大煙。所以，屋裏應該有古色古香的煙榻，不知這次修復工程有沒有考慮到再做個舊時中國特色的煙榻來擺上。

　　三個會議室中，尤以東北角的﹁老虎廳﹂有名。老虎廳因屋裏曾擺放著兩尊東北虎的標本而聞名。這是張的把兄弟、奉軍將領湯玉麟送來的裝飾品。兩隻栩栩如生的猛虎擺在有些昏暗的屋裏，曾讓好多求見張作霖的客人自始至終心神不寧。那個美國人鮑威爾當時坐在沙發上，背後的虎鬚拂著其後腦，寫那本回憶錄時他還心有餘悸地說：﹁令人膽戰心驚！﹂

　　但﹁老虎廳﹂真正駭人的是在張作霖死後的第七個月裏的一次謀殺｜｜老帥的頭號心腹、奉軍的總參謀長楊宇霆和黑龍江省省長兼東北交通委員會副委員長常蔭槐竟被年輕氣盛的張學良命人槍斃在此廳！

　　﹁處決楊常﹂成為震驚一時的事件。通常的說法是楊、常二人結為死黨，勾結日本人，反對張學良易幟｜｜所謂﹁易幟﹂，即是將東北原有的北洋時代的五色旗，改換為象徵服從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張學良槍斃楊、常的第二天，即向國民政府通電，稱死者﹁破壞國家統一﹂。

　　不過，事實也許並不是那麼回事，只不過二人自恃資歷與才氣，不把張作霖的兒子放在眼裏，還當他是個只知抽鴉片泡靚妹的毛孩子，這才招來殺身之禍。以楊宇霆的從政、治軍能力，也許能為統一後的國家做更多的事，但卻終因鋒芒畢露而夭折了性命，死時才四十多歲，想想也挺可惜。儘管張學良厚葬了這位奉系的重量級人物，又優撫了其家屬。但人都沒了，悼詞寫得再好又有何益？

　　﹁少帥﹂顯然沒有﹁老帥﹂的雅量。出關前的張作霖，還是能容得下非議的。他眼皮子底下的︽盛京時報︾上就曾公然批評奉張在國內採取左右逢源的﹁騎牆﹂政策，他既沒去查封人家，更不用說逮捕甚至槍殺報人。晚年的張學良稱自己不如父親，看來不是自謙啊！

　　現在的﹁老虎廳﹂自然沒了老虎。死了張作霖的大青樓，成了張學良的東北保安司令部和東北政務委員會的辦公樓。後來，南京政府頒給張學良的一些威名赫赫的官職，如﹁東北邊防軍總司令長官﹂、﹁國民政府委員﹂、﹁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等，他也都是在這大青樓的一樓裏接受的。他接受了這些職務後，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的奉軍也隨之消失了，成了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老虎永遠不在了。

　　正在大修的大青樓，所有的門窗都在另做，玻璃尚未換上。透過遮在窗上的厚塑膠布，我看到了院外有一座別有風姿的小紅樓。劉禾說，那就是﹁趙四小姐樓﹂，張學良專門在帥府東牆外給趙一荻蓋的一座日本風格的紅磚樓房。

　　我想體驗一下七十多年前張大帥在大青樓上俯瞰全瀋陽城的豪邁心情，想窺一眼那個一直不得入住大院的忠貞的趙四小姐的孤苦，還想逐屋看看當年大帥夫人們及孩子們居住的房間，便一個人迎著咚咚亂響的施工噪音，摸索著上了二樓、三樓。

　　民工們正在屋樑上轟轟烈烈地幹活，一地鋼架、木板讓人很難落足。我小心翼翼地轉了每一個房間，每一層陽臺。直到樓下的工頭顯然是衝著我大喊大叫了，我才循著寬大的老式樓梯返回樓下。

　　大青樓東側，有個已成殘垣的西洋水池，顯然是與這幢羅馬式建築同時建造的家中一景。張作霖這個最遠只到過北京城的東北爺們兒，竟有建西洋式家園的審美眼光和勇氣，可見思想並不守舊。

　　不過，大青樓的高臺下怎會有座小廟呢？高樓與小廟，一大一小，一洋一土，十分不協調。趨前去看，門口牆上有標誌牌：關帝廟。

　　朱門緊閉，我只好趴在門縫裏朝裏面看去。這是座極靜謐的廟，只三間青磚瓦房，卻是雕樑畫棟，楹聯完善，似剛剛修繕完尚未開門迎客。

　　相傳張作霖揭竿於綠林時，曾連連失利，有幾次甚至險些喪命。一位算命先生告訴他：要一生供奉關帝。張作霖立馬跑到附近的關帝廟燒香磕頭。打這以後，張作霖總能逢凶化吉，便對關帝愈加崇信，逢年過節一定要去關帝廟朝拜。他建成此宅後，就在大院的東北角修建了這座關帝廟，平時不開門，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在此上香，逢年過節時，才准自家人進入。他把關老爺當成了自己的祖宗，祖宗的靈位也擺進了東殿。這裏成了帥府中最為神聖的地方。

　　有本書上是這樣寫的：

　　據在帥府工作過的老人回憶，張作霖每遇重大事件或難處理之事，尤其兩次直奉戰爭及進兵北京之前，一定要進廟畢恭畢敬地擺上供品，舉香長跪，嘴裏念念有詞：﹁關老爺，托您的福，我一直未死，我還想為老百姓幹點好事，積點陰德。您老看我還行就保佑我，說明我剷除惡人。您老看我不行就召我去，專門扶侍您。﹂張作霖這些話極為懇切、感人，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當時有不少人認為，張作霖官運亨通，每每逢凶化吉，青雲直上，直到坐鎮北京，都是有關公的庇護。

　　張作霖被炸死之後，民間傳說更為離奇和神秘。有人說大帥把家搬到北京，對帥府的關帝廟有所怠慢而釀成殺身結局；有人說北京順郡王府裏沒有關帝廟，因而坐不穩北京金鑾殿。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有一點，張作霖傳奇的一生，除了他的才能、性格造就了他的顯赫地位，崇拜關帝、供奉關帝也給了他信心和力量。

　　眼下的關帝廟已經修葺一新，只是不大的朱門上掛著一把鎖。伏在門縫朝裏瞅，既無人跡，又無香火，只一夥兒麻雀在殿前各有其詞地爭辯著什麼。好一道清淨無為的風景！

　　故人早辭大青樓，此地唯餘關帝廟。七十多年來，這裏的主人一直被認定為死有餘辜的歷史罪人，僅此而已，豈有他哉！探討他究竟為何而歿的聲音，一直如同這深院裏的雀兒吵，不到近前，你是聽不到其聲的。

　　現在的大帥府東門，已經被一堵牆攔在了院外面，出大門轉過去探看，是個破爛不堪的居民雜院。

　　當年，張大帥的棺槨就曾停厝於大門內的東廂房裏，未待撫順那邊陵園建好，﹁九．一八﹂猝發，大帥府和大帥的僵屍都成了敵寇的戰利品。日本人知道死者在東北人心中的分量，便把張的靈柩遷至瀋陽的珠林寺浮厝。一班當了大漢奸的原奉系要員念及老上司的知遇之恩，使其遺骸得以保存下來了。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６月３日，在其九周年忌日，時任偽滿洲國總理的張景惠︵也是張作霖當土匪時的把兄弟︶與日本人一同在奉天城為張氏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慰靈祭﹂，送葬行列長達一里地，之後專列將其靈柩送往張作霖生前在驛馬坊為其母購置的墓地，將其在原配趙氏墓前安葬，並將兩墓合為一座大墳，植松百株。

　　一代草莽起家的時代巨子，終又回到其最初發跡的地方。

　　因此，撫順城外的元帥林成了一座千古空穴。

　　日本人為什麼要炸死張作霖？他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嗎？他不是日本軍閥在華的代理人嗎？站在瀋陽大帥府最深處的家廟前，我又想到了這個難圓其說的話題。

　　第一次真切觸到這個問題的內核時，是數年前，我坐在北京城裏的一家很小的飯店裏，瞅著馬路對面的全國政協的宏殿，一個人在發愣。

　　這條馬路叫太平橋大街。南北不算長的太平橋大街上最熱鬧的地方，是北口的那片以涮羊肉而﹁香譽﹂食客的幾個﹁居﹂，如有北京的朋友請我吃飯，我常脫口而出：去能仁居︵或口福居︶吧！吃飯重要，但畢竟比不了參政、議政重要，所以說這條馬路最重要的地方，即我對面的這座近年新建的全國政協辦公大樓及會堂。剛才，從這座華殿的西側胡同口的那個小小的政協書店，我買了一大摞文史資料。雖說﹁精神食糧﹂已經多得拎不動了，但畢竟不是真的食糧，無以果腹，所以，我就拐進了路邊這家餃子店。趁那邊煮餃子的空當，我信手翻開其中一本。沒看完，我就傻子一樣愣住了｜｜

　　有這樣一段話：

　　張作霖起家創業於日、俄兩大帝國近鄰的東北，自幼耳濡目染，深知多年來日俄兩國對中國的侵略危害，認為外國人都是狡猾殘暴、欺軟怕硬的歹徒，時具戒心。一九一六年５月他就任奉天督軍後，就不斷親自嘗到帝國主義欺壓的滋味，首先是由日本策動的鄭家屯暴動事件，以及他到南滿車站歡迎日本要人在歸途中遇刺、倖免於難的事，使他大傷腦筋。但國家積弱，中央既無力抗拒，一方將帥又焉能抵擋譎詐百出的強鄰？所以他對外交事務迄無一定方針，也無具體政策，只是以隨機應變的辦法應付。

　　儘管我已經養成了從各級政協機關編輯的文史資料裏來淘歷史真相的習慣，但還是被這本薄薄的︽北洋人士話滄桑︾裏的文字所震撼，那一個個字竟像鋼琴上的榔頭，一下下敲得我心弦大起共鳴！

　　這是一個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蒼老而又新鮮的聲音，一個大悖於﹁歷史定論﹂卻又合乎情理的聲音啊！

　　只記得我怔怔地看著馬路對面的那座黃色巨廈，直到熱騰騰的大餡兒餃子端到眼前也渾然不覺。那一個中午，全國政協辦公大樓門前，武警士兵們正在換崗，一個個動作俐落，神情穆然。士兵換崗從來是一道觀賞性很強的風景。

　　北洋時代，這兒一天到晚也不斷上演這道風景。

　　那時候，這兒是張作霖在北京的家。

　　清末民初，但凡有點頭臉兒的軍閥、政客，便在京城有個固定的住處，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多在皇城根兒置房產。張作霖發跡晚，所以遲至民國九年︵一九二○年︶才在京城裏擁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裏買下前朝顯宦的家一樣，他在京城看好的是前清時代的順承郡王府。

　　大清國體土崩瓦解後，京城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順承郡王文葵無以維繫其龐大的家產，只好將王府的房契抵押在東交民巷裏的法商東方匯理銀行裏，靠貸款過活。民國九年，張作霖應大總統曹錕之邀來京，住在西單舊刑部街的奉天會館裏，聞知順承郡王府的實情後，遂斥鉅資購之。得了偌大一片家產後，張上將軍大興土木拾掇了一番，遂建成京城這方赫然豪宅。隨著舊王府的新主人在國內的分量，此地也越來越威嚴，延至北洋末期，所有軍政大事均是在此擬定並佈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６月３日凌晨１時，張作霖神情黯然地離開了此地，他的專車碾著太平橋大街上專為他而鋪灑的黃土，駛離了一個個奉軍守兵的背影，去了前門火車站，月臺上，他強作歡顏地與留守京城的長子張學良軍團長等要員們作別，自茲一去不復回。

　　張大帥退出京城，標誌著北洋時代已經進入彌留階段。

　　本來，張作霖最後一次出山海關是雄心勃勃的。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電推舉為﹁安國軍﹂總司令時，曾誇下海口：﹁決戰之期，最多為一個月，最後勝利自然歸我奉方……統一中國亦易如反掌也。﹂但由於北洋集團內尚擁有二十萬直軍的吳佩孚的堅決不合作，也由於被蘇聯人武裝起來的馮玉祥的西北軍︵即國民軍︶的捲土重來，奉軍南下計劃泡湯。張作霖索性入京，被推舉為﹁大元帥﹂，他將北洋各部編為七個軍團，擬與信奉﹁過激主義﹂的南方蔣介石軍與西北馮玉祥部決一死戰。搜查蘇聯使館，逮捕並處決李大釗等﹁赤黨首領﹂，也正發生在這一非常時期。從就任總司令，到登基大元帥，他與他的心腹不斷地陳述著用兵﹁安國﹂的理由，從他們的宣稱中，人們很可以知道奉張﹁矢志討赤﹂的本意：

　　非俟南軍排除俄國赤黨，決無議和之望︵安國軍總參議楊宇霆語︶。

　　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黨派，而專為消滅過激主義；捨過激主義，皆有商量之餘地︵張作霖語︶。

　　不過，此時，蔣介石雖也開始﹁排除俄國赤黨﹂並大肆捕殺中共黨人，但他更看中的是武力統一中國的誘人前景｜｜在中國，哪個軍人不懂得﹁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基本道理？哪位勢頭正旺的成功者不渴望君臨天下？北伐軍步步為營，北洋軍節節敗退。張作霖知道大勢已去，便想將實力依然完整的數十萬奉軍撤回關外，關起門來，專心經營他的富饒而廣袤的大東北，待時機成熟後，再捲土重來｜｜他已經命人將安國軍大元帥和總理的印信、令旗等都帶回了奉天。

　　可是，就在這時，可惡的日本人又跳出來了。他們乘機要脅張作霖，讓張在以前答應過的條約上正式簽字，並要解除出關的奉軍武裝。

　　那本︽北洋人士話滄桑︾書裏記得清清楚楚｜｜

　　與張家有世交的大元帥府電報處處長周大文回憶：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５月十七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求見張作霖，張將芳澤晾在客廳，自己在另一間屋裏大聲嚷著說：﹁日本人不講交情，來乘機要脅，我豁出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賣國家的權利，讓人家罵我是賣國賊，叫後輩兒孫都跟著挨罵，那辦不到！﹂此前，他甚至當著這位日本公使的面，怒不可遏地摔了自己的旱煙袋，那個名貴的翡翠煙嘴竟被摔成了兩瓣兒！

　　原東三省交涉總署行政處處長羅靖寰則回憶道：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冬，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恒趁郭松齡起兵反奉之際主動會晤張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軍前進。張寧肯逃亡也不願借重日本人，遂說：﹁如果郭軍逼近省城，我擬赴旅順或大連暫避，屆時當請幫忙。﹂齋藤乘機將事先用打字機打好的五項要求拿出來，讓張簽了字︵五項要求的主要內容即允許日本人在東三省和東蒙地區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享有自由居住與經商的權利，並將間島地區的行政權移讓日本人︶。過後，張聽了羅等人的解釋後，破口大罵：﹁日本人沒有好心腸，全是插圈設套轉彎騙人。﹂並囑咐羅等人：﹁咱們絕對不能承認日本在袁世凱時代所提﹃二十一條﹄要求以內的事，免得東三省父老兄弟罵我是賣國賊。﹂

　　比忌﹁鬍子﹂︵土匪︶更甚的是，張作霖最怕背負﹁賣國賊﹂罵名。還在段祺瑞執政時，張作霖就痛罵過前來解釋欲與日本簽訂黑龍江、吉林省金礦森林借款協議的段的親信：﹁我姓張的治理東北這些年，沒向外國人讓過一寸土，你們為了借錢養兵，連地下帶地上的和老百姓的祖墳都賣了……﹂說這話時，張的腰桿子一定是直的，他有資格罵別人啊｜｜﹁我沒向外國人讓過一寸土﹂！

　　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為中日交涉，曾向張盛氣凌人地說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話，日方當另有辦法。﹂張乃反唇相譏地答道：﹁怎麼說？你們有什麼好辦法，儘管拿出來，難道又要出兵嗎？我姓張的等著你們好了！﹂說完話，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難堪，只得辭職離開瀋陽。

　　日本人小看了張作霖。他們本以為這個沒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軍閥不會有什麼政治智慧，等他們眼見這個難纏的東北統治者越折騰越大，直至入主中南海成為大元帥後，方知他們遇到的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太極拳高手，一位不可能向他們低頭的血性男人。

　　卑鄙的日本人只能靠謀殺來解脫困境。

　　在離開人世之前的幾年，老邁的張學良曾顫巍巍地告訴香港鳳凰衛視的節目主持人，父親﹁有宏才，度量大，但沒有大略﹂，而蔣介石﹁有大略，無宏才﹂，如果他們兩人合作，﹁不僅可以征服中國，還可以征服世界﹂。張學良還認為，父親非常愛護老百姓，東北人擁戴張氏父子是因為他們﹁沒有刮地皮﹂。實際上父親是愛國的，他只是表面上應付日本人，並不真正答應他們的要求。日本人感覺上了張作霖的當，後來便下手害死了他。是呀，這麼現成的答案，為什麼總不被權威教科書所採納呢？一說到張作霖之死，為什麼總要饒舌說上一通似是而非的原因？

　　張作霖署名的最後一份聲明是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發表的﹁息爭通電﹂，他稱將退出北京，此後國事﹁悉聽國民裁決﹂。此前，這位原仿照老友孫中山模式擔任了﹁大元帥﹂的大軍閥，已經做出比較開明的政治決定：於贊成三民主義之外，加上﹁民德主義﹂以尊崇舊道德，改稱﹁四民主義﹂；南北雙方停戰；合併南北政府等。

　　然而，日本人已經為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憑武力和陰謀統一了中國的中國國民黨人，把亂紛紛的﹁北洋﹂的大幕落下了。北京作為民國首都的使命也告終結，改稱了北平。待﹁黨國﹂的大幕在南京重新拉開後，中華民國的主席臺上已經換了一班人就座。易幟後的張學良被安排在了蔣中正的副座，成為威風赫赫的中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回到北平，成為整個北方的第一號軍事領袖。﹁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他竟然指示所轄的東北軍不准抵抗，致使東北迅速淪喪，因而成為千夫所指的﹁不抵抗將軍﹂。從二十九歲那年他率兵入關參加擁蔣戰爭以後，就再也沒回故鄉，當然也一直未讓其父入土為安。

　　整整一百歲的少帥以基督教的儀式下葬於太平洋中的異國小島上，他永遠不會回家鄉為父親遷葬了。現在的大帥府裏的照片告訴人們，張作霖在原籍遼寧省凌海市︵舊稱錦縣︶石山鎮驛馬坊的蘋果林裏，與他的結髮妻子趙春桂相會於九泉下了。那裏，還有他患難與共的二哥張作孚。

　　﹁元帥林﹂永遠不會有主人了。

　　沒有主人的﹁元帥林﹂不是地圖上的圓圈，它小得連黑點都不是。但在中國近代史籍上，它應該是個圓圈，一個雖說並不圓滿但卻決不能忽略的圓圈。

　　一個北洋時代的句號。

　　草莽裏的元帥林告訴我，注意到這個句號的人，還不是很多。

　　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市井有誰知國士｜｜滬上﹁遇﹂楊度︹上︺

　　楊度，字子，一個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個誰當政也不能小覷的清客。回眸北洋時代，視線躲不開楊度。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一八七五年一月十日︶，楊度生於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後出生的毛澤東同籍。這位少時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這位執政者的座上賓，這位黑白兩道都能擺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壇上，他忽現忽隱的身影曾牽動了多少國人的視線。得意時他出入京華豪門，失意時他避居天津、青島，按說無論湖南還是北京，也無論青島還是津門，都總該留有一兩所楊氏遺址才是。可是，翻遍這些城市的相關圖書，已經找不到一處楊度的故宅了。也許真的沒有了。

　　當年，為救任教北大的﹁過激黨﹂朋友李大釗，楊度把自己的住宅﹁悅廬﹂賣了；數年後，為了救濟李大釗等烈士的遺屬，他又把遠在青島的前德國租界裏的房子賣了。失了私宅的楊度只能作權勢者的門客，從京城，到滬上，直至死。所以，我雖生長於青島，對清末民初寓居島城的名人舊居不太陌生，但從來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屬於楊度。而且，我兩度在天津探訪舊時租界裏的名人故居，也沒有誰告訴過我楊度曾在哪棟小樓裏落腳。北京西城區的豐盛胡同是楊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東走過兩遍，百多米長的胡同裏已經沒有一座像樣的舊時豪宅，而且新拓寬的太平橋大街剛剛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

　　一位中年居民告訴我：本來胡同西頭兒的北邊，還有幾棟以前的大房子，但現在都拆了。看一地殘磚廢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築很快就會崛起。與太平橋大街西側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國政協辦公大樓隔路相峙。豐盛胡同裏，有兩個﹁國﹂字級的單位，而這兩個單位，或許與這位奇人有某種關聯。一是中國法學會，一是國家檔案局。楊度乃清末民初的大法學家，他不僅是清朝︽欽定憲法大綱︾的詮釋者，更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在新舊交替時代，他活躍於政治舞臺二十餘載，其思想與作為又理應留給後人厚厚的檔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卻沒給他一席之地。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沒能與這位奇人﹁碰面﹂。

　　倒是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我卻兩度與之﹁邂逅﹂。雖說是上個世紀、上個朝代的事了，但﹁楊度﹂兩個字依然是個幽幽散著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兩度遭遇都頗令我踟躕，不知自己該不該摸著這微光一直走進二十世紀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煙霧彌漫的歷史裏。兩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難忘｜｜一次是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那天因與天真可愛的孩子有關而使我耿耿於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進了著名的萬國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謁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的，無意間卻走到了﹁楊度之墓﹂的碑石前。還一次是二○○○年一月八日，那天是周恩來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無事，便請︽新民晚報︾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館﹂。從幽靜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滬辦事處﹂回來的路上，在一個公車的站牌旁，偶然見一方里弄口的牆上嵌著一塊小小的銘牌，上面刻著四個字：

　　楊度故居

　　我不禁為這巧合暗自一驚，因為周公恩來先生，確乎與楊度有著某種神秘的關係！

　　亂紛紛的鬧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楊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詩來：

　　茶鐺藥臼伴孤身，

　　世變蒼茫白髮新。

　　市井有誰知國士，

　　江湖容汝作詩人。

　　胸中兵甲連霄鬥，

　　眼底干戈按塞塵。

　　尚擬一揮籌遠筆，

　　書生襟抱本無垠。

　　是喲！現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這位北洋時代的﹁國士﹂呢？

　　國士，顧名思義，國家級士人。士，乃古時候對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的稱謂，士往往是讀書人。辭書上的﹁國士﹂解釋是：古時指國中才能或勇力出眾的人，舉例為司馬遷說到淮陰侯時即發過如許感慨：﹁諸將易得耳，至如信︵韓信︶者，國士無雙。﹂瞧，只有韓信那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國士﹂，而且，這樣的人是﹁無雙﹂的。可見，國士難求矣！國士不是天生龍種的國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隨便在某行當裏留下點名聲的人。

　　曾見過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國士︾叢書，章太炎、梁啟超、辜鴻銘、蔡元培、魯迅、齊如山、蘇曼殊、吳宓、葉聖陶、錢穆、馮友蘭、老舍、張大千、冰心、沈從文、巴金、季羨林等人都躋身卷中，把真國士如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等這幾位，與眾多的文藝名流混為一談，這實在是編著者對﹁國士﹂的誤解與濫封。我理解的國士，當是一國之中通天接地的棟樑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領域有所造詣的﹁專業技術人才﹂；國士乃見解超前、韜略過人的時代的先驅，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或別的什麼家。

　　國士的﹁證書﹂是靠當代輿論和歷史兩位﹁評委﹂共同頒發的，而不是由當朝的官場位置或後世的政治需要決定的；此﹁證﹂不能濫發，不能如現今這般高級技術職稱的帽子滿天飛。而且，國士也決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國士往往不可再生。國士是只在國運式微或君主求助時才得以產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歷史時期和過於剛愎強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國士。總之，國士是中國歷史森林中的巨大喬木，各時期的風景線因了他們的存在才顯得生動和多彩起來。

　　楊度自稱為國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虛心使自己進步，因為早在清朝末年，名滿天下的梁啟超背地裏就這樣讚譽他了｜｜梁氏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推薦楊度﹁才似譚嗣同，當以國士待之﹂。連才高氣傲的梁先生都這樣認為，可見楊度的﹁國士﹂頭銜早已為國人所共認。楊度這八句詩，說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歲以前的經歷：楊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間由金陵︵今南京︶遷湖南，祖父楊禮堂乃曾國藩手下一員部將，後戰死疆場。伯父楊瑞生十五歲即隨楊禮堂征戰南北，後蔭襲其官職，最後官至總兵。總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鎮守一方的將軍。所以說，楊氏乃軍人世家。但尚武的門風到楊瑞生這兒竟畫上句號了！因為他的三個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楊懿生︵也就是楊度之父︶雖說天資頗高喜舞文弄墨，但卻身體羸弱，而且，還好杯中物，平時除了飲酒吟詩外，再無養家糊口之力，楊家全靠大家長楊瑞生一人維持。

　　楊將軍先為四弟捐了個候補縣官，後又薦到曾國荃手下去當了一陣子文書。但不爭氣的楊懿生卻因飲酒過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鄉，後竟一命歸天，撇下年輕的寡妻李仕和楊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個沒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寫進家譜裏的楊懿生，卻成了令人敬仰的偉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裡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傢伙，是文武雙全的天才，而且還是同鄉的曾國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見，當世人的蓋棺論定歷來就不太可信。

　　在伯父的拉扯下長大的楊度，十八歲那年，離湘去北京遊學，並一舉考中舉人。兩年後他在京參加了會試，會考期間，他曾與湖南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朝廷拒絕與甲午戰爭中的敵國日本議和。落第後，他返回湘潭，師從一代名儒王運︵民國元年被袁世凱大總統聘為國史館館長︶，邊學武功邊讀書。七載寒窗，他從恩師苦讀經史，也時常跟老師和正在長沙辦時務學堂的梁啟超辯論學問。這個恃才傲物的湘鄉才子，倒也真的詮釋了﹁吾愛吾師，我尤愛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志向不在成為王運一樣的當代大儒，而是要做尋求﹁今日夷務應付之方﹂的救亡志士。

　　二十七歲那年早春，他終於不滿足在書齋裏坐而論道，毅然離開恩師和故土，隻身赴日本探求救國之路。在日本，他開始關注中國的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當年秋返國，在上海創辦︽遊學譯編︾，從此開始長達三十年的﹁經濟﹂生涯。﹁經濟﹂的本意為﹁經世濟民﹂，與治理國家意思相同，與今日之﹁經濟﹂｜｜社會物質生產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碼事。

　　清末，國難不已，滿族統治者已經痛感人才之匱乏，而正常的科舉制度已經無法為各級政權提供優秀的後備幹部，於是，慈禧太后下詔舉行﹁經濟特科﹂考試，繞開既有的選拔官僚的八股科舉制，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撫、學政，保薦各地﹁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由皇帝審批後，詔令其晉京直接參加﹁殿試﹂｜｜在紫禁城裏參加考試。

　　已有﹁經濟﹂名聲的湖南才子楊度，入闈特科考場並不出人意料，讓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總督錫良︵滿人︶薦舉給朝廷的。清時，湖南與湖北兩省的一把手是湖廣總督。湖廣總督或湖南巡撫、湖南學政等有關省領導沒有向皇上推薦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讓異地的旗籍蜀督搶了伯樂之功，足見當時滿族官吏對國運之關切和對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戲說﹂歷史的文藝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總在告訴人們：皇權時代的封疆大吏們，個個是貪官，人人都昏庸，哪裡還顧得上為國分憂與﹁培養人才﹂啊！

　　於是，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一九○三年七月九日︶，二十八歲的楊度和全國各地推薦來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輝煌無比的紫禁城保和殿裏參加了經濟特科考試。考題為皇上﹁欽命﹂。好一個楊度，從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閱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師﹂，就是頗有聲望的張之洞。張大人那雙老而不昏花的眼睛顯然盯上了﹁楊度﹂這個名字。

　　五年後，正是已經成為當朝第一漢臣︵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的張之洞與另一位重量級的漢官袁世凱︵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聯名奏保，﹁候選郎中﹂楊度才一躍而為中央政府裏的四品京官。此後話也。初試成績放榜下來，楊度高居一等第二名，僅次於日後的政敵、當過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的梁士詒！數日後，他又順利參加了復試。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準備為楊度等政壇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際，養心殿裏猝然傳出不祥之訊｜｜慈禧太后召見軍機大臣瞿鴻時，意外聽說：參加此次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員，多系新黨！這個老瞿，真是﹁大義滅親﹂，他也是湘鄉人，為了大清王朝的長治久安，竟然把小老鄉楊度送上了俎板！緊接著，又有兩江總督魏光濤兩次電奏朝廷，指名道姓地舉報梁士詒與楊度與上海的革命黨﹁通同一氣﹂！老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傳諭：將梁、楊查辦！

　　一夜之間，﹁新科狀元﹂和﹁榜眼﹂淪為通緝犯，楊度只好潛逃出京，轉道上海再渡東瀛。倉皇亡命的楊度，哪裡會想到，是次遠航，不過是自己一生中不斷去國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難的﹁處女航﹂。再到日本的楊度，卻因禍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後又緝捕而名聲大噪，那首長達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時寫成的，長詩被同在日本的梁啟超發表在︽新民叢刊︾上。此﹁歌﹂後來傳回中國，大行其道，尤其詩中的那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豪言，曾沸騰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多少湘籍熱血青年的心！在﹁東洋﹂，專心從事﹁經濟﹂的楊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孫中山的青睞，孫親往楊的住處，與他探討挽救中國之良策，某日因談話時間太長而不得不留宿楊宅，兩人相談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後，他把湘籍知己黃興介紹給了孫中山。孫、黃合作之後，革命黨才迅速壯大。

　　留日期間，他還與另一位湖南老鄉章士釗結下了終生的友情。後來，章氏不僅照顧了他的晚年，而且還在他辭世三十多年之後繼續關照他的遺屬。此外，他還與革命黨幹將胡漢民、汪精衛同窗求知。當然，﹁吾愛吾師︵或吾友、吾同鄉、吾同學︶，我尤愛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負的他，時常與這些可以﹁對上牙﹂的人辯論救國方略。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就頗不以為然，認為孫氏革命如一劑猛藥，疲弱的中國已難以承受。若讓中國康復，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憲的溫性藥力來逐步改良體質。

　　雄辯的孫先生縱有﹁孫大炮﹂之綽號，也無法將其說服。楊度的政治才幹和雄辯能力很快就贏得了中國留學生的膺服，湖南二百餘學子投票選舉同鄉會會長，楊度得票八十二張，僅比公認的革命黨首領黃興少五張。日後，他又當選為留日學生總會館幹事長︵相當於會長︶，可見人氣之旺。因悉心研究各國憲法及政體，楊度成了﹁憲政﹂的權威詮釋人，名聲遠播帝都北京。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隨五位考察各國憲政大臣出訪的湖南老鄉熊希齡找到他，請他代五大臣撰寫東西洋各國憲政情況的文章。楊度遂將自己的政治主張與超眾文采一併傾於紙上，寫下︽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方各國之所長︾和︽實施憲政程式︾兩篇綱領性文章。﹁答卷﹂上交後，得到了五大臣的讚賞，其精華悉收入﹁考察報告﹂中。對楊度來說，這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鋒芒與非凡文采的﹁殿試﹂，以致連住在養心殿裏的那位老婦人也暗暗饒恕了他｜｜慈禧太后同意光緒皇帝於是年七月十三︵九月一日︶下詔﹁預備仿行憲政﹂，兩年後，又接受了張之洞和袁世凱的聯名保薦，傳諭：

　　候選郎中楊度著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

　　憲政編查館，是清廷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設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初名﹁考察政治館﹂，由軍務處的王大臣管理，至宣統年，竟由總理大臣親兼一把手。所以說，此機構雖為新設，且是以編譯和制訂新法為主要工作的務虛部門，但級別很高，算是正部級編制吶！在內憂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滿清政府終於小心翼翼地走上憲政的道路。而楊度也應運而生，成為近代中華倡言憲政第一人。為籌建憲政黨，他曾與熊希齡趕往神戶，與梁啟超﹁熟商三日夜﹂，由他本人出任憲政黨幹事長。所謂立憲，亦可謂政黨政治。無多黨，何來競爭？無競爭，何談監督？無監督，何能不腐敗？因內部人事糾紛，憲政黨沒能搭建起來，他又一鼓作氣創建了﹁憲政講習所﹂，後改稱﹁憲政公會﹂，他任常務委員長，明確提出以﹁設立民選議院﹂為中心目標。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年︶秋，楊度回到湖南為伯父楊瑞生奔喪，仍念念不忘憲政大事，他發動湘省士民入京開展國會請願運動，起草了︽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今天，距這篇﹁憲政倡議書﹂問世近百年之後，我認真讀著楊氏的激揚的文字，猶能感受到一股強烈的衝擊力︵標點與段落由筆者所加︶：

　　……國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國家之強弱，恒與人民之義務心為比例，斷未有人民不負責任而國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負責任而國家尚可立憲者也。中國人民數千年來，屈伏於專制政體之下，幾不知國家為何物，政治為何事！即其當兵、納稅，亦純出於強力之壓迫，並不知人民對於國家之職務應如是也。東西各國，人思自救，舉國一心，其忠君愛國之忱，我國人民實多遜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獨不然者？即純以民選議院之有無為之關鍵也！蓋有民選議院，則國家對於人民，既付以參政之權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負其責，而彼此無復隔膜，且利害與共，意志自通，關係既深，觀念自切。……今惟有利用代議制度，使人民與國家發生關係，以培養其國家觀念而喚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後憲政之基礎確立，富強之功效可期。否則，政府獨裁於上，人民漠視於下，國家成為孤立，君主視若路人，雖日言﹁立憲﹂亦安有濟乎？

　　多麼發人深省的思想啟蒙課本！與今人想像不同的是，被一個三十三歲的﹁執不同政見者﹂指著鼻子數落了一通，並具體地教導了一頓，清王朝卻並沒惱羞成怒，反倒將這廝直接調入朝廷，讓他專管憲政的普及和實施了！國運式微，當國者首先著急啊！然而，調入中央機關的楊度，依然像流亡在異國的﹁反對黨﹂幹將一樣的不﹁老實﹂，而且，利用職務之便公然﹁以權謀私﹂，到處傳播他那套憲政理論。同樣認定中國必須走憲政道路的袁世凱，曾在頤和園的外務部公所召集會議期間，請楊度前來回答官僚們的相關質詢。現在看來，這顯然是足智多謀的袁氏為楊度擺下的一個挺不錯的講壇，要讓朝中那班守舊的王公大臣們明白，﹁憲政﹂到底是怎麼回事。楊度不慌不忙地當堂回答質問，越說越勇，至後來，竟膽大包天地宣稱：

　　政府如不允開設民選議院，︵本人︶則不能為利祿羈縻，仍當出京運動各省人民專辦要求開設民選議院之事，生死禍福皆所不計，即以此拿交法部，仍當主張到底！

　　真是擲地有聲，響遏行雲！近百年前，楊度即有如許之見解，並有如許之勇氣，實在令人肅然起敬！楊度的政治設計方案是，儘早召開國民會議，即由國民代表們參與表決國家大事，而不再是靠紫禁城裏的極少數王公大臣跪在地上唯唯諾諾地稱﹁皇上聖明﹂來決定國運。顯然，這是資產階級國會的雛形。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認定﹁國民會議﹂為靈丹妙藥，仿佛這個會一開，南北就統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國就民主了，列強就知足了。從清末楊度開了頭，直到整個北洋時代，此﹁會﹂成了朝野人士的一個心病，無論在朝的黎元洪，還是段祺瑞；也無論是在野的孫中山，還是李大釗，當然更包括位於朝野之間的楊度，都一直在為開這麼個會而孜孜不倦地奔走，結果直到﹁北洋﹂像老嫗一樣被兇悍的新婦國民黨趕下臺來，這個難產的﹁會﹂也沒能降生。

　　雖然楊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實現，但他的才幹卻贏得了那個時代幾位想改天換地的人的尊重｜｜這邊，袁世凱拿他當心腹；那邊，孫中山、黃興引他為知交。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夏秋，當上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邀請孫、黃二位相繼入京晤面，楊度即因與雙方均有密切關係而專程從青島趕往北京參與巨頭之會。這樣一位天賦很高且資望很好的政治家，卻因篤信君主立憲而成了袁世凱稱帝的頭號幫兇。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他和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位頗有清譽的名士成立了﹁勸進﹂︵勸袁氏當皇帝︶的﹁籌安會﹂︵時稱﹁六君子﹂︶，他具體領導了帝制運動，由此得到袁大總統親賜的﹁曠代逸才﹂匾額。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裏接受了﹁百官朝賀﹂，翌年初，開始按公、侯、伯、子、男五個檔次封授爵位，剛好四十歲的楊度竟然成為最高一級的﹁公﹂，且單享﹁文憲公﹂的稱號，其地位遠高於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後來當上大總統的曹錕，當時只是十二個伯爵裏的一個；日後做過大元帥的張作霖排名更低，﹁子爵﹂還是﹁二等﹂；後來不可一世的吳佩孚起初連爵位都沒有，過了一陣子才被追授了個﹁三等男﹂。

　　楊度堅信自己會是﹁中華帝國﹂的首任宰相，甚至差人在法蘭西訂製了一套華貴的宰相禮服！只會舞文弄墨的楊度竟如此煊赫，能不遭人忌恨？況且，他幹的本來就是一件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大蠢事。於是，當袁世凱一命嗚呼，黎元洪當家作主後，楊度和﹁籌安會六君子﹂立即成了新總統下令緝拿的﹁帝制禍首﹂｜｜先總統是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死的，繼任總統的通緝令是七月十四日發佈的。也就是說，楊度從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裏，僅一個多月的時間。若不是他猶豫之後終於遁往津門避難，沒准其生命就中止於四十一歲那年了，因為有人動議開除他的國籍，更多的人則提議誅楊度以謝共和！在國人皆曰可殺的那些日子裏，他不得不躲在青島和天津兩地的洋租界裏，除了研究佛經，就是研墨臨池｜｜漢隸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兒。後來每到潦倒時，他總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潤筆費維持生計。

　　那時的青島，乃德意志帝國的遠東租借地，非中國政府所能管轄。民國既立，遜清的末代恭親王溥偉、前軍機大臣那桐、前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等一大批總督、巡撫、大臣、副大臣們，便紛紛成了膠澳租界的寓公。那時青島的洋居民多而本土漁民少，而海邊的房價興許又太便宜，但凡北京跑來的遺老們都能買得起一幢依山面海形態各異的洋房。

　　清末曾被袁世凱延攬入閣當學部副大臣的楊度，在眾多﹁寓公﹂裏，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畢竟也有過自己的房產。只是，前些年，青島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煞風景的高樓大廈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國洋房，現在剩下的寥寥幾幢﹁原裝樓﹂，哪有屬於他楊度的只磚片瓦！他被解除通緝後，儘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顧問，甚至當過軍閥張宗昌的總參議，但其名聲之惡一直為人們所不齒。後來，南京政府成立，國民黨對先總理的這位朋友並不領情，這個落魄的北洋名士，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慘兮兮地稱﹁此後生涯正無住著，意在赴滬鬻文﹂。

　　後來，他真的跑到上海灘住下，在老友章士釗的介紹下，成了名聲更差的幫會頭領杜月笙的清客，最後，竟正是為杜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但是，有誰能相信，這個聲名狼藉的保皇派頭領，這個縱橫於各軍閥豪門間的北洋遺老，這個委身於流氓頭子門下的過氣人物，竟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名秘密黨員，而他加入中共時，正是轉入地下的中共被國民黨當局追殺得血流成河的極為慘烈的年代！

　　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實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隱瞞下來，不光國民黨當政時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產黨坐定天下後的很長時間裏，依然沒被公開認可，一直拖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才被親歷者似是不經意地披露出來！謎底是這樣揭露給世人的｜｜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撰文回憶前年謝世的周恩來。文中有這樣一段：

　　敬愛的周總理在逝世前幾個月，有一天，派秘書來告訴我：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產黨，是周總理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總理說，請你告訴上海的︽辭海︾編輯部，︽辭海︾上若有﹁楊度﹂條目，要把他最後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我聽了以後，一面告訴上海︽辭海︾編輯部，一面向許多人打聽。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從來沒有聽說過楊度加入共產黨。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認為總理重病在身，還記住向有關同志交代這件事，說明他關心同志，不忘為革命做過任何貢獻的人，確實是胸襟磊落、處處體現黨的政策的典範。

　　這篇︽難忘的記憶︾，除了讓人們加深了對已故總理的緬懷之外，還意外地讓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楊度的子女們淚流滿面，更讓天下知楊度其人者目瞪口呆｜｜這個註定遺臭萬年的人物，竟是億萬人敬愛的周恩來先生親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黨員！嗚呼！

　　楊度的這聲長嘆實在太長了！幽幽穿過七十多年的歷史深巷，隱隱傳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懷才不遇，被世所棄，這是古往今來﹁國士﹂的天大不幸！但遺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記得楊度寫過這樣一句表達自己心境的詩，卻未識這首詩的全部。直至前幾天，我翻閱書架上的存書，無意讀到了有關楊度的文字，方窺知這首完整的七律。詩曰：

　　茶鐺藥臼伴孤身，

　　世變蒼茫白髮新。

　　市井有誰知國士，

　　江湖容汝作詩人。

　　胸中兵甲連霄鬥，

　　眼底干戈按塞塵。

　　尚擬一揮籌遠筆，

　　書生襟抱本無垠。

　　詩寫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名為﹁和濟南韓虔穀﹂。那時的他，即將卸任張宗昌將軍府中的﹁總參議﹂，心境黯然。他依附於軍閥，並非賣身投靠，而是自有其動機。他曾致信友人，披露心跡：

　　度雖有救國之心，然手無斧柯，政權、兵權皆不我屬，則亦無可奈何。

　　所以，他要借用那些執掌政權的軍人，讓自己手有﹁斧柯﹂，實現自己的﹁救國之心﹂。然而，他也忒大膽了！利用那幾位智謀不足的大老粗對自己的信任，他竟然鼓動曹錕除掉吳佩孚，鼓動張宗昌投靠國民黨！就在他把奉軍的大將張宗昌︵時任直魯聯軍總司令、山東軍務督辦兼省長︶哄得有些迷糊之際，奉軍第三軍團長張學良奉父命趕到濟南。﹁少帥﹂已經知道傻大黑粗的張宗昌身邊的﹁楊總參﹂的居心叵測，所以，放出狠話：﹁請楊子少出主意，當心腦袋！﹂圖未窮而匕首見，楊度只得藉故請辭。臨別泉城前，他寫下了這首黯然神傷的律詩。他借表揚一位濟南韓氏的同時，發洩了自己的鬱悶：雖胸有千軍萬馬，志在運籌帷幄，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鹹不淡地做個詩人而已！

　　詩言志，楊度言志的水準是很高的。容我突發奇想：若天假大壽於斯人，則許多中老年人爛熟的︽毛主席詩詞︾裏是否會多出一首︽和楊子先生︾也未可知。眾所周知，毛澤東也是個喜歡唱酬的詩人，而且，是個不忘年輕時代的有情人，對困窘的青年時代曾幫助過他的湖南故人，他總會想辦法報答的，有﹁我失驕楊君失柳﹂的纏綿佳句和對前岳母家人的頻繁問候為證，有每年償還章士釗先生兩千元錢直至章氏西逝為證，有越級重用恩師王季范老先生的孫女王海蓉和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為證。

　　說起來，楊度也有恩於毛澤東。話說當年，年輕的湖南學生領袖毛潤之︵毛澤東，字潤之︶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已成北大倫理教授的恩師楊昌濟先生。楊昌濟，字懷中，生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青年時代即為湘省維新運動骨幹人物，後留學日本、英國，民國初年回國，先後任教於湖南的幾所師範學校，後來成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和蔡和森是他和徐特立、王季范等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的弟子。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秋，四十七歲的楊昌濟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攜眷北上，任北大文科哲學系教授。楊先生在鼓樓附近的﹁豆腐池胡同﹂裏租了一個小四合院，門外懸﹁板倉楊寓﹂木牌｜｜楊教授乃長沙板倉鄉人。毛就被安置在楊宅狹小的門房處棲身，毛與恩師之女楊開慧之戀即始於此時。時楊度為湘籍旅京士紳之首領，自然與楊昌濟多有過往。民國九年︵一九二○年︶年初，楊昌濟病逝於東交民巷裏的德國醫院，楊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弔唁，有感於逝者生前清貧，曾著文籲請各界人士對死者遺屬﹁慨加賻助﹂。我查閱過楊度領銜的這封﹁募款倡議書﹂，在按資歷與聲望排名的二十九個發起者中，前面是出任過政府總長的蔡元培、章士釗、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為人知的﹁毛澤東﹂。恩師過世的那段日子裏，默默無聞的毛澤東與盛名赫赫的前輩楊度定然見過，且會與楊開慧一樣，對﹁楊世伯﹂的恩德銘刻在心。所以，我假設開國之初的毛澤東會與楊度有一番唱酬，並非毫無由來。楊度無論其資望還是詩才，總比給毛寫頌詩的柳亞子、郭沫若、周世釗他們高吧？不信？有遺聯為憑：
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是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
｜｜挽袁世凱︵民國五年六月︶
曠古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
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
｜｜挽恩師王運︵民國五年十月︶
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
一身能敵萬，可惜霸才無命，死生從古困英雄。
｜｜挽黃興︵民國五年十一月︶
魂魄異鄉歸，如今豪傑為神，萬里山川皆雨泣；
東南民力盡，太息瘡痍滿目，當時成敗已滄桑。
｜｜挽蔡鍔︵民國五年十一月︶
英雄作事無他，只堅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公。
｜｜挽孫中山︵民國十四年三月︶
事業本尋常，成固欣然敗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
｜｜挽梁啟超︵民國十八年二月︶
帝道真如，於今都成過去事；
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挽自己︵民國二十年九月︶

　　這些輓聯，不僅是傳誦一時的名聯，亦堪稱近代經典對聯。楊度只寥寥數言便能把故友︵或自己︶的一生寫得既明明白白，又頗富餘韻。真乃一代騷人也！饒有意味的是，被他憑弔並稱頌的亡者，多是與他﹁政見分馳﹂的人。尤其那位蔡鍔，本是他推薦給袁世凱後才受到重用的，按說對他應有知遇之恩。然而，蔡氏潛往雲南起兵反對帝制之前，曾領銜致電袁大總統，請求﹁將發起籌安會之楊度﹂等十三人﹁立即明正典刑，以謝天下﹂｜｜﹁明正典刑﹂是封建時期的法律術語，即今人所謂的﹁依法判處死刑﹂。

　　對蔡上將的﹁恩將仇報﹂，楊度毫不介意，更未為將軍之死而慶幸，其雅量可窺一斑。民國初期，每有駭俗之舉的楊度，無疑是一面鼓舞熱血青年救國之鬥志的旗幟。與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學校同窗的蕭子升回憶過，上中專時的毛澤東，﹁曾對楊度和他的政治行動感到極為興奮和熱切﹂。所以在未來的岳丈家得見久仰的楊子，當是毛的一大快事。但楊度似乎不記得當年住在﹁板倉楊寓﹂門洞裏的那個楊昌濟的未來女婿了。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秋，他在出任張作霖的安國軍政府的要職︵政治討論會專職委員︶時，就曾對蕭子升打聽過毛潤之，他知道蕭與毛為同窗好友。他問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寫文章，是否全無人情味，是否有殺父之心；甚至還問及毛的相貌是否醜陋！

　　然後，楊度諄諄告誡蕭子升：因你與毛澤東關係密切且廣為人知，所以，須要小心。那時的毛澤東，已經娶楊開慧為妻，拿著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筆錢正在家鄉到處發動疾風暴雨式的農民運動呢！楊不會贊同過激的﹁暴民運動﹂，他似乎更多地是在關注已故的老友楊昌濟的女兒的命運。有趣的是，蕭子升竟然總結出了楊、毛兩人的共同點：

　　中華民國建立不到半個世紀，在這段時間之內，就有兩個人企圖要推翻它，並且都成功地實現了他們個別的計謀。奇怪的是，這兩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個是楊度，另外一個是毛澤東。

　　只是，楊度的成功只持續了兩個多月｜｜他擁戴的袁世凱只做了八十三天﹁中華帝國﹂的君主即一命嗚呼，他也因之毀了清名；而毛澤東卻把﹁中華民國﹂的當政者們趕到了大陸東南角上的幾個小島之上，讓中國變得誰也不敢小覷起來。

　　楊度沒活到毛澤東登上天安門指點江山的一九四九年金秋，早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秋，這位終日誦經的居士即﹁坐化﹂於上海灘的寓所中。但若天假長壽於斯人，他還會自覺為毛澤東的高參，因為，這是他所終生追求的﹁帝道﹂。

市井有誰知國士｜｜滬上﹁遇﹂楊度︹中︺

　　楊度所說的﹁帝道﹂，即帝王之學，亦即輔助別人成為帝王之學。有帝王便有帝道，依附成帝成王者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說戰國時期奔走於各地的那些憑三寸不爛之舌縱橫捭闔的﹁縱橫家﹂，只說晚清，即有多少智者僕僕於此途中。

　　竭力輔佐光緒帝的康有為不就這樣一個人嗎？康有為之後，最具﹁帝學﹂精神的即應該數這位楊子了，他很把自己當成當代的蘇秦、張儀。晚清時期，他選中要輔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凱。袁世凱對楊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楊度與老袁的身世差不多，也不是讀書世家出身，也是因父輩當了軍官他們才有機會念書。

　　一九○七年，正是老袁和張之洞兩位朝廷中最有分量的漢臣保薦他，稱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才使他一躍成為朝廷命官。不料，僅過了一年，風雲突變，光緒帝與慈禧太后隔天病逝，老袁那顆肉乎乎的腦袋馬上就被攝政的光緒之弟載灃盯上了。載灃極想用老袁的頭來祭哥哥載湉︵光緒皇帝︶。

　　有人考證出，幸虧楊度因參與草擬詔書，提前泄了密，才使老袁通過張之洞與慶親王奕劻勸阻了攝政王載灃，﹁項城﹂項上那頂圓顱才得以保住。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凱，風雨慘澹地欲登南下的火車。無人肯來為這位曾位極人臣的河南胖子送行了。滿官場都以為此人將回到故土了卻殘生呢！不料，汽笛驟響時，蒸氣彌漫處，卻有兩位官員公然不避人耳目趕到月臺話別，其中一位，即楊子。老袁感動得落了淚，慨言：﹁二君厚愛我，良感！顧流言方興，或且被禍，盍去休！﹂楊度則回答：﹁別當有說，禍不足懼！﹂真是患難見真情。

　　回到安陽後的袁世凱，自然成了臭狗屎，誰都怕粘上惡味。但專管起草法令的中央政府的司局級幹部楊度，卻數次前往安陽看望老袁。武昌首義之後的那幾天，楊度恰好在老袁家中，正是他和袁之長子袁克定一起建議袁延緩動身南下，袁才等到了更高的位置。袁氏重出江湖後，先任欽差大臣、湖廣總督，繼為大清帝國第一重臣︵內閣總理大臣︶，後又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任民選大總統。醉心於﹁帝道﹂的楊度自然興奮不已。

　　民國既立，但天下猶亂，楊度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從英、德和日本國的現實看出救國門道，認定只有﹁君憲﹂才能救中國，所以，便帶頭精心為老袁打造新的御座。別無他，只為成就自己的﹁帝道﹂也。楊度的﹁勸進﹂一開始便廣遭天下人責罵，尤其可惱的是，他居然真的做成了一屆﹁國民代表大會﹂！只不過這些各省的﹁國民代表﹂，都是擁戴老袁登基的人，此﹁會﹂與他數年前倡開的﹁國民會議﹂根本不是一碼事！

　　如此一來，袁氏當皇帝，算是﹁順應民心﹂了。好在天下人的洶洶討伐聲很快就驚醒中南海裏的黃粱夢，只八十三天，袁﹁天子﹂即訕訕地宣佈取消帝制。難逃其咎的楊度，何去何從，一時惹人注目。就在此時，︽京津太晤士報︾發表了楊氏訪談記，這位國人皆曰可殺的怪傑，安坐豐盛胡同的家中，侃侃而談：

　　政治運動雖然失敗，政治主張絕無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減。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孫、黃主張共和，我則著論反對。我認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

　　此時，袁世凱已病入膏肓的消息開始在政壇流傳，作為帝制運動的頭號幹將，楊度的結局自可想見。社會上已有楊度已逃竄出京欲經天津遠渡美國的消息。針對這一傳聞，楊度的回答是：

　　國體問題，我應負首責，既不委過於人，亦不逃罪於遠方。……報載我已竄，你看我竄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願赴法庭躬受審判。

　　真有點敢作敢當的大丈夫的氣概！以楊度之睿智，何以認定﹁只有君主立憲才能救中國﹂的死理？原來，他自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在那篇堪稱經典的︽君憲救國論︾中，他說：

　　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

　　正是由於國民的政治素質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國成立以來的混亂的政治局面。如欲強國富國，只能擁戴一個英明的君主和制訂一部完備的憲法︵君憲︶。至於為何帝制中止，楊度認為，這並非﹁君憲﹂經卷出了問題，而是君主把這部經念走樣了｜｜他赴﹁公府﹂弔唁袁世凱時送上的那幅廣為傳誦的輓聯，即直白表露了他的這種心境。正因他確信自己的﹁君憲﹂主張才是挽救中國之命運的唯一路徑，所以，對別人的抉擇，他統統不屑一顧。早年在日本時，孫中山請楊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他毫不客氣地拒絕了：

　　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楊自稱︶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面對名氣很大的革命黨領袖，青年楊度的口氣更大｜｜既然政見不同，那就各走各的道，別互相妨礙！民國肇始，黃興步孫中山後塵，亦抵京城與袁世凱會面。其間，黃興力邀楊度加入生機勃勃的國民黨，但楊又以政見有異恕不同黨的冷面謝絕之！城頭變幻大王旗。但失敗了的國士卻不肯變更自己的信念。中國的政治家，趨炎附勢翻雲覆雨者太多！難能可貴的，是信守政治貞操並一直為之清苦奮鬥的人。到此時，他還堅信他的﹁楊度理論﹂：日本不就是君憲制嘛！德國、英國不也是皇帝領導下的責任內閣制嘛！他們能靠此富強起來而為什麼我中華就不能效仿之？這﹁楊度理論﹂是否符合中國國情，恐一時說不清楚，但這種捨我其誰肯為國家負責的﹁國士﹂精神，卻實堪令人欽敬。

　　就在報紙刊發了﹁楊度宣言﹂一個月之後，六月六日，袁世凱在全國一片詛咒聲中命歸黃泉。第二天，不肯認輸的﹁曠代逸才﹂即趕赴中南海弔唁，並留下了那幅令人擊節稱賞的輓聯，從﹁百世而後，再平是獄﹂的墨蹟上，人們看出了他的固執。不過，楊氏的﹁君憲﹂主張，決不是復辟舊的王朝，這一點，﹁辮帥﹂張勳和那位過氣兒的政治家康有為都想錯了。

　　當時，﹁辮帥﹂把黎大總統召他進京﹁調處國是﹂顢頇地當成了復辟大清王朝的天賜良機，而因鼓吹君主立憲遭通緝的楊度，無疑是他同一戰壕的戰友。張勳也在青島有寓所，一幢位於天主教堂附近的至今保存還算完好的德式樓房。不知他與楊度是否在青島見過面，但他對楊度的同情是世人皆知的｜｜就在舉國通緝楊度時，他卻自徐州通電北京，為楊打抱不平曰：

　　君主、民主，主張雖有不同，無非各抒己見；罪魁、功首，豈能以成敗為衡？……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為，而止沸揚湯，究與大局何益？

　　惶惶然的楊度讀到這通絕無僅有的說情電文後，沒準兒會一股暖流湧心間。然而，當楊度讀到張勳的最新一紙通電後，卻不惜﹁恩將仇報﹂｜｜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張勳等發出擁戴遜清宣統皇帝復辟的通電，紫禁城裏遂加演了一出時間很短的歷史鬧劇。楊度七月三日就毫不客氣地給張勳、康有為發出電報：

　　……惟嘗審慎思維，覺由共和改為君主，勢本等於逆流。……公等於復辟之初，不稱中華帝國，而稱大清帝國，其誤一也；陽曆斷不可改，衣冠跪拜斷不可復，乃貿然行之，其誤二也；設官遍地，以慰利祿之徒，而憲政如何進行，轉以為後，其誤三也；設官則惟知復古，用人則惟取守舊，腐朽穢濫，如陳列屍，其誤四也。凡所設施，皆前清末葉不敢為而乃行之於今日共和之後，與君主立憲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禍國家，並禍清室，實為義不敢為。即為兩公計，亦不宜一意孤行，貽誤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大是大非面前他是立場堅定不顧友情的。特立獨行者總有自己的做人原則。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三月，北洋政府頒發赦免令，所有﹁洪憲帝制禍首﹂和﹁宣統復辟罪犯﹂一律特赦。在洋人地皮上做了一年又八個月的寓公之後，四月二十六日，楊度終於可以公開回到北京了。四天之後，他去中南海晉謁了馮國璋，當面向這位接任了黎元洪的軍人代總統表示了感激之情。之後的一年裏，聲名狼藉的他，過得很不順心。且讀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夏他寫給朋友的一封信：

　　度︵楊度自稱︶年來息影一廬，久不與聞政治，間或經營商業，頗與市井為儔。特以兵禍連年，百業俱廢，因之亦多虧損，政商兩界皆成畏途。平居多暇，還讀我書，懶於著書，聊以遣日而已。

　　這一年來，他天天悶在家中，參悟佛經、懸腕寫字。他甚至跟著從湖南老家來北京闖蕩的齊璜學起了繪畫。齊璜後自號﹁白石山人﹂、﹁白石老人﹂，故世稱﹁齊白石﹂。齊氏早年在湘潭鄉間為木匠，後廣學書畫，並曾入王運門下學詩，故與楊氏算同門弟子。

　　不過楊度的美術天賦似乎不咋樣，現今的人們沒聽說過誰手裏有楊度的丹青。倒是一方方傳下來楊度之印章讓方家看得佩服，原來這正是他的學長兼老師齊白石為他篆刻的｜｜齊大師對自己的刀功頗為自負，曾自號﹁三百石富翁﹂。此題外話也。女兒楊雲慧回憶過：﹁父親曾寫了六句話，經裝裱以後懸掛在自己的臥室裏，以表明心跡。﹂這六句楊氏自白是：

　　隨緣入世，滿目瘡痍。除救世外無事，除慈悲外無心。願做醫生，遍醫眾疾。

　　客人們真的看不出，這個天天談佛說經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還是想﹁入世﹂！是喲，你想讓這個﹁除救世外無事﹂的人物總是憋在家中，豈不誤人又誤國？於是，一位南方來客的叩門聲，又將楊度從玄妙的佛學世界拉回到紛亂的現實社會中。來人乃劉成禺，清末民初的一位政治人物，楊度在日本留學時結識的朋友，民國成立為第一屆國會議員，後因參加反袁活動而亡命南方，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時，他被任命為總統府宣傳局主任。這位不速之客帶來了孫中山的緊急呼救。

　　彼時的南方割據政權，禍起蕭牆，執掌軍事的陳炯明將軍與大元帥孫中山反目且炮轟了元帥府！實力不濟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軍隊奉命與陳炯明聯手，故急遣密使來京找到楊度，請楊盡力設法說服直魯豫巡閱使曹錕，萬勿讓駐軍湘省的北軍驍將吳佩孚與陳炯明合作。此為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的事。

　　真是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無人問津，南方卻委以重任，楊度久已熄滅的政治熱情一下子又被孫中山的求援點燃！這個﹁除救世外無事﹂的人立即忙碌起來，除鼓動在﹁曹營﹂當幕僚的好友夏壽田去遊說直系大將王承斌、熊秉崎外，他還親自跑到保定的直魯豫巡閱使署去遊說憨厚的曹大帥。

　　曹錕雖無文化，但崇尚有文化的人，當初楊度遇赦回京貧困潦倒時，他曾特意派人贈其兩千元銀元以度難關。不知是楊度的政治設計太天衣無縫，還是那位布販子出身的曹大帥過於迷糊，前去掃蕩南軍的吳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動了。孫中山和國民黨因此躲過鬼門關。甘心效力國民黨，當然也是為了踐約｜｜當年在日本時不就對孫中山說過嘛：你若成功，我就放棄原來的主張，全力幫你！所以，脫險跑到上海的孫中山曾額手稱幸說：﹁楊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諾言。﹂孫中山的信賴，使楊度又看到實現﹁帝道﹂的機緣了！他本來已經下定決心，不怕寂寞要做職業佛學家和書法家，現在，卻另有新的奮鬥目標了。

　　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孫中山，主動提出要加入國民黨！孫中山自然樂不可支，但國民黨內卻有人懷疑楊的入黨動機是否純潔。總理連忙通電黨內幹部，親為解釋：這會兒楊度是鐵了心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了，希望你們不要拿他往年不屑於加入本黨的事來懷疑他︵﹁傾心來歸，志堅金石，幸勿以往事見疑﹂︶。不過，這事兒曹錕哪裡知道？他相信楊度是﹁自己人﹂，甚至還將其委任為自己的政治顧問呢！然而，隨著直系政府的倒臺，楊度又成了政壇失業者。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天，不知張作霖手下的大將張宗昌動了什麼心思，將賦閑在家的楊度聘為了本軍總參贊，後隨著張宗昌權勢的增大，他又成了張任總司令的直魯聯軍總參議，僕僕奔走於京、津、濟之間。

　　北洋時代後期，﹁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楊度，利用自己身為政府高級幕僚之便，不斷游走於各系軍閥巨頭之間。﹁義威上將軍﹂張宗昌對﹁楊總參﹂的話似乎言聽計從，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張宗昌派兵抓走著名報人林白水後，一時間說客盈門，但統統遭了張的白眼，只有楊度出面求赦，老張才轉出了黑眼珠，打電話給行刑隊：槍下留人。只是半小時前行刑隊已經把林白水綁赴天橋刑場了，楊度的願望才落了空。周旋在軍閥巨頭之間的楊度，倒真有點像日後打入威虎山的楊子榮，二楊都是隻身闖入虎穴，靠離間敵人來贏得己方的勝利。但遠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上海灘上，楊度對中共的貢獻不知比林海雪原中一個偵察排長要大多少倍呢！

　　只是，為什麼沒有一齣戲文來唱這位卓爾不凡的紅色超級間諜呢？戲臺子上的小楊，終於等來了時機，與解放軍小分隊的戰友們共同殲滅了以座山雕為首的所有土匪；而北洋時代的老楊卻無法殲滅座山雕的前輩同行張作霖｜｜眾所周知，張大帥早年也是匪首。因為候在京城外的不是解放軍的大部隊，而是蔣介石統轄的北伐軍。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後，按說，楊度可以公開身份轉入﹁地上﹂了，可他並沒被民國新貴們禮遇｜｜也許蔣中正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這是本黨已故總理生前親自﹁發展﹂過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願讓已經亂七八糟的本黨與口碑更差的楊度攪在一起。反正國民政府在南京開張後，有功之臣楊度反倒被冷落。最後，只能給名聲比他還不好的杜月笙當起﹁秘書﹂。天曉得，就在這個時期，他又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級情報人員！變乎？不變乎？你這個政治江湖上的獨行俠！

　　楊度是中共一分子，這事實不惟入黨批准人周恩來惦記著，其介紹人和直接聯繫人潘漢年當然更清楚，只不過，當年的中共﹁特科﹂二科︵情報科︶科長﹁小K﹂︵潘在三十年代的綽號︶解放後幾乎一直呆在監獄裏，成為莫須有的﹁內奸﹂，沉冤二十七年裏性命朝夕難保，哪還顧得上替一個過世並過時的壞人鳴冤？另一位與之有過秘密工作關係的中共高幹夏衍，也是解放後黨內殘酷鬥爭中的親歷者與倖存者，何敢主動供認與臭名昭著的楊度相識？只是到了風雨初霽的﹁文革﹂結束後，乾瘦乾瘦的夏衍才敢公開回憶故人｜｜儘管他憶的是五年前死去的潘漢年，但也捎帶著提到了早逝了半個多世紀的楊度。

　　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報︾上，有夏衍懷念剛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漢年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說到了楊度：一九三一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潘漢年｜｜筆者注︶通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計程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現建國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裏，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什麼寒暄。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過幾天後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繫，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筆者注︶，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的人的名字我全不瞭解。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煙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也猜到了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停了一會，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指當時的法屬殖民地越南在中國法租界內的員警｜｜筆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這之後，我和潘漢年同志闊別了五年，直到抗戰前夕才再次會面。他給我介紹的那位老先生，開頭我連他姓什麼也不知道，大約來往了半年之後，他才坦然地告訴我：﹁我叫楊子，楊度。﹂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驚。

　　夏衍的確該大吃一驚，他萬萬想不到，當年的帝制禍首、軍閥政府的座上客，上海灘無人不畏的青幫頭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黨同志！嘸得了哇！

　　夏衍說的建國中路上的這座建築，就是差點與我擦肩而過的﹁楊度故居﹂。前法租界薛華立路一百五十五號，現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二○○○年一月八日中午時分，我在弄堂口駐足，從建國中路公車站等車的﹁阿拉﹂們身後，繞過一個正在起勁叫賣著平板車上的橘子的遊販，徑直走進弄堂。

　　這大概就是上海人說的那種民國時代的新式花園里弄房：住宅不再是臨街的石庫門房，不再以高牆自絕於鬧市，而是以一條挺寬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統一模式的紅磚樓，而這些紅樓又都是不大的宅門和不高的圍牆，不同的只是各家門前種植的一點花草各顯繽紛。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樣是住宅，開放式的洋樓與閉塞著的四合院所體現出來的居民的精神內涵卻十分不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海派﹂與﹁京派﹂之爭，其輸贏其實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築取向上即顯現出來了。弄堂內的第三排小樓，是十三號，東、北兩面牆上各掛一面牌子｜｜東面乃樓門一側，掛著一方木牌：建中居委會；北牆上嵌一小塊石牌，讓我頓感釋然：

　　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楊度曾在此居住

　　住過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雜亂的電線與晾衣繩把我的視線割扯得亂七八糟！更為有意思的是，二、三樓的每個窗臺上幾乎都懸著長長短短的拖把。若時光倒退七十年，這些視窗外的﹁裝飾﹂也許就是房主人報警的信號，但現在，卻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證。我走進樓裏。黑洞洞的樓內深不可測，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樓梯，身邊是幾堆蒙塵的雜物。在把舊時豪門糟踐得一塌糊塗方面，﹁海派﹂與﹁京派﹂是一派的。左側有一虛掩著的門，很厚很大的那種老式木門。叩門。裏面傳出難得和藹的邀請：請進。從黑暗中一下子被請到陽光燦爛的屋裏，眼睛與心理都難免有所不適。屋裏只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盧灣區計劃生育一戶一卡登記冊︾。

　　問清我的來訪動機後，她十分熱情地介紹了該樓的情況：現有四家人住在二樓和三樓上，一樓只這間居委會的辦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擾的，而且這麼多年，解放前的東西早都沒有了。倒是這間｜｜她有些自得地環顧了一圈兒｜｜你看，這門窗、地板、壁爐，都是原來的，從來沒動過的。果然，當年的楊度先生的會客廳保存完好，別致的橢圓形窗戶，華貴的天花板飾線，堅實的木板，漂亮的靛藍色瓷磚，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臺上的一尊﹁文革﹂時的毛澤東標準半身瓷像和牆上掛著的那幾面﹁二級居委會﹂、﹁盧灣區先進單位﹂等錦旗和標牌，我怕真要陷進七十年前了。那個壁爐是蠻好看的｜｜居委會幹部直誇。是的，西牆裏的那個被藍瓷磚嵌著的壁爐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涼。

　　這壁爐裏的火已經熄了多少年了。這兒是楊度的最後住所。這本是杜月笙的一處閒房，只因位於法租界內，比較安定，所以，慷慨的杜氏就贈給了其律師章士釗先生介紹來的名士楊度居住。現在大陸人們知道的杜月笙，是個﹁大流氓﹂。因為他是上海幫會的頭子，更是幫助過蔣介石反共的急先鋒｜｜﹁四．一二﹂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與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發生了衝突，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藉口平息工人內訌而悍然開始了對共產黨人的大屠殺。杜月笙一直因此案而對共產黨心有餘悸，以致在風雨飄搖的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春，雖有中共地下黨捎話讓他呆在上海灘等待﹁解放﹂，他卻毫不猶豫地去了香港，當寓公至死。

　　你看，這樣一個壞人，在楊度的筆下，反倒是﹁慷慨好義，重然諾，能與人共患難，輕財貨而重交遊﹂的﹁古之遊俠﹂！不排除楊度收人錢財黑白顛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認傳主或有宋江遺風的一面。杜氏雖始終身在民間，但也有政治頭腦，而且門下羅致各方名士。抗戰全面爆發後，蔣介石請他出任民間抗敵團體的領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會號召力。杜月笙除為楊度提供了這套闊綽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五百薪金供其花銷。楊度就是靠這筆錢再加上點賣字畫的潤筆費過活的｜｜北洋時代他當國民政府參政員，也不過每月五百元錢補貼。

　　不過，北洋時代他是中樞要員，現在是私人秘書。民國初年的﹁曠代逸才﹂，居然淪落到不得不吃嗟來之食的地步了！楊度像被逐出宮的老女人，為了生存，不得不找了個鄉間土財主為妾。但當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人員的楊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為自己的政治集團秘密工作時，你就不覺得他屈尊為杜氏﹁門人﹂有什麼不合適了。而且楊度這樣的地下工作者，一定還像從前一樣從容不迫地活著。他不需要自己於天黑時拉上亭子間的窗簾兒開始秘發電報，他也不會像別的同志那樣經常虎口奪食一般地偷走敵人的絕密檔。天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濃茶，吐煙圈，搓麻將｜｜名士們的私生活每每是現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早年楊度就曾不惜花兩千銀元買回一個雛妓為妾，後因遭人非議，便捨己為人，將此女轉贈他人。

　　楊度有杜月笙這棵黑道上的大樹蔭護，杜月笙有蔣介石這座中國最堅實的靠山倚恃，所以，呆在這間屋裏做地下工作的中共﹁特科﹂人員楊度，只在與故交新朋的聊天時獵取無價的情報︵如沙裏淘金︶，然後，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報轉給潘漢年、陳賡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領導人一夕數驚地不斷轉移的時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員暗舉短槍與國民黨特工殊死廝殺的時候，楊度一直在自己習慣的優裕生活氛圍中，玩兒，並工作著。到現在也沒人給我們講楊度究竟給共產黨提供過什麼重要情報。隨著陳賡、康生、周恩來、潘漢年、夏衍等一個個主持或參與過當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繼過世，晚年的楊度對中共的真正奉獻已經無從知曉。

　　現在想來，一個過時的北洋老人，一個困在青幫﹁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絕無機會接觸權力中樞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場上撈銀子，也無利用價值了，那麼，精明的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常委、組織部長兼軍委書記，僅排名於總書記向忠發之後︶同意臭名昭著的楊度加入本黨，到底有多大意義呢？周恩來一定看重的是楊度的名士身份，因為只有這種身份，才適合出面掩護和搭救被捕的本黨同志！是的，從來沒改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楊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會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這裏變成了上海灘上中共中央一處可靠的避風塘，﹁特科﹂成員前來送轉情報，被追得無路可逃的同志還曾匿身其宅，令吁吁趕來的安南巡捕悻悻而歸。現在已經破落了的這棟民宅小樓，真該辟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館﹂啊！

市井有誰知國士｜｜滬上﹁遇﹂楊度︹下︺

　　當楊度的棺槨下葬於上海虹橋的萬國公墓中的某個墓壙中後，人們便慢慢地遺忘了他。若不是臨終之前的周恩來終於道破這個心事，楊度到現在怕也是個可憎復可笑的歷史小丑吶！一九九五年暮春，在鬧中取靜的上海萬國公墓裏，在楊度的墓旁的一塊樹蔭裏，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比鄰排列的，是民國銀行家錢新之、社會活動家楊杏佛和海派京劇大師周信芳。一望便知，這些墓都是﹁文革﹂結束後重新修建的。綠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崗岩石碑植成歷史的樹林，撫著這片堅硬而方正的樹林走下去，我會覺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開竅。我老愛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這裏。這時，我很自然地想起遠在北京萬安公墓裏的另一座墓｜｜楊度的朋友李大釗的墓。

　　那是楊度五十三歲那年發生在京城的一件駭人聽聞的大事：李大釗先生被政府軍警逮捕並被處以絞刑。沒有證據表明楊度像李大釗一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我沒找到這個讀著四書五經長大的中國士人對新誕生的蘇聯政權的讚揚的遺篇。在他眼中，無論是李大釗，還是上一年遇害的報人邵飄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當代縱橫家，是靠筆桿子和遊說來影響政府決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一定堅信﹁英特那雄耐爾︵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實現﹂︵︽國際歌︾歌詞︶，但他尊重朋友的選擇。

　　北洋時代，士人們似乎都如此相處，即：相同社會地位的都是朋友，而朋友是不問信仰不計利害甚至也不講私德的。朋友可以筆戰，但從不影響私交。他與黃興，即為一例，故他挽黃興才會有﹁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的佳句。你看，陳獨秀愛逛窯子，李大釗乃模範丈夫，但兩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章士釗反對新文化運動，胡適公開反駁之，但照樣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像周作人那樣為日本老婆而翻臉不認老兄的例子，也許絕無僅有吧！

　　前面已經說了，北洋時代後期的楊度已經是國民黨安在北京政壇上的一個內應。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儘管也時有吵鬧，但在蘇聯人的撮合下，那時正在度蜜月，所以，無論於公於私，楊度都不可能不為李大釗的被捕而著急。所以，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那天，他便變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楊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飯店參加熊希齡長女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寫憲政文章的那位湖南老鄉，民國初年曾任袁世凱手下的國務總理，後退出政壇專心於香山致力於慈善事業。席間，楊度無意間問當過外交部總長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聞？汪模棱兩可地答：亦可說有，亦可說無。神情有些自得。楊乃追問：此話怎講？汪遂湊近楊，耳語：張大帥︵張作霖︶已經派我與東交民巷的外交使團打了招呼，政府將派員進入蘇聯兵營搜查，望各國公使諒解。

　　說完之後，汪再三囑咐：此事須要保密！楊度知道李大釗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慘案之後即躲在蘇聯人那裏，驚聞此訊，迅疾託辭離席。回家後，他偏偏又遇上來客。急匆匆打發走客人後，他一邊前往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胡公鄂那裏去報信，一邊派大兒子楊公庶去章士釗家通報｜｜他知道章與李兩﹁釗﹂的關係更密切。

　　那時的國民黨，還不是後來那個專門追殺共產黨人的專制的黨，他們與共產黨，依然是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同一戰壕戰友。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緝，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領導人多已南下，京城裏公認的共產黨領袖李大釗兼了北方國民黨的領導之責，其時，正與兩黨同志寄身於蘇聯使館裏。按說，楊度報警的時間並不算晚：從四月四日當晚送出消息，到四月六日下午軍警闖入使館，李大釗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時間潛出外逃啊！然而，李大釗等多位﹁黨人﹂並沒馬上逃逸，原因是人們並不相信張作霖政府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與外交使團衝突，使館從來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從﹁庚子之變﹂︵義和團事件︶結束之後，還從來沒有誰膽敢闖入東交民巷呢！人們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實性！結果，只有四個﹁黨人﹂迅速離開使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發往南方的秘密報告，如實記錄了楊度在危急關頭的功績：

　　其餘四同志能走避，楊之力也。

　　楊度憂心如焚，卻愛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釗被捕後的時間表：四月四日，獲悉情報，當晚報警。四月六日，派長子前往東交民巷觀察，驚悉大釗先生等六十餘人被俘。四月九日，以張作霖所聘政治討論會委員身份出席會議，與人議決將﹁李大釗黨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審理︵避免軍法審判以減輕罪名︶。四月十日，與司法總長等同往安國軍總司令部面見張作霖，陳述將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間，他還兩度派長子前往京師員警廳看守所探視李大釗並秘傳消息；他甚至變賣了寓所﹁悅廬﹂，將所得四千五百銀元悉數充作營救費用。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釗等被軍法會審後立即處決後，他﹁八方張羅，所蓄為之一空﹂！﹁仗義疏財﹂，﹁兩肋插刀﹂，﹁俠肝義膽﹂，﹁毀家紓難﹂……這些成語到了北洋時期的楊度的身上，全都復活了！變更的是朝代，不變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門下的楊度，已經低調了許多。人們看到，被甩出權力漩渦的楊度開始大談佛經，普度眾生｜｜他先後在上海加入了﹁中國互濟會﹂和﹁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並捐款甚巨。熟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歷史的人可能會知道，﹁中國互濟會﹂是營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難者的左翼慈善機構，有些已經被關進了聳人聽聞的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極意外地被這個慈善機構保釋出來；流落各地街頭的中共領導者的子女，如毛澤東的三個兒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惲代英等的後代，都曾被一個個找到並送進了﹁互濟會﹂開辦的﹁大同幼稚園﹂裏。楊杏佛、魯迅、郁達夫等社會賢達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宋慶齡、蔡元培這樣頗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應其委託出面保人。

　　但人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名為民間慈善組織的機構，卻有著極深的國際背景，即：蘇聯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東﹂。從現在公開的資料看，僅一九二五年六月至八月，蘇聯人就從自己的國庫中，以﹁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名義，寄往中國上海二十萬盧布！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從這裏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樣的蘇聯去的。

　　不過，這是黨的最高機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黨員不會知曉，黨外的魯迅等社會名流更無從瞭解｜｜難怪敏感的老先生聽人說他拿了盧布便大發雷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楊度毀家紓難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沒人講得清了，這位﹁地下黨﹂的可歌可泣的救難業績也大都流於﹁地下﹂了，現在人們知道得實在太少！楊度之女楊雲慧講述過這樣一段軼事：當時，楊度已經把妻小安置到蘇州定居，自己則與長子待在北京。

　　某日黃昏，讀中學的楊雲慧放學回家，意外地見到了從北京回來的父親，正關著屋門與母親︵楊度的姨太太徐粲楞︶說事兒呢｜｜一會兒，我走近房門口，聽聽父親在說些什麼。只聽父親說：﹁為了救濟這些被難的家屬，我們要籌集一筆錢。我已經把手裏所有的錢都捐助了，但是還不夠，還要想辦法。我想，現在家裏只有在青島的一棟房子可以變賣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讓雲慧陪你去青島，協助你辦理此事。﹂我生母說：﹁這棟房子已經破舊了，值不了多少錢。我可以把我的首飾拿去變賣了捐給這些被難的家屬，好不好？﹂父親高興地連聲說：﹁好，好！﹂

　　……幾天以後，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頓了家中弟妹們的生活，又為我向學校裏請了一星期事假，便帶著我坐上火車去青島了。……我家在青島的房子，確是很破舊了，賣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錢。由於在我們來到之前，就已經托人聯繫好，所以賣屋的手續辦得很順利。……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蘇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飾拿去變賣，把錢一起匯給了父親。我問她：﹁這麼多錢拿去幹什麼？給什麼人？﹂她回答說：﹁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屬。這些革命家為了挽救國家，被軍閥殺死了，留下的家屬們生活很艱難。你爹爹要收集一筆錢去救濟他們。﹂

　　楊度當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產來幫助落難的同志？恐怕連當時的黨的負責人也記不清了。所幸周恩來一直記著他的這些功勞，有兩個故事為憑。故事還是楊雲慧女士講述的：一件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秋重慶的左翼藝術團體正在排演話劇︽袁世凱︾，而此劇肯定要捎帶著罵一罵楊度。楊雲慧聽說後，自然不高興，就在
左翼作家、演員鳳子跟前發了牢騷。過了幾天，鳳子通知她，說周恩來同志要見她！周時任中共南方局負責人，是共產黨在﹁陪都﹂︵戰時首都︶重慶的最高領導，﹁國統區﹂裏的主流文藝人都信賴並聽命於他。見到周恩來以後，周主動提到：聽說她對︽袁世凱︾有意見？並關切地問及其母及弟妹們的現狀，之後，周還向雲慧討要了一張楊度的遺墨。這次接見不久，︽袁世凱︾就停演了。個中原委，只有楊雲慧和少數幾個人心裏清楚。

　　還有一事：﹁文革﹂時，楊度的老妻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的﹁紅衛兵﹂揪鬥，不得不拖著七十多歲高齡的病軀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掃弄堂︵一定是我去過的建國中路上的那條弄堂︶。楊雲慧在北京聞訊，立即去父親的好友章士釗伯伯處求援。章因毛澤東的庇護而極為罕見地未受傷害，且能﹁通天﹂。

　　楊雲慧第一次聽章世伯說，父親確是中共黨員，這是毛主席親口告訴他的，但為什麼一直不公開，老人卻不得而知。章士釗急忙將楊度遺孀的悲慘處境轉告了周總理。不久，他回信說周總理已經打電話給上海有關方面，叫楊雲慧和母親放心。事後，楊雲慧長舒一口氣，寫道：﹁果然，我家從此平靜了下來，再也沒有人來騷擾了。﹂只是，被黨內外許多人意味深長地稱為﹁周總理﹂的恩來先生，為何獨在楊度之事上未能﹁周全﹂？何苦一直挨到危在旦夕時方親口告訴外界？這裏面的真實原因，恐為千古之謎矣！

　　民國初年，有許多讓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楊度則是一道最解不開的謎：我真想不出，這個從少年時即壯志堅信君主立憲的頑固政客，怎麼就在晚年加入了中共？我曾自作聰明地以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釗的聖像在絞架上的定格，讓楊度對舊勢力徹底絕望並覺悟，自茲幡然變成革命黨的同路人，並最終成為其中一員。我把這個﹁發現﹂寫了出來，被︽人物︾編輯部的朋友張偉濤拿去發表後，有幸被一位上海小女子自署其名，全文發表在湖北省委的︽黨史天地︾上，而發行量很大的上海︽報刊文摘︾和北京的︽作家文摘︾，又將此稿挺大篇幅地摘發了一通，弄得我啼笑皆非。

　　其實，對楊度晚年轉變原因的推斷是十分牽強的，只是按現時的政治標準對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楊度這樣一個舉國聞名的政壇獨行俠，一個只相信自己的﹁曠代逸才﹂，怎麼會因一位比自己年輕的朋友的被難而徹底改變信念呢？他從來沒有變，是的，他從來沒有改變志向，也從來沒有改變性格。志在救國，性如遊俠；追求光明，嚮往刺激，這就是楊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做世人睽睽怪事之所在。

　　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學時，留學生們都決心不惜以全體罷課回國為代價，來反對日本文部省的新規定，獨他這個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幹事長卻主張和平交涉反對全體回國，他因此而觸犯眾怒並差一點被人刺殺。民國初年，國人都罵楊度為袁氏幫兇，但他卻說：﹁我等倡助帝制，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就是嘛！我這是救國啊，還在乎別人怎麼說？

　　後來，他主動投奔孫中山門下，領受秘密工作，僕僕奔走於各軍閥豪門之間；再後來，他搖身變為中共地下黨員，甘冒殺身之禍從事情報工作，直至謝世，這一切，都不過是他一以貫之的追求的結果罷了｜｜幫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國大業，一詞以蔽之：帝道也。縱橫捭闔，救難助危，獨樹一幟，樂善好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楊度，只是在做古之縱橫家或遊俠所能做的事罷了。

　　隨著北洋政府的垮臺，楊度失去了接觸權力中樞的機會，便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價值。兩千多年前，荀子即說過：﹁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楊度無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國了，在幫助了袁世凱和孫中山之後，他便把最後的智慧獻給了最能代表他理想與性情的、尚處於﹁地下﹂的中國共產黨。我想，這或許是楊度之謎的答案。

　　如果再去上海，我還想進萬國公墓一謁，除了再看看﹁文革﹂後修復了的民國﹁國母﹂及其父母的歸宿外，更想再到楊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綠地前呆一會兒。他的墓碑有兩方，一方是立著的，一方是臥著的。立著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崗岩碑，碑文為：

　　湘潭楊子先生之墓夏壽田題

　　夏氏乃楊度的湖南同鄉兼同學再兼﹁洪憲帝制﹂的同黨，兩人私交甚密。夏的從政史比楊度還久遠：慈禧太后當政時即應詔赴京做官，袁世凱時代出任過﹁公府內史﹂，後因﹁籌安會﹂與楊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緝，直系當家時他出仕曹錕幕府，楊度得以成為曹大帥的政治顧問，保薦人即這位夏壽田。由夏氏題寫楊度墓碑，最合適不過。只是碑身太新，恐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克隆的。臥碑是當代居士、書法家趙朴初生前所題，僅四個字：

　　楊度之墓

　　這顯然為重建後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著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紹的文字有了稱謂，第一句即是：

　　楊度同志原名承瓚，字子，湖南湘潭人。

　　沒錯兒，承認他是﹁同志﹂了。不過，竊以為，﹁先生﹂也罷，﹁同志﹂也罷，都不盡合適；如若能在趙朴初題寫的那四個字前再加上﹁國士﹂兩個方方正正的大字，豈不妙哉？

　　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長青的孤桐｜｜章士釗京華故居行︹上︺

　　回望北洋高地，最先看到的，當然不是隨風折腰的平民百姓的芸芸草叢，也不是你繞我纏的軍政過客們的粗蔓亂藤，而是幾株各成風景的國士的蒼然大樹。然而，歷經七八十年的滄桑巨變，已經有眾多粗壯的喬木紛紛倒伏於歷史的河床上，並隨之被時代的洪峰捲入水底，到現在，已沒有一圈兒微瀾來證明其曾經的高大與葳蕤。倒是有一棵孤立著的高大桐樹，無論政治季節的更換如何慘烈，也無論人格謗傷的冷雨多長時間淋浸，它都不曾倒伏，而且，一直綠著，直到壽終正寢。在充斥著亂砍濫伐記錄的中國現代政壇史上，這幾乎是個絕無僅有的例子。

　　此桐名曰﹁章士釗﹂。

　　章士釗以桐自喻，早年著文，筆名全帶﹁桐﹂字。

　　中國歷代士人每每借草木言志，更有以樹喻人之習。如以柳樹比喻女子婀娜，以杉樹形容丈夫偉岸，以松柏代指性情不移，以竹子表示節操正直。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乾脆把為其遮過雨的泰山上的那棵松樹敕封為﹁五大夫松﹂，而現今南國的人們仍把天寒時能開出紅紅火火的木棉花的樹叫成﹁英雄樹﹂。

　　特立獨行的章士釗卻不肯隨波逐流，他愛的不是那些自古被推崇的名貴植物，而是極普通不過的梧桐｜｜﹁青桐﹂、﹁少桐﹂、﹁秋桐﹂、﹁孤桐﹂，這些﹁桐﹂字系列的筆名，記錄了他由一個長沙鄉間才子成為國內數一數二的大政論家的全過程。

　　這位飽學之士的筆名並不來自哪部經典，他自己解釋過這些筆名的由來：少年在老家讀書時，他總愛在庭院裏的一老一少兩棵梧桐樹之間徘徊；尤其那株少桐，皮青而幹直，很得他喜歡，他常在樹下或沉思或吟哦。二十二歲在上海灘開始辦報時，他用的是﹁青桐﹂和﹁少桐﹂；後來在日本參與革命活動時，一位摯友因黃花崗起義失敗而憤然跳海自盡，他﹁黯然有秋意，感於詩人秋雨梧桐之軸，遂易青而為秋。﹂回國後，他一直以﹁秋桐﹂面世。不料，某天他的結盟大哥章太炎突然告訴他：︽紅樓夢︾中賈璉之妾就叫秋桐，你怎麼能拿風流的賈二爺小老婆的名字作自己的筆名？於是，他又從唐代白居易的︽雲居寺孤桐︾一詩得到啟發，改名﹁孤桐﹂。

　　於是，北洋時期的﹁孤桐﹂就成了朝野爭相閱讀的符號：一個堅決反對專制極力倡言民主的嘈雜時代樂章裏的強音符，又是一個厭惡新文學堅守傳統文化陣地的行進曲中的不和諧音。但無論如何，這是民國初期政治荒原上的一株獨具風骨的碩桐。

　　不過，五星紅旗下長大的幾代人知道的章士釗，卻不是什麼﹁桐﹂，而是﹁狗﹂，並且是﹁落水狗﹂。儘管魯迅先生自己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但他老人家罵起人來也真叫厲害。歷年的中學課本裏總少不了魯迅的文章，而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先生就憤怒地罵章士釗及其手下人是﹁落水狗﹂，號召人們要窮追猛打之，而決不能﹁費厄潑賴﹂︵fairplay英語：公平比賽，魯迅意為﹁寬容﹂︶。在那個﹁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毛澤東語︶的年代，哪個學生不愛聽聖人一樣的魯迅先生罵人？魯迅都當狗罵的人，能是好東西嗎？於是，記憶中的章士釗就和反動軍閥段祺瑞綁在一起了，他不光沒學問︵連﹁二桃殺三士﹂都弄不明白︶，而且還是流氓無賴︵竟然雇一班老媽子去毆打進步女學生︶！他不僅思想反動︵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而且手上還有愛國者的血債︵他是﹁三．一八﹂慘案的主謀之一︶。

　　但令人無比困惑的是，這樣一個鐵板釘釘兒的反動派，居然從來沒被﹁打倒﹂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刮起的一陣緊似一陣的政治狂飆中，他的好友一個個成了罪在不赦的﹁極右派﹂或﹁歷史反革命﹂，唯獨瘦弱的他卻安然無恙地呆在史家胡同的深院裏，用他曾賣過好多錢的毛筆字，恬靜地撰寫著繁體的︽柳文指要︾。而毛澤東主席竟有閒情逸致看他的手稿。該書出版後，周恩來則將這十幾冊厚的︽柳文指要︾贈送給了陪同尼克森訪華的翻譯弗裏曼。

　　我生也晚，人也微，所以，無緣識得東風面。章老先生過世時，我還是個十六歲的初中生呢，只會端著刊有章氏追悼會消息和照片的報紙發愣｜｜被魯迅罵過的﹁落水狗﹂，死後怎麼會這麼風光！原來，主席和總理身邊的那個清秀的女翻譯章含之竟然是死者的女兒。

　　那時候，除了魯迅的觀點之外，我對章士釗其人全無瞭解。

　　豈止我無知，就連章含之對亡父也並不理解，她在自己那本暢銷的︽十年風雨情︾一書中承認，她在香港目送父親的棺木進入火化爐時，才感到自己﹁始終未曾真正摸到他生命的脈搏﹂。

　　我理解章女士的遺憾，但卻不理解她何以長達九年未到亡父靈前祭祀？她說，她只在父親走後的第二年︵一九七四年︶清明節去過八寶山一趟，之後就再也沒去過。到了一九八三年秋她為給新逝的夫君喬冠華選骨灰盒時去了趟八寶山，這才想起進骨灰堂看了看父親。她自責是﹁不孝女兒﹂。

　　女兒的不孝反映出整個社會對歷史的不屑。在政治運動陰影裏生活過太長時間的人們早已習慣了對所有歷史事件的固定講述，誰還有心思與機會去自己翻閱或求證一下事實的真相？

　　︽十年風雨情︾是章含之寫下的第一部自傳體著作，是一九九五年春天出版發行的。她在該書中的︽憶父親︾篇裏為自己早年對父親和家庭的對立大大地悔恨了一把，同時也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時有人要寫章士釗傳，還會遭到有關方面的反對。

　　我一氣讀完那本書後，對那個已經過世多年的瘦老頭子不禁肅然起敬。我想更多地瞭解一下這位歷史人物，便托青島市政府駐京辦的人設法打聽到作者的近況，得知這位當過副司長的名女人早已離開朝內大街上的那棟外交部大樓，調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去了，但當時正生病住院。我致信給她，她回過信。隨後，我供職的︽青島晚報︾上連載了十幾篇關於章士釗與毛澤東的故事。

　　一九九八年五月，章含之攜她的第二本自傳體著作︽那隨風飄去的歲月︾，與演員秦怡、作曲家陳鋼一道來青島簽名售書，我與她曾在青島香格里拉大飯店有過淺談。她比想像的還高還胖︵她笑道，胖是惡症手術後做治療帶來的副作用︶。她優雅而自然地請我和同事宋華去大堂一角喝咖啡。只是很遺憾，她對自己的父親真的所知不多，甚至當我問及父親為什麼給她起﹁含之﹂這個名字時她都笑答：我還真不知道。女兒洪晃花了十多萬美元在我們青島東部海岸上為她買了一套高層複式房，她說，她會常來這裏住的，因為，這畢竟是屬於她的第一幢房子。在此之前她隨父親住過的所有房子，要麼是父親朋友的，要麼是國家的。

　　章含之不知道自己名字的來歷，甚至也不知道﹁越俎代庖﹂這句成語，當年周恩來會見外賓時隨口說了句﹁越俎代庖﹂，一旁當翻譯的她竟張口結舌！事後總理頗不以為然：行老的女兒竟然不知道﹁越俎代庖﹂？你得跟行老好好學學中國文化啊！

　　是的，她的那位老父帶走了太多的東西！本應留給後人的那些寶貴的精神財富，卻因為時代使然，成了遭遺棄的廢品。每想到這裏，我總會想起章女士在︽憶父親︾中寫得最準確的一句話：

　　也許父親一生始終沒有找到一個知音能夠理解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歡樂和他的悲傷。

　　是的，沒有一個，無論是重用他的﹁臨時執政﹂段祺瑞，還是收納了他的民間領袖杜月笙；也無論是與他打官司的﹁新文化運動主將﹂魯迅，還是格外眷顧他的共和國領袖毛澤東。

　　章含之說，父親晚年的修養已是爐火純青，儘管一直遭受誤解，卻從不為自己辯解。

　　其實，老人至死都是孤寂的：他的政治理想，如調和新舊體制，如完善政黨政治，如堅守傳統文化，如立國以農為本，一樣都未能實現！民國以降的忽而這個極端忽而那個極端的歷史，不都在證明著這位超時代思想家的英明？然而，各派政治家們總在忙於既得利益，沒人聽他詳說國策，沒人理解他的價值，相反，他倒成了被嘲弄的迂夫子。這株深秋裏的蒼桐，只能紮進故紙堆裏，但願長醉不願醒，待闊葉落盡，水分盡失，一陣輕風便折了它乾枯的生命。

　　老人在香港過世時，已經九十二歲矣。北洋人士，鮮有如此高壽者。章士釗，字行嚴，湖南善化︵今長沙︶人，生於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所以，從舊時代走過來的毛澤東一直以﹁行老﹂稱之。因為章士釗既是毛的恩師兼後來的岳丈楊昌濟︵懷中︶的同輩好友和旅英同窗，而且還是北大的教授，毛澤東得以進入那所著名的大學打工並旁聽，也都與他有關。既是父執又是老師，而且還一直幫助共產黨，所以，毛對章一直非常客氣。

　　和楊度一樣，章士釗也是從三湘大地走出來的一代國士，也曾在鄉間飽讀傳統文化經典，也去過日本，也是北洋時期頗得統治者敬重的名流。但與楊度稍有不同的是，章士釗的家世並不顯赫。人家老楊家﹁累世貴顯﹂，據說楊度之父還曾入過令世輩湖南人引為自豪的曾國藩曾大人的幕府；而章士釗的父親僅是長沙東鄉一個沖︵山溝︶裏的家有田產的鄉間塾師而已。章士釗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

　　章家老三從小生長在遠非通衢大邑的﹁沖﹂裏，人文土壤的貧瘠自不待言，而其血脈裏也沒流淌著高貴的成分，他何以就長成了一棵頂天的大樹？放眼望去，不算太遠的一個更偏僻的﹁沖﹂｜｜韶山沖裏，十二年後降生的那個學名叫毛澤東的娃兒，日後不更是擎天柱似的嗎？

　　近代湖南，人才輩出，這不能不讓人想起湘江邊上的那座嶽麓書院正門上的名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只是，這副有些王婆賣瓜意味的對聯說的只是現象，而沒說本質，本質應該是：世上確有天才，而近百年來湘省的天才有點紮堆兒了｜｜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譚嗣同、唐才常、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蔡鍔、楊度、章士釗、齊白石、毛澤東、蔡和森、劉少奇、彭德懷、胡耀邦乃至現今的朱鎔基，這些傑出的湘人，要麼國君，要麼國士；文可為相，武可為帥。綿延百餘年，不絕於途，真令外省人嘆觀止矣！儘管毛澤東在收拾陳伯達時否認自己是天才，但那只是﹁黨內路線鬥爭﹂的需要，權當客氣話，切勿當真。天才乃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豈能說無就無說有就有？

　　章士釗就是天才。

　　不是天才，他能在﹁家貧書不多﹂的弱冠時就﹁夜午不肯息﹂嗎？｜｜現在有幾個家長不為孩子的學業而犯愁？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一歲時考取南京的江南陸師學堂並一躍成為其學生領袖嗎？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二歲即被聘為上海灘的︽蘇報︾主筆並使該報一躍成為國內反滿第一報嗎？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四歲那年流亡日本成為孫中山、黃興所倚重的策士，且因執意不肯加入同盟會而讓孫先生竟如此抱怨：﹁吾革命所以不成，都是因君不肯幫助！﹂

　　不是天才，他哪會離開日本後又去英國苦讀近五年求索救國之真理？

　　是啊，不是天才，精明的大總統袁世凱哪會瞅上他！

　　他也很受袁世凱恩寵。雖說與袁氏相識大大晚於楊度，但他受老袁禮遇的程度一點兒也不比那位後來得﹁禦匾﹂的﹁曠代逸才﹂少。這倒不全因為他當時的夫人吳弱男乃袁氏的恩人吳長慶的孫女，而袁又是個知恩圖報的人，更因章本人已經是名滿天下且又特立獨行的政論家和社會活動家了。

　　也許，袁世凱還看中他的是他與孫中山、黃興兩大革命黨首領的既親近又獨立的關係

　　有誰知曉，﹁孫中山﹂這個響遏行雲的名字竟是他章士釗給起的！本來，孫文常年奔走海外反清排滿，被清廷視為洪水猛獸，故其名字前加了﹁氵﹂成了﹁孫汶﹂︵晚清的統治者擅弄這類小把戲，比如把吳越改成了吳樾︶，而國內一般民眾並不知孫先生之真實面目。章士釗得到日本友人宮崎寅藏︵自號﹁白浪庵滔天﹂︶寫的一本介紹孫先生革命活動的書︽三十三年之夢︾後，立即著手翻譯並向國人強力推介：﹁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當時孫正在日本，為方便秘密工作，為自己起了個日本名叫﹁中山樵﹂。章氏﹁擅自﹂將孫氏的姓與中山的名綴在了一起。卻不料，孫文將錯就錯，由此，革命先驅者﹁孫中山﹂的大名傳遍了海內外。

　　章士釗與黃興的關係更鐵。他二十歲時離家在武昌求學時即與同鄉黃興相識，兩年後，又一同在上海灘參與政治暗殺活動。某晚，黃興向他展示一把新購得的手槍，兩人正喜滋滋地摸索著，突然槍走了火，一粒子彈擦著他的頭皮嵌在了窗櫺上！未久，因他的莽撞而連累了黃興，又一同入獄。這種交情，不正所謂生死之交、患難之交嗎？出獄後章士釗即流亡日本，當年︵一九一五年︶夏日某晚，他又陪黃興在東京與孫中山相見。

　　這位早期風風火火的革命家晚年回憶過當時相見的情景：

　　樓下席廣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臥，按地圖，議天下大勢。

　　你看，主人和客人都不講什麼禮儀了，說累了也無妨，不是蹲著就是躺著。當時，一心為革命的先驅們真是沒有一點領袖的做派。

　　只是，讓孫中山和黃興深感失望的是，最早參與籌劃革命黨聯合的章士釗卻堅決不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這一點，他比他的同鄉楊度還拗！人說湖南人性同騾子，不謬也！到了第二年，盟兄章太炎出獄後也到了日本，甚至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狠招逼他盟誓簽字入會，可是熬了兩天兩夜，他就是不肯答應。之後革命黨人見正值春光的章士釗︵時二十五歲︶對孫中山的英文女秘書、年方二十的吳弱男小姐頗有好感，便安排敢﹁與孫文上下議論﹂的﹁氣焰萬丈﹂的吳小姐，前往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黨人欲以美人計收降此倔人。

　　一九七二年因病住院的章士釗已經九十一歲高齡了，耄耋之年對女兒說起當年的情事，依然十分開心。他告訴章含之，吳弱男做了幾天說客後，非但沒把他說服，反倒把自己賠上了，成了他的未婚妻！

　　章含之追憶道：

　　父親對我說，後來孫中山先生談及此事時，戲稱：﹁同盟會與章行嚴的關係真乃﹃賠了夫人又折兵﹄。﹂說到這裏，父親開懷大笑。

　　也許，章士釗死活不肯入黨的清高讓袁世凱感到了希望？他不時遭受到激進的黨人攻訐的傳聞讓大總統看到了縫隙？老袁曾托人帶去親筆信，讓章早日回國效力｜｜看似粗人的老袁的不俗書法，還曾讓章士釗眼睛為之一亮呢！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秋，回國後的章士釗自上海初抵京城，便在老友楊度的帶領下前往﹁公府﹂見到了賞識自己的當今大總統。老袁也真夠意思，竟讓章士釗住進了自己在府外的家裏｜｜錫拉胡同西口的一座大宅子！此後半年，總統時常召見晚輩章士釗︵兩人相差二十二歲︶，甚至還曾邀其共餐。最令人意外的是，老袁對小章竟到了﹁你想怎麼著都成﹂的地步｜｜想當內閣的總長也行，想出外任公使也行；住處大小隨便你選，錢呢？由著你花吧︵﹁欲總長，總長之；欲公使，公使之。舍，廣狹惟擇；財計，支用無限﹂︶。

　　能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如此隆重的恩寵，這可真是天大的榮幸哪！

　　那一陣子，在好多人眼中，﹁孤桐﹂似乎失去了獨立曠野的茁壯風骨。紫禁城迤東不遠處的錫拉胡同是緊傍黃城根大街的一條小巷，二○○三年七月八日上午，我駕車從靈境胡同拐了進去，在一座大樓門口停了車。

　　這條胡同的西端，曾有袁世凱的龐大的家，而民國元年秋章士釗被安排住的地方，就是老袁家中。大總統已經帶他眾多的家人與下人去了中南海裏。

　　錫拉胡同實際上是一條拐了彎兒的兩條胡同，很窄，容不得兩車並行，所以，胡同西口就立著禁止機動車通行的標誌牌。北京的私家車增長太快，甭管住房多麼簡陋，住在陋巷裏的居民是否有錢，汽車是要一窩蜂買的，所以，胡同裏的破門舊簷下，就到處擠放著一輛輛很扎眼的小汽車。北京市民向不乏愛國熱情，但也從來不少﹁跟風跑﹂的習俗，無論是上街遊行還是上街搶購。二○○三年春就平地掀起了一場到超市狂買食品以備長期在家與﹁非典﹂抗爭的消費熱潮。

　　因路邊車密，我只能把車停在稍寬一點的這座樓前。不料，大院兒裏走出一位脖子上耷拉著口罩的保安員，趨近正色稱：非典期間，外地人進院要登記！他顯然看到了我的魯Ｂ車牌，以為我要進去找哪單元的哪位朋友呢！

　　我倒真的想把自己當成章老先生的忘年朋友，儘管我知道無論地位還是學識，我根本不配。一個很想走近他內心的後生已經越來越懂得這位國士的分量，只可惜他的思想真髓一直未被天下讀懂，章含之的那些回憶文字也根本沒有折射出其先父思想的光芒。

　　莫小看這條細細的巷子，從清末到民國，此胡同可謂虎踞龍蟠。除袁世凱在此居住過外，至少還有三位人物值得一說。

　　一曰王懿榮。論官職，王懿榮只是一個從四品的﹁國子監祭酒﹂和﹁南書房翰林﹂，在滿朝紅頂子中並不顯赫。但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卻是一品大員也比不上的，因為正是這位山東福山人最先鑒定出袁世凱老家出土的甲骨上的那些刻痕乃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由他而為世人所知。八國聯軍打入北京城後，他因臨時受命為義和團的頭領而自知無力抵抗，便寫下絕命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後吞金並投身自家院內井中自盡，其妻與大兒媳亦隨之入井殉命。待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娘兒倆回到京城後，聞知朝中居然有如此捨身殉國的官員，大為感動，特諡其為﹁文敏﹂。後其子將故宅辟為祠堂，請軍機大臣張之洞題寫了匾額，並在井上小亭處題﹁福山文敏公殉節處﹂的石碑。住在同一條胡同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和順天府尹︵北京地區一把手︶均曾到場祭奠。如今，宅已無存，碑之焉附？據說，此碑尚在，舊房拆遷時被其故鄉文物部門拉回老家去也。住過王懿榮一家，小巷裏就存有一股子不散的節烈氣。

　　一曰蔣百里。據說一位德國駐華武官評價過：中國最優秀的軍事家就是蔣百里。這位浙江籍的青年才俊曾留學著名的日本士官學校，與蔡鍔以及後來當過日本首相的小磯國昭同窗。自日本回國後，他復赴德國學習軍事，回國後以二十九歲的年齡出任保定軍校校長，令官場為之一振。北洋時代初期，他是首屆內閣的陸軍部次長︵總長是段祺瑞︶、總統軍事顧問；後期曾在﹁十四省討賊聯軍﹂任過吳佩孚的總參謀長。南京立都後，他雖為北洋要員，卻沒被追究，反被蔣介石安排到到原先的職務上了｜｜陸軍大學代理校長︵校長由蔣自兼︶。不幸的是，抗戰初期，這位軍事天才病歿於廣西。如此說來，無論北京時代還是南京時代，整個民國的將領們大都是蔣百里的﹁桃李﹂了。有上將軍在，胡同便不乏英武氣。

　　一曰何思源。何早年從山東菏澤來京，就讀北大，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的學生，後留學美、德、法諸國，獲經濟學碩士︵後被美國人追授博士︶。回國後他歷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山東省主席、北平特別市市長，國民政府潰敗時，他因參與了和平解放北平運動而遭受過國民黨特務的暗害，宅門一開，炸彈爆響，全家一死五傷。他有幸一直活到一九八二年，才以八十七歲高齡謝世，生前為全國政協委員。其女何魯麗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任北京市副市長，現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博士曾經居此，小巷自然就多了些書卷氣。

　　然而，因為﹁舊房改造﹂，這裏本應彌漫著的節烈氣、英武氣和書卷氣全都沒了，左看右看，有些氣象的舊宅院根本就不存在了。最有分量的建築就是眼前這棟不大不小的六層居民樓，但它遮了半條胡同的陽光，讓我心裏也難免黯然了不少。無疑，是共和國的大樓壓垮了北洋的一方方四合院。

　　再回望小巷，貼牆處只稀稀拉拉立著幾棵無精打采的白楊樹。是的，根本沒有蒼然的桐樹。

　　也就是說，章士釗在京的第一處故居已經不復存在了。

　　章士釗為何堅決不入革命黨？

　　是他害怕了？他曾是國內最激進的︽蘇報︾的主筆，連當朝皇帝都敢罵為﹁載小丑﹂︵結果釀出轟動一時的﹁︽蘇報︾案﹂，其盟兄章太炎入獄服刑，盟弟鄒容瘐死監舍︶，那他還有什麼話不敢說？他連暗殺組織﹁愛國協會﹂的副會長都敢出任︵會員有蔡元培、陳獨秀等︶，並著手組織行刺清廷前任廣西巡撫，他還有什麼大事不敢承擔？

　　是他厭倦了？刺殺未遂，租界巡捕將刺客緝捕歸案。他身為主謀，逃跑尚來不及，卻天真地於當晚跑進巡捕房意欲與被捕者﹁一商對簿時如何立辭﹂！結果巡捕們只問了幾句就看出破綻，遂當場將其扣押審問，偏偏他又不會說假話，供出自己的住所。於是，包括黃興在內的一大批同黨相繼入獄。在獄中他意氣消沉，竟說過出去後欲往西湖邊開個小牛肉店的沒出息的話！於是有人猜測他是怕再遭牢獄之災，故厭倦了政治活動。

　　細細想來，他倒也真的是怕了｜｜怕的是自己的才力不夠，不足以勝任秘密的革命活動。幾年的風風火火的體驗，特別是這次被捕入獄，已使他對自己的短處看得更明白了：﹁上海之新敗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敵……眼前失機猶小，將來誤事必大！﹂是的，以他的資歷，若加入政黨，豈不要負很大的責任，這反倒會對革命大業造成更大的損失。所以，他怕。

　　而且，他也真的厭倦了｜｜投身革命以來，他已看到了革命黨人只重行動不重理論的隱患。他認為，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國民，而不僅僅是死上多少個烈士換取多少個權臣的頭顱。他甚至預言過：﹁黨人不學，妄言革命，將來禍發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償。﹂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民主制度卻一直未能在中國確立，社會反倒更加動盪不安，這正應驗了章氏的不祥預卜。

　　那時的章士釗認為，他不適宜投身政治活動，只可能走﹁苦學救國﹂的路，他要在理論上發憤學習，為喚醒大眾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老袁安知士釗之志哉？所以大總統儘管對三十出頭的章士釗禮遇極重，但章就是不識抬舉，反倒﹁恩將仇報﹂。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他正在總統家裏與袁共進晚餐時，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暗殺的電報傳來。袁當著章的面拿著電報歎：﹁初︵宋教仁，字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章士釗第二天即逃離京都，潛往上海。

　　上海司法機構逮到刺客後，竟順藤摸瓜揪出國務院秘書洪述祖，又從洪的信劄裏看到了內閣總理趙秉鈞的影子！趙總理乃袁大總統的紅人，於是，袁便成了最大的嫌犯。後來，刺客與趙秉鈞先後猝逝於上海獄中和直隸總督任上︵趙因宋案已改任斯職︶，這一下，全國人民都成了推理破案的偵探，認定當任大總統即幕後主謀。儘管袁曾催促趙秉鈞前往上海接受法庭調查，也儘管官場皆知老袁對小宋同志的才幹賞識有加，而且迄今尚無直接證據表明袁與宋案有涉，但這一血案已經不容置辯地成了口碑不佳的最高統治者的又一大罪狀。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上時，年僅三十歲的宋教仁是內閣中的農林部總長，後辭職專事組建國民黨，鼓吹議會政治，致力於本黨以優勢選票入主內閣。他正是在來京參加國會的時候死於非命的。章士釗與宋教仁是湖南同鄉，又是在日本留學時的革命同志。而且，宋還比章小一歲，享年僅三十一春秋！好友的遇害，不能不令章士釗悲憤異常。儘管他不知道刺宋的真凶究竟是誰，也判斷不出袁的那聲哀歎到底是真心難過還是假惺惺地作秀給他看，但血案畢竟發生在袁手底下！

　　在上海的家中，他宴請了孫中山、黃興和與袁氏有積怨的前清總督岑春煊，鼎力促成各方共同討袁。數月後，南方各省討袁軍興，討袁檄文即出自章士釗之筆。

　　討袁失敗後，他二度流亡日本，創辦了以反袁為主旨的雜誌︽甲寅︾。那一年是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農曆甲寅年，按十二生肖排序，又是虎年，雜誌名即由此而來。

　　前年冬天，我曾在北京潘家園舊書市上見過一本套在塑膠袋裏的︽甲寅︾，封面上虎的圖案一下子讓我想起﹁章老虎﹂。只是賣書人索價二百元，而我又怕沒心思讀滿本的文言文，便掂了掂又擱下了。但等下一次去欲請﹁老虎﹂入住我家書架上時，那本書已經不見了。此題外話也。

　　離開袁世凱的章士釗成了英雄，但留在北京的朋友楊度、朱啟鈐等人卻成了助袁稱帝的歷史罪人。那些日子裏，海外的︽甲寅︾成了火力最猛的討袁輿論陣地。章士釗的那些觀點犀利邏輯嚴明的政論，成了天下進步人士渴望讀到的思想啟蒙甘霖，陳獨秀、李大釗等精英莫不受到章氏的影響成為︽甲寅︾的作者，進而成為後來的︽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創辦者，並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比之與孫中山、黃興兩大國民黨領袖，章士釗與陳獨秀、李大釗兩位中共領袖的關係更﹁同志加兄弟﹂︵胡志明詩句︶！

　　早在南京陸師學堂當學生時，章士釗就認識了皖籍志士陳仲甫，第二年他又與陳在上海餓著肚子辦︽國民日日報︾，他和陳不但不出門，連頭也不洗，衣也不換了。終於，有一天早晨見到陳衣服上星星一樣繁多的蝨子後，他忍不住驚呼起來！後來，他倆又一道在日本參與革命活動，而仲甫先生正是在他的︽甲寅︾上刊發文章時，首度啟用了﹁獨秀﹂的筆名，這個大名遂成為迴響在二十世紀中國天空中最響亮的名字之一。

　　你看，無論國民黨的﹁孫中山﹂，還是共產黨的﹁陳獨秀﹂，名字都竟與同一個人有關，此人豈不偉乎？

　　而章士釗與李大釗的相識也很有意思。某天，︽甲寅︾收到一篇論文，章讀後，﹁驚其溫文醇懿，神似歐公，察其自署，則赫然李守常也。﹂歐公，即宋代大家歐陽修。章士釗便寫信請這位李守常來見。從此，兩人成了﹁從無間斷﹂的好友。有人考證過，李大釗的思想與文風均很受章士釗的影響，並且在給︽甲寅︾寫稿時只以其字﹁守常﹂署名而不肯以名﹁大釗﹂落款，原因是生怕以﹁釗﹂示人會有掠章士釗美名之嫌。後來，回國後的李大釗還用過一個筆名，叫﹁孤松﹂，或許是為與好友﹁孤桐﹂相呼應而起的吧！

　　你看，是章氏的刊物把後來創建了中共的﹁南陳北李﹂招到了一起。彼時的章士釗，是位思想界的先驅而不是什麼﹁落水狗﹂，他的︽甲寅︾，是極有影響的民主主義灘頭堡而不是鼓吹舊文化的死角。他的有些文章，都被收入國語課文裏了，可見影響之大。︽甲寅︾影響了一代知識份子。除陳獨秀、李大釗自覺站至章氏旗下，年輕一代也競相追捧﹁老虎﹂，當年，毛澤東就曾經常向朋友借閱︽甲寅︾，他的恩師楊昌濟無疑是位最有影響的推薦人。

　　章士釗正是憑雄厚的才力和清高的名節讓老袁器重的，章卻不甘為其驅使並最終不辭而別。

　　章士釗當年棄袁世凱而去一節，相當富有戲劇性。若有擅京劇者將此編成一出折子戲，沒準兒會比一些傳統的老生、花臉鬥智鬥勇戲還有韻味哩！

　　在天下一片討袁聲浪中，縮在中南海裏的袁大總統一定會一邊用衣袖擦著鼻涕︵他老人家習慣這樣解決個人衛生問題︶，一邊大惑不解地瞅著楊度犯傻：我對你引薦的那個章士釗哪點不好？他為什麼要死命反對我？

　　章士釗在袁世凱死前，已經從幕後走上了前臺，當上了討袁的護國軍軍務院秘書長。

　　去過錫拉胡同的兩天以後，我去東四一帶找章士釗第二次來北京時的舊居。朋友小田與我為伴。

　　查資料得知，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春至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章士釗曾在北京住了正好十年，那時的章宅，是魏家胡同十三號。

　　查地圖得知，魏家胡同在東四北大街附近。

　　七月的北京，悶熱難當。開夏利的司機捨不得開空調卻一個勁兒糊弄我們說：開窗多好，自然風不傷人，也不傳染﹁非典﹂，云云。等車子停在路邊﹁魏家胡同﹂的紅路牌下時，後背和褲子已濕濕地粘在了身上。

　　和北京的大部分胡同一樣，魏家胡同也是一條東西向的胡同，路邊也是一排散漫而蔫巴巴的白楊。

　　自東向西，我們開始逐門尋訪。路南，一溜高牆和牆上方露出的高大飛簷讓我感覺到了一個舊朝豪宅就在跟前，破牆而立的大門外果然有一方﹁舊宅院﹂的文物保護銘牌。問一位路過的老太太，這裏曾是哪位大人物的住宅？老人邊走邊努努嘴說：這裏頭是中南海的宿舍。

　　我和小田硬著頭皮進去。沒有人阻攔。

　　院子極大，一個套著一個。幾幢高大殿宇氣度依然，但卻早被後來搭建的大量磚房擠兌得沒了脾氣。往南走去，森然的古樹還在顯示著此院的滄桑與傲然，但樹下的方亭卻被磚牆砌成了今人的住宅，亭前是一堆垃圾一般的破爛兒。那邊，一截長廊已頹敗得一觸即坍的模樣。唯見完整的是東側的一個月亮門，裏面是兩個套疊的小四合院。只是家家無人，空有蟬噪。正欲退出，但見一位清秀的姑娘推自行車回來。問她：這是單位宿舍嗎？她答：是中央工委機關宿舍。再問：大院以前住著什麼人物嗎？再答：住過毛主席的親戚。至於此宅解放以前曾是哪位大人物的宅子，她便搖頭不知了。

　　正怏怏退出此院時，又見到一位也是推車回家的中年女子。她倒是對此院知根知底，也待人熱情。這位姓張的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工作人員蠻熱情地告訴我們：她的父母都是﹁中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從一﹁進城﹂就分在這院兒裏居住，毛主席的親戚是指楊開慧的哥、嫂，兩位老人曾長期在月亮門裏的小院兒裏住，老人過世後那裏就成了單身宿舍。不過這裏已經不再是清一色的中央機關的住家，有的因提拔而去了別的地兒，有的嫌住宅太擠便在空地上建了違章房，有的明明已經搬走卻把房子租給了外人｜｜住在古樹下的那一戶就是四川來京打工的農民。至於這裏解放前是誰的家，該女子答：﹁聽說是大軍閥吳佩孚的家。﹂

　　不過，住在另棟舊廊房裏的一位中年男子卻不以為然，告訴我們：這裏是清末一個姓馬的大營造家的宅子，吳佩孚不住這院兒，住在南邊那個院兒裏。

　　我一下子醒悟過來，可不？南面不正是什錦花園胡同嘛！堵在此院南邊的那棟高樓，不正是國家經計委運輸研究所的辦公地嘛！

　　此宅如此之大，大大地出乎意料！走遍京華，規模如是者十分罕見！修復已無可能，重建實在不值，好大一片地兒，就只能任其頹敗矣。出了大宅院，再看路北。

　　倒是有幾幢像是舊時的大戶人家的房子，但門牌不對。

　　最符合想像的是一幢高大的門頭，絳紅色的﹁廣亮大門﹂顯得十分超凡，而且，整個建築是新近維修過的。該宅門面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兩邊已經破牆開門，門上懸著電腦、財會培訓學校之類的大牌子。

　　從灰瓦下的方銅牌上得知，此為﹁魏家幼稚園﹂，且是東城區的﹁文明單位﹂。

　　有門鈴按鈕，但門虛掩。推開大門，孩子們的拍掌唱歌聲撲面而來。

　　這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進門是影壁，影壁西側是一進院。

　　在一進院通往二進院的月亮門處，一位穿白大褂的五十歲上下的女子正拽著一個淚汪汪的少婦的胳膊在勸說什麼。想必這是剛把寶貝送入幼稚園的家長聽到了孩子的哭喊而不忍離去，而幼稚園的老師正在見慣不怪地攔截肝腸寸斷的家長。其實，在院子裏，年輕的老師正帶著花花綠綠的小兒女們做遊戲，熱鬧得很。

　　見到不速之客，那位﹁白大褂﹂稍有詫異，待聽完我的來意後始有笑意。她的胸卡標明，她即本園的園長。她告訴我說，這所房子不是私人的，歸區房管局管，解放前的房主一家現定居美國，他的後人去年還回來看過，但不姓章。至於七八十年前那個當部長的章什麼人是不是住這兒，可就說不清楚嘍。

　　這位友善的園長邊說邊往門外引我們，然後，又不辭悶熱地領我們到了鄰近的一座同樣規模的門前去打探。

　　這家也是一座﹁廣亮大門﹂，只是正在全面修葺，大門四敞八開，大門的描梁畫棟工程似已完工，門楣正上方的三幅山水畫還散著淡淡的油彩味兒。門後，沙、石、水泥袋堆了一地。

　　顯然這是比幼稚園更大的一所宅子，因為透過二門，我已經看到裏面的嵌有精美磚雕的更大的影壁了。

　　正想往裏走，有個民工模樣的人出面阻攔，說這是私人住宅，又正在施工，不能往裏去。口氣很堅決，我也只好作罷。

　　倒是這座大門旁邊的一座只一米寬的小鐵門讓我怔住了，因為它的上方，一方巴掌大的門牌正標著我想找的那個地址：魏家胡同十三號。

　　不過，只看上一眼，我就失望了，多年游走於京城胡同的經驗告訴我：這個緊緊關閉著的紫漆小門，顯然是從這座大宅子牆上破出來的，小門後一定是個小院，裏面七拐八拐地藏了好幾戶尋常百姓家。僅此而已。所以，我攔住了欲叩門探訪的小田，告訴他：肯定沒戲。

　　清末在京師大學堂任教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曾著日文的︽北京志︾。查該志可知，至一九○七年，北京人口有二百萬，內、外城的﹁正戶﹂與﹁附戶﹂加起來是十二萬三千七百九十戶。北洋時代是個動盪的時代，人口與戶口不會增長到哪裡去，所以，那時的城裏人家的生存空間很闊綽，能住得起大宅子的人家根本不需要破牆而出另立門戶。

　　也就是說，蜚聲南北的北大名教授和後來的政府總長章士釗先生是斷斷不可能窩憋在現今的十三號裏的。屈指回算，北洋時代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了，天地已經翻了幾翻，小小的門牌的挪挪位不是很自然的嘛！

　　如此看來，要麼西邊的那座幼稚園，要麼東邊的這所高深莫測的大宅子，一定有一棟屬於當年章先生的。

　　過後，我問過章含之女士其父在魏家胡同的舊居，她居然也不知道。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在舉國聲討聲中死去，護國軍完成使命，軍務院撤銷。在上海的家中，章士釗與在日本結識的陳獨秀、吳稚暉探討完有關新內閣的組成事宜後，於七月二十一日趕到北京，在這魏家胡同的大宅裏住下了。

　　﹁孤桐﹂自己說過，他一生既無不動產，也不蓄財。當然，不管是位居閣員還是落魄民間，也無論是北洋時期、黨國時期還是共和國時期，他總有貴人相助。用熟悉他的北大同事梁漱溟的話說，就是﹁每月用度不貲，率由其時其地秉政者供給之﹂。

　　北洋時期，無論誰當政，他這個名士、國會議員都不會囊中羞澀；想到歐洲去轉轉了，大總統黎元洪馬上派人送來一筆可觀的川資。

　　北洋政府垮臺後，國民政府當家，他也沒吃苦。雖說成了新政府的通緝犯，但他先是又去歐洲遊歷了一年，後受張學良之聘，回國去東北大學當了教授。出關教書，既解決了生計，又解除了通緝，真是一舉兩得｜｜本來是遭通緝的﹁北洋餘孽﹂，經﹁少帥﹂說情後被免除。﹁易幟﹂未久的張學良那時牛得很，他讓東三省歸了中央政府，為統一中國立了一功，所以他的話在南京很有分量。

長青的孤桐｜｜章士釗京華故居行︹中︺

　　東北大學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由已故奉系老帥張作霖創辦的。老張自己沒讀幾年書，但很懂得教育興邦的道理，他苦心經營東北多年，賺得的大部分錢都投給了﹁東大﹂。在當時，﹁東大﹂教師的待遇是全國最高的，﹁它的教育水準及設備比較日本在滿洲設立的高等教育遠為高超。﹂凡成績優異者，都送往國外留學深造，﹁對自費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濟﹂。這是臺灣史學家吳相湘在︽張作霖與日本關係微妙︾一文中告訴人們的。老帥死於非命後，少帥繼續讓東北大學保持國內一流水準。依老父親生前制定的選聘一流教師的政策，他把大名鼎鼎的章士釗請到了奉天。

　　重量級人物當教授，其報酬也是重重的，別人平均三百元月薪，而章大教授︵後任文學院院長︶，月工資竟高達八百元！若不是﹁九．一八﹂猝發，章士釗或許會一直在黑土地上授業解惑呢！日本人佔領瀋陽後，張學良顧不上他了，他便南下上海掛牌當起律師。且不說給杜月笙當法律顧問每月有五百元的進項，單憑其聲望為人代理官司，即該有不菲之入賬。抗戰期間，他在重慶，拿著參政員的津貼也不會過窮日子，況且蔣介石還曾給他錢花呢！

　　共和國時代，他既是全國人大常委，又是中央文史館館長，正部級幹部，哪會為錢而操心呢？在老友紛紛受苦受難之際，他卻逐年享用著毛澤東的﹁還賬﹂｜｜毛澤東硬要用自己的稿費把當年借他的兩萬銀元償還完；九十高齡出版了那本︽柳文指要︾之後，周恩來還特批給他了一萬元錢，而那時，整個大陸都取消了稿酬制。

　　總有錢花的人，是不考慮置辦不動產的，所以，章士釗一輩子沒有自己的房子。無論北京還是天津，也無論上海還是重慶。

　　那麼，這魏家胡同的某個宅院是屬於誰的？是他又借居朋友的，還是自己花錢租下的？

　　現在的魏家胡同已經不會告訴我答案了。

　　其實北京的文物部門不妨考證一下，把曾影響過中國政局的歷史人物的舊居都普查一遍，像上海人一樣，在那些﹁有名有姓﹂的門前立上塊小小的牌子，讓人文的遊脈不至到此中斷，豈不善哉？

　　入住此胡同後，章士釗即代表西南軍政府首腦岑春煊與繼任大總統黎元洪商談了有關善後事宜。他和黎元洪也不是頭回相見了，討袁伊始，他曾專程前往武昌遊說過黎。現在，老袁死了，章士釗嚮往的精英政治局面就要出現了，他﹁漸厭政治﹂，便轉身走進了北京大學。

　　袁世凱在世時，曾有意向讓章士釗出任北大校長，但他以年輕學淺堅辭不就。此番天下太平了，蔡元培被黎大總統任命為北大校長了，他卻欣然接下蔡校長的聘書。還都南京後，這位大律師依然為蔣介石的座上客，蔣入選總統後，他也跟著成了國策顧問委員會委員。

　　須知，正是由於章士釗的謙讓與力薦，二十八歲的李大釗才得以進入北大接任圖書館主任。而後，章士釗又將同鄉好友楊昌濟介紹來北大任教倫理學，而楊又把投奔自己而來的大弟子毛澤東介紹給了李大釗，毛成了大釗手下人。李大釗馬上成為京城知識界的領袖，而毛澤東則在大釗先生被難後，經二十多年苦鬥終於率共產黨人將中華民國的歷史終結，並於一九四九年春重新回到舊日京城。

　　共產黨領袖們將北洋時期的總統府做了自己的辦公處和居住處。入主中南海後，毛澤東曾愉快地請﹁行老﹂等湘籍前輩進入新華門泛舟於波光瀲灩的南海，對中國士人來說，這無疑是莫大的榮耀。

　　追根溯源，沒有章士釗當年的引薦與退讓，也許就沒有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快速發展，也就沒有李大釗等中共第一代骨幹隊伍的形成。毛澤東對章氏的禮遇，決不僅因為彼乃恩師兼岳父之好友。

　　楊昌濟早就寫信向章士釗鄭重介紹過毛澤東、蔡和森：

　　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好友如此隆重地推出的人，一定會讓章士釗格外留意，而在李大釗那兒默默工作著的同鄉後生的表現也給他留下良好印象，所以，當毛澤東開口向他借兩萬元之巨的銀元時，他沒有讓對方失望｜｜儘管他是在八十歲以後才知，那筆鉅款被毛用於湖南的共產黨活動和留法同志身上了。楊教授因病過世時，他與楊度等湘省名流共同張羅其葬事，其間，自當與毛潤之氏有更多的接觸。父執之恩，理應是一直沒忘情於﹁驕楊﹂的毛澤東耿耿於懷的｜｜﹁驕楊﹂是毛澤東對楊昌濟的千金、自己的愛妻楊開慧的稱呼。一九六四年，也就是毛澤東讓章含之兼任自己的英語老師的那一年，毛忽然提議要向﹁行老﹂還債，每年還兩千元，為期十年，且說到做到。章士釗曾表示決不能收此厚贈，因為當時他並沒那麼多的錢，錢是他向社會名流們募來的，如今，讓他一人收之，有愧。但章含之轉述道：主席說這不過是找個藉口給行老一點補助而已，他給共產黨的幫助哪裡是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直至章士釗謝世，這場曠日持久的欠賬才算了結。

　　毛澤東對章士釗的關照似乎超過了對任何外人，章士釗也因之享盡主席的恩蔭，他的女兒也因這層關係，從一個普通的大學青年教師成為毛的身邊人，進而成為外交部的高級官員。老人也清楚，只有毛本人才能讓其免遭災禍，所以無論﹁五七反右﹂還是﹁六六文革﹂，大禍將臨時，他總在萬般無奈時秉筆上書﹁潤公主席閣下﹂。而當年的毛潤之也真的就對他網開一面，讓周恩來妥善保護了他。最奇特的是，甚至在善良而迂拙的章氏寫信請求毛澤東不要打倒劉少奇時，毛竟也耐著性子回了親筆信：

　　行嚴先生：

　　惠收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

　　敬問安吉！

　　毛澤東

　　三月十日

　　毛澤東對這位鄉賢實在是夠客氣的了！除章之外，毛對哪個人還如此寬容過？政治上的寬容，經濟上的接濟，對這位鐵石心腸的大政治家來說，唯章一例，絕無僅有。

　　共和國的大管家周恩來對章士釗當年的關照也一直不忘。他不光能整段地背誦章氏早年發表的詩，而且還對章含之講過當年在歐洲時的一段往事：

　　章士釗第二次赴歐洲考察之際，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張申府與周恩來在巴黎找到章士釗，托其將一部印刷機帶給留學德國的朱德。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曾在北大就讀，為章士釗的學生。因法國當局已接到北京政府的通知，對這幫來自東方的熱心於政治活動的青年格外留神，所以，這筆貨運業務是不可能辦理的。而章身為中國要人，享有外交豁免權，他便順手幫了中共一把，走前還留給青年共產黨領袖們一千元錢。

　　有趣的是，當女兒回到家中把總理的回憶講給老父聽時，章士釗竟然記不得也。

　　章士釗不記得自己做過的許多好事了，但人們卻一直記得他做過的那兩件﹁壞事﹂｜｜鎮壓了女師大學生運動、參與了﹁三．一八﹂慘案。這兩樁公案一直像口香糖一樣被人反覆嚼著，末了，還要吐在他瘦巴巴的身上，讓他至今也洗刷不掉斑斑污漬。當年郭沫若︵時任人大副委員長︶在八寶山為他致悼詞時，只讚譽了他漫長生命的後二十幾年︵一九四九年他參加開國大典時已六十八歲︶，如﹁擁護中國共產黨﹂、﹁關心社會主義建設﹂，如﹁為國家的統一大業，不辭勞苦，鞠躬盡瘁﹂等，但對他更為豐富而多彩的前面的大半生，卻隻字未提。

　　至少，他營救李大釗一節人們不該忽略。

　　前面已經說過，他和李大釗是相識於日本的好友，回國後，是他把年輕的李大釗介紹到︽晨報︾當編輯和到北大當圖書館主任的。他的夫人吳弱男是大釗女兒的乾媽，而大釗則是他兒子們的課外老師。兩家夫人也互有往來。章士釗赴歐時認真研究過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成為中共北方地區負責人，則希望把好友發展為本黨同志︵章士釗說過：﹁守常時則以共產主義向吾啟示，並約吾共同奮鬥﹂︶。後來成為國共兩黨北方首領的李大釗曾奉命經常與直系集團走動，對章士釗出任皖系集團的要職自然頗不以為然。但政見歸政見，兩家還是照常往來。周作人就曾在北大圖書館裏見過正在找李大釗的總長夫人，而章士釗保存下來的一張李大釗像片，背面則有﹁弱男同志惠存﹂的李大釗手跡。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的章士釗，已經不再是政府裏的高官，隨著段祺瑞執政府的垮臺，奉張進入北京，他也失了呆在權力中樞的機會。是楊度匆匆趕來向他報的警：張作霖近日將派軍警進入蘇聯使館捕人，讓守常趕緊躲避！

　　吳弱男匆匆去了東交民巷，以給兒子辦簽證為由進入蘇聯使館。章士釗和夫人的設想是，李大釗從速潛出京城，到天津日租界的章宅裏一避風頭。

　　但是，幾天後，報上刊登了李大釗等眾多黨人於蘇聯使館內被捕的消息和照片！章士釗遂直接出面找到奉軍總參議楊宇霆，請他轉告雨帥：﹁切不可為一時意氣殺戮國士。﹂

　　但張作霖猶豫了幾天後，卻誰的面子也沒給。四月二十八日，章士釗主辦過的︽晨報︾上刊出了李大釗昨日被處絞刑的新聞。章士釗與吳弱男乃趕往宣武門外的長椿寺，望著停厝於斯的烈士靈柩，這位倔強的﹁孤桐﹂失聲慟哭！過後，他與其他幾位大釗生前友好共籌兩千元錢留給了李夫人。

　　他盡自己全力去挽留一位正值盛年的國士的性命，卻沒能成功。﹁人生各有托，君去獨不歸﹂｜｜共和國成立後，章士釗還用這樣的詩句表達了他對故友的深切緬懷。

　　是啊，這個有恩於共產黨的人，怎麼會連自己的故居沒被保留下來呢？

　　離開魏家胡同的時候，我無意在對面牆上看到了一張觸目驚心的告示：

　　給您提個醒！！！！

　　現在是抗擊﹁非典﹂的攻堅戰階段，請各位居民繼續做好﹁四早﹂：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

　　不讓﹁非典﹂進社區，不讓﹁非典﹂進我家，不讓陌生人進我院。

　　最後部分被人撕掉了。這應該是今年五月份的告示吧？

　　我突然懷疑起剛才很快地把我引出幼稚園的那位園長的熱情，也感覺到了那個民工拒絕我進入內院的真正動機。

　　突如其來的病毒，的確讓人心驚肉跳。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的五月七日這一天，章家人就曾心驚肉跳過。

　　那一天，二百多個熱血沸騰的學生們從故宮後門的神武門那裏集合好後，氣勢洶洶地湧進這魏家胡同，他們要質問擔任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的章士釗為何要﹁摧殘教育，禁止愛國﹂？

　　鄒小站著的︽章士釗傳︾中有對當時經過的詳細記述：其時，章士釗還在教育部上班，章夫人吳弱男也因事外出，家中只有一個家庭教師以及章士釗的三個兒子，另外有幾個僕人，但是都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無人敢出面交涉，只是說章總長不在家。學生不信，乃開始搜索，搜來搜去不見章的蹤影，學生不覺大怒，乃將章宅的玻璃以及一些器皿、古玩、字畫等搗毀。正搗毀之中，有警長率六七十名員警到來。警長先入室對學生說：﹁諸君有事，可以派出代表數人以便談話。﹂不巧的是，這位警長著的是便服，加以留以短髯，儀態氣度都不錯，結果被學生誤認為是章士釗，一位學生大喊：﹁章士釗乎！該打！﹂言未已，即飛來一拳。員警當即還手，於是一場混戰就在章宅打開了。正打著，又有一隊員警趕來。學生終究敵不過員警，最後，有十八名學生被捕。

　　單從這段文字看，學生們委實過分了。平心而論，員警也已經夠忍耐了。你闖入私宅隨意打砸，難道執法者能不制止嗎？請你派代表有話好好說，難道該挨打嗎？但我們看到的北洋時代的學生們就是如此豪邁，如此無畏。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幹，誰幹？我們不說，誰說？﹂﹁文革﹂初期的大街小巷上，都張貼著這段據說是偉大領袖當年在長沙當學生領袖時發出的豪言壯語。其實一想到我們當年參加過﹁紅衛兵﹂的人少時的﹁壯舉﹂，就不難理解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到底是怎麼回事。亂世的學生運動，難免不被政治勢力所操縱。

　　搗毀章宅的時代背景不可不交代。

　　本來章士釗已厭倦政治了，與他相識的那些大人物也漸漸淡忘了他。但忽然時來運轉，在天津當寓公的北洋元老段祺瑞招呼他了！

　　老段是被馮玉祥和張作霖聯手請出來的，而章又是被段請出來的。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月，直軍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無力獨攬政權，便與張作霖聯手請出了息政津門的段祺瑞。段祺瑞治國，要有人材輔佐，於是，久負清名的章士釗被召入天津幕府中。這時的章士釗已經人至中年，早就看不慣﹁邦基將淪﹂的時局，並自認做官可以﹁小行其志﹂。所以，段那邊一請，他這邊就﹁懷國士之報﹂︵章自語︶投奔過去了。曆晚清而民初，他儘管是袁世凱、黎元洪和南方的孫中山、黃興等政壇巨頭的座上客或好朋友，但沒有一個人像老段這樣深為倚重自己，所以，他為報答段氏的知遇之恩而欣然﹁跌入糞坑﹂｜｜朋友們曾這樣惋惜他的﹁出山﹂。

　　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就在距這魏家胡同只隔一條胡同︵東四九條︶的鐵獅子胡同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章士釗成為段的司法總長。這位民國名流第一次成為政府實官而不僅僅是策士。

　　從﹁執政﹂的名義，到具體的辦法，執政府的好多政策都是懷有救國夙願的章士釗為段祺瑞設計的。

　　然而，這介書生又把問題想簡單了，他總是像當年主動跑到巡捕房去打探案情一般過於天真。這位司法總長主持查辦曹錕賄選案的議員，雷聲很大，但總也查不下去，最後反倒落了個﹁老虎總長﹂的綽號，人家把他︽甲寅︾封面上的老虎套在了他頭上。他承認自己﹁不存心機﹂，亦即不擅權術，與執政府內部的許多官僚關係不睦，所以，他的失敗是遲早的事。

　　倒是段祺瑞還信任他，轉年四月，又任命章兼任教育總長。
﹁章老虎﹂攜凜凜虎威入主教育部，自然有人驚悚。果然，他要﹁整頓學風﹂，其主要內容為合併京城大學，提高師資素質，加強考試。

　　其時，正是首都的學潮鬧得最凶的時候。由於中央財政的困難，國立大學的經費每每不能兌現，便有教員們把對軍閥政府的不滿借用學生的力量發洩出來。你要合併大學，就要有人失業；而提高師資素質，就要濫竽充數者﹁下課﹂；學生中自然不乏荒怠學業者，你要加強考試，這部分人就會沒有出路，即使一般學生，又有哪個喜歡考試？所以，志在﹁整頓學風﹂改變﹁士氣囂張﹂局面的章士釗，一到教育部就成了很多人的矛頭所向。而蜜月中的國共兩黨的參與，更使得學生的愛國熱情越來越具有了明確的政治目標。

　　北洋時期，軍閥當政，人人怕兵又恨兵，便有聰明人把﹁兵﹂字拆開，念作﹁丘八﹂︵馮玉祥就把自己寫的那一大堆打油詩自稱為﹁丘八詩﹂︶。後來，由於有了﹁五四﹂運動大獲全勝的經驗，﹁學生萬能﹂、﹁學生神聖﹂的觀念在京城的院校裏居然蔚成風氣，教師甚至校長每每要去巴結學生的怪誕現象也出現了，一事不和，便鬧學潮，一上大街，校長往往就要下臺。可見，學生們的脾氣並不比﹁丘八﹂們小到哪裡去，所以又有聰明人把學生稱為﹁丘九﹂。當時的重要刊物︽現代評論︾上就曾有人著文批評利用學生的人，是﹁利用丘九也可以得地盤、爭飯碗﹂。

　　在英國獲政治學博士學位歸來的北大名教授陳源先生亦為社會名流，︽現代評論︾是他和同人們的輿論陣地。凡熟讀魯迅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位筆名﹁西瀅﹂的反面人物的。陳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樁舊事：

　　星期一北大許多學生開會反對考試，一個學生演說道：﹁他們利用我們去驅章，我們也交換條件，利用他們不考試。﹂︵據某教授報告教務長的話｜｜原注︶。

　　瞧瞧！白紙黑字嘛！就是有教師在利用學生，而學生們上街也並非源於純潔無瑕的愛國熱情，這和我們被歷史教科書所告知的事實有多大的不一致啊！

　　正是在這個大氣候下，章士釗的私宅被搗毀。

　　事發第二天，章士釗就給段祺瑞寫信說明家中被毀的情況，並認為是學生中荒廢學業的人要蓄意破壞他設立考試委員會整頓教育的計劃。接著，大度的他替學生說情道：﹁年幼書生之偶然衝動，不足深較。﹂但又堅定地表示：﹁惟本部秉承執政︵指段祺瑞︶所定之教育方針，絕不因此而有所增減。﹂

　　這邊還在表示要堅定不移地﹁按既定方針辦﹂，那邊卻掀起了滔天巨瀾｜｜兩天之後，北大等三十多所學校的學子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請願活動，要執政府罷免教育總長和員警總監，釋放被捕的學生。五月十一日，各大學校長與章士釗共同商討平息學潮辦法，章士釗還豁達地表態：﹁對於青年學生，意氣衝動，決不主張深咎。﹂但他已心灰意冷，向老段遞上辭呈，未等批准便攜家人離京去了天津。五月七日，原本是袁世凱在日本人的壓力下簽訂所謂的﹁二十一條﹂的日子，知識界就把這一天定為﹁國恥紀念日﹂，每到這一天，便有學界大遊行。萬不料，以學生領袖起家的章士釗在成為國家最高教育官員後，竟然成了激進學生要打倒的對象！

　　巧合的是，我從小就能背誦的一段毛澤東一九六六年︽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也是這一天寫的，故稱﹁五七指示﹂，信中有毛澤東對解放軍和工人、農民、學生等各業的全面設想。有關學生一章，是這樣說的：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這段話，把毛澤東對傳統教育制度的厭惡表達得清清楚楚。近年有研究者稱，﹁文革﹂前毛澤東曾為教育事問計於章士釗。老實說，我不相信這種說法。我更願意把自稱有猴氣的毛澤東當成永遠的學生運動領袖。他少時就不肯老老實實上課，而且特煩考試，當年湖南省裏那一場場學潮，浪尖上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對學生運動的理解，顯然十分透徹，而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引導學生運動達到其巨大的政治目的的一個範例。

　　比之他的小同鄉毛潤之氏，章士釗顯然過於笨拙，他不僅不善於引導學生的愛國熱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反倒以孤桐的梗直對付八面的來風。數月後，等他被段祺瑞極力挽留又回到任上後，更大的麻煩也攤在了面前。

　　我說的是女師大風潮。

　　離開魏家胡同之後的那天下午，我從宣武門地鐵站鑽出來，順著宣武門內大街一路向北，去找新文化街。

　　北洋時期，那條街叫石駙馬大街。當時的石駙馬大街，是條有名的政治街，袁世凱當政晚期，楊度等六位元名士組織的﹁籌安會﹂即設在這條大街上。大街上最顯眼的是一座正在維修的郡王府，不知楊度先生他們請袁大總統當皇帝的那個機構是否曾借此宅辦公。

　　北洋時的大街，如今已似胡同般狹窄，汽車、行人往返梭行，以致我想在馬路對面拍張畫面清淨點的照片的機會都很難得。

　　我拍的是新文化街四十五號，一幢保存得非常完整的民初建築，西洋風格自上而下：從牆到門，從樓到院。﹁魯迅中學﹂四個金字赫然嵌在正門內的樓上方。顯然，這是集的魯迅的字體。

　　原樣的灰牆很好看，每一方的四角都嵌著花卉的磚雕。緊挨大門的那方牆中間砌著塊很顯眼的漢白玉石牌：

　　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原國立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

　　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四公佈

　　北京市文物事業管理局一九八四年九月立

　　因是星期天，學校的大鐵欄門鎖著，旁邊的小鐵門留著道縫。仄身進去，河北口音的看門人正與妻子在扯繩晾衣服。

　　我的記者證管了用，看門人同意我在院內轉轉。

　　正樓門洞前立著一塊鋥亮的銅牌，我一字不落地把上面的文字抄錄下來：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簡介

　　魯迅中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其校園為﹁國立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舊址。魯迅先生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在此執教，在﹁三．一八﹂慘案中犧牲的劉和珍、楊德群曾在此就讀。

　　魯迅當年演講的禮堂，現辟為魯迅生平展室。校內建有﹁三．一八﹂烈士紀念碑，﹁魯迅與女師大﹂、魯迅與﹁三．一八﹂慘案教育專欄。﹁弘揚魯迅精神，繼承愛國傳統﹂是該校鮮明的辦學特色。二○○一年十月被西城區人民政府命名為西城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二○○一年十一月

　　作為辦學成果，校內外的牆上掛滿榮譽，那一方方小銅牌與院中央的這塊﹁簡介﹂真是相映生輝：﹁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文明校園﹂、﹁電化教育優類校﹂、﹁北京市西城區交通藝術分團﹂、﹁警民共建單位﹂……

　　牆上還有兩張﹁校務公開﹂佈告，上面把二○○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學校收支情況寫得清清楚楚。從帳面上看，該校管理有條不紊。哪個學生家長不為孩子在這樣的學校就讀而欣慰？

　　但是，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的那個夏日，走進這裏的大家長章士釗卻讓牆上的一紙佈告弄得很不開心。他過後為段祺瑞起草︽整飭學風令︾上就有這樣的口氣：﹁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我要替你們的父親或哥哥教訓你們！他把自己當成了學子們的家長。

　　但鬧事的學生們並沒拿他當父兄，反而在傳單上罵他是﹁摧殘教育的蟊賊﹂、﹁帝國主義的走狗﹂了。他知道這一切，作為重新執掌教育大權的一把手，他只是想到風潮中心來看看，女師大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進門，他就被那張學生自治會貼的佈告噎得有些惱怒了

　　佈告稱：教員不得出入。

　　女師大前身是清政府創辦的北京女子師範學堂，上一年︵一九二四年︶，留學於日本和美國兩所學校的楊蔭榆女士被教育部任命為校長。讀過魯迅的人都知道這位倒楣的楊女士，﹁用了她多年練就的眼光觀察一切，見了一封信，疑心是情書了；聞一聲笑，以為是懷春了；只要男人來訪，就是情夫；為什麼上公園呢？總該是赴密約﹂。魯迅以語言大師的妙筆讓我們快意地看到了一個小丑般的﹁寡婦主義﹂女校長。但真實情況也許並不那麼簡單。︽章士釗傳︾的作者考證說，：

　　楊女士是一個循規蹈矩，辦事認真，嚴以律己而又待人嚴苛的女學究。她上任不久就得罪了一些教員，也得罪了學生。

　　一九二四年秋天，楊蔭榆不考慮實際情況，死死板板地按規章辦事，迫令一批因軍閥混戰而不能如期歸校的學生退學，學生自治會要求楊收回成命，楊不但不答應，反而責怪學生犯上作亂。由此導致了著名的女師大風潮。

　　前文說了，那時的大學生們火氣大得很，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的領袖們更不例外，她們遂召集學生開會，決定不承認楊為校長，要教育部更換新到任不久的校長！五月七日，也正是章總長的家被一幫學生搗毀之際，女師大禮堂裏也發生了激烈的對抗，楊蔭榆要上臺講話，卻被學生自治會轟下臺來｜｜人家不承認你是校長了嘛。事後，楊校長在請示了教育部後，決定將六個學生自治會幹部開除。但幾天後，參與鬧事的學生們反將楊的辦公室及寢室封了，甚至還把守住校門，堅決不准楊進入校園！校長無奈學生何，楊蔭榆只得在校外找了地方臨時辦公。此即日後被章士釗上奏的﹁學生跳樑於內，校長僑置於外﹂一事。

　　很快，局勢變得複雜了｜｜周樹人等七位在該校兼課的教員公開發表宣言支持學生，而一直倡言﹁公理﹂的陳源則發表文章，稱風潮乃﹁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系的人在暗中鼓動﹂，鋒頭直指浙江紹興籍的許壽裳、周樹人、周作人等。周樹人是紹興同鄉蔡元培任北洋政府首任教育總長時，由許壽裳介紹來部供職的，時已十餘載。紹興籍人士在京師學界人多勢眾，這是無法迴避的事實。而陳源則是無錫人，與那位被學生暴罵的楊蔭榆乃同鄉。很顯然，這場論戰一開始就染上了強烈的地域色彩，只不過史家從來沒為我們講清楚罷了。

　　論官職，周樹人僅為教育部僉事，一個高於科長低於司長的官員，似乎與現在﹁處級待遇﹂相仿；但論名氣，他以﹁魯迅﹂為筆名寫下的許多文學作品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作。理應站在本部和校方一邊，但他卻毅然站到了對立的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一邊，為什麼？這可是連飯碗都要砸了的選擇啊！周樹人的月薪高達三百元，而他與弟弟周作人買下的八道灣那個三進大院只需三千元錢，他應該知道，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啊！

　　女師大學潮時的魯迅為何自絕於政府？數不清的魯迅專家們說到此段，總沒說清個中原委，即使談及，也無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類。他們似乎不願意談到魯迅與﹁二許﹂的關係。

　　先說﹁老許﹂許壽裳。

　　許壽裳不僅與魯迅同鄉，而且還是共同留日的同學，魯迅那句有名的﹁我以我血薦軒轅﹂詩，即是附在給許的照片之後的。在北京教育界，周樹人與許壽裳的關係是眾所周知的。許氏自清光緒三十五年︵一九○五年︶回國後即投身教育界，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中華民國成立後，任教育部參事。民國初年的﹁參事﹂，並非後來可有可無之名譽頭銜，而是實職，位於次長之下、司長之上，挺大的官兒。後來他還去南昌當過江西省教育廳廳長。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許氏奉派到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女師大前身︶當校長，可見，許氏是教育部的元老級人物。民國初年，周樹人得以進入教育部，就是這位許參事推薦給蔡總長的。周樹人能來女師大兼課，也正是這位許校長下的聘書。執政府上台後，自然又一番自上而下的易人，新一屆教育部把許壽裳調走，把留美教育學碩士楊蔭榆女士派來，理由是：由女子掌女校，﹁人地兩宜﹂。不過，辭舊迎新之際，總有人高興有人難過，所以，許壽裳的離任不能不對女師大的方方面面有所影響。

長青的孤桐｜｜章士釗京華故居行︹下︺

　　再說﹁小許﹂許廣平。

　　許氏祖籍福建，生於廣東，長在澳門，身上有客家人的在動盪中求生存的血緣。她十九歲即來北京求學，後考上天津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在校期間，她即表現出領袖才幹，五四運動時，出任天津婦女界愛國同志會︽醒世週刊︾主編。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霞姑﹂︵許氏的乳名，與毛澤東前妻楊開慧同名︶回到京師，考取女子高等師範。在這裏，她結識了前來兼課的周樹人。學潮發生之前，思想活躍的許廣平就與她所信賴的周先生開始通信了，此時，師生信劄往還已經頻繁而親昵了｜｜先生已忘卻師道尊嚴而稱學生為﹁廣平仁兄﹂，許姑娘則極為放肆地稱比自己大十八歲的老師為﹁嫩棣棣﹂了！棣棣即弟弟，弟弟還是嫩的！兩人真是沒大沒小了！她原本是有戀人的，是老家的一位表親，但竟被她傳染上猩紅熱後不治身亡！初戀的創痛想必深深影響了她的婚姻日程，所以，認識魯迅之前，她還是一位﹁大齡未婚婦女﹂｜｜年已二十五歲矣。而且，她也去過周先生的家，見過師母朱安，一個被舊傳統所馴服的小腳大媽。

　　更危言聳聽的說法是：周樹人在部裏呆了十四載，已不滿足繼續做他的小官僚了，投身風潮乃圖謀女師大的校長位子｜｜出版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關於魯迅︾書中即有此一說。

　　沒有人斷言魯迅是否因私情而影響了自己的公正立場，但誰又能否定﹁朕也是人﹂這個最普通的道理呢？由於魯迅已是公認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受到各校學生們愛戴的思想導師，所以魯迅等人的加盟極大地鼓舞了鬧事學生們的抗爭勁頭。如此一來，章士釗的﹁整頓學風﹂理想也就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阻擊，並因對手在共和國時代被毛澤東奉為﹁第一等的聖人﹂而使自己惹上了終生的罵名。

　　頗為巧合的是，章士釗與周樹人同庚，這一年都是四十四歲，都是不再衝動的年齡了。

　　章士釗理所當然地支持了楊女士，楊遂在員警的簇擁下重返學校，公告解散參與鬧事的四個班，封閉校門。消息傳出，京城各校學生聯合會在報紙上遍發啟事，直指章士釗﹁摧殘教育，壓迫愛國運動﹂，並﹁否認章賊為教長﹂，發誓要﹁以最嚴厲之手段驅之下野﹂！矛盾焦點已經不是那個倒楣的女校長而是章總長了。

　　章士釗就是這個時候｜｜八月四日｜｜出現在這所院子裏的。

　　說起來，章士釗來得晚了。

　　那天，我離開該校後，不知不覺順著學校的東牆向北走去。那條小巷叫參政胡同，因住過時任參政會議長的王揖唐而得名。不承想只幾十米，就是一條橫街，抬頭看路牌，我不禁大吃一驚｜｜教育街！

　　教育街即北洋時代的教育部街，章士釗和周樹人上班的機關就在這條街上！北洋時代的教育部，沿用的是清代學部的房舍，最初為某親王的府第。站在街口，往東一看，即見到了一座十分完整的古建築。

　　我趕緊趨前，見是一座完全新建的仿古大門，門上有雕樑畫棟的門樓，與新華門相仿，煞是壯麗！門衛是灰衣保安，頗像機關重地，但門口處卻懸著一塊大大的牌子：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員警部隊招待所。

　　既是招待客人之地，我這不﹁住﹂之客便目中無人地直入門內。

　　門內是個很大的院子，停滿紅色ＷJ打頭的車牌的各色轎車。大院東和北全是新建的大樓，北邊那座用最時尚的建築材料堆砌的巨廈前面，還真的保留了一排二層的清式樓房，看樣子也是新修過的。這便是舊教育部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座辦公處了，是章士釗還是魯迅曾在那座小樓上辦公呢？

　　武警招待所大門迤東，是一座更像王府大門的﹁廣亮大門﹂，也有人在守門。門外有﹁西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的橘色鐵牌，門內有﹁北京市飲食學校實習基地﹂的銅牌。顯然，這是當年王府的正門，而現在，也許成了武警招待所的廚房所在。

　　從教育部到女師大，不足百米，章總長何至於事發不可收拾時才趕到現場？是他掌管兩部︵還有司法部︶無暇分身，還是他相信塵埃自會落定，無須庸人自擾？要不，就是他官氣十足不肯躬親？

　　倒是方便了魯迅先生，一抬腿就到了﹁第一現場﹂。

　　部與校相距如此之近，實在出乎意料。也難怪女學生們一生氣就擁到教育部來示威！

　　回家後，查到宣武門內教育部街的沿革：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此街改名﹁黨部街﹂，因為國民黨把北平市黨部安進了這所大院子。二十一年後，共產黨又將﹁北平﹂改回﹁北京﹂，﹁黨部街﹂又成為﹁教育街﹂。

　　憂心忡忡來到女師大的章士釗，先是查看了被砸碎的玻璃和校長辦公室門上的封條痕，又現場詢問了學生，而且也留意了留校學生們的艱苦生活狀態，然後，未作表態，登車而去。

　　儘管他不動聲色，但內心的好惡自是可以想像的。四天後，教育部發佈命令，停辦女師大。

　　章士釗在給段執政的呈文裏，把事情經過和停辦的道理說得很清楚。因為人們多年來只聽到了一種聲音，故不妨在此聽一聽另一種聲音：

　　呈為國立大學，師生互哄，紛糾難理，擬懇查照美術專門學校成例，將該大學暫行停辦，以資整頓而維風紀事：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為校內一部分學生所反對，呈詞互訐，由來已久。……

　　查此事之起，由於該校學生設有自治會，倡言不認楊蔭榆為校長，並於公開講演之時群起侮辱。該校長乃於素喜滋事之學生中，革除蒲振聲、張平江、劉和珍、姜伯蒂、許廣平、鄭德音等六人。該生等不服，聯合校內外男女各生，大施反抗行動。非但革生不肯出校，轉而驅逐校長，鎖閉辦公室，阻止校長及辦事人等入內，以致全校陷入無政府狀態。由五月至今，三四月間學生跳樑於內，校長僑置於外，為勢僵然。一籌莫展。……

　　頃據該校長呈報：八月一日到校，頑劣學生，手持木棍磚石，志存毆辱，叫罵追逐，無所不至。又復撕佈告，易以學生求援宣言，並派人駐守校門，禁阻校員出入，其餘則乘坐汽車四出求助。旋有男生多人來校恫嚇，並攜帶快鏡︵照相機︶各處攝影。種種怪狀，見者駭然等情。學生暴亂如此，迥出情理之外。

　　竊思比年學風，囂張已極，政府既乏長策，社會復無公評，四方不逞之徒，又從而煽發之，狙使青年男女，頑抗校命令，是非顛倒，一無准裁。

　　該校長以一女流，明其職守，甘任勞怨，期有始終，雖其平時措置未必盡當，平心而論，似亦為所難能。士釗每得該校長之謗書，思此輒為太息！……

　　不知京師各校，以革除學生而謀逐校長，已非一次。其後因緣事變，藉口調停，大抵革生留而校長去。……默察該校情形，各系教員，植黨構扇，勢甚強固，不可爬梳。而諸生荒學逾閑，恣為無忌，道路以目，親者痛心。

　　︵鬧事女學生︶不受檢制，竟體忘形，嘯聚男生，蔑視長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從而推波；偽託文明，肆為馳騁；請願者盡喪所守，狡黠者毫無忌憚。學紀大紊，禮教全荒，如吾國今日女學之可悲歎者也。以此興學，直是滅學；以此尊重女子，直是摧辱女子。

　　日者士釗曾偕部員，親赴該校視察，見留校女生二十餘人，起居飲食，諸感困苦。跡其行為，宜有懲罰；觀其情態，亦甚可矜。當由部派員商同各該保證人妥為料理，無須員警干預。外傳員警毆傷學生各節，全屬訛言。

　　此後校事部了，尤不至有學警衝突之虞。合併陳明。

　　章士釗

　　肯定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女師大風波﹂的來龍去脈和停辦的原因，章士釗把送給領導人的請示報告直接登在了自己的︽甲寅︾週刊上。由是，我們才得以窺聽到這一種聲音。

　　從這件﹁呈文﹂上，我們至少可以看出這樣幾個向所不知的問題：

　　首先，停辦女師大並非章氏的﹁悍然﹂之舉，在他長教育部之前，就有本部二把手︵次長︶停辦了美術專門學校。他不過是在援引﹁成例﹂而已。

　　再者，他具體指出了二十幾個參與學生的惡劣表現，但卻並未一味指責她們，而是對缺乏長遠教育政策的政府、對一味指責校方的社會輿論、對﹁四方不逞之徒﹂的摻和，統統給以直言不諱的批評，這自然要惹惱上上下下，尤其是敏感多疑的周樹人受此指認，其反應之強烈自是難免的。許壽裳等人也公開在報上刊出反對頂頭上司章士釗的啟事。

　　最後，他寫出了自己的擔憂：每次北京鬧學潮，大都是被開除的學生在社會的支持下獲勝而校長反倒被驅逐，這樣只會使﹁學紀大紊，禮教全荒﹂，最終就是﹁滅學﹂！

　　這位早年領導了﹁廢學救國﹂的學生領袖深知離校會對孩子們造成多大的損失，他以自己曾帶領三十幾人離校出走的教訓痛心地告誡道：﹁罷學之於學生，有百毀而無一成！﹂這樣一個鬧學潮的﹁過來人﹂，一個頗講禮義道德的名士，一個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意識的思想家，一個崇信﹁調和立國﹂的﹁溫和派﹂，既沒有理由非得與﹁愛國學生﹂們作對不可，更無道理在自己任上把一所好端端的大學搞垮。他也許會判斷失誤，但不會睜眼瞎說；他也許手段過於簡單，但用心絕非險惡。

　　在︽西瀅閒話︾裏，我們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記載：

　　以前學校鬧風潮，學生幾乎沒有對的；現在學校鬧風潮，學生幾乎沒有錯的。這可以說是今昔言論界的一種信條。……女師大的風潮究竟學生是對的還是錯的？反對校長的是少數還是多數？我們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無從知道。我們只覺得這次鬧得太不像樣了！同系學生同時登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了。學生把守校門，誤認了一個緩緩駛行的汽車為校長回校而群起包圍它的笑話，也到處流傳了。校長不能在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飯店召集教員會議的奇聞，也見於報章了。學校的醜態既然畢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丟盡。

　　其實，任何一個政府，任何一位執政者，無論其政治信仰或道德標準如何，其本意都應該是想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公眾利益，提倡公共道德；即使欲謀取一黨一己之私利，也只能在遊戲規則許可的範圍之內操作，否則，只會加速垮臺。

　　段執政接受了章總長的提議，以教育部部員周樹人擅自參加女師大維持會為由免掉其僉事，並停辦了女子師範大學，而另在原校址成立了﹁國立女子大學﹂。

　　執政者們知道，停辦舊校是為了中止京城裏愈演愈烈的﹁學生運動﹂，而另辦新校，則為了讓原女師大裏更多的學子們按部就班地上課｜｜章士釗現場接觸過，參與鬧學潮的只有區區二十幾人。

　　但周樹人的反應更為強硬，這個﹁偽維持會﹂的總務主任決定：參與學潮的學生堅決不離校，也不接受教育部所發的檔，並且，驅逐章士釗！

　　一直冷冷地在岸上觀潮︵學潮︶的陳源，當時就為章氏大鳴不平！幸好這位留英博士的這些文字，章士釗的呈文才不是那段歷史真相的孤證。陳氏在一篇題為︽走馬燈︾的短文裏忿然寫道：

　　蘇俄無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國人，監禁在黑暗的牢獄裏，我們似乎應當竭力的反抗了？張宗昌在山東，李景林在直隸壓逼愛國運動，不遺餘力，至於槍斃了不少人，我們似乎更應當竭力的反抗了？從一部分的報紙的愛國運動的目標看來，這似乎還不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現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

　　為什麼呢？為了︵白話文之初的﹁為了﹂即今日之﹁因為﹂｜｜筆者注︶壓逼女師的是章士釗，章士釗是英、日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打倒章士釗就是打倒英、日帝國主義的勢力。可是英、日帝國主義者也實在是瞎了眼，怎樣會選中章士釗做他們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國、日本兩大帝國做靠山，還險些弄不過二三十個﹁毛丫頭﹂！

　　文末，一向倡言﹁公理﹂的陳博士苦笑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洶湧的學潮不光令魯迅所譏諷的陳源、徐志摩等﹁正人君子﹂們看不下去了，也最終沖毀了﹁革命隊伍﹂首領的忍耐底線｜｜一直躲在幕後的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惱怒了，他令手下的兩員大將相繼作出強硬反應｜｜

　　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將軍發出了﹁主張整頓學風﹂的通電，各報館紛紛刊載了通電並各發了一通議論。

　　頗有影響的︽京報︾評論說：

　　國軍首領對學界之嚴正諷誨，此尚為第一次。

　　直接負責首都秩序的京師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則發出了一則措辭嚴厲的佈告：

　　自此次佈告以後，學生、工人應即停止開會運動，以期免為奸人所乘。其希圖乘機擾亂者，一經拿獲，定意嚴懲不貸！勿謂言之不早也。

　　軍人一聲吼，士人始俯首。

　　然而，﹁沉默啊，沉默，﹂對鬧意正濃而橫遭壓迫的人來說，﹁不在沉默中爆發，﹂那是不可能的！學潮平息沒多久，國民軍與日本軍艦在大沽口外交火，革命黨領袖因勢利導，北京學潮死灰復燃，最終釀成了誰也不願意看到的﹁三．一八慘案﹂。

　　作為執政府秘書長，章士釗親筆擬定了通緝令，五位具體領導了群眾運動的國民黨北方區負責人｜｜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和顧孟餘，不得不緊急躲藏起來。據說，這份通緝令的底稿現存於北京的李大釗紀念館裏，把故友大釗之名從最末一位提到第二位，不知這是章氏在﹁大義滅親﹂，還是他迫於政府其他閣員的壓力所為？風傳還有一份五十人的通緝名單，周樹人深懼自家榜上有名，便在拂曉時分化裝逃往日本人山本開的私人醫院躲藏，後又轉往更保險的東交民巷裏的德國醫院棲身，在那裏，他與許壽裳等十幾個有被捕之虞的人擠在一間大屋裏共同避難。

　　兩位與女師大風潮有關的責任人，並沒得到政府的褒獎，反倒被免職。然而，我不能不鄭重地提及的是，此二人都在此後的歲月裏繼續從事教書育人的職業｜｜

　　四十開外的楊蔭榆女士回到了老家無錫。這位美國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學碩士，矢志為人師表，當過區立民眾教育院的講師、蘇州女子師範學校的老師，還兼過東吳大學和蘇州中學的英文教師，五十四歲那年，竟然被日本兵推到河裏淹死了！所幸楊女士的侄女楊絳︵錢鍾書之妻︶後來把其姑母的悲慘晚景寫了出來，人們才知道，被魯迅所窮追猛打的那個女校長，其實很可憐！

　　時年三十二歲的劉百昭，被免職後，擔任了北京藝術專科學校的校長，後來和章士釗一樣，也去東北大學當過教授和院長。此人結局不詳。

　　章士釗的結局更麻煩一些。因他曾負﹁摧殘教育﹂的惡諡，﹁三．一八﹂慘案發生時又正任執政府秘書長，所以，理所當然地成了罪在不赦的﹁犯罪嫌疑人﹂。

　　那張與他有過節的︽世界晚報︾甚至刊文直指他即下令開槍的﹁主謀﹂！儘管有知情人說，該報曾在與段祺瑞之子的官司中敗訴，遷怒於司法總長章士釗，便借此血案將章氏推出；也儘管事發後章本人曾在京城各大報上發表︽章士釗啟事︾擺脫干係，但誰也不再原諒他。

　　三月十八日那天的四十七位死難者中，有女師大的兩個學生：劉和珍和楊德群。一週後的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她倆的追悼會就在學校禮堂裏召開了。主祭的是前校長許壽裳。悲憤的學生們為死者敬獻了輓聯，其中，最令人心碎的當是劉和珍的未婚夫送的那副輓聯：

　　生未同衾，死難同穴，勞燕每分飛，六載訂婚成一夢；

　　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疆場空有約，白宮濺血泣黃泉。

　　參加了追悼會的周樹人過後寫下了一批極有分量的文章，文章內的好多話已經成為人們時常引用的經典句子。而舉行過追悼會的大禮堂，現在則成了紀念魯迅的場館。

　　因為是星期天，禮堂大門上鎖，只有一尊魯迅先生的半身漢白玉雕像立於樓前｜｜還是人們熟悉的那麼一副冷峻的模樣。

　　此時的周樹人，已經恢復了被免了五個月的職，又回到教育部當僉事去也。

　　當初，周樹人因不服被免職而將章士釗上訴至平政院。這個專門審理行政訴訟和官員違法案件的機構，經數月審理後，認定政府未按︽文官懲戒條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規定的程式︵須呈書面申請並由懲戒委員會審理後執行懲戒︶辦事，而是直接將周樹人免職，故做出書面裁決：取消教育部之處分。

　　周樹人等人自然揚眉吐氣。非常時期的民告官，對抗中的部下告上司，居然贏了！其實，這不僅是上訴人依法捍衛自己權益的勝利，又何嘗不是法律至上原則的勝利｜｜因為章士釗雖辭去了教育總長一職，但依然是地位顯赫的大人物，馬上又當了執政府的秘書長；而且，重用他的段祺瑞還是執政府裏的最高長官嘛！七十多年後，讓我們在為魯迅依法獲勝而慶幸的同時，也為當時的司法獨立現象而不吝地讚歎一聲吧！

　　由於馮軍的又一次反叛，他們擁戴出山的段祺瑞一夜之間成了﹁革命﹂的物件。執政難以為繼，老段只好率眾要員撤出北京，同車離京赴津的隨員中，也有章士釗。

　　也許，直到此時，黯然神傷的章士釗才會一遍遍想起已經過世的楊昌濟對自己的奉勸吧？他的睿智的老友早就頗有先見之明地忠告過他：

　　政治漩渦中誠非吾輩所應托足，無補國事，徒有墮落人格之憂。……軍閥政客，皆不當與之為緣。不當迎合惡社會，當造新社會；當築室於磐石之上，不當築室於沙石之上。吾輩救世惟賴此一支筆，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望幡然改圖，天下幸甚！章士釗離開了北京，也自茲離開了政壇。

　　寫完那幾篇著名的文章之後，教育部僉事周樹人也攜許廣平離開了北京，把母親和妻子朱安女士留在了京城白塔寺下的那座小院兒裏。與章士釗的這場鬥爭使他心身交瘁，以致在給老母的信中還曾承認過被章氏氣得吐血。

　　去了南方的周樹人從此不復為官員，成了大受熱血青年崇拜的文學導師魯迅先生。他與許廣平同居並生子，直到死再未見當年的總長一面。

　　不知魯迅能否知道章士釗的後四十幾年裏，一直在忍受著他的責罵，而章的女兒竟也因了他的文章而遭到過同學們異樣目光的譴責。

　　章含之回憶過，老師在講解課文︽紀念劉和珍君︾時，說到章士釗如何鎮壓學生運動，這使得十六歲的共青團員章含之如坐針氈。儘管爹爹︵湖南人對父親的稱呼︶是共產黨的座上客和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但她認為有這樣的父親是自己終生的恥辱！放學後，她氣沖沖地跑回家責問父親：當年你為什麼要迫害魯迅，鎮壓學生？

　　章士釗只是平靜地看著女兒，說：﹁一個人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論。現在對你講，你聽不懂，也聽不進去。我和魯迅之間，有些事情是誤會，你長大後自己去讀歷史，自己去判斷吧！﹂

　　其實，毛澤東並未把﹁章魯之爭﹂看得多麼不得了。某天讀完英語後，毛澤東就對他的﹁小章老師﹂說起過其父章士釗。偉大領袖諄諄教導章含之說：

　　你父親一生做的好事很多，歷史上做過幾件錯事，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他當教育總長，不喜歡學生鬧事，雇了一批老媽子硬是把罷課學生架出去了，學生有氣，砸了他的家。至於和魯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認真，打架嘛，總會言過其實。毛澤東儘管後來嚴厲地警告過劉少奇說：﹁凡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無好下場！﹂但對北洋時代的學潮卻又是這番說辭。可見，毛澤東既能理解當時章士釗對學生的無奈做法，也已明白魯迅的﹁言過其實﹂。聯想到近年親歷者披露的毛澤東對﹁魯迅若活到現在﹂的預測︵﹁要麼在監獄裏寫他的，要麼不說話﹂︶，不是很可以讓人們瞭解最高領袖對學潮和學潮領袖的真實認識嗎？也許，出於維護魯迅的神聖形象考慮，毛澤東的話才未變成章氏的平反決議公開發表，所以，一屆屆中學生們也就照常在課堂上大念﹁痛打落水狗﹂。

　　魯迅對論敵的態度是﹁一個都不寬恕﹂，而章士釗對被捧為新﹁文聖﹂的魯迅是什麼態度呢？章含之告訴我們，老人生前儘管藏書甚豐，但書架上一本魯迅的書也不曾有。女兒不以為然地問他，他卻這樣回答道：你看，我一本白話書都沒有。

　　倒是在全國政協會上，他不得不與許廣平女士比肩而坐了，因為在按姓氏筆劃為序的官場，他的﹁章﹂與繁體的﹁許﹂︵許︶恰好都是十一畫，所以，當年的教育總長和學運領袖便每每相逢一笑，然後，鄰座議政。只是，各自的心事就無人知曉了。

　　北洋時代後期，章士釗的身影在政壇上消失了，但他又回到了理論界的前沿陣地。他在復辦的︽甲寅︾週刊上，不斷對時政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彼時，國民黨正氣勢洶洶地殺將過來，眼見得人家要勝利了，這位曾是孫中山和黃興的諍友的﹁孤桐﹂先生卻話鋒直指國民黨從蘇聯人那兒學來的﹁以黨治國﹂。

　　他說：中華民國，是人民之國，不是革命黨的私產。

　　他說：一國之中，從政只許一黨；一黨之眾，所奉只許一義，這不是政黨政治。

　　他說：政黨必須是在憲法範疇內公開活動的政治團體，政黨必須要有自己的對立面，政黨要有﹁黨德﹂。

　　這種對成功者的直言不諱的批評，實在點破了國民黨何以難以成大氣候的要害，也為中國民主政治的走向指明了一條道路。

　　遺憾的是，歷史從來都是成功者書寫的，章氏的那些超前的救國理論非但沒被後來的執政者所重視，反倒拿他當了通緝犯！他只好籌款三赴歐洲，遠離中國，也遠離政治。

　　這一次，這個精力旺盛的學者竟迷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甚至考證出﹁仁、義、禮、智、信﹂居然都與性有關！

　　他那一套，在中國實在吃不開啊！所以，從東北輾轉抵滬以後，他竟成了無所事事之閒人！幸有上海灘聞人杜月笙，一代國士才有了固定工作。

　　杜大耳朵十分謙遜地降階以迎，章士釗用﹁久仰久仰﹂一類客套話掩飾著自己的尷尬。堂堂的章某人，竟淪為一個幫會頭子的清客，他無法不尷尬！當初袁世凱請他擔任憲法顧問他沒答應，但現在卻淪為一個名聲不佳的﹁地頭蛇﹂的代言人，誠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這段律師生涯最為人稱道的，當是他義務給舊友陳獨秀擔當辯護律師。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亦即章士釗從事職業律師不到兩年，他走上了江蘇省高等法院審判廳的辯護席，給委託代理人陳獨秀當起律師。陳獨秀把國民黨的審判廳當成了自己的講堂，而章士釗也把那裏當成了表現思維與辯才的舞臺。他與陳的辯護詞一併成為東吳大學的教材。蔣介石顯然沒料到，一場公開審理的﹁危害民國案﹂會如此成全陳獨秀和章士釗。

　　服刑中的陳獨秀曾托人要章士釗寫一條幅製成屏風以便獄中解悶，章士釗欣然從命，想起共患難時的情誼，寫下﹁三十年前楚兩生，君時捫虱我談兵﹂的趣句。無論陳在獄中還是出獄之後，他都曾捎錢給陳，供其購書或補助生活。某次章將自己一個月的薪水全部寄給了困居江津縣的陳獨秀，令陳大為感動。

　　下野的北洋人士一向是日本人誘降的首選目標，上海淪陷後，章士釗也被他們盯上了。但章士釗與大部分北洋舊僚一樣，不屑於與倭人為伴，他便像當年逃離袁世凱一樣，又一次悄然失蹤｜｜這一次，是那位政治傾向模糊的杜月笙幫了他。他先往香港，後到了重慶，抗戰勝利後還曾與前來陪都與蔣介石談判的毛澤東相見。面對已經擁兵百萬的毛潤之，他居然在紙上寫了個﹁走﹂字，意思是勸毛不要相信蔣介石，趕緊離去。不知那一次毛澤東是否會被這位前輩鄉賢的三國人物一樣的天真之舉逗樂了，但章氏的忠憫之情卻如冰心玉壺。

　　回到上海，重操舊業，這回是忙著給他的老友、曾任段祺瑞執政府秘書長的梁鴻志當起辯護律師。梁乃汪精衛漢奸集團裏的頭面人物，自然不得好死，但章士釗卻一直盡力幫助其遺屬，梁的遺腹子甚至在章的家裏住了十年之久！可見其古義士之風。此外，他還當過另一位巨奸周佛海的律師。

　　也許，正是看重他與中共領袖毛澤東的交情，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年初的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才委託他與其他幾位有影響的人物以私人身份前往北方與中共和談。在石家莊，章士釗又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四月初，他成為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的成員，隨團長張治中將軍去了北平後，卻再也不肯回滬。

　　他一個人去了香港，把三位夫人都留在了上海。

　　他與那位頗為不凡的吳弱男女士早在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即離異，後與一位奚姓女士成婚，抗戰期間他隻身去了重慶，八年之後回上海又帶回了一位﹁抗戰夫人﹂殷某。

　　章含之說，吳弱男帶三個兒子在歐洲生活了很長時間，二戰爆發後才回到上海，她一直歐洲淑女的妝扮，每月來章宅樓下會客室與前夫相見一次，聽說還與那位後來定居香港的殷夫人互有來往。但奚夫人卻從來不與自己的前後任接觸。

　　不過，章含之也不是章士釗與奚夫人的親生骨肉。幾年前從一本上海文史刊物上讀過章含之的身世：她生母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售貨員，被當時駐軍上海的一位軍閥的公子看上，遂暗結良緣。但因雙方地位懸殊，故其母只得將僅幾個月大的嬰兒︵即章含之︶送至章士釗大律師的家門口。

　　似乎章含之女士現在已不諱言自己的身世，曾有文章稱她曾在一九八三年在上海愚園路生母家中呆了三個月，母親怕鄰居告發自己在家搓麻將︵那時，打麻將是違禁的︶，竟讓有很大身份的章含之敲打餅乾筒為之掩護！這位不幸的老太太很為有一個外交部部長的女婿而驕傲，去京時還坐過部長的紅旗牌坐車，很是風光呢！

　　養父母都去了，章含之可以把生母接到家中來住了。只是不知，當老太太看到恩人章士釗生前寫的一幅立軸會作何感想。
那幀章氏墨蹟，一直被章含之掛在史家胡同的客房裏。詩云：
津橋昔日聽鵑聲，
司馬梨園各暗驚。
人面十年重映好，
梁州復按陡生情。

　　從落款﹁小冬女士清鑒﹂上看，人們知道這是章士釗多年前寫給一位叫孟小冬的女人的。孟小冬乃艷驚一時的女老生，芳名曾香遍南北。從詩上看，章氏是在天津聽她唱戲時與之互相有了﹁意思﹂的，相識十年卻只能白白地受著愛情的折磨。這樣一幅直露地表達愛慕的詩軸為何沒送給孟女士本人？須知，這位被章士釗苦苦相戀的女人最後嫁給的正是那個杜月笙！

　　這就難免讓人遐想一番了：章士釗屈尊為杜氏﹁當差﹂，與那位孟女士沒什麼關係嗎？是他先把自己心愛的女人當禮物送給了杜老闆呢，還是到杜府工作後與孟女士不期而遇了？錯錯錯，莫莫莫！章士釗沒給我們留下陸遊的︽釵頭鳳︾那般淒婉的韻句，我們也就永遠猜不透舊日名流們是怎樣的一種生命狀態。

　　多才多藝的人大都不肯委屈自己的。那位梁漱溟先生曾說過：

　　行嚴先生……論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藝亦復多欲。細行不檢，賭博、吸鴉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細行不檢﹂是很客氣的說法，若按民間的說法，他是吃、喝、嫖、賭、包二奶，樣樣不落啊！章士釗在北大當老師時，正逢潔身自好的蔡元培校長發起成立﹁進德會﹂，最低一等是甲等會員，須不賭、不嫖、不娶妾。乙等和丙等更嚴格了，須不吸煙、不飲酒、不做官、不當議員。章氏哪條都做不到，但礙於臉面，又不得不﹁進德﹂，便申請甲等會員。不過，舊時公私分得很清，公德與私德並不掛鈎，只要大節無虧，即值得尊敬，不像後來，若收拾誰了，每每會從﹁生活作風﹂上著手，將其全盤否定。

　　章士釗從香港步入北京，從燈紅酒綠的資本主義鬧市走進整齊劃一的社會主義國都，已經年近七十矣。回到京城裏的他，由於沒有自己的家，就只能再一次借居到朋友家去了。

　　一九四九年秋到一九六○年秋，他與奚夫人、長子章可與養女章含之一直住在朱啟鈐的家裏。

　　朱宅的地址是東四八條一百一十一號。從魏家胡同穿過車流湍急的東四北大街，就是東四八條。也就是說，共和國時期的章士釗與北洋時期住的地方，相距並不遙遠。

　　胡同口的牆上照例有一塊金屬標牌，稱此巷明代即有之，長七百一十七米，寬八米，其中四十七號為著名教育家葉聖陶之故宅。沒有提朱啟鈐或章士釗的名兒。

　　我們步步為營地走近一百一十一號，卻發現那是個凹在臨街房屋後的一個小院。

　　院門很簡單，是隨便兩扇木頭門板兒。幾位女人正堵在門口乘涼，全然不是住過﹁人物﹂的感覺。莫非門牌號又變了？我有些遲疑地趨前請教，一位老太太朝身後努努嘴說：不是姓朱的，是姓張的，張學良他弟弟的家。

　　推門進院，發現裏面是個只十餘步長的短巷。巷南側是街道工廠的廠房，黑乎乎的屋裏有人正在操作。北側卻令人為之一振｜｜這確是有身份的人住的地方！

　　尚顯整齊的後罩房以及沒有遺缺的瓦簷牆，都會使人聯想起主人的非同一般的身份。﹁如意門﹂的門框上，有兩個門鈴按鈕。難道現在還是兩家人共居一處嗎？

　　看到牆上橫插出的一孔灰煙囪冒出了淡淡的青煙，我鼓了鼓勇氣，摁下了門框上方的那個按鈕。

　　但是，沒人回應。

　　再摁下面的按鈕。依稀聽得到音樂門鈴在院兒裏頭叮咚，但唱過後又復歸靜謐。

　　退出院門外，一位正在大盆裏刷洗床單的中年女子說：張學良的弟弟早不在了，裏面住的人很少露面。

　　我有些失望，以為找錯了地方。

　　一九五九年某天，周恩來到這小巷裏做客了。他是來看朱啟鈐老人的。

　　朱啟鈐比章士釗歲數還要大，資歷也更老。二十歲的章士釗出道之前，曾在他家教過私塾。民國成立後，朱當過內務部長並代理過國務總理，現在的中山公園等一批北京市政建築，就是他當內務部長時力爭開闢並捐款修建的。袁世凱要當皇帝的時候，他與楊度都是想做﹁中華帝國﹂開國元勳的人，他更以內政總長身份兼任過大典籌備處處長。所以黎元洪當政時他們一起遭到通緝。

　　朱自此無心於政治，雖說後來還當選過參議院副議長，被北京政府推舉為南北議和北方總代表，再後來被張學良任命過北平市市長，但他大都堅辭不就，而是專心於實業，長袖善舞，頗有所獲。他還創辦了中國營造學社，為保護中國古建築大費心機，梁思成、單士元這些日後的大家，當年就是他社裏的小字輩。天津淪為日占區後，他的幾位老友相繼成了大漢奸，他卻稱病謝客，不肯事敵。風雨飄搖的一九四九年春，他已寓居上海，正是章士釗受周恩來委託寫信讓他勿去臺灣或香港的。共和國成立後，他被接回北京，回居故家，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和全國政協委員。

　　於公於私，章士釗一家住進朱啟鈐家裏，都很合適。

　　本是一家之宅，住進兩戶，難免侷促。章含之說，他們其實只住了半個後院，父母二人住北房正間，只三十幾平米，大哥章可住東屋，她則住在東屋與北屋之間的過道裏。

　　令人尊敬的周總理的光臨，使朱、章兩位老人都很興奮。但周卻表示﹁很難過﹂，因為他第一次知道﹁毛主席的老朋友﹂章士釗老先生居然借居在別人家中！隨後，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人便奉總理之命趕來，陪著奚夫人去選﹁國﹂字型大小的房子了。奚夫人看好了離王府井很近的史家胡同，於是，一年後，章士釗一家就搬進了史家胡同一座異常寬綽的大宅子裏。本來是三進四合院，老人覺得太大，將最後一進院讓了出去，在北邊另開了門。於是，八十多歲的章士釗的最後時光就在這座寧靜的兩進院子裏度過了。

　　章士釗一家搬走四年後，朱啟鈐以九十三歲高齡謝世，在此之前，北洋耆宿活過九十高壽者，只有那個海軍元老薩鎮冰。

　　要人謝世後，其居所無論是國家的還是私有的，一般來說總是由其後人繼續承住，即使﹁文革﹂時期被搶佔，也都﹁落實﹂回原主。在同一條胡同四十七號看到的﹁葉聖陶先生故居﹂，裏面就仍然住著葉的後人，我們冒昧地進去後，見一位年輕的爸爸正在哄著懷裏的嬰兒睡覺呢！章含之現在住著的，也依然是當年周恩來親批的那個大大的宅子。但是，東四八條一百一十一號小院的鄰居們為什麼說有些神秘的宅院裏住的不是姓朱的，而是張學良的弟弟呢？

　　回來後翻一翻有關張作霖的資料，立即有了答案：朱啟鈐早在任前清奉天墾務局督辦時即與張作霖有交情，後來就把六女兒朱洛筠許給了張的第二個兒子張學銘，其公子則給張學良當了副官。因張學良的關係，張學銘留日回國後，二十出頭即擔任了天津市的公安局局長和市長。共和國成立時他留在了天津，先是被關押起來，周恩來得知後命將其釋放任用，他遂在天津人民公園當了管理所副主任︵區區﹁人民公園﹂，竟是毛澤東所題，就是他求章老代為索要的︶。﹁文革﹂結束後，張學銘當過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長、全國政協委員，一九八三年因肝病過世時，鄧小平還獻過花圈。

　　如此說來，東四八條一百一十一號的鄰居們說得也對。

　　史家胡同現在已經不是一條胡同了，而是比清末民初的大街還寬的馬路，道南的房屋已統統拆光了，只有路北的三座廣亮大門孤零零地晾在新拓展的馬路旁，一派沒落氣象。章宅就是這三座宅院中的一座。

　　一個陰霾沉沉的下午，我按預約走進這座名人之宅。

　　這是一座非常完整的兩進四合院。一進院為工作人員的住處與辦公室，二進院即主人的空間。

　　走進新修過的二進院裏，既為它的寧靜與華貴感到驚訝，也為它的蕭條與沒落感到悵惋。失了老主人的老宅子，儘管北屋︵正屋︶簷下垂著燦然的大紅燈籠，也儘管新油飾過的紅柱、紅門和綠簷、綠廊均十分漂亮，但寂靜的深院裏呈現出的是一股肅殺的秋意！｜｜庭中三株樹，東側一株是樹瘤累累的海棠，西側兩株是梨樹，寒風在一遍遍剝蝕著乾枯枝杈上的水分盡失的黃葉。令人意外的是，梨樹下居然有用柿子紮成的手工藝裝飾品，丹柿雖個個熟透但卻並未被人享用，如同東邊小院的那棵棗樹下的大棗兒一樣，空撒一地卻無人收撿。誠所謂﹁落葉滿階紅不掃﹂！

　　儘管現在章含之一個人住在這棟大房子裏︵周恩來在章士釗的葬禮上親口承諾此房今天依然由章家居住︶，但給人的感覺卻是人去樓空！

　　章士釗在世時，長子章可住西屋，愛女章含之住東屋，三間北屋，便是他與夫人的起居室與會客廳。章士釗作古之後，章含之的新夫喬冠華先生搬了進來，這裏又成了堂堂的外交部部長官邸。

　　離開這所沉重的宅子時，我難免感到有些落寞，細一想，竟是因為院裏少了一棵蒼然的桐樹！

　　也許，入住此院的故人已不復有當年求孤求直的膽識與精力了吧？

　　就在章士釗入住這座大宅院後的第六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和當年﹁女師大風潮﹂同一個季節，居然又是個令人窒息的酷夏！︶，八十五歲的前教育總長再次遭遇到激進學生們的羞辱，而且，差一點真的被當﹁落水狗﹂痛打｜｜有一位北大的女﹁紅衛兵﹂竟然舉起皮帶要抽他︵竟然還是女的！︶。他的家被﹁革命小將﹂抄了，被罵成﹁小落水狗﹂的章含之忍看八十五歲的老父被勒令立在院中，自己則和母親在沙發上瑟瑟發抖。

　　極為憤怒的章士釗連夜寫信給毛澤東求救，第二天即得到回應，他收到了毛的親筆回信，並被周恩來派人送進了解放軍總醫院高幹病房，躲過了漫長一生中的最後一劫。

　　一九七三年，毛澤東忽然提議讓這個已經九十二歲高齡的前輩再去香港一行。本來奚夫人過世後，老人孤單難耐，想去香港與殷夫人同住一段時間，但因不慎摔斷腿，坐上了輪椅，行動十分不便了。但毛堅持要章去一趟，因為在他看來只有章士釗作與臺灣方面聯絡的人最合適。

　　毛澤東想在有生之年統一中國的願望太迫切了！上一年，他還讓章含之在隨中國代表團前往紐約出席第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期間看望父親的舊友顧維鈞，並轉致回國一看的邀請。顧曾任北洋時期的外交總長、代總理，後長期任國民政府駐法、英、美等大國的大使。章含之見到了顧維鈞，但顧卻沒有接受訪問大陸的邀請。

　　在毛澤東的堅持下，當年五月，周恩來親自到機場把老人及兒女、秘書、醫生等人送上了﹁中國民航﹂第一架飛香港的專機。一九五六年，老人曾通過同樣探親的方式，將中共給蔣介石的一封密信捎去了香港，結尾的那句﹁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現在已經流傳甚廣。

　　卻不料，這一次，老人的使命並不好完成。是啊！九十二歲了，這應該是古今中外最年長的信使了。

　　當老人知道女兒要提前回京時，一向不動聲色的他竟然很動情地對章含之說：告訴周總理我很想北京，事情辦好我就回去，叫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機來接我。

　　無疑，老人已預感來日無多，不想葬身異鄉，央求中透出無奈與悽惶。

　　果然，只一個月，老人即病危。周恩來聞訊，正安排專機欲將其接回時，噩耗傳來。

　　他死的那天，也恰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紀念日｜｜七月一日。

失去了的灰牆｜｜李大釗殉難地尋覓記︹上︺

　　一夜強冷空氣，把壅蔽於京城上空多日的陰霾蕩滌得無影無蹤。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這一天，就成了一個晴得讓人發暈的日子。午後，我和朋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約齊，去天安門廣場西邊找一段灰色的高牆。︽北京黨史︾編輯部的陸兵先生告訴過我：幾年前，他曾騎自行車來找過北洋時代京師看守所的遺址，但只有一截灰色的高牆尚存於世了。

　　我們想尋李大釗先生的殉難地。

　　關於李大釗，我從小就聽得很熟了：他是二十世紀初的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並傳播到中國各地的思想先驅，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方地區的領袖；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絞死，年僅三十八歲。

　　在李大釗殉難後的第二十二個春天，他手下的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毛澤東與天津南開學校的周恩來等學生們意氣風發地入主北京城。途中，毛澤東曾對身邊人說：三十年前我就來過北京，遇到了一個大好人李大釗，我就是在他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坐定古都後，新政權的有關部門便將舊時代看守所裏的那台絞殺了李大釗生命的絞刑架，搬進故宮午門下的一間平房裏，供新中國各單位前往參觀。我認識的一位﹁老北京﹂就曾隨所在部隊參觀過，他回憶說：那個絞刑架是袁世凱當大總統時從德國進口的，個頭很大，機械很複雜，像一部小汽車似的，上面還有一塊塊暗紅色的血痕呢！我聽得心驚肉跳，想去中國革命博物館一睹那座殺人機器的欲望一點兒也沒有了｜｜據說那是﹁革博﹂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館藏文物編號為零一。

　　大會堂西街迤西，是一排排相似的灰瓦灰磚的平房，北部是一道一直延伸到長安街的長長的大牆｜｜平房是皇城根兒百姓們的擁擠住宅群，而大牆則是北京諸多不便標明其單位名稱的禁地。深秋的寒風一把一把地捋著街樹上的葉子，蕭瑟中我記起了這條街的舊名，叫刑部街。

　　清時，這條街上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朝代更迭後，新主人一般都是一邊大罵前朝統治者混蛋，一邊卻恬然享用人家的物質遺產甚至精神遺產。所以，中華民國的京師員警廳、法院和看守所繼續借用封建王朝的外殼也就沒什麼奇怪的了。

　　只是，那一堵僅存的灰色大牆在哪裡呢？

　　我想，這堵殘存的大牆，應該是專制、禁錮、殘暴、昏庸和沒落的具體體現。我只想找到它，踹它兩腳。

　　冷風中，目光也冷。我們走進最南端的西交民巷，開始了冷冷的審視。

　　西交民巷與東交民巷遙遙相對，那邊是使館街，這邊是金融街｜｜早年的大清銀行、金城銀行、中國實業銀行等都在這條巷子裏，如同現在的西二環路。

　　寂寂小街上，有個小小的郵政所是老房子，雖說不大的門臉兒是用鋁合金與深藍玻璃新裝修的，但門楣上方的三個模糊了的鑿痕，還是讓我辨出了繁體的﹁郵電所﹂幾個字。北洋時代的舊址，似乎僅此一處了。

　　回到大會堂西街，我不死心，又朝北邊的高碑胡同深處走去。

　　高碑胡同已是一片狼藉｜｜不斷有搬家公司的民工在搬遷戶的監視下，從陋巷窄院裏抬出冰箱、彩電和傢俱塞進泊在街口的小卡車上；而眾多的拾荒者則在興奮地東奔西走，每一處搬空的房子都成了他們的天堂。牆上的一紙佈告告訴了我謎底：

　　北京市房屋拆遷公告

　　西房拆告字︹九十九︺第一百一十七號

　　根據︽房屋拆遷許可證︾西拆遷字︵九十九︶第一百一十七號規定，國家大劇院工程業主委員會在西城區︵縣︶東起人民大會堂西側路，西至兵部窪胡同，北起東絨線胡同，南至高碑胡同︵在圖內的︶地區的範圍內，進行國家大劇院工程建設，需對上述範圍內的房屋及其附屬物進行拆遷。本地區拆遷價格為每平方米六千五百元。

　　被拆遷的單位和個人必須服從城市建設的需要，在九九年十一月六日至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內完成搬遷。

　　特此通告。

　　西城區房屋土地管理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原來，這裏要建國家大劇院了，這裏要傳出最為動聽的人聲與樂聲了。或急切或舒緩的旋律，會講述好多年前的一個讓人悚然的故事嗎？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一年。這一年，屍山血海。四月十二日，北伐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先生麾下的軍隊藉口調處工人內訌，突然朝﹁友黨﹂大開殺戒，上海灘的鬧市口很快陳列起身首異處的共產黨人的屍骸。就在﹁四．一二﹂慘案發生後僅十六天，就在我呆著的這個地方，甚至也是這樣一個日頭偏西的時候，北方也發生了一起小規模的集體處決｜｜﹁過激黨領袖﹂李大釗等二十人，被張作霖任大元帥的安國軍政府特別法庭執行了絞刑。在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天平上，北方折斷的這顆頭顱，抵得上南方多少犧牲者的重量？﹁要奮鬥﹂，為什麼一定﹁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在中國為什麼是﹁經常發生的﹂？毛澤東所總結的這些中國現代歷史現象何以出現的？每一次社會進步的代價為什麼註定是層層疊疊的先驅者的屍骸？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難道非要在酷烈的階級仇殺中起步不可？……

　　沐著二十世紀末的夕暉，在中國的政治中心之地，我默默地想著這些好沉好重又好難找到頭緒的問題。

　　我去過最早的北京大學校園｜｜景山東街的馬神廟遺址。民國初年的北大，躲在現在的沙灘後街熙熙攘攘的農貿市場裏，只餘門口牆上的一方文物保護紀念牌在講述當初的輝煌。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年末，李大釗就是從這個已經開始衰敗了的廟門外走了進來，一直走到院子的最北頭，那兒有座乾隆皇帝的某位女兒遺下的梳妝樓，當時被改為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他的良師益友章士釗把兼任的圖書館主任︵館長︶讓給了他。於是，翌年初春，從善如流的蔡元培校長便把聘書發給了年方二十八歲的李大釗。

　　從二十八歲進入北大，到三十八歲殉身主義，李大釗人生的最後十年都是在北大度過的。這十年，正是其生命大放燦爛之輝的十年。只是，我看到的這座大雜院兒，牆挨著牆，戶擠著戶，早先的圖書館早已不復存在，一排排教室也盡淪為擁擠的住宅。八十年前一個極不尋常的人文的淵藪，現已成了京城裏極為尋常的居民大院兒。

　　兩個戴著﹁巡邏﹂黃袖標的老太太告訴我說：這兒是中宣部宿舍。

　　清光緒十五年十月初六︵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距北京以東二百餘公里外的渤海岸邊｜｜河北樂亭縣大黑坨村，一個男孩兒哇哇降生人間。他的響亮哭聲傳出了村中央高地上的那戶大宅院，然而，年輕的母親卻掩面而泣，因為嬰兒的生父李任榮在七個月前就因癆病過世！這個苦命的女人，在兒子不足十六個月大時因憂怨成疾也撒手人寰。﹁在繈褓中，即失怙恃，又鮮姐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撫養成人。﹂這是三十八年後這位男子在京師看守所裏寫︽獄中自述︾中告白於安國軍政府的。

　　這位﹁垂老之祖父﹂，即年逾七旬的李如珍老人。其實，老人並非這位遺腹子的親爺爺，而是其生父的伯父。雖說李如珍是當地頗有些威望的鄉紳，且擁有一份不菲的家業︵在山海關外開過雜貨鋪，在本縣有九十多畝耕地，在故里有幾十間青磚大瓦房︶，但卻膝下無子。他將大弟李如珠的次子李任榮過繼為子，指望讓嗣子繼承自己的家產並成為光宗耀祖的讀書人。哪知李任榮年僅十九歲即夭亡！老人便把雙倍的期望和管教加在了這個新生的孫兒身上，並為憨態可掬的孩子取名﹁憨頭﹂。富裕而開明的爺爺讓小憨頭六歲即進了私塾，塾師單子鼇老先生為之取大名﹁耆年﹂，字﹁壽昌﹂，寓意長壽，不復蹈父母早逝的命運。

　　小耆年的童年是在私塾裏度過的。望孫成才的爺爺為他先後﹁轉學﹂三次，如同現在從普通班跳級到快班，老師越來越高明，他的學業也越來越出眾。那時的他，滿腦們子只有讀書，甚至連早婚也未能轉移他的學習興趣｜｜他剛到十歲時，求嗣心切的爺爺便安排他與本村的趙紉蘭姑娘完婚。比比不解風情的小丈夫，十六歲的新娘真是花樣年華！但等丈夫到了十六歲那年，卻要離開二十二歲的娘子遠行了｜｜因為他要去考秀才。結果，到達了永平府︵樂亭縣歸永平府所轄︶，才知道，清廷改良教育，已經廢除科舉入仕之途。要考，只能考永平府中學。幼學功底在，何懼功名改？李耆年憑著扎實的古學功底，如願考取府中學。放榜之日，村裏人放炮、貼報單，還讓李耆年坐上了棚車轉了一圈呢｜｜他們仍以村裏有人考取秀才的程式在按部就班地慶賀。

　　讀李大釗身世，突然聯想到這樣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即：李大釗與其堪稱一代人傑的北大同事們，竟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們都出身於殷實人家，但卻既不是豪門巨富之後更絕非貧下中農子弟，他們都有自幼受傳統教育的較好家境，卻又都因家庭的變故不得不過早地品嘗了生活的辛酸；而且巧的是，他們都早早失去了父親！詩云：﹁無父何怙？﹂怙就是依靠，自小失了依靠的男孩子，在其人生最可塑的階段，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變得格外內向與堅忍。除了超人的天資外︵這當然是前提︶，他們靠自強自立的處世態度和敏而好學的進取意識，使自己一踏入社會便有了極高的起點，在很短的時間內便成為一呼百應的領袖人物。

　　不信你看｜｜

　　校長蔡元培，出身於紹興城裏的錢莊之家，十一歲喪父。

　　與蔡同在紹興城長大的周樹人、周作人兄弟，也是當地高門檻裏的子弟，其父辭世那年長子周樹人也不過十六歲。

　　陳獨秀是道台大人的嗣子，因為他不滿兩歲時生父即死於疫疾。
而胡適的父親先後宦游臺灣與上海，父親死時他僅四歲。

　　比比他的同事們，李大釗﹁失怙﹂最早，家境也最莊實。他是靠爺爺那九十畝耕地的地租喂大的農家後代。

　　不過，就在李耆年到永平府讀書的第二年，八十多歲的祖父溘然長逝。家底很快被姑母︵李如珍的親生女兒︶和一個本家叔叔折騰光了。在外讀書，一年至少需要一百二十大洋！好在他的那位有些像母親一樣慈愛的妻子支撐了他｜｜﹁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他在︽獄中自述︾中，用平靜的口吻表述了對賢妻的感激。正是有了通情達理的趙紉蘭的全力支持，他才得以去天津繼續求學。

　　當初李大釗為什麼選擇了天津的﹁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宣統三年改名﹁北洋法政學校﹂︶？直到人生的最後時刻，人們才在他那篇著名的絕筆書中窺得原委：

　　釗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這時的李大釗，僅僅十八歲。沒像城裏人那樣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新思潮，卻也不乏救國之鴻志，每當我們民族走向衰弱時，總有幾位精英如旭日破雲出世照亮整個神州。走出家門的李大釗，就是這樣一輪越來越耀眼的旭日。

　　北洋法政學堂的創辦者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袁氏在拉扯起一支全新的北洋軍的同時，還不忘培養未來的行政、司法管理人才。當時，這是國內第一所﹁政法大學﹂，﹁以造就法政通才為主﹂，畢業生﹁其成績優者，並可遣赴東西各國留學﹂。對有志青年來說，這顯然是一所極有誘惑力的學堂。一心救國的李耆年憑較好的成績考入該校後，把學名﹁耆年﹂和字﹁壽昌﹂都改了，改成了日後響徹中國近現代史的﹁大釗﹂與﹁守常﹂。這位志存高遠的人不在乎是否活得長久，一心勉勵自己要成為堅忍不拔的有為者｜｜﹁釗﹂意為勉勵，﹁守常﹂與﹁壽昌﹂同音但取持之以恆之意。他入校不久就開始參與政治活動，不僅參加了罷課請願活動，還經常發表見解獨到的政論文章，其文采贏得人們尊敬，甚至被公認為﹁北洋二傑﹂之一。

　　中華民國成立後，創辦北洋法政學堂的袁世凱成為大總統，但國民卻並未當家作主，血氣方剛的李大釗根本不顧及自己乃袁氏門下的﹁高貴出身﹂，公開在文章中喊出了﹁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的悲憤質疑。

　　就在他尚在天津的學堂裏發憤讀書、激揚文字之時，蔡元培已經是民國臨時政府的首屆總長，楊度已經是袁大總統的高級策士，章士釗先是大總統家的清客後是南方討袁軍政府的秘書長，陳獨秀正在安徽都督府當他的秘書長。在這幾位日後的好友業已成為萬眾矚目的國內一流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之後，年輕的李大釗才跚跚起身，在賞識他才幹的立憲派領袖孫洪伊和湯化龍兩人的資助下，隨留學大潮去了日本。在北洋時期的一代國士中，李大釗資歷最淺，但其人格的光芒卻最為耀眼。

　　如同他六年前報考法政學堂，他去日本的目的也非常明確：尋救國之道。

　　且讀他東渡時寫下的一首律詩：

　　班生此去意何雲？

　　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國徒深屈子恨，

　　靖氛空說岳家軍。

　　風塵河北音書斷，

　　戎馬江南羽檄紛。

　　無限傷心劫後話，

　　連天烽火獨思君。

　　兩年後，他在那篇轟動一時的︽警告全國父老書︾中，追記過航行日本途中的感受：

　　曩者去國，航海東來，落日狂濤，一碧萬頃。過黃海，望三韓故墟，追尋甲午覆師之陳跡，渺不可睹。但聞怒潮哀咽，海水東流，若有殉國亡靈淒淒埋恨於其間者。……不勝國家興亡之慨！

　　可以想像得到，這位二十四歲的中國青年赴日時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憤！

　　抵達東京後，他無意走進了靖國神社裏的﹁遊就館﹂。像今天不通日語的中國人依舊不知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一樣，李大釗也被館名弄糊塗了。進館參觀後，他才知道：此為日語，是軍事博物館，而館藏的甲午之役戰利品令他大感悲憤！他﹁睹物傷懷，徘徊不忍去﹂，後來寫下這樣一段話：

　　人以紀其功，我以銘其恥；人以壯其氣，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淚，面壁吞聲而已！

　　嗚呼！如此壯懷激烈的人，焉能不成為時代巨子？

　　李大釗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在日本，他因給︽甲寅︾雜誌投稿而與比他大八歲的章士釗結識。章因討袁失敗正流亡日本，創辦了時政雜誌︽甲寅︾月刊。章氏先後主持過頗有影響的︽蘇報︾、︽國民日日報︾、︽民立報︾和︽獨立週刊︾，夙為李氏所景仰，李在天津讀書時，曾擔任過以﹁不偏不倚﹂為宗旨的︽獨立週刊︾的﹁代派人﹂。章氏的政治觀點與寫作文風，均使李大釗受到影響，以致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把他列為﹁甲寅派﹂。而章的古道熱腸更使李終生受惠且一直綿延至其遺屬。此後話也。

　　借得︽甲寅︾這個習武場，這位頗有燕趙古俠士氣的留學生領袖讓人們看到了其不凡的身手。尤其當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的消息傳至日本時，李大釗奮筆寫下︽警告全國父老書︾，此﹁書﹂不僅在日本留學生中廣為流傳，而且還被傳回國內並引起反響。

　　時隔八十多年後的一個陽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島的一座高樓的書齋中，捧著一九五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裝本︽李大釗選集︾，找到這篇文章，猶能感受到一股正氣在字裏行間鏗鏗鏘鏘地律動著。而對我的家鄉青島早年何以成為日德交戰之地、日本為何要在﹁二十一條﹂中盡收前德國租借地的利益，年僅二十六歲的李大釗分析得極為精闢：

　　夫青島孤懸一隅，德人不過幾千，兵艦不過數艘，僅足自衛，烏敢犯人？詎能擾亂東亞之平和，阻塞過商之要路？日本必欲取之者，非報德也，非助英也，蓋欲伺瑕導隙，藉以問鼎神州，包舉禹域之河山耳。

　　留日學生李大釗的政治見解，已經遠在北京政府裏的許多高官之上。在動盪的年代，這位傑出的思想家脫俗而出，成了中華民族最先進的探路者之一。

　　不過，似乎應了﹁一心不能二用﹂的老話，李大釗不安於課桌的結果是，他被﹁早稻田﹂開除了，他的學籍表上蓋的最後一個圖章是﹁長期欠席，除名﹂。而他的學習成績也實在不怎麼樣：丙。若按現在的優、良、及格、不及格四檔來套，丙算及格，中下等也。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春，正是島國櫻花爛熳的時節，二十七歲的李大釗沒拿到洋文憑就匆匆回國了。其時，國內反袁之火已經燎原，大總統袁世凱因帝制自為而成了南方征討的﹁竊國大盜﹂，正日薄西山。深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的李大釗實在不忍隔岸觀火！

　　回國後，他繼續得到兩位政界高朋的支持｜｜湯化龍委任他主持創辦了︽晨鐘報︾︵後改︽晨報︾︶。湯因反袁而辭去了教育總長的職務，袁死後國會召開，湯當選眾議院議長，﹁晨鐘﹂在北京政壇上的迴響自然也就愈發雄渾而悠遠。孫洪伊時任內務總長，後來發生的﹁府院之爭﹂，其實就是得到黎元洪信任的孫洪伊︵黎與孫同系進步黨人︶和代表段祺瑞利益的徐樹錚︵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權力與尊嚴之爭。孫是直隸天津人，北洋法政學堂創辦者之一，與李大釗既算大同鄉︵天津歸直隸省︶，又有師生之誼，而且因在反袁運動中與國民黨意氣相投，故與李大釗思想更為接近。然而，此時，湯化龍與孫洪伊卻因政見不同而反目。李大釗因不願在湯的︽晨鐘報︾上刊發攻訐孫的文章，故辭去編輯主任一職，轉投孫的旗下，和同樣熱衷於憲政的同窗白堅武等人創辦了時政期刊︽憲法公言︾。

　　提到白堅武，不妨多說幾句。他是李大釗在法政學校的好友，﹁北洋二傑﹂的另一﹁傑﹂。此人天資與政治熱情均不遜於大釗，早早就是同盟會會員，後來棄筆從軍，輾轉至吳佩孚帳下，深得吳信任，委為政務處長，李大釗與直系軍閥有聯繫，此人起了主要作用。吳敗退四川後，他避往日本，後寓居津門。抗戰爆發後，他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參議，去河北大名往見本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的途中，被馮玉祥下令以通敵叛國罪而槍決。兵荒馬亂之歲，殺死個有漢奸嫌疑的北洋舊人並不令人驚奇。究竟白氏確曾在天津與日本人有過勾搭，還是第六戰區馮總司令長官公報私仇借機一泄當年遭吳軍討伐之恨？白堅武之死的真正原因恐怕永遠也說不清了。

　　再說回到︽憲法公言︾。中華民國成立五周年之日｜｜十月十日，該刊出版發行，開卷就是李大釗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

　　憲法者，自由之保證書，而須以國民之血鈐印，始生效力者也。不過，令作者和太多中國知識份子意想不到的是，一部保障中國人民權益的根本大法，竟然用國民的血鈐印了太長太長的時間！

　　因經費困難，︽憲政公言︾只出了九期即停刊。正在此時｜｜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元月，老友章士釗那邊又向他招手了。︽甲寅︾月刊在日本停刊一年多之後，章氏在北京創辦了︽甲寅︾日刊，也就是日報。章先生把主筆的位子留給了李大釗。這期間，李大釗還開始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作品︵他與陳的交往也始於留學日本期間︶。訥於言而敏於﹁文﹂的李大釗，縱思想之馬馳騁於國內最前沿的理論陣地上，成為最激進的政論家，他的文章也成了熱血青年的思想啟蒙課文。

　　還是在這一年，還是靠那位極重情義的章士釗的幫助，沒有大學文憑的李大釗走進了鴻儒滿園的北京大學！章士釗當時被北大校長蔡元培聘為教授兼圖書館主任。

　　晚年的章氏，在︽李大釗先生傳序︾中，說過大釗得以入校的原因：

　　時校長為蔡孑民︵蔡元培，字孑民︶，學長為陳獨秀，兩君皆推重守常，當然一說即行。

　　正是章士釗把自己兼的校圖書館主任讓給了李大釗，才使他得以躋身於中國知識界的最高臺階上，和蔡元培、陳獨秀、沈尹默、劉半農、周氏兄弟、胡適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與朋友。

　　看眼前，想當年，小小的馬神廟怎能盛得下這樣一夥兒偉丈夫的沖天才氣？相容並包的人文陽光終於穿透了這座大院的圍牆，後來建在沙灘︵地名︶的北大紅樓便成了李大釗施展人生抱負的更大的舞臺。

　　我曾兩進紅樓，卻一次也沒如願。一樓曾是李大釗主持的北大圖書館，但後來的紅樓主人國家文物局機關卻把一樓東頭的那間屋子鎖了起來，只在門上方懸著一方﹁李大釗毛澤東同志工作室遺址﹂的牌匾，並稱﹁不對外參觀﹂。

　　我懷疑國家最高文物保護機構並不真懂文物：他們竟然把當年堂堂圖書館主任的辦公室與區區助理員的工作崗位︵頂多一張桌子︶合併在了一起！

　　﹁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這是毛澤東說的。毛澤東的話當然不會像林彪吹捧的那樣﹁句句是真理﹂，但他的這句話倒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後來，我見過一份當時的北大教職員工們的薪水表。領導與老師之間、教學一線與行政後勤之間，真有天壤之別：分管登記新報刊和借閱者姓名的毛澤東，月薪八元；主持工作的李大釗，月薪一百二十元，兩人相差十五倍！若按二十世紀初的銀元與二十世紀末的人民幣的一：一百的比值來算，那就是在大陸現有物價不變的前提下，毛澤東的月收入是八百元，而他的頭兒居然拿到了一萬二千元！然而，不在教學一線的李大釗比教授們還差得遠，教授們拿得更多，低的一百八十元，多的二百元，而文科學長︵系主任︶陳獨秀名下，竟然三百元！就等於現在每月有三萬元的進項吶！

　　﹁自由、平等、博愛﹂是當年精英們孜孜追求的目標，但從一張小小的工資表上即可看出，在人類社會中，哪有絕對的平等？

　　﹁在階級地位中生活﹂的李大釗憑自己的才幹與為人而使自己越走越高。當初被章士釗推薦來北大時，曾受到不少同事的頗不友好的眼神的質疑，因為他沒有大學文憑，而且土氣。很快人們就刮目高看這位留著平頭的青年人了。他既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工作，是享有較高聲譽的作家，又把圖書館整治得井井有條。八十年過後，美國人在權威的︽世界圖書情報百科全書︾中稱李大釗為﹁中國現代圖書館之父﹂，顯然是經過詳盡考證的。

　　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七月八日，北京大學評議會全體通過，將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北京大學評議會議事錄︾第二冊語︶。當年秋，他開始在北大政治系、史學系、法律系、經濟系陸續開設了﹁現代政治﹂、﹁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社會主義﹂等課程，把馬克思主義和蘇俄社會主義實踐系統地傳播給莘莘學子。誨人不倦的演說，加之他在這一時期寫下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打下了理論基礎。所以說，李氏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父﹂並不為過。

　　被聘為了教授，還兼任圖書館主任，社會地位與個人收入自然也增了不少，但李大釗依然過著﹁黃卷青燈，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淡的日子。他沒心思講究物欲，更沒像陳獨秀那樣有欲望去逛﹁八大胡同﹂︵京城紅燈區︶，他的全部興趣只是思想，只是工作。﹁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大釗先生題寫給別人的這幀集古人句的對聯，正是他追求人格完美的寫真。

　　當年紅樓裏的李大釗辦公室，是個熱鬧非凡的去處。當年的北大學生領袖張國燾在　　︽我的回憶︾中即有一段詳細的記載：

　　在北京，唯有李大釗先生一人，有可能聯繫各派社會主義人物，形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運動。他的個性溫和，善於與人交往，極具耐心而又沒有門戶之見。

　　那時的北大圖書館設備還很簡陋，地方不算寬敞，圖書也不夠齊備，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擠滿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傾者占多數，少數的社會主義書刊往往借閱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談闊論，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常是他們的主要話題。圖書館主任室有兩間房，一間是李先生的辦公室，另一間是接待室。那間接待室是當時社會主義者和急進人物薈集之所，還有好幾次舉行過人數頗多的座談會，辯論得很是認真。……一九二零年時，這間圖書館主任室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就這樣的日益濃厚起來。

　　晚清以來，國運式微，自古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份子，大都起而探求救國之道。無論康梁的﹁變法﹂，還是孫中山的﹁革命﹂，概莫能外。

　　清廷既倒，民國已立，但國家依然動盪，列強仍舊猖狂。正在此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語︶｜｜一九一七年深秋成立的蘇俄新政權，號稱是世界上第一個農民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權，這自然引起了中國探索者們的極大興趣！而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新政權發佈的︽告中國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亦稱﹁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宣稱無條件放棄沙俄時代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更使得半殖民地國度的先進國民們喜出望外甚至感激涕零！

　　誰不嚮往那個平等待我中華之龐大鄰國？哪個愛國者不想看到強鄰歸還本屬我們的大片疆土的這一天？在中國建立一個人人平等之政權本來不就是從康有為到孫中山都夢寐以求的天大好事？於是乎，思想更為先進的李大釗、陳獨秀和一班熱血學生們便率先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現在人們清楚了，列寧等俄國革命黨人建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儘管高舉起國際主義的大旗，但首先還是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家園，它們的外交出發點也和別國並無二致，也是首先要維護本國之利益。它們的信誓旦旦的外交聲明每每也只是權宜之計，弱時乞憐，強時逞兇，斯為天理，豈有例外？所以，說要歸還的沙皇時代鯨吞我中華的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也就一直沒歸還；那條橫在我東北地區的中東鐵路，也一直像劍一樣擱在東三省的腹上，隨時都可以割得我們鮮血如注。俄國的新當家人面臨的大環境並不美妙｜｜前門外有更為強大的西方國家的環峙，後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覬覦︵日俄戰爭的慘敗讓他們一直對日本人心有餘悸︶，更兼有大批沙皇時代的軍人、貴族們亦即所謂的﹁白俄﹂，逃到了遠東的中國，這不全是隱患？他們實在無力兩頭應付，故把中國培養成蘇聯的穩定後院便成為其遠東外交政策的出發點。

　　於是，他們的公開或秘密的使節便紛至遝來，且都受到了先進的中國知識份子的熱烈歡迎。他們的駐華公使，竟然是從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外交部長︶任上下派的加拉罕！但那位加拉罕入主了前沙俄在東交民巷裏的使館和舊兵營、中東鐵路辦事處後，卻不便把那裏公開變成傳播列寧主義的大本營，因為中國政府已明確表示：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所以，反對﹁赤化﹂。兩國政府為此達成了協議。所以，民國九年︵一九二○年︶四月，一位叫維經斯基的特使又銜命而來，他的陪同者是一位具有蘇共黨員身份的山東平度籍華僑楊明齋。

　　是北大俄籍教授鮑立維先生把來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記者﹂﹁吳廷康﹂︵維經斯基︶的中國名字介紹給李大釗的。李大釗對﹁十月革命﹂的嚮往是人所共知的，他曾在中央公園︵後改名中山公園︶和天安門為俄國的﹁十月革命﹂而歡呼，並大膽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還在︽晨報︾開闢過﹁馬克思研究﹂的專欄，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那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更被人目為中國第一篇較為完整、準確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所以，由他出面接待蘇俄來客是順理成章的。

　　現在我們知道了，其實李大釗不光並不曉得這位﹁吳先生﹂的真實身分乃蘇共遠東局的情報人員，而且也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位俄國同事鮑立維教授本身也是共產國際的秘密通訊員！

　　李大釗應客人要求，在自己的圖書館裏為其操辦了幾個座談會，把章士釗等朋友和熱衷於新事物的弟子們都喊來，讓﹁吳先生﹂很是開心地介紹了蘇維埃政權的先進理論和偉大實踐。那位奉命來華覓找合適的政治夥伴的特使先生一激動，當場宣佈：在座各位都是共產黨員了！好在李大釗清醒，覺得不妥，便請客人南下，持他寫的介紹信去上海與已在那裏的更具資格的陳獨秀先生會商。

　　這才有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新解密的前蘇聯史料披露，其實，﹁遠方﹂︵當時中共黨人對蘇共和共產國際的代稱︶的最初選擇還不是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甚至他們都不知道在中國思想界有兩位享有盛譽的教授﹁南陳北李﹂。他們只知道本國新政權已經深得中國知識界的歡迎，尤其列寧同志簽署的那個關於放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那個﹁第一次對華宣言﹂，更令中國讀書人無比感奮！一時間，研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思潮氾濫於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甚至有人已經迫不及待地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領袖姚作賓即率先在京成立過﹁中國共產黨﹂，並曾派專人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找蘇共主動聯絡。這位姚先生的探索為何沒了下文，或者說當初蘇共為何沒扶持姚氏的﹁中共﹂，人們已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二十年後的青島第二任漢奸市長，正是一個叫姚作賓的人。此題外話也。

失去了的灰牆｜｜李大釗殉難地尋覓記︹中︺

　　紅樓裏的李大釗，其實歲數並不大，不過三十出頭，只比手下的毛澤東大四歲，比在校大學生張國燾也不過大八歲。他的思想裂變，他的政治能量，也正是在這紅樓裏發生和積攢起來的。六年的圖書室主任生涯，對一個剛及而立之年的思想者來說，太重要了！

　　就是在這紅樓裏，執著的李大釗一步步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從校圖書館主任，到教授；從一開始不被人們看重的青年教師，到北京大學評議會︵最高商決機構︶成員；從熱衷於在刊物上寫文章的政論家，到有職有權的校長室秘書︵那時沒那麼多的副校長，故秘書權力甚大︶，李大釗扎扎實實地登上了知識階級領袖的臺階。

　　章士釗回憶過：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天不為守常之馬首是瞻？

　　認識一個人需要時間，認識一個寡言的偉人更需要足夠的空間。

　　章士釗與李大釗交誼﹁亙十有四年，從無間斷，始終情同昆季﹂，在我讀過的諸多讚頌大釗先生的文字之中，章氏的評價可能是最直言不諱卻也是最準確到位的，他在為︽李大釗先生傳︾寫的序中說過：

　　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

　　是的，論才華，他不比魯迅、胡適、劉半農等人高；論見解，可能也比不了陳獨秀、章士釗等人深。大釗先生是以自己近乎完美的道德力量贏得人們欽敬的，我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李大釗。

　　對現今的人們來說，李大釗是個遙遠的存在，遙遠得已經不太真實了。

　　照片上的李大釗，平頂，圓臉，一副敦厚長者模樣，而最明顯的是他唇上的那一抹濃密的鬍子。長時間以來我有一種錯覺，認為這位中共的創始者是一位年歲不小的長者。是鬍子連累了他。

　　李大釗是不講究穿戴的，但他對自己的鬍鬚倒是很在意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清末民初，男子蓄鬍還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種時尚。不信你看，從北方的大總統袁世凱，到他之後的北洋大帥、將軍們，大都是威風凜凜一把鬍子；而南方的革命黨首領孫中山、黃興、廖仲愷等人，也無不是這般留胡節不辱的尊容。學者們也多以蓄鬍為美，魯迅就曾在回國返鄉時被紹興老鄉錯認成日本人，只因他鼻子下面有一抹如同隸書﹁一﹂的黑鬍髭。也許古戲文裏的白面書生讓人看膩了？彼時有條件留須的軍政、學界男子，多以拂髯為美。鬍子成了民國初年有身份者的﹁身份證﹂。

　　我讀過許多張李大釗的照片，從不同時代的留影來看，他留鬍子的歷史竟近生命的一半之久！早在北洋法政學校時，他就開始留須，那時，他不過才二十歲上下，照片上的同學們沒有一個像他這般模樣。倒是在日本時的一張照片上，他的臉上沒了鬍鬚，臉龐如同常人一般清爽，不知是在異國他的審美觀發生了變化，還是屈從於嚴格的日本國教育制度不得不剃去？回國後的照片，他都是一把大鬍子的傲岸樣子，無論是與報刊同仁們，還是與﹁少年中國學會﹂同志們的合影，總是他一個人留著標新立異的鬍子，讓人一眼就能從眾人中認出他來。

　　在沒有電視與大量報刊的時代，剪掉鬍子甚至可能剪掉一個政治人物的厄運！
此有二例：

　　革命黨首領黃興在上海租界內從事秘密活動時，因書呆子氣的章士釗的不慎而遭逮捕，恰巧捕前他剛剛剃光了自己的標誌性的鬍鬚，所以會審時，儘管洋法官覺得面前的嫌疑犯有些像清政府通緝照片上的要犯黃興，但他就是咬定自己是被誤捕的某軍官的隨員李某。洋人本來就分不太清中國人的模樣，見下巴光光的﹁李某﹂一喊冤，便稀裏糊塗地把人放走。黃興因之逃過一劫。

　　還有那北洋時期已淪為落伍者的康有為，在參與張勳復辟案後遭政府追捕時，也不得不剃光了鬍子才得以逃出京城。為此，報章將其狠狠羞辱了一通。

　　但李大釗沒有改變形象。有資料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六日那天，京師的員警和憲兵們衝進蘇聯使館後，並不是馬上就認出了李大釗，正是這傲然不馴的大鬍子暴露了這位著名的黨人的真實面目。確是鬍子連累了他！

　　越來越多的材料顯示，李大釗是有可能倖免於難的。

　　本來，軍閥政府對學人們是敬而遠之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士﹂的社會地位突然有點像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很可以指點江山亂說一氣的。自古天下興亡士人自覺有責，到了民國，北京的教授們更以天下為己任，議論朝政，暢所欲言，無所畏懼。公允而言，那時，政府賜給知識份子的言論空間比之後來的﹁黨國﹂時代實在要大得多，不然，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思想領域就不會有空前的繁榮。

　　近代的北洋時期確是顛三倒四的亂世，但主政的武夫們對文人們的寬容，卻也是不容否認的。

　　讀李大釗當時發表的文章，真如大熱天兒裏痛飲散啤一樣爽快！你會暗自吃驚：軍閥政府怎麼會容忍一個大學教授這麼﹁放肆﹂的﹁惡毒攻擊﹂？他直言反對軍閥政府與督軍和檢閱使制，呼籲解散安福俱樂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宣導召開國民大會以取代國會，為工人爭八小時工作制，為婦女爭翻身平等之權，真是方方面面，無所不干預。僅以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裏，他在︽晨報︾副刊發表的一篇文章的結尾，就可一把那個時代之脈搏：

　　我們有幾句重要的話要外交當局仔細聽著：

　　要即日無條件的承認勞農政府！︵指蘇聯政府｜｜引者注︶

　　要即日無條件的開始中俄會議！

　　不許一味仰承資本主義國家外交團的意旨來辦理對俄外交！

　　不許沿用媚強欺弱的帝國主義式的無恥的外交手段來辦理對俄外交！

　　我們要嚴重的監視外交當局的對俄外交！

　　一介穿著布長袍的先生，敢令軍人政府﹁仔細聽著﹂，而且還要﹁嚴重的監視﹂他們是否照自己提議的辦法做，這底氣實在太足！

　　他對執政者的訓斥源自他對民主的理解。這位布衣思想家深邃地說過：

　　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

　　這就是彼時的李大釗。絕少服人的魯迅肯奉小他許多歲的守常先生為﹁革命的前驅﹂，實可見李大釗的思想已經遠遠超出同儕之上。

　　而且，知識階級的領袖不光敢說，還敢做。李大釗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聯席會議主席身份，領導了﹁索薪事件﹂：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三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經費三個半月了。學校領不到經費，老師們就拿不到薪水，於是，就罷教。那時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國家機關各部的工資，竟是靠借錢發下的！各地割據的軍閥們，撈點錢就去置槍置炮，哪有誰上繳國家財政。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又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李大釗等教授們以退為進，發出︽全體辭職請願書︾和︽敬告國人書︾，並隨數百學生往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求見總理靳雲鵬。上將軍靳總理居然怕書生，死活不敢露面，請願者遂與衛兵發生衝突，被衛兵毆傷多人。這一天是六月三日，故時稱﹁六三﹂索薪事件。

　　總理無奈書生何！堂堂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沒以思想鉗制和行政懲處為武器來收拾書生們，卻不恥為原告，起訴教職員代表。不料李大釗等毫不畏懼，反向檢察廳提出控告，起訴總理與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長馬鄰翼，還捎帶上了國家的員警總監殷鴻壽︵那時當員警總監真夠倒楣的︶，告他們﹁破壞教育﹂！

　　而教書匠狀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檢察廳真就受理了。結果，政府理虧，托人調解，並派專人向教育界慰問，為受傷者報銷醫療費，並籌款二百萬元設教育準備金等。學界的要求一一落實。

　　智識階級大獲全勝！

　　那時的知識界被寫為﹁智識界﹂，有智有識，理應比只有知識層次更高，可能後來的學人們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漸漸喪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謀生，故﹁智識﹂才淪為﹁知識﹂。恕我瞎掰。

　　你看，那時的﹁智識界﹂是何等的威風！據朱志敏先生的︽李大釗傳︾中披露，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三月，北大舉行二十五周年校慶活動時搞過一項民意測驗，其中一個問題：﹁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幾位？﹂學生們選出了這幾位：孫中山、黃興、段祺瑞、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梁啟超、李大釗、章太炎。列位﹁大人物﹂中，李大釗資歷最淺，卻也得到學子們的擁戴，而且排名於國學大師章太炎之前，甚是了得！九個人中，革命黨領袖占了頭兩把交椅，做學問的占去了六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軍閥巨頭，除一個在朝的段總理外，其餘統統不值一提！

　　北洋時代，智識階級整體地位真是不得了！

　　再來讀讀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民國日報︾上的一則消息：

　　北京學界招待俄代表

　　蘇維埃俄國代表越飛君抵京以來，已引起各界之注意。本月十八日下午八時，北京大學蔡校長、李守常教授等十餘人，設席東方飯店招待越氏……首由李守常教授致詞，略謂越飛君及俄代表團來華，意在與中國及中國國民建設友誼的關係。吾人代表中國智識界，得與負有真正責任之俄國代表諸君共聚一堂，深引為幸。

　　你看，智識階級已經成為北洋時代的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而三十三歲的李大釗已經成為這種勢力的公認的領袖。

　　沿北京復興門西行，會不斷遇上以﹁墳﹂為地名的地方，公主墳就是一例。逾公主墳再往西，有共和國最重要的陵園｜｜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除毛、劉、周之外，共和國幾乎所有重要人物的骨灰悉安放於此，甚至於包括了新中國成立前被蔣介石槍斃的中共下臺領袖瞿秋白的遺骸。但八寶山裏沒有李大釗的遺骸，中共第一烈士的墓穴在離八寶山不遠處的萬安公墓。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我第一次去看萬安公墓。

　　無論在北京地圖上還是在海澱公路上，萬安公墓都沒有標誌，是穿行在一片蘋果園中的柏油路上時意外看到了﹁李大釗烈士陵園﹂的牌子，我才確信，此即安葬了眾多名流的萬安公墓。

　　資料告訴我，李大釗等二十位同案犯被處絞刑後，法院用薄棺將遺體送到宣武門外的長椿寺，由家屬們認領、處理。數日後，親友們為李大釗遺體改殯，並遷靈於鄰院的浙寺停厝。這一停，就是六年。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初，李夫人趙紉蘭從故鄉回到北平，求北京大學代辦喪事。北大故交們義不容辭，校長蔣夢麟、教授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劉半農等十三位大釗先生的生前友好發起公葬，並每人捐款二十元，未參與發起的梁漱溟和在外地的魯迅等故交，每人捐了五十元。當政者對國共合作時的北方領袖也表示了悼念，當年與他同時被北洋政府通緝的現政府部長級人物也趕來參加公祭儀式，汪精衛甚至派人送來一千元以志慰唁。北大故交和國民黨人都不知道的是，表面上看，公葬儀式由民間慈善機構｜｜河北互濟會在操辦，但實際上是中共地下組織｜｜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在掌控。不屈不撓的共產黨人既要對本黨的第一先烈表示最大的敬意，更要借機向國民黨當局宣洩無比的仇恨！

　　於是，四月二十三日清晨，赫然出現在北京鬧市的那幅巨大的輓聯，才讓許多人觸目驚心：
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
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頭一天下午在浙寺如期舉行的公祭儀式尚波瀾不驚，但送葬日加入的越來越多的人群則讓當局感到了憂懼。跟在那具簇新的暗紅色棺材後面的，不光有教師和學生，也有工人，甚至還有士兵！人們胸佩紙花、臂纏黑紗，默然無語，自發加入，而每到繁華路口，都有群眾團體攔靈公祭。送葬隊伍越來越長，到西單時，﹁馬路上已有人滿之患﹂！送葬隊伍行至西四時，忽然唱起了︽國際歌︾，而且，空中飄起了寫著﹁打倒國民黨！﹂﹁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共產黨萬歲！﹂等標語的紙錢！一時間，軍警大駭，鳴槍示警並逮捕了四十多人︵過後，駐北平的憲兵三團還追捕了數百人，罪名是﹁擾亂治安﹂，有人竟被處決，包括在上海擔任過﹁左聯﹂常委的文學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秘書的洪靈菲先生︶。紛亂之後，大釗先生的靈柩還是安抵萬安公墓，並與西山的落日一道下放進冥冥之中。

　　萬安公墓原為私營墓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後才收為北京市民政局所有。這裏雖不比八寶山尊貴，但四五千座墓中，可以一說的歷史人物也頗不少，像民國的段祺瑞、韓復榘、馬占山，像一九五四年自殺身亡的共和國副主席高崗，像著名的文藝家朱自清、王雪濤、劉繼卣、王力、蕭軍等。但眾多名流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李大釗了。軍閥可以通過戰爭來建立大小政權，文藝家可以通過筆墨創作來陶冶人心，但誰能比得上思想家對社會的影響深遠呢？

　　李大釗的歸宿很好找，陵園入口處即有明顯標誌。從一方方規整得十分有序的墳地間的闊路上走進公墓深處，一座被松柏包圍著的院落立即讓我心頭釋然｜石雕的李大釗就站在迎面的中央空地上。雕像前的﹁一串紅﹂擺得很滿，紅花前一束黃花開得正盛，顯然是有人剛獻的。

　　我曾在北大校園裏見過李大釗的雕塑，那一尊半身塑像很符合我想像的老成持重的模樣。但這一尊立像，卻令我暗驚，雖也是兩撇大鬍子左右橫掃，但容顏卻十分年輕！因年輕而富有了朝氣，因朝氣而具有了活力。這一個李大釗像真的一樣！

　　是啊，他蒙難時還不滿三十八歲，憑什麼要把他刻畫得那麼老？

　　字典中的﹁老﹂字條下，有﹁老實﹂、﹁老成﹂、﹁老到﹂、﹁老練﹂等詞條，也許，正是這些似乎都能體現李大釗特點的詞條讓人每每忘了死者的真實年齡？

　　真實的李大釗到底什麼樣兒？我梳理著他的生平，覺得與其說這位以授課寫作為業的導師是坐而論道的鴻儒，倒不如說他是一位風風火火的實幹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在中央公園發表過著名的演講︽庶民的勝利︾，過後又把演講稿登上了︽新青年︾。從字數上看，該文不到兩千字，若空口念，幾分鐘即完。但他不善言辭卻是大家公認的，陳獨秀、魯迅等都在回憶文章裏提到這一點，章士釗更直接說他﹁木訥﹂。可見大釗不是健談的人，甚至還有點大智若愚的書呆子相︵有林伯渠詩：﹁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閃首傳真。﹂為憑︶，只不過為了鬥爭的需要，他才一次次登高疾呼。數數看，從到北大開始，他就不憚拋頭露面，多次公開號召推翻現政府，儘管其間曾被明令通緝；他膽大，而且心細，當陳獨秀面臨第二次被捕的危急關口，他竟然會把陳先生包裝成戴氊帽、穿油花花的廚子背心的﹁病人﹂，自己則像年關收賬的生意人一樣，乘騾車送獨秀先生逃離北京｜｜中共黨史專家們一致認定，在中國成立共產黨的驚天擘畫，就是這兩個人在從北京到天津的顛簸數日的出逃路上議定的。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春，隨著國共合作的北伐軍的節節勝利，李大釗親自擔任北京的國民大會的主席之一，率領學生和市民一次次向政府發起聲勢越來越大的示威運動。

　　是年三月十八日的被彈壓了的國民請願運動，是他公開露面的最後一次了。連李大釗也沒想到，執政府的衛隊會悍然朝遊行的人群開槍！那一天，大釗的頭與手部負了傷，僥倖沒成為這一天的第四十八位烈士。遭通緝的革命黨領袖們不得不關閉了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轉入了東交民巷裏的蘇聯舊兵營中繼續工作。

　　按國際慣例，使館區是外國人的飛地，未經許可，本國人不得入內；尤其是根據︽辛丑合約︾規定，中國人不得擅入使館區；失意的軍人若進入其間避難，則必須解除武裝。洋人們深恐戰火殃及到他們身上。所以，東交民巷裏的使館和飯店、醫院，就都成了北京的落難巨子們的避風港，一有風雲變幻，他們就會跑到使館區去避禍。清末時，變法失敗了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去過；民國以後，前來請袁世肯南下當總統的蔡元培等南方代表們被亂兵嚇得去過，遭馮玉祥的國民軍追捕的臨時執政段祺瑞去過，被馮的大兵趕出皇宮的遜帝溥儀去過，被各路大軍討伐的復辟禍首﹁辮帥﹂張勳也去過，甚至連魯迅這樣在政界沒有身份的小官員也在那裏避過禍。只要進入了東交民巷，性命就保住了。使館區就是避風港。

　　我讀過舊的東交民巷使館圖，約略明白了當時的佈局：敗於八國聯軍的中國政府，不得不同意每個駐華使館都附帶擁有一座占地面積更大的兵營，以保護他們的外交使節和本國僑民。俄國使館和兵營的地盤最大，位置也很好，就在胡同西口處的北邊，與美國使館與兵營斜對門兒。十月革命後，蘇聯繼承了沙俄的遺產和權益。

　　據北京市文物管理局的王鴻年先生說，他們已經準備在原俄國使館內立一塊﹁李大釗烈士被俘地﹂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只是，現在那裏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院，外人是不可能進去的。李大釗等在蘇聯使館中依然忙碌著，發展的國共黨員人數成倍增長就是佐證。據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的︽李大釗傳︾介紹：僅北京一地，自﹁三．一八﹂至翌年二月，整整一年之內，國民黨員由二千二百人增至四千三百餘人，共產黨員由三百餘人增至一千人以上！

　　北大同事梁漱溟曾去看望過老友，只見來人滿屋，大都是青年求見者。一切如李大釗在北大時一樣。

　　段祺瑞走了，張作霖來了。皖系、直系，都已沒﹁戲﹂，南方的﹁黨軍﹂︵國民革命軍︶攻得正起勁，北洋各系只有合力擁戴尚有五十萬大兵的﹁奉張﹂，才能力保江山不失。於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年末的張作霖，就被推舉為了中華民國安國軍總司令。

　　傳統的說法是，奉張政府通過長時間的跟蹤，發現了被上一屆政府通緝的李大釗的藏身之處，於是，在帝國主義駐華使館的支持下，強行闖入蘇聯使館，抓到了李大釗，並在﹁南方某要人﹂蔣介石的默許下，悍然殺害了這位共產黨領袖。

　　張作霖因殺害了李大釗，而使他後來的慘死在共和國史籍上變得活該倒楣。

　　不過，越來越多的史料在證明著另一種事實，即北京政府出兵蘇聯使館並不專為逮捕這位﹁過激黨﹂的首領。應該從更大背景上看待這一近代史上的嚴重事件。

　　那位曾在上海灘辦英文報紙的鮑威爾先生，晚年是這樣回憶這一事件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東交民巷外交使團的衛兵們的協助下，張作霖的員警突然搜查了蘇聯駐華使館。……

　　對蘇聯使館的突襲，曾搜出了大量宣傳共產主義的書刊和檔，還逮捕了幾十名在使館中的俄國人和中國人。消息傳出後，蘇聯政府立即抗議這種搜查是﹁空前未有的、公然踐踏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暴行。﹂張大帥對此不理不睬，相反，還將從蘇聯使館中搜來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給新聞界和其他使領館，借此證明蘇聯人準備﹁赤化﹂中國的陰謀。公佈的檔還表明，蘇聯使館的官員也捲入了這一陰謀。這樣一來，事情變得相當棘手，因為根據一九二四年的北京協定，蘇聯政府表示不在中國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而這些檔卻表明他們違反了協定。事情的結果是蘇聯召回了駐華使館的代辦︵首任駐華大使加拉罕已經於年前被驅逐回國｜｜引者注︶，而中國方面則通過草草的軍事審判，把被捕的共產黨領導人槍斃了事。

　　讀了這段文字以後，我才悟出，以前聽慣了的說法，完全是站在蘇聯人立場上的講述。如果挪開一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呢？

　　作為中國東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張作霖對有著漫長邊界的﹁老毛子﹂的警惕與憎恨是可想而知的，況且，貫穿東北腹地的那條由俄國人控制的﹁中東鐵路﹂一直像導火索一樣在中國人身邊冒著戰爭的青煙。擔任了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最高領導後，張作霖對強悍鄰國的真正心思也許看得比其他人更透。蘇聯人染指中國內政並一直圖謀顛覆現政府已是不爭的事實：外蒙古已經被他們的紅軍強行侵佔，南方的國共合作局面是他們暗中操縱的，北伐軍的節節勝利也是他們的軍事顧問團和巨額盧布在起作用。

　　近年才公開的俄文史料證實，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人曾為中國國共兩黨和北方的馮玉祥提供過上億元盧布的支援，其用意只有一個：推翻中國現政府，另起爐灶，建立一個符合蘇維埃國家利益的中央政權。

　　長期生活在老毛子的陰影裏的張作霖知道，沙俄就是沙俄，不管他們打什麼旗號換什麼國體，在遠東攫取他們自己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目標。於是，張氏入主北京政府之後，開始抵禦蘇俄的咄咄逼人的明爭︵南方︶暗搶︵北方︶，中俄關係便必然地緊張起來。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國外交部要求蘇聯政府撤回加拉罕，十日後，這位首任駐華大使被迫離京經滬返俄。

　　緊接著，八月二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緝在南方任國民黨政治顧問的蘇共代表鮑羅廷。熟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此人正是指揮﹁黨軍﹂﹁北伐﹂的總設計師。

　　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北京政府與蘇聯關係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三月一日，﹁奉張﹂的主要部將張宗昌將軍在浦口下令扣押了一艘駛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蘇聯商船﹁巴米亞列寧那號﹂，因為那艘大船上，藏有北京政府通緝犯鮑羅廷的妻子及其隨行人員！五天後，蘇聯駐華使館為羈押蘇船及人員一事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稱此舉系對蘇聯的侮辱。其後幾天，又連續三次抗議。而中國外交部則於本月十七日回答：所扣蘇船有查辦之必要。

　　馬上輪到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抗議了，三月十九日，中國駐俄代辦向蘇外交部提出抗議，抗議蘇聯政府將我蒙古地區劃入了他們的版圖。

　　緊接著，三月二十日，北京各校參加過政治活動的百餘名學生被軍警逮捕，經審查，有四十三人被羈押，餘者釋放。九天後，又有三十餘名學生被捕入獄。

　　三月二十七日，張作霖公佈了與南方政權妥協的先決條件，他在回答日本記者提問時表示：倘蔣介石能驅逐南軍中之俄人，南北不難妥協。

　　四月六日，在掌握了確鑿證據、並與駐華外交使團打好招呼後，張作霖下令對蘇聯人採取了突查行動。

　　且讀當時︽申報︾一則消息：

　　︽北京軍警搜查俄館界詳紀︾

　　︵北京四月七日訊︶昨日東交民巷內發表極重大事件，為辛丑合約設定保衛界以來，空前未有之事。昨晨……十一時有制服員警一大隊約一百五十名、憲兵一隊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裝，自員警廳分路直趨東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餘皆集中包圍俄國大使館旁鄰之中東鐵路辦公處、俄款委員會、遠東銀行。所有便衣偵探，一律胸系紅線為記。搜查隊到上到三處門口時，即嚴守大門，大部即時全體入內搜索，……查經受逐房查索，逮捕中俄兩國人有八十名之譜。被捕者一一捆縛，編成號數，先後用汽車送往警廳，交由司法處審訊。

　　至被捕者之人數，報告不一，其較可信者，則俄人十四五名，華人六十餘名。華人之中，其屬遠東銀行雇員者，昨今兩日已開釋十餘名，現在羈押中者，華俄人共有六十餘名。唯其中有為共產黨機關之僕役、廚房等約二十餘人，故實際上所捕之共產黨員只有三十五名左右︵俄人在外︶。知名者只有李大釗、路友于二人。……

　　聞李大釗受審問時，直認真姓名，並不隱諱，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彼自述其信仰共產主義之由來，及該黨之工作，但否認最近於北方有何密謀而已。

　　昨日除捕人外，尚搜得各種物件甚多，聞運至警廳竟費數輛汽車之多。物件之中，有步槍三十餘支、手槍十餘支、手提機關槍二架。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名冊確被搜去，共產黨臨時執行委員會名冊、共產黨北京市黨部黨員名冊、共產黨政治委員會名冊等，又共產黨臨時招待委員會方印一顆，及共產黨各機關印信數顆。此外如宣傳品及關於共產黨書籍等，不計其數。……

　　行動本身是成功的。軍警們撲滅了正被蘇聯人焚燒的機密材料，然後，把這些材料裝了足足七卡車！

　　當晚，外交使團為中國軍警闖入東交民巷事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當然，這是做給世人看的表面文章，故外交部並未回復。

　　第二天，四月七日，外交總長顧維鈞向俄政府抗議俄使館收容南方革命黨人事。俄代辦齊爾內赫則向顧反抗議，稱中國政府侵犯了使館尊嚴。

　　四月八日，中國軍警繼續﹁犯規﹂，進入天津法租界內，搜查了俄國人開的商店。七年前，李大釗曾來天津租界會見某俄人，因第二天當地的︽益世報︾即刊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方匆匆返京。無疑，政府欲一舉搗毀蘇聯在津門的秘密據點。

　　四月九日，在遙遠的莫斯科，蘇外長李維諾夫召見中國駐俄代辦鄭延禧，強烈抗議中國政府搜查俄使館的違犯國際法的行為，要求中方交還被搜去的檔案，釋放被捕人員，並聲明召回駐北京之代辦，僅留領事。最後，這位外長忿忿地稱：此事乃帝國主義者之教唆，藉以誣衊蘇聯，北京政府已成帝國主義之工具，云云。可憐的鄭代辦根本不知道本國政府的這一公然違反國際法的嚴重事件，故只得含混其詞地支吾了幾句退回使館內，再拍電報詢問北京有無此事。

　　四月十六日，已得國內指令的鄭延禧前往蘇聯外交部，正式拒絕了蘇聯政府的﹁四九﹂抗議，謂：使館內不能容許組織、助長所駐國的內亂機關，俟將搜出的宣傳共產之檔翻譯完後，再提嚴重抗議。

　　四月十九日，北京外交部將整理出來的有關蘇聯使館顛覆中國政府的證據提供給了中外各報館。

　　同日，齊爾內赫率館員黯然回國。

　　安國軍政府的目的達到了：讓蘇聯人的陰謀破產，同時摧毀了存身於他們保護下的南方革命黨在北方的總堡壘。

　　竊以為，這才是﹁四六﹂事件的真正原委。

　　至於說蔣介石與張作霖合謀殺害了李大釗一說，則不合情理。北京搜查蘇聯使館後的第二天，正率大軍北伐的蔣總司令即致電齊爾內赫代辦表示慰問。在南昌時，蔣氏還對軍官們大講勿受國民黨北方領導人徐謙等﹁政客﹂的誘惑。徐乃李大釗的親密同志，和李共同主持了北方的國民運動。北洋軍閥們根本分不清國共兩黨有何區別，他們把南方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統稱為﹁南赤﹂，把馮玉祥及其國民軍稱為﹁北赤﹂。尤其張作霖，深知若無蘇聯人的全力支持，廣州的那個割據政權哪會一下子有了這麼強大的力量來攻打中央政府！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蔣介石是比大學教授李大釗更為可怕的﹁赤化﹂代表，他老張哪會為殺一個自己管制下的教書匠而專門去試探一下敵軍總司令的意思？

　　矢志反對外來勢力的﹁赤化﹂，是被傳統文化養大的中國統治者的天性，尤其當自己的政權受到嚴重威脅時。﹁得到南方某要人默許﹂一說，只是當時︽晨報︾的一家之言，並無確鑿證明。相信並認定此說，不過是後來人的一種心理需求而已，即：北洋軍閥與新軍閥︵蔣介石集團︶都是反共的一丘之貉。

　　鮑羅廷夫婦的結局似應一提：

　　當年五月二日，鮑妻和三位同案的俄共信使被從羈押地濟南解往北京，七月十二日，本案在京師高等審判廳受審，推事何雋利援引張作霖日前對政治犯頒的大赦令將其釋放。兩天後，張作霖才聞報此事，勃然大怒，下令將鮑妻等俄人重新捉拿歸案！但遍尋京城，已不見其蹤影。一氣之下，張大帥把老資格的京師高等審判廳廳長沈家彝免職。

　　鮑羅廷本人也在這個血腥的暮春初夏時節結束了在華的特殊使命，他先是被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以頭號﹁共黨首要﹂所通緝，後被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辭退勸歸。忠於黨的事業的鮑氏頗不甘心，經鄭州時還鼓動馮玉祥應用兵武漢，不過馮氏卻將他禮送出河南，後送其經陝甘、蒙古返回蘇聯。因史達林主義在中國的失敗，鮑氏成了眾多替罪羊中的比較大的一隻，他先被分配到蘇聯新聞出版部門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後被史達林下令逮捕，一九五一年死於蘇聯集中營。

　　被捕前的李大釗並非高枕無憂，他和同志們從交通員的失蹤、應聘而來的伙夫面目可疑等跡象上，嗅到了空氣中彌漫著越來越不祥的氣息，為防止不虞，他甚至買來了手槍，並很快學會了使用它。

　　然而，手槍並沒派上用場，李大釗被捕的那一刻，儘管一直握著那支手槍，卻並沒扣過一下扳機。

　　同時被捕的大釗之女李星華回憶過那個驚心動魂的時刻：……就聽見一聲尖銳的槍聲，接著就聽見庚子賠款委員會那邊發出一陣紛亂的喊叫，接著又聽見有許多人從那堵矮小的花牆上跳到我們的院子裏來。

　　什麼？爹！我瞪著兩隻受驚的眼睛問父親。

　　沒有什麼，不要怕。星兒，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從抽屜裏取出那支閃亮的小手槍，就向院裏走。我們剛走出房門，就看見許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群受驚的小鳥似的東奔西撞，找不到適當的去處。剛才就是他們從牆上跳過來的。我緊隨父親身後，走出這座一時充滿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間僻靜的小屋，進去後暫時安靜下來。

　　父親坐在椅子上，一句話也沒說，神情非常冷靜，手裏握著那唯一的武器。看樣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膽壯起來。

　　一會兒，外面傳來一陣沉重的皮鞋聲，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我沒有吭氣，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親。聽聲音，來的人不在少數，而且已經把這間小屋團團圍住。

　　不要放走一個！粗暴的吼聲在窗外響起來，喊聲未落，穿著灰制服和長筒皮靴的憲兵們、穿便衣的偵探和穿黑制服的員警就蜂擁而入，一瞬間擠滿了這間小屋子。他們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們包圍起來，十幾隻黑洞洞的槍口對著父親和我。一個壞蛋立刻衝到跟前，把父親的手槍奪過去了。

　　殘暴的匪徒們把父親綁起來，簇擁著走了。

　　開始，我總以為，李大釗並不知道這一天要大禍臨頭。

　　因為，李大釗並非如人們想像得那麼老成持重，他也急躁過。他的學生回顧親歷的﹁三．一八﹂事件時寫過：臨去執政府示威時，眾人怕政府彈壓，但李大釗登高疾呼：他們不敢把我們怎樣！眾人信賴之，遂隨其而去，這才有了子彈共血肉橫飛的慘痛史案。無法否認，成熟的革命家也有不成熟的時候，統治者寬容的底線是誰也不能推翻其統治。

　　關於李大釗的被難，是不是他的又一次判斷失誤？

　　就在事發兩天前，那位名士朋友楊度已經托章士釗轉告他了：張作霖已派外交部與外國使團打好招呼，近日將搜查蘇聯使館及兵營！章夫人吳弱男曾為此專門進入了蘇聯使館勸其化裝離館遁往天津暫避風頭。李大釗只說自己尚有工作走不開，讓別的同志先走了。

　　大釗墜入地獄了。有可能躲避而沒有躲避，僅僅因為大意嗎？

　　關於李大釗被捕，我想了一些時間，有一天，終於恍然大悟：這一天，他是知道的，他有點兒像等待被誅的譚嗣同。

失去了的灰牆｜｜李大釗殉難地尋覓記︹下︺

　　李大釗在看守所裏，有時間細溯一下自己的歷史了。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他寫著︽獄中自述︾，反省著自己的生命歷程。

　　他被關在門口掛著﹁優待室﹂木牌的單間裏。︽晨報︾報導，蒙難的李大釗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聞在廳甚受優待，唯看守特別嚴重。﹂獄中，女兒李星華曾隨一同入獄的母親見過爹爹一面，是過堂時核實一下身份，爹爹的極為冷漠的表情曾令小星華頗感不解甚至憤懣。當時的報紙上說，李大釗﹁在獄二十餘日，絕口不提家事﹂。為何冰冷如霜？也許只能有一種解釋，即他主意已定，決意要赴天國。

　　絕大多數寫李大釗入獄後的文字都說他曾被嚴刑拷打，受盡酷刑，手頭一份最新出版的︽人物︾雜誌上說得更狠：﹁兇殘的敵人施以酷刑，用竹簽釘進他的指縫，拔掉他的指甲。﹂

　　恰在我思索著八十多年前這些掌故的真偽的時候，妻在另一間屋看宋春麗和陳寶國等人主演的電視劇︽紅岩︾，而且正看到了不敢看下去的情節：國民黨軍統局的看守所﹁渣滓洞﹂裏，審訊者喪盡人性地把竹簽紮進了江姐的手指尖上。

　　可是，說李大釗也遭受過這一刑罰卻讓我難以置信。與他同時入獄的女兒沒說，反倒有剛才引過的﹁聞在廳甚受優待﹂的消息。紮竹簽、拔指甲之類的辦法不是用來對付一位具有全國影響的大人物的。一入敵獄必遭酷刑，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藝術作品的一種模式，於是乎，人們就跟著作家、編劇們相信了：只要好人被壞人抓起來，就必然要坐老虎凳，被灌辣椒水，遭皮鞭抽，挨冷水潑。我和我的同代人從小就背熟這個公式了。歲數漸大，讀書漸多，思索漸深，便漸對因襲的說法有了懷疑。也許並不絕對吧：階級敵人也不是逢人便打，逮誰揍誰。那樣的話，他們也忒簡單了點兒。專制體制的殘暴是全方位的，肉刑是一種殘暴，感化也是一種殘暴｜｜讓你放棄原有的信仰，背棄人生的選擇，出賣自己的同志去跟他們同流合污，讓你的後半生一直處於良心的自責之中，這不也是一種殘暴？而且是更難抵禦的殘暴！李大釗乃社會賢達，知名教授，對這樣一位政治犯，當局理當不會像一般刑事犯一樣對待；況且，一個意志堅定的理想主義者是視死如歸的，豈是吊打或紮指頭所能屈服的？

　　不妨舉幾個例子：

　　先李大釗入過北洋政府監獄的中共首屆中央局成員張國燾，曾被風傳遭嚴刑被打折了一條胳膊。但當他出獄到上海後，卻對關心此事的同志否認道：我未受刑啊！令人頗感意外。

　　後來的國民黨政權對落入己手的共產黨人的摧殘甚於軍閥政府，但他們對中共重要人物也並非個個大刑伺候。陳獨秀服刑期間，不光獨處一室，有人伺候，而且還不斷接待來客，甚至還能寫信給蔡元培為其他政治犯求情。

　　瞿秋白被人指認出來以後，也沒遭虐待，他一直被看管於國軍第三十六師師部裏，生活上受著優待不說，而且還有足夠的時間伏案寫作，不然那本彌足珍貴的︽多餘的話︾也就不會傳世。

　　先是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長、後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託派﹂︶中央常委的鄭超麟曾兩次被關進駭人聽聞的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但他也從沒受過刑，倒是寫下﹁強盜確是受罪犯待遇，我們則仿佛是客人﹂的文字；在初入監獄時，他聽到旁邊屋裏有受審者在慘叫，居然﹁想跑過去看看，一個包打聽︵便衣特務︶阻止我，他說：﹃你們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

　　當然，對上層共產黨人士不施刑並不一定說明統治者的仁慈，瞿秋白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不就被槍斃了嗎？對政治犯的留與殺完全是按統治者自訂的法律和當時的政治需要而定的，有時並不非要有理由才動手。

　　李大釗應該沒有被刑訊。刑訊往往因被審者拒絕回答問題而被強施，可李大釗不是，他不屑於隱瞞自己的信念與工作情況，他很痛快地回答了法官的提問，而且，每次審訊結束時，都堅持要來審訊紀錄細看一遍，把被記錯的意思寫錯的字一一改正之。尤其那篇傳世的︽獄中自述︾，更是披肝瀝膽，磊落坦蕩。他的態度是：

　　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

　　既然已經如此，那就只有實話實說｜｜他自己說得明明白白嘛！

　　﹁黨案﹂發，舉國驚。﹁黨魁﹂守常先生乃社會名流，北大教授，落入軍閥之手，自是凶多吉少，況且有前不久張宗昌處決著名報人林白水為例。於是，安國軍總司令部裏，處事一向果斷的張作霖總司令被各界的說項鬧得撓起頭來。

　　北京大學等京城九所高校的校長們連袂求見﹁少帥﹂張學良，請其向﹁大帥﹂轉致寬恕李大釗之意。被張作霖倚為心腹的楊宇霆也來轉達了曾任前政府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的章士釗的說情，而楊本人也主張對李大釗寬大處理。被袁世凱所倚重的楊度則代表政府智囊團﹁政治討論委員會﹂與司法總長同來求見，要求將﹁黨案﹂移交法庭依法處理。頗得言論自由的報紙更是說三道四，有的對李大釗的人格和學問表示欽佩，勸當局不要輕易處置這樣一個人，還有的主張終生監禁李大釗，讓其在獄中寫作，也有人主張殺一儆百。

　　張作霖舉棋不定，便馳電詢問遠離京城的吳佩孚和正在前方帶兵打仗的張宗昌、孫傳芳等將領們的意見。正在拼死抵抗北伐軍的部將們還能說什麼好話？尤其那位擔任安國軍副總司令的張宗昌，甚至怒氣沖沖地反問老上司：

　　前敵將士因討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獲赤黨首要人物而不置諸法，何以激勵士心？

　　於是，張作霖不再猶豫，頒發了﹁殺無赦﹂的命令。

　　李大釗是舊文化與現政府直言不諱的掘墓人，是能夠掀起民眾運動巨浪的政治領袖。這樣一個人落入統治者之手，其生死完全取決於當政者對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現實的考量，這與他在獄中表現如何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一個令人斷腸的慘澹黃昏，安國軍總司令部發出一紙佈告：

　　為佈告事，案查前據京師員警廳報告：東交民巷遠東銀行及舊俄國兵營內，有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組織黨部，宣傳赤化，迭次開會，密謀擾亂、危害政府等情。當經偵明，拿獲李大釗等數十名及俄人奧紐夫等，並起出槍彈、旗幟、印信證據等件。當經該廳將捕獲情形佈告，一面檢查證據，提犯預審；復據錄供呈報到部。經本部組織軍法會審，訊明李大釗等實系赤黨，宣傳共產，意圖擾害公安，顛覆政府，茲已依法判決：

　　將黨魁李大釗，黨犯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張伯華、李銀連、楊景山、范洪、謝承常、路友于、英華、張挹蘭、閻振三、李應良、吳平地、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各處死刑。

　　又情節較輕之舒啟昌、謝光霈、孟祥、郭林一，各處徒刑十二年。

　　其附和犯李雲貴、韓子明、呂玉如、張之旺、趙玉發、張全印，各處徒刑二年。

　　已於二十八日執行在案。除將俄人奧紐夫等另行審判外，合行佈告，俾眾周知。

　　據查，軍法會審所﹁依﹂的﹁法﹂是︽陸軍刑事條例︾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

　　次日的︽晨報︾披露：

　　首登絞刑台者，為李大釗，聞李神色未變，從容就死，而其他則不免望刑而畏，面無人色矣。

　　我真是一個喜歡以後人之心度前人之腹的探究者，還愛對既定的結論自己再考證一番。正因此，我才在李大釗墓前揣想這位堪稱完人的共產主義者從被捕後到被處決的最後二十二天。

　　我常想到的是這樣一個被研究者們忽略但卻又極為重要的問題：李大釗在黨內的威望與職位為什麼不相符？換言之：他為什麼一直不是中共的最高領導？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七月末，中共﹁一大﹂時，他和另一位最該到會的陳獨秀都沒出現在上海灘的那座石庫門房子裏。都說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但真等到首屆黨代會召開了，他們卻一南一北，雙雙缺席了｜｜﹁南陳﹂在割據的廣東政府當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只派了個代表包惠僧與會；﹁北李﹂則正在北京忙於參與教育界向政府的﹁索薪﹂，連代表他的人也沒有。陳獨秀沒來，仍當選為中共第一屆中央局第一任書記，而李大釗呢？卻什麼也不是。

　　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滬秘密召開，李大釗還是沒有到會。本屆黨代會產生了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與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五人成為中執委委員，而李大釗僅為三名候補委員之一。陳由中央局書記改任委員長，而陳之後的那四位年輕的執委，除了一個蔡和森，全是李大釗在北京的學生啊！導師李大釗只是北方區負責人之一，但還不是一把手，北方區委員長的位子有人坐了。

　　第三年的中共﹁三大﹂，是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廣州召開的，這也是李大釗唯一參加的本黨代表大會，遲到這時，他才被選入擴大至九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但依然沒被留在中樞主持工作，而是繼續以﹁駐京委員﹂名義回了北京。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的中共﹁四大﹂，又回到上海開，不知何故，他仍然沒出席。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在北京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資料告訴我們，參加這次重要會議的有瞿秋白、陳延年、譚平山、任弼時等十二人，卻沒有正在北京的他們的導師李大釗！

　　中共﹁五大﹂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漢召開，會議召開的第二天，李大釗即去了天國。曾和大釗一起在京主持工作的徐謙和汪精衛、譚延等當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人物一起到會分別演講祝賀。然而，會議期間，張國燾宣佈了北方的噩耗，舉座皆驚，默哀遙祭。

　　嗚呼！中共名單裏永遠不會再有﹁李大釗﹂三個字了。

　　公認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為什麼很少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因為這位領袖級的北大教授沒太拿黨當回事兒，還是把持歷屆黨代會的﹁國際﹂代表們不願召他前來？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了，毛澤東之前的歷屆中共黨代會及黨的重要會議，都是由洋特使一手操辦並在場監督的。他們不光為中共的高層聚首提供充裕的資金，更要為今後的發展提供具體的路線圖。

　　李大釗曾參加過一次黨的高層決策會議，那是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共﹁二大﹂召開之後的一個範圍極小又極其重要的會議，因開會地點在杭州，故稱﹁杭州會議﹂。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把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四位中執委委員和不是執委的李大釗找到西子湖畔，要他們接受史達林業已批准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讓兩個政治綱領相抵的政黨摻和到一塊兒去？讓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人加入到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裏去？頭一天，除馬林的翻譯、年輕英俊的常州青年張太雷外，與會者都堅決反對這項怪誕的決定，性情直率的陳獨秀的反應尤為激烈，這就使得史達林的使者馬林先生十分尷尬。但第二天，是顧全大局的李大釗最先被說服，進而幫助馬林說服了其他同志，國共合作的大政方針才確定下來。

　　﹁南陳北李﹂為執行蘇聯人的意圖忍受了太多的責難｜｜最早領著維經斯基來華探路的那個大個子華僑楊明齋為此與他所敬重的陳獨秀拍了桌子，並一氣之下回了北方。而德高望重的李大釗也在回京傳達國共合作政策時，當場遭到不少同志的質問和責難，以致素有好脾氣著稱的他竟然憤然離去！

　　李大釗謝世前，國民黨右派領袖蔣介石已經在上海灘發動了血腥的﹁清黨﹂運動；在他死難後不到三個月，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的武漢革命政府也開始向﹁CP﹂舉起了屠刀｜｜﹁CP﹂乃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字母，時人以﹁CP﹂或﹁老西﹂代稱中共。

　　李大釗哪裡會知道，就在四月六日他被捕的那一天，遠方的史達林還在莫斯科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大談中國問題，這位聯共︵布︶的一把手狠狠嘲笑了黨內反對派首領托洛茨基要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奮起抗爭的意見。史達林頗為自信地說：

　　蔣介石可能並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著軍隊，正好可以作反帝鬥爭之用……我們要充分利用他們，就像擠檸檬汁那樣，擠幹以後再扔掉！

　　可悲復可笑的是，史達林的﹁擠檸檬汁﹂的話音尚未傳到中國，蔣介石就先把他給﹁擠幹以後再扔掉﹂了｜｜如若不是蘇聯提供的大批軍火和蘇聯顧問的直接指揮，區區國民黨何至於一下子膨脹起來，不光打出了廣東而且有了問鼎中原的實力？

　　緊接著，汪精衛也把史達林﹁扔掉﹂了｜｜汪要史達林兌現已經答應給武漢政府的一千五百萬元盧布的資助，他稱，只要得到這筆錢，他將繼續與共產黨合作並軍事討蔣；但史達林卻自食其言，還價為三百萬至五百萬盧布，雙方差距實在太大！

　　北方的馮玉祥，也是大大地賺了蘇聯人的大批軍火與盧布後，開始反共，一大批蘇聯顧問連同二百多位中共代表都被﹁禮送出境﹂，這其中，就有剛從莫斯科來到馮軍擔任中山軍事學院政治處處長的鄧希賢。鄧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裏與蔣介石的長子和馮玉祥的女兒同班，現在卻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他被迫離開西安後，潛至武漢，開始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並改名鄧小平。

　　你看，被﹁充分利用﹂後又被扔得遠遠的，正是史達林啊！

　　李大釗不可能聽到史達林的那番可笑的預言了，也不會知道﹁遠方﹂制訂並督促他和同志們力行的﹁國共合作﹂大業已經徹底失敗。在此後白雲蒼狗風狂雨驟的歲月裏，他只能一直像雕像一般沉默著了。

　　繞著沉默的烈士雕像走了一圈，我仰望著神色平靜的先驅的臉，不由得心底隱痛起來。

　　雕像後，是李大釗與趙紉蘭的墓，雙墓並列，均稱﹁同志﹂。

　　趙紉蘭死於李大釗下葬後的三十幾天，恐是憂悒而死。她與本村李大釗結婚時，丈夫還是個未發育的兒童吶！她跟著丈夫受了一輩子的苦：從當媳婦起即長時間獨守空房，靠艱苦度日來供應丈夫在外地和外國上學；來京後也跟著擔驚受怕，數次逃難，直至最後隨之被捕。丈夫殉難後，她﹁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她死後的第二個月，即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認為中共黨員。所以，對她也稱﹁同志﹂。李大釗是忠貞之士，這不光表現在他對認定的主義決不動搖，還表現在他對自己妻子也忠貞不貳。在近代的任何一個政治集團裏，如大釗先生這般對政治理想和個人生活都忠貞如一者，實在稀罕！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年初，為了加強對名士同事們的自我約束，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起成立了﹁進德會﹂，將會員分為甲、乙、丙三種：甲種為最容易做到的，只要不嫖、不賭、不納妾即可；乙種除了以上﹁三不﹂，還得不做官吏、不做議員；丙種最嚴格，﹁五不﹂之外還得加上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蔡先生採取﹁既往不咎主義﹂，即不管你以前有無﹁前科﹂，只要今後做到，即可為會員。為防止會員們舊病復發，蔡先生還設立了幾位糾察員。一時間，陳獨秀、章士釗、沈尹默、李大釗等教師都入了會，成了甲種會員。但事實是大多數的名士們連最起碼的不嫖、不賭、不納妾都做不到，只有被推舉為糾察員的李大釗是問心無愧的真君子。

　　從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個教私塾的人；從實質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

　　這是後來在獄中的陳獨秀對﹁同案﹂犯回憶起李大釗時說的話。陳先生誇得很由衷。說完這番話後，陳獨秀頗羞愧地喟歎：

　　﹁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

　　但是，北斗一樣光芒照人的李大釗，怎麼就總是不被信任呢？

　　老實說，我很困惑。

　　墓後，即墓碑，一方橫臥著的黑色巨碑，泛著幽幽的光。金字碑文是鄧小平先生題寫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同志永垂不朽

　　背面，是一篇宏文墓表，詳盡介紹了烈士的生平。落款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立﹂。這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以這個名義署名的墓表。我大概地數了數，墓表長達兩千多字，字寫得很耐看，後來得知，這是書界名家楊萱庭所書。

　　碑後，是四株青松和四面翠竹。

　　再北，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灰瓦紅簷，還原了北京四合院的風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題寫的﹁李大釗烈士革命事蹟陳列室﹂紅匾懸於簷下，門兩邊掛著四塊紅底白字的鐵牌，分別是北京市政府、民政部、共青團中央頒發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不巧的是，已經是中午十二點多了，陳列室的大門鎖了。

　　我俯窗而望。

　　室內是四壁展覽的圖片和幾方有題詞的石屏，有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和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等領導人的題詞。在活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領導人中，可能只有鄧穎超與彭真二位見過李大釗｜｜學生時代的鄧穎超是天津學界女傑，曾與同窗兼同志周恩來等一道在天津的﹁覺悟社﹂面聆過大釗先生的教誨；而青年時的彭真曾在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屬下工作過。

　　除了四壁的題詞外，正中地上的一塊舊石碑讓人矚目，我睜大眼睛，仔細瞅著，看清墓碑上首刻著一顆紅星和黑色的鐮刀斧頭圖案，碑中央鐫刻著﹁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落款是﹁北平市各革命團體﹂。

　　這一定是那塊兒隨大釗先生靈柩一起下葬的石碑。

　　公葬那天，靈柩抵達這裏後，有人用騾車拉來一塊用棉被包著的墓碑，正面如我所見，背面有一通情緒激昂的碑文。為避免招來當局的毀壞，眾人將此碑與棺木同時下了葬。不料，遲至共產黨人坐定天下後的二十多年，這塊碑還是未被挖出並堂而皇之地立起。原因何在？那位看過絞死李大釗刑具的離休幹部告訴過我，只是因為挖出來會對後來的黨史敘述添麻煩，所以才一直深埋地下。我聽得似是而非。

　　其實最早的墓碑也不是這一方，而是烈士生前同事劉半農教授撰寫的，碑上只有死者的名諱與生卒年月。本來碑後要刻銘文的，因張作霖的長子、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兼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張學良正是駐節北平的一把手，所以碑文才未敢採用。

　　後來，我查到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劉先生撰寫的碑文：

　　君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為學不疲，誨人不倦，是以從遊日眾，名滿城中。會張作霖自稱大元帥於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以同游六十餘名，而令何豐林︵時任安國軍政府軍事部長、﹁黨人案﹂之軍法會審審判長｜｜引者注︶按其獄。君與路友于、張伯華、鄧文輝等二十人罹於難。風淒雨橫，摧此英賢，嗚呼傷哉。

　　嗚呼傷哉！懷著悽愴的心情，我走出這座陵園，沿牆西拐，來找烈士原先的墓穴。

　　緊傍磚牆，兩塊小石碑豎在地上，上面標著：

　　此處為李大釗烈士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公葬地址原貌，靈柩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移葬於李大釗烈士陵園。

　　在萬安公墓的四五千座墓中，李大釗夫婦的墓地並不特別顯赫，水泥方壙，尋常舊墓。附近是與他同時罹難的鄧文輝、路友于兩座烈士墓。

　　李大釗墓也曾遭劫，不過，並不是北洋丘八，也不是﹁國軍﹂士兵，而是﹁文革﹂時代的紅衛兵所為！萬安公墓被破了﹁四舊﹂，李大釗夫婦的墓碑也未能倖免。那個年代，從李大釗的︽獄中自述︾裏找出點乞降的嫌疑不是太費事兒的事。瞿秋白不就因遺書︽多餘的話︾而被掘了在八寶山的墓嗎？直到﹁四人幫﹂倒臺後的第二年，李星華女士來此祭祀父母，看到的還是一片橫七豎八的殘碑呢！

　　不知為什麼，看完李大釗先生陵墓後，我特別想去看看同葬本院的段祺瑞的墳丘。遂找到萬安公墓辦公室。

　　業務部開著門。進門後見兩位女子在接待一位問詢墓地價位的客戶，見我進來，笑臉相迎，但一聽我不是來買墓地的，便換了冷面：﹁大熱天兒的，看段祺瑞的墓幹嗎？﹂她們反覆告訴我，不好找，沒有標記。﹁我們這兒都是私人墓地，不能隨便參觀！﹂她們乾脆下了逐客令。我只好一個人憑感覺踽踽尋覓。

　　就在尋找段墓的途中，我突然恍然大悟：蘇聯人從來就沒有相信過李大釗！是的，一定是以名士面目享譽京華的李大釗與軍閥和政客們的說不清的關係使﹁遠方﹂終感疑慮，進而影響了他在黨內的地位。

　　李大釗乃社會名流。民初，社會名流儼然一獨立勢力，其社會地位既高於之前的封建王朝時的御用翰林，更超然於之後的黨國時的窩憋文人，統治者都拿你當個事兒。李大釗就曾是黎元洪的座上客，還多次專程謁訪過直系的吳佩孚、馮玉祥等人，與投入段祺瑞幕府的那個章士釗關係更鐵，北方的好多政客和軍人都與他有聯繫。

　　起先，蘇聯人並不是要中共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合作，而是要﹁親吳︵佩孚︶疏孫︵中山︶﹂。李大釗曾在同學白堅武的引薦下前往保定拜訪過吳佩孚，過後曾對胡適說過﹁吳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點﹂的感受。

　　等吳佩孚下令彈壓了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大罷工後，蘇聯人又開始﹁聯孫倒吳﹂。忠厚的李大釗再一次成為一名過河卒，被毛茸茸的大手推到長江以南，成為﹁國共合作﹂的力行者。他不得不親往上海莫里哀路上的孫中山寓所，接受了孫博士的主盟，成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頭一號中共黨員。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這個孫中山指派的代表之一，甚至當上了主席團五成員之一、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比在本黨內的官還大呢！︶，會後具體負責北京執行部︵負責整個北方地區︶的黨務指導與監督。雖說那幅影響很大的國共合作的﹁蜜月照﹂近年才被證實與孫中山並行的蓄鬍者並非李大釗，但他在國民黨那邊的地位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他之被難，其實也和轟轟烈烈的國民黨北京黨部的工作有關。

　　他的最後一點工作成果，也因馮玉祥的國民軍的失利而化為烏有。前蘇聯駐國民軍的軍事顧問普裏馬科夫回國後，曾以筆名發表了︽一個志願兵的劄記：中國的國內戰爭︾。半個多世紀後此書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更名為︽馮玉祥與國民軍︾出版發行。書中幾度提到了李大釗：

　　格克爾︵蘇聯駐華使館武官︶寫道：﹁今年︵一九二四年︶，國民軍第二軍司令胡景翼將軍的代表劉將軍，及其駐北京代表于將軍，以及北京大學李教授︵共產黨員︶來到我這裏。將軍的代表宣稱，來訪的目的是談判援助革命軍的問題，……

　　在決定滿足馮玉祥和其他將軍請求的問題時，蘇聯政府也考慮了中國同志們的意見。上面已經指出李大釗對國民軍指揮人員的外交路線的影響。這位有影響的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人親自參加了第一軍的代表團，這證明了革命營壘對蘇聯援助中國國民軍是極其關心的。

　　隨著蘇聯人﹁聯吳﹂、﹁聯孫﹂、﹁聯馮﹂設想的一個個地失敗，多次奉命與這些巨頭聯絡過的李大釗不可能不成為替罪羊！

　　和同時代的共產黨人相比，李大釗與蘇聯人的接觸最早。是他第一個公開歡呼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的，是他無條件地接受並廣為傳播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是他第一個接待來華建立中共的蘇俄聯使並將其介紹給陳獨秀的，是他堅決擁護共產國際關於中國的各項決定並勉力而行的；他還親自帶隊去過蘇聯，是秘密化裝成老工人模樣潛行至滿洲里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大會的。

　　然而，他傾注心血努力從事的﹁聯吳反段﹂工作和後來的﹁國共合作﹂事業，無不以中國共產黨被屠戮而慘遭失敗。

　　﹁遠方﹂只能怨自己再次看錯了人｜｜蔣介石、汪精衛比吳佩孚還不是東西，吳佩孚只在﹁二七﹂那天處決了施洋、林祥謙兩位中共黨員就使得共產國際大歎晦氣，而蔣、汪二位卻﹁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個﹂地滿世界追殺中共黨人！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人的東方棋局徹底輸了。所以，他們惱羞成怒，便棄掉老將，另設士相。李大釗與陳獨秀一樣，都是不曾在莫斯科喝過牛奶的中共﹁老人﹂，而且又都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國思想家，他更是奉蘇聯人之命親往吳佩孚處說項的親歷者，所以，被洋人送上俎板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李大釗曾任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率團出席過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然而，在蘇聯呆了長達四五個月的時間，卻沒有被史達林等聯共領導人召見過的記載！蘇聯人對他的冷淡委實令人心寒。須知，那一段時間，正是史達林對托洛茨基展開殘酷迫害的日子。李大釗一直嚮往的蘇聯共產黨內竟然出現了他從未預料到的陷害與毀滅，這位訥於言而敏於思的中國人能無動於衷嗎？時下，蘇聯人一手撮起的﹁國共合作﹂已經徹底破裂，友黨已經向本黨舉起了屠刀，陳獨秀被轟下臺來只是時間問題了，他作為陳獨秀在黨內最忠實的朋友，一個最賣力地履行國共合作路線的中共第一國民黨員，一個有著複雜上層關係的社會名流，能不知道即將面臨著什麼樣的裁決嗎？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高潮始退，激情過去，思想者李大釗一定會痛苦而透徹地反思失敗的原委。

　　他能知道列寧生前曾對布爾什維克同志們留下過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嗎：

　　中國已經行動起來了｜｜我們的責任就是要讓它永遠保持沸騰！世界無產階級導師讓中國﹁永遠保持沸騰﹂的目的是什麼？置身革命風暴漩渦裏的中共黨人可能根本不會想這些大逆不道的問題，倒是在華的西方人士對此看得很清楚。那位鮑威爾就曾一針見血地說破：

　　在這些行動的背後，還隱藏著蘇聯共產黨的一個欲望，即通過瓦解美英和其他歐洲國家控制的遠東殖民地，與列強競爭，爭取得分。

　　這一切，李大釗知道嗎？陳獨秀知道嗎？他們之後的那些年輕氣盛的﹁洋房子先生﹂們知道嗎？｜｜﹁洋房子先生﹂是毛澤東背地裏給擁入江西蘇區的上海中央領導人起的綽號，他們都是住慣洋房子、滿口俄語又言必稱﹁國際﹂的年輕人。

　　被關在真相外面的人，即使再富有智慧，也永遠不知屋裏藏的究竟是什麼貨色。

　　一九九三年，俄羅斯國家檔案開始向公眾開放，遲至這時，對中國現代史有興趣的人，才驚愕地獲知：早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春，蘇共中央就成立過一個直屬政治局的﹁中國委員會﹂！從那之後的所有對中國的工作，均是由那個委員會裏的七八個洋人草擬並具體承辦的。

　　當得知前蘇聯不經意地甩出了這樣一個天大的秘密時，我不禁為我們忠厚的李大釗先生的淒然謝幕而感到悲憤，為一代先哲的奉獻而感到無奈！

　　中國委員會，這個比共產國際遠東局還像太上皇的聯共內部機構，不光決定了大革命時期中共的命運，而且還包辦了那個時期中國的許多重大事件，如成立黃埔軍校和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如在西北緊急援助馮玉祥，等等；大到為哪個政治勢力提供成百上千萬資金︵盧布、美元或中國銀元︶，小到如何把秘密人員與器材通過何種方式運送到中國。這個委員會，不光有蘇聯高級黨務工作者和蘇軍高級將領，也不光有維經斯基等前駐中國特使，而且，還有蘇軍總部偵察局局長！作為大學教授，李大釗比一般的同志富足，他還能每月捐出八十元工資充實本黨的活動經費，但對既要搞工運又要走上層的地方黨組織來說，這點錢實在是杯水車薪。

　　從陳獨秀親自報給共產國際的一份經費申請表上可知，那時，各地每個在編的黨的工作者每月有三十元的活動經費，而這筆錢幾乎全是﹁遠方﹂提供的。如此算來，李大釗的捐獻只夠不到兩個同志的活動經費，作為整個北方區黨的負責人，他能匡算出蘇共的巨大付出。但如果他一旦知道了這種巨大付出的背後竟是為了與列強爭奪遠東並控制中國，這位黨性極強的先哲會作怎樣的人生抉擇呢？

　　哦哦，我明白了，儘管兩天前就從朋友那兒知道大禍將臨，儘管有足夠的辦法和時間逃避禍患，但李大釗哪兒也沒去，從容得像譚嗣同先生一樣等來了緝捕者。他神色平靜地走上了絞刑架，他的靈魂永遠地離開了越來越躁動的塵世。

　　他安寧了，永恆了。

　　早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他就在一篇堪稱散文詩經典的︽犧牲︾中如此寫道：

　　人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早就持有這種生死觀的人，奈何以死懼之？大釗先生實踐了自己的信念，所以，叫﹁視死如歸﹂；也因此，他確實該﹁流芳百世﹂。

　　﹁流芳百世﹂是中國人對死者的一種良好祈願，而且總是只出現在碑上，但能配享這個﹁稱號﹂的人絕少。萬安公墓裏的墳林如煙，有幾個可以真正﹁流芳﹂的呢？

　　那天下午，我終於在萬安公墓裏找到了權傾一時的段祺瑞的歸宿。而且，墓碑竟是死者與李大釗共同的好友章士釗先生所寫的！我看得哭笑不得，直念叨那句俗語：山不轉水轉！

　　天色越來越暗，深秋的暮來得很突然，尤其在舊房密擠的曲巷裏。在即將被拆的原京師員警廳和法院一帶，此時已經沒有多少行人了。一直走到了胡同頭，我和同伴也沒找見那堵禁錮和窒息過一位傑出思想家的灰牆。想必它早已被拆除了。腐惡遺存消失了，連詛咒它的機會也沒有了。

　　地一陣冷風掠過，似吹開了我的心扉，令我對那堵業已消失了的高牆有了新的認識：它不僅是北洋軍閥們從封建王朝那裏接過來的囚禁人身的建築物，也是前西方強鄰借用中國知識精英的愛國熱情偷偷鑄就的一道思想牢籠。

　　早該拆除了，所有囚禁思想的牢籠！

　　想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久已不唱了的︽國際歌︾，想起那段﹁讓思想衝破牢籠……﹂的悲壯旋律。是啊！李大釗和中國的第一代共產主義者們寧拋頭顱也不願放棄的，不正是對這樣美好境界的追求？他們之所以自覺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自覺地﹁以俄為師﹂，自覺地高唱著法國工人譜寫的︽國際歌︾，不正是希望經他們開始的苦鬥，能使古老的中華大地早日成為這樣的理想之邦？

　　剛想到這兒，就到胡同口了。

　　高碑胡同外，橫著南北向的兵部窪胡同。舊王朝的兵部當然早無影無蹤了，在賣菜賣飯賣烤地瓜的商販的吆喝聲中，日子又生動起來。往南一拐，即是車水馬龍的前門西大街。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日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上︺

　　第一次到安慶，只想看一個地方｜｜陳獨秀墓。我是念著唾罵故人的書開始識字的一代人。從小讀到大，﹁陳獨秀﹂一直是個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發後，我們初一的政治課程就是天天學﹁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作業就是按時間順序批判十次﹁反動路線頭子﹂，排名絕對分先後。

　　所以，陳獨秀總是頭一名被十幾歲的天真學生們口誅筆伐的歷史罪人，之後，是他的學生輩的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以及共和國成立後的高崗與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後的那些﹁左傾﹂、﹁右傾﹂代表和各個歷史時期﹁反黨集團﹂頭子，陳獨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傾投降主義﹂代表，又是分裂黨的﹁托陳取消派﹂首領，而且，還是﹁拿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間諜﹂！等長達遠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難過後，我才一點點覺悟：那是對故人的怎樣的不公平啊！

　　隨著彌漫了幾十年的極﹁左﹂妖氛的不斷消逝，被魔鬼化的陳獨秀開始漸復人形，但遠沒恢復其神采奕奕之真相。與長時間的轟轟烈烈的唾罵相比，為其洗冤的動作實在太慢也太小。只是把︽毛澤東選集︾裏的有關注釋修訂一下︵刪除了﹁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語，改為﹁把託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託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中國託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就算是對中共最大的歷史沉冤的平反？

　　在最新版︵二○○二年九月︶也是最權威︵中共黨史研究室編輯，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中，他還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是﹁托陳取消派﹂，還要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大革命﹂的失敗而承擔責任｜｜讓人讀來，只能覺得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反被黨所開除只能是咎由自取。

　　於是，無論是每年紀念五四運動，還是慶祝中共華誕，他總是不被緬懷的局外人。二○○一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紅樓處的路口上出現了一面金屬雕塑牆。這個曾被毛澤東追授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人總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擺得極不正常｜｜蝕刻的牆面上，左上方有﹁一九一九．五．四．﹂，下面有幾個頭像，最上方是魯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給了李大釗、毛澤東，而陳獨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體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點，不要說比當時的北大圖書館打工者毛澤東，甚至連他主編過的︽青年雜誌︾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運動紀念碑﹂，因未能真實反映歷史人物在這一運動中的地位，曾招致史學界的一些批評。

　　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史達林早已受到歷史的清算，聯共︵布︶黨內的冤案也莫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悉數被平反︵當然包括株連人數最多的托洛茨基一案︶，可偏偏我們中國的這位屈死的靈魂還未被赦免。沖洗掉強加在這個人身上的污濁怎麼會這麼難！正因此，我特別想到陳獨秀墓上獻一束花。

　　儘管陳獨秀一生漂泊，四海為家，直至病逝他鄉，但他還是讓自己魂歸故土了｜｜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六月，在這位傑出的思想者停止思想五年之後，其三子陳松年遵其遺囑，將他的靈柩自四川江津縣的原墓穴中遷出，雇船順長江而下，漂泊幾天幾夜後，回到故里安慶，與亡母高曉嵐葬在了一起。

　　讓人深感慶幸的是，經歷了漫長的動盪歲月，尤其是經歷過﹁文革﹂滔天濁浪的沖決，這座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來了！我去過北京的﹁紅樓﹂和箭杆胡同，箭杆胡同九號︵現為二十號︶是陳獨秀任教北大時的故居，也是他的︽新青年︾編輯部，隱於紫禁城東的一片灰色的胡同裏，已經破舊不堪。看過的先哲的故址越多，就越想謁訪其歸宿，而且，這種心情越來越迫切。

　　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我終於抽空隨回鄉省親的朋友范學軍去了趟安慶。小范下海前是安慶市博物館裏一位考古專業本科生，曾借調到﹁陳獨秀史料陳列館﹂幫助工作，對一代鄉賢自然敬重有加。在煙塵彌漫的長江邊上的一家飯店裏，他為我請來兩位當地官員，一位是他的前領導、安慶市博物館的館長姚中亮先生，一位是安慶市文物局的副局長陳長璞女士｜｜後者的身世遠比其官方職位更讓我肅然起敬，因為她正是陳獨秀的嫡孫女。

　　已是中年的陳長璞是個性格直率、談吐爽快的人，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她的﹁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的祖父。也許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陳女士約一．六五米的個頭兒，在安徽女人裏算是高個子，而她的卓立於二十世紀芸芸眾生之上的祖父，則只有一．六三米的身高，難怪有人背地裏非常不尊敬地稱之為﹁矮子﹂。

　　究竟是什麼樣的家庭誕生了陳獨秀這樣一個風一樣迅疾雷一樣凌厲的人物呢？史料告訴我們，陳家一直是清代安慶府懷寧縣裏的世家。生於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的陳獨秀曾在自傳中說自己出生於﹁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小戶人家﹂，但考據家稱那只是相對於﹁大戶人家﹂而言的自謙之辭，切勿當真。

　　至陳獨秀的叔父中舉做了官且越做越大，後來竟在東北當上正四品的道員後，陳家才讓安慶的紳士們瞧得起｜｜﹁道﹂乃清代設於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級政府機構，當時整個安徽省也不過三個道，即：安廬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陳家在當地的地位之尊，自可想見。

　　陳獨秀兩歲時即喪父，後來成了這位沒有兒子的道台︵道員的俗稱︶大人的嗣子，所以自幼無凍餒之虞。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嚴的白鬍子底下開始漫長的求知生涯的。許多有關傳記中都引用了陳氏自傳裏的那段文字，稱老頭兒極威嚴，哪家孩兒哭，大人只要說聲﹁白鬍子爹爹來了！﹂那哭聲立馬會止住。偏偏這位封建大家長特別看中天資聰穎的陳獨秀，恨不得讓他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全讀完，背書背不出，就動手打。於是，陳獨秀的童蒙時代就充滿著痛苦。人們總愛援引的是傳主的這樣一段話：爺爺經常被﹁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

　　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

　　這位白鬍子老頭兒實在有遠見，他用戒尺把生來就倔強的孫兒打出了終生寧折不彎的性格，打成了無論前清還是民國統治者都深為畏懼的﹁兇惡強盜﹂，更是把傳統儒家文化砸得亂七八糟的一個﹁江洋大盜﹂！果真是﹁家門不幸﹂，因其一直是顛覆政府的革命黨首領，致使安慶城裏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被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先後兩度抄家，至日本侵略軍佔領安慶後，陳家已徹底衰敗。

　　但這位大家長未曾料到的是，他的孫兒長大成人後，居然成為超時代的思想家，不獨生前已名滿華夏令萬眾景仰，而且死後六十多年，愈發顯現出其思想與人格的光輝！他留給中國知識階級的精神財富，又哪是區區三個天井的﹁陳家大房子﹂所能容下的！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十七歲的陳獨秀莫名其妙地考取了秀才｜｜他自己說過，那完全是一通亂寫蒙住了糊塗的考官大人。次年，在家庭的安排下，陳獨秀與清軍安慶營統領的閨秀高曉嵐完婚，新郎十八歲，新娘比他還大三歲。門當戶對的婚姻使這對結髮夫妻共同生活了十二年，並得三兒兩女｜｜長子陳延年、長女王瑩、次子陳喬年、次女某︵早殤︶、三子陳松年。然而，等幼兒松年睜開懵然的雙眼時，父親已離鄉與姨媽高君曼同居去也。

　　高君曼與高曉嵐同父異母，比姐小九歲，姐妹同嫁一人的荒唐婚姻自然使安慶陳家大失顏面。後陳獨秀把延年與喬年接走，但小哥兒倆在後媽那兒過得並不舒心，爸爸對他們也頗不慈愛。長大成人後，延年與喬年都成了社會的叛逆，這與他們苦難成長史也許不無關係吧！不幸的是，他們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歲時夭折｜國民政府的法庭先後把他倆和許許多多風華正茂的中共黨人送入了墓穴裏。

　　失了夫君，又一連送別了兩個兒子，高曉嵐悲痛欲絕！單從女人來說，這位恪守婦道的傳統媳婦真是不幸！不少陳獨秀傳記中寫到她與陳獨秀關係不睦，且很吝嗇。有例為證：陳獨秀外出，欲索妻子十兩金鐲為遊資，妻﹁堅決不肯﹂。人們說，這是因為受傳統教育太深的高氏與夫君思想相差太遠所致。其實，這種說法有失公允，且太有﹁為尊者諱﹂的嫌疑｜｜漫道男女之情外人向來說不清，單以陳獨秀縱情追求新鮮事物的性情，再溫順的妻子也會生怨。

　　後來，關在南京第一監獄中的陳獨秀曾親口向同案的難友濮清泉承認過：建黨之前，他﹁確曾放蕩不羈﹂。所以，當時的高夫人就堅決不肯獻出自己的金鐲，別無它，只因不願夫君離去而已。結髮夫妻同居十餘年，寧無感情？不然，松年就不會在他們結婚十多年後來到人世。然而，正所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陳獨秀還是順長江水東去了。他與受過現代教育的小姨子高君曼在外地結為良伴，並有了一雙兒女。

　　有了新夫人，身心都很陽剛的陳獨秀還是不滿足，還曾忙裏偷閒去當時京城裏的紅燈區嫖娼呢！於是，高君曼也開始與他吵鬧。高言簡意賅地罵丈夫為﹁無恥之徒﹂，而陳夫子則十分機敏地反譏新妻為﹁資本主義﹂︵只想壟斷私產之意？︶。從北京回到上海後，兩人關係也未恢復昔日的融洽，後來高君曼不得不帶著兩個子女去了南京︵那裏有陳獨秀購置的一處房子︶，由陳的皖籍好友亞東圖書館老闆每月寄去三十元生活費，再將此錢從陳的版稅裏扣除。

　　鐵石心腸的陳獨秀甚至沒給前後兩位高夫人送終，高家姐妹先後在南京與安慶謝世時，他都沒到場，都是親友幫助料理的後事。甚至，他連一首懷舊的韻句也不肯留下，儘管他留給後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舊體詩。高君曼走了，潛伏在上海灘的中共總書記究竟住在了哪裡就誰也不知道了，有一段時間，他失蹤了！黨內人包括他的秘書都不知道他的下落，連其長子、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來黨中央彙報工作，也見不上當總書記的老爹一面。

　　大家悲痛欲絕，都以為領袖已慘遭反動軍閥的暗算。萬不料，就在延年已經登船離去時，捂得嚴嚴實實的總書記卻出現了，原來他因病住院了，是一位年輕女子服侍他的。直到半個多世紀後，深得陳獨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長鄭超麟才意外地獲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醫生，那段時間，曾與陳秘密同居。但鄭超麟不知道的是，這位施醫生是何時出現的，是高君曼出走之前還是之後？她與陳同居了多長時間？為什麼最後嫁了別人？這一切，已成千古之謎矣！

　　在有了神秘的施女士之後，某次鄭超麟去陳獨秀的秘密住處時，還曾闖見領導屋裏有過舞女模樣的人。陳獨秀難耐寂寞又一證也。被中共開除後的陳獨秀，依然呆在上海。儘管已年過半百，居然又把後樓鄰居的一個年僅二十出頭的小女子潘蘭珍發展為生活伴侶。見過潘氏的人稱，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時尚女性。陳獨秀面對比自己小二十九歲的小潘，倒是堅持組織原則，一直沒告訴人家自己的真實姓名與身份。直到某次兩人吵架，小潘一氣之下跑回了浦東娘家住了一個多月，有一天突然從報紙上看到了被捕的共黨魁首照片時，才驚悉，原來夫君即那個久被國民政府通緝的大名鼎鼎的共黨領袖陳獨秀！

　　你說，像陳獨秀這樣的大思想家，這樣不肯為世俗改變自己的奇人，和哪個女人能有長久的共同語言？莫道﹁舊派女人﹂高曉嵐最終被棄，就是在京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女性﹂高君曼不也一樣嗎？之後的那個連大字也識不幾個的女兒一樣的潘蘭珍呢？陳與潘的結合曾令他的﹁託派﹂同志大惑不解，﹁為何此女願嫁老倌，更驚歎陳獵艷技術之高明﹂︵濮清泉語︶。罷罷！莫以俗念論英雄，燕雀安知鴻鵠心？陳獨秀乃時代之超人，曠古之狂才，哪裡是傳統道德觀念所能旌表的良人！

　　因入獄服刑，陳獨秀不得不結束了對異性的追求史，上海英美煙廠女工潘蘭珍成了這位總是駭世驚俗的人的愛情終結者。潘從來沒有妻子的名份︵陳獨秀對最親近的人也只稱潘為﹁女友﹂︶，而且，長年不識郎君真面目。按說，被騙久也，幽怨深矣！況且家裏被抄，私物盡失，何不借機離去？可這位時髦少婦，偏偏忠貞感人，不顧陳的勸阻，頻繁趕往南京探監，後乾脆從上海搬到南京租一處陋室住下，以便每天白天進獄中照料陳獨秀｜｜對外就稱她是陳的﹁學生﹂。陳先生的人格魅力可見一斑。

　　而受獄方優待的陳獨秀也真叫本色，儘管身陷牢獄，且年近六旬，竟激情難耐地與潘氏在囚室裏做起愛！不幸的是，這種極為罕見的獄中﹁春景﹂被負有監視之責的看守窺見。監獄長聞報後，左右為難，只得把陳的同鄉晚輩、同案犯濮清泉提來，大發牢騷：﹁陳先生近來忘了他是在坐監，把我們這裏當作旅館了。此事傳出去，豈不要叫我同他一樣坐牢嗎？﹂末了，這位先前崇拜過陳獨秀，﹁以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範﹂的﹁黨國﹂牢頭大為感慨：﹁現在看來，陳先生文章雖好，道德有限。﹂而陳獨秀聽到濮的相勸後，竟﹁毫無赧顏﹂，反問道：﹁難道我不能有個伴侶嗎？﹂喏！這就是陳獨秀，一個我行我素決不肯委曲自己的偉丈夫！除那位若隱若現的施小姐之外，人們已知的陳獨秀的三位女伴，均與他共同生活了十餘年，她們一個比一個年輕，卻也一個比一個短命

　　｜｜潘蘭珍二十二歲與陳同居，三十四歲為陳送終，後與﹁國軍﹂一名下級軍官結婚不久又守寡，四十一歲時因患子宮癌謝世。高君曼二十五歲時與陳結合，不到四十歲時成為棄婦，四十五歲那年因肺病辭別人間。受苦最長的高曉嵐活得也最長：她二十一歲成為陳家的人，三十五歲那年夫君一去不回，至五十四歲寂然辭世，守空房的時間長達二十一年。生前，這位將門之女自己在安慶城外的葉家沖購置了塋地，咽氣前，囑咐身邊唯一的兒子松年說：我與你父，生不同林，死要同穴，待他百年之後，務必與我合葬一起。

　　在第二個兒子被政府處決的兩年之後，她撒手人寰。於冥冥陰間等了十七年，亡夫的遊魂才被小兒帶回故土。歷史將感謝陳松年，因為正是這個陳家唯一沒投身政治的人平安地活了下來，把父親的形骸帶回了故土，把動盪而詭譎的歷史風雲埋在了長江邊的城外，也把解析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完整答案埋在了這長江岸邊的青山下｜｜只要挖開它，仔細看透了，就一定會明白我們走了怎樣大的一段冤枉路啊！安慶窯廠退休會計師陳松年先生已於一九九○年過世，晚年被安排為安慶市政協副主席。

　　有親歷者回憶過，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二十歲的松年在國民政府的南京﹁模範監獄﹂裏初見陌生而蒼老的老父時，禁不住哭了。孰料第一次見到么兒的陳獨秀把眼一瞪，來了句：﹁沒出息！﹂僅此一句，即可窺知陳獨秀性情之剛烈。那位坐了一輩子監的鄭超麟也回憶過，某次，陳延年自外地來滬，鄭陪他往見總書記。原以為闊別數年的父子相見場景會很激動人，但爺兒倆卻平淡如路人｜｜陳獨秀正在石庫門房子的天井裏等候，見到兒子出現，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樣，隨手拖來張椅子坐下就談起了工作。對親生子女沒表現出應有的慈愛，但對他的年輕的同志，如趙世炎、鄭超麟等自歐洲回國的晚輩，卻表現出了由衷的父愛。不知陳獨秀﹁內外顛倒﹂的親情，是否與他對兩任前妻的嫌棄有關。

　　人生有情淚沾衣，硬漢也有慟哭時。同樣在監獄，同樣為兒子，他也爆發過山洪般的憶念，只不過，那時，長子與次子已經先他而為共產主義殉命。後來關在共產黨獄中的﹁託派﹂骨幹濮清泉在交代材料裏寫過，當初，﹁西安事變﹂的消息傳進南京的大牆裏｜｜

　　陳獨秀對這件事，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的高興，他托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我和羅世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著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

　　他出獄後，國民黨方面有意聘他出任國防參議會議員甚至政府的勞工部部長，他非但不識抬舉，反倒切齒回答：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有兩個兒子，我與他不共戴天！想拿我裝點門面，真是異想天開！你看，他還是有骨肉之情的。

　　﹁有出息﹂的兒子已經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沒出息﹂的兒子照料起他的晚年。因抗戰猝發，日本人的飛機轟炸了南京，國民政府提前釋放了陳獨秀，而迎接他出獄的，便是松年與潘蘭珍。松年陪父親先到武昌居住，後又去了四川江津，在安徽流亡學校江津九中找了份工作，與父隔江而居。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也許是個日照江花紅勝火的時辰，陳獨秀卻如深秋之落葉，搖搖欲墜，他艱難地喘息著把松年與潘氏等人召到病榻前，分別作了遺囑。他告訴松年，日後將其棺帶回故鄉。兩天後，斯人長逝矣！然而，直到五年之後，陳松年才得以將亡父與亡母的遺願一併完成。

　　陳獨秀歸葬家鄉兩年後，江山易主，他始創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把宿敵蔣介石趕到了臺灣島上，他的學生毛澤東在世界東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滄海桑田，萬象更新，但陳獨秀後人的生活卻一如舊時代。因生計窘迫，在安慶窯廠工作的陳松年甚至不得不將父親在北京的一處房子賣了。﹁叛徒﹂、﹁漢奸﹂、﹁機會主義路線頭子﹂的遺屬的日子可想而知。然而，到了一九五三年春天，情況突然有了變化｜｜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開始按月發給陳松年三十元人民幣作生活補助金，且一直發到一九九○年陳松年過世！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過三十多元啊！年復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這是多大的一筆財富！陳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產黨的這筆錢究竟是給陳獨秀的兒子的呢，還是給陳延年、陳喬年兩位烈士的遺屬的？他們當然更不知道，這風雨無阻的關照竟然來自最高層！那年早春二月，春風滿面的毛澤東乘軍艦﹁洛陽號﹂巡視長江沿岸，二十一日上午，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和市委書記趙瑾山登艦迎接主席下地。﹁大革命時代﹂，毛澤東曾多次乘船經安慶往返上海與武昌，卻從沒在此登岸。

　　這一天，毛澤東興致勃勃地坐定安慶城，見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本本和各種文字材料要彙報工作，他大手一擺：今天不用你們彙報工作，隨便談談。隨即，毛便打聽：陳獨秀家在安慶什麼地方？傅大吃一驚，沒想到主席竟然會問起本地一向諱莫如深的人來，便謹慎稟報：在獨秀山下。毛一怔：安慶有個獨秀山？傅實話實說：獨秀山是懷寧縣內的一座小山，離這裏有三四十里地。毛再問：是獨秀山以陳獨秀得名，還是陳獨秀因山得名？傅答：原來就有獨秀山｜｜先有獨秀山，後有陳獨秀。毛頷首，釋然。俄爾，問起陳的家人情況，當得知陳松年一家尚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時，頗不以為然，說：﹁陳獨秀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最高領袖一言九鼎，陳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補助。

　　毛澤東與陳獨秀緣份極深。早在西北的窯洞裏時，毛澤東就對第一個採訪他的外國記者愛德格．斯諾坦言：青年時代與陳獨秀的結識﹁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他還說起早年在長沙讀書時，﹁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對陳獨秀的崇拜竟讓這位湖南學生領袖在自己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喊出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的口號！

　　成為職業革命家後，毛澤東更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與﹁老先生﹂有過親密接觸｜當初，中共重要幹部大都二三十歲，他們背後稱四十來歲的領袖為﹁老先生﹂甚至﹁老頭子﹂，有人在黨的會議上記錄陳講話時，乾脆只寫一個﹁老﹂字。

　　且看毛澤東與陳獨秀同在一地時的概況｜｜在北京時，陳乃堂堂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系主任︶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雜誌的主編，毛是該校圖書館裏的一個毫不起眼的助理員；在上海時，陳是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即後來的政治局︶委員長，毛為中共中央秘書，直接在陳的領導下工作；在廣州時，陳是國共合作時的共方首腦，毛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擔任過該黨中宣部代理部長的高級幹部。

　　蘇聯人在中國大力推行的﹁國共合作﹂政策，終以國民黨統一了中國而共產黨差一點被趕盡殺絕而告結束。史達林惱羞成怒，乃讓曾在莫斯科喝過洋奶的青年幹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陳獨秀。彼時毛澤東只是中央委員，尚不具備競爭領袖的資格，更重要的是，蘇聯人很不瞭解這個湖南山溝裏走出的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所以，在清算陳獨秀﹁錯誤﹂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只是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儘管幾乎中外的傳記都稱毛澤東在那次重要的換班子會議上作過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長篇發言，且有會議記錄為憑，但偏偏當時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會議的鄭超麟不這樣認為｜｜鄭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彌足珍貴的︽懷舊集︾裏另有一說。

　　鄭文道：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上午，主要是十幾位與會者聽瞿秋白念了由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之後，幾個人發言……最後，毛澤東從床沿上站起來發言，他只說了幾句，我忘記了說的甚主麼，但羅亦農制止他說下去，理由是：我們現在很不安全，今天的會已經開得太久了，要快點散會。於是毛澤東坐下來。八七會議就此結束了。

　　鄭超麟老人特別補充道：

　　有一種傳說，說毛澤東召集和主持八七會議，在會議上長篇大論批評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最後罷免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傳說與歷史事實有多大的出入！陳獨秀在八七會議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辭去總書記職務了。

　　至於那份明明有毛澤東發言紀錄的﹁八七會議記錄﹂，鄭超麟認為，那不過是在場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讓人補記以向﹁國際﹂交差的材料罷了。鄭說，那個年代，會後補記的事並不稀罕。以毛澤東當時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在華代表們的具體過節，但其剛強的個性與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他又與下臺的總書記何其相似乃爾！隨著陳獨秀的被迫辭職，茫然登上黃鶴樓的毛澤東，無比悲涼地吟著自己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

　　誰說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薩蠻︾，是﹁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強烈控訴﹂？或者，是對大批犧牲的革命烈士的緬懷？不，分明是作者面對黨內驟變的形勢的一種極大的困惑，是對被趕下臺的﹁老先生﹂的深沉的憑弔｜｜

　　黃鶴知何去？剩有遊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酹，就是把酒潑在地上緬懷故去者的一種古之習俗。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春在武昌的毛澤東，面對即將被轟下臺去的政治導師，能不﹁酹滔滔﹂歟？是的，在﹁倒陳﹂的那段時間裏，善於獨立思考的毛澤東不會人云亦云，他也許猜得出，陳獨秀的出局恐怕是史達林在找替罪羊罷了。性情耿直的﹁老頭子﹂的觀點有什麼錯？﹁中國的事只有靠中國人來辦！﹂｜｜﹁老先生﹂痛徹肺腑的喟歎理應一直迴響在毛澤東的心壁。只不過，一直被共產國際當面領導並監督著的陳獨秀成了史達林錯誤決策的犧牲品，而毛澤東則利用長征途中與﹁遠方﹂失卻聯絡的一段寶貴的時間，成功把中國共產黨引上了勝利之途，讓蘇聯人不得不接受毛澤東領導中共的現實。

　　毛澤東在遙遠的大西北悄然執掌中共之時，正是陳獨秀被國民政府提前釋放之際。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落入敵手的陳獨秀之所以沒像後來的中共領袖向忠發、瞿秋白那樣一被逮捕便被蔣介石下令就地處決，除因他乃五四時期大名鼎鼎的知識界領袖外，還因他已經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他不過是另類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亦即中國託派︶的總書記。該﹁共黨﹂只有理論，並無軍隊，全國各地總共也不過百人，並且堅決反對史達林主義，所以對﹁黨國﹂的危害遠不及已在江西蘇區的那個中共。

　　﹁託派﹂者，托洛茨基一派也。陳獨秀因接受了史達林在黨內的頭號政敵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而被蘇聯人指責為﹁托陳取消派﹂的中國頭子。所以，本以為終將﹁共匪﹂首腦一網打盡的國民黨白白歡喜了一場。加上昔日朋友蔡元培、胡適等民國要人的籲請，陳獨秀非但沒被戕殺，倒是按司法程式受了審。次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三十，他和彭述之、濮清泉等十名同案被告被押至江蘇省高等法院審判廳，那位誰都得讓其三分的老友章士釗大律師自告奮勇前來為被告辯護。

　　陳與章是在日本結交的好友，但自從離開北大後，兩人即沒了交往，相反的，他還曾十分無禮地公開著文罵章是﹁放屁狗﹂、﹁狗放屁﹂、﹁放狗屁﹂。章先生不計前嫌，毅然接受委託，一時頗受國人稱頌。檢察官朱雋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提起公訴。之後，彭述之等九被告暫退審室，首審陳獨秀。審判長胡善例行公事地問完姓名、年歲、籍貫後，開始從頭問起：

　　問：以前做何事？

　　答：在教育界做事。

　　問：在何處？

　　答：在北京。

　　問：在北京何校？

　　答：在北京大學當教授。

　　問也簡明，答也簡明。

　　問：退職後往何處？

　　答：到上海。

　　問：做何事？

　　答：未做事。

　　問：共黨活動，是否受莫斯科指揮？

　　答：是。

　　問：當時共黨之活動，第三國際態度如何？是否滿意？

　　答：無所謂滿意不滿意。

　　問：共黨書記是否總秘書長？

　　答：是。

　　問：何時被開除？

　　答：記不清，大約在民國十七年、十八年。

　　問：為何被開除？

　　答：因意見不同。

　　問：被開除後做何事？

　　答：未做事。

　　問：共產黨分幾派？

　　答：分托洛茨基派與史他林︵即史達林︶兩派。……

　　這邊﹁胡問﹂，步步緊逼；那邊﹁陳述﹂，直言不諱。一問一答，如同一部傳奇，章節越來越引人入勝。

　　問：中國共產黨反對派即﹁託派﹂最終目的如何？

　　答：世界革命。在中國需要解放民眾，提高勞動者生活，關於奪取政權，乃當然的目的。……

　　問：與皖湘閩贛等省共黨不能合作，是否因政策不同？

　　答：是。……

　　問：被捕十人中，有幾人認得？

　　答：以政治犯資格，不能詳細報告，作政府偵探，只能將個人情形報告。

　　陳獨秀真乃幽默大師，估計說完這句話，﹁胡問﹂的法官怕也忍俊不禁了。但人家正在扮演正義的化身，遂壓抑住笑意，貌似生氣地發問：﹁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這下可正中下懷！陳獨秀遂慷慨陳詞：

　　這是事實，不否認。至於理由，可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只知集中金錢，存放於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此為高麗亡國時的現象。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濟。至所謂長期抵抗，只是﹁長期抵抗﹂四個字，始終還是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

　　四月二十日上午第三次開庭時，前來觀賞陳獨秀精采表演的觀眾爆滿｜｜﹁旁聽席上，已無地可容﹂。看客盈門，陳先生格外來勁，這一次，他對強加在頭上的﹁危害民國﹂罪名，抗辯得最有道理：

　　謂我﹁危害民國﹂，因為我要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例如滿清政府，曾自認朝廷即國家，北洋政府亦自認代表國家，但是孫中山、黃興等，曾推翻滿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謂推倒政府就是危害民國，那末國民黨豈非已叛國兩次？……

　　肅穆的法庭上終於爆響了會心的笑聲！人們差一點要為這位被告的抗辯喝采了！害得胡審判長連忙制止，場面才沒失控。法院審了三天，陳獨秀的精采答辯也讓旁聽者大叫過癮了三天，而辯護律師章士釗的辯護詞亦十分精采。兩位老友的辯護詞竟成了經典的法律教材！而最幽默的是，陳獨秀竟然不僅要求法庭宣告自己無罪，而且還要求賠償自己﹁在押期間之經濟上、健康上的損失﹂！

　　不過，南京政府不比北京政府，﹁司法獨立﹂已經成了一黨專政時期的蒙人幌子。因此，陳獨秀還是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經上訴後改為八年。曾從莫斯科跑到土耳其秘見托洛茨基的彭述之，與他同刑期，其他同案犯各領刑五年和兩年六個月不等。但只服了一半的刑期，陳獨秀即獲得自由。那一天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二十七日。

　　﹁八．一三﹂後，上海已為日軍佔領，南京政府遷都在即。外寇當前，國共已二度合作，中共方面提出的合作條件之一，即釋放一切政治犯。陳獨秀乃全國最大的政治犯，雖已被中共開除，但當然也在釋放之列。於共產黨來說，此翁乃本黨創建人之一、早期唯一的領袖，還是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核心人物的思想導師，況且堅持反對國民黨政權，故敦其回歸黨內，於公於私，都更為有利。所以，陳出獄後，中共元老董必武馬上銜命登門造訪。於國民黨來說，此人乃一代文壇盟主、獨自於國共之外的思想巨子，是堅決反對史達林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而且只是一位精神領袖，不是暴力鬥爭的鼓吹者，故出獄後可供奉高位以招攬人心。

　　然而，要把陳獨秀釋放，政府總得給自己臺階下呀！於是，獄方便奉令通知陳寫個悔過書。不料，這位性情不改的囚徒聞後大怒：﹁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陳獨秀說這句話後的數日，日軍飛機果真夜襲南京，大肆轟炸，僅獄中就挨了八顆炸彈！不悔也罷，反正要放人｜｜八月二十一日，司法院院長居正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了︽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

　　查陳獨秀前因危害民國案件，經最高法院於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終審判決，處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蘇第一監獄執行。該犯入監以來，已愈三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將來。擬請政府依法宣告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寬大。

　　因為陳獨秀從被捕至眼下，已經被囚近五年矣，將其刑期減為三年，就等於無
條件放人。非常時期，當局﹁依法﹂辦事的速度也突然非常地快了｜｜國民政府當天就發出指令：﹁呈悉。應予照準。﹂第二天，﹁國府明令﹂即在︽中央日報︾等各大報上刊出。第三天，陳獨秀這個令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深感恐懼的思想巨獸便從籠中踱了出來。到底是鬥士，陳獨秀出獄後的頭一件事，就給︽申報︾寫了一紙聲明：

　　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三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誣以﹁叛國﹂。夫叛國之罪有明文，外患罪與內亂罪是也。通敵之嫌，至今未聞有人加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當然不能構成。邇年以來，國內稱兵據地或企圖稱兵據地之行為，每役均於鄙人無與，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

　　銅頭鋼牙，決不言敗，還是那個錚錚硬漢陳獨秀！陳獨秀接受託洛茨基思想，是必然的。他從切身經歷和舊友被屠戮的殘酷現實中，認清了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史達林主義的本質，他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陳獨秀與托洛茨基同庚，都生於一八七九年，但兩人素不相識。

　　最早，陳獨秀是從一批自莫斯科留學回來的年輕中共幹部那兒知道了托氏關於中國革命的論斷，而這些論斷與他自己的痛苦思索結果極為相似，即：大革命的失敗，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是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是不可逾越的｜｜半個世紀後方被證實為正確的陳獨秀思想，在當時卻被冠以﹁取消革命﹂的惡諡大受批判，陳獨秀由此成為與托洛茨基齊名的﹁托陳取消派﹂首領。

　　因﹁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史達林的態度，中共理應比國民黨更為痛恨託派的中國領導人。但毛澤東在黨內有了發言權後，中共對﹁老先生﹂的態度開始有了變化。陳獨秀提前出獄後，中共領袖們欲將本黨創始人接至延安養起來，但前提條件是陳必須公開聲明悔過。陳獨秀哪是為了苟活而說違心話的人？他當場就回絕了代表中共前來看望的董必武。董亦為選舉陳為中共首任領袖的十三名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陳慨然曰：

　　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面檢查，礙難遵命。

　　所以，此事只得作罷。但毛澤東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從天而降後，他仍想著陳獨秀呢｜｜﹁神仙﹂乃毛澤東對被蘇聯飛機送來延安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康生的稱呼，尚未被﹁遠方﹂正式認可的毛澤東對王明的出現正心懷忐忑，中共其他領導人也把目光轉向了天外來客，所以，王明一時也就真把自己當成了史達林派回來的中共當家人。由是，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成了毛澤東忍讓王明的一次非常會議。時任政治局委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記下了他叛逃國民黨前參加的最後一次中共高層會議的情景：

　　……他︵毛澤東｜｜筆者注，下同︶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也只好遵照實行。……這件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俱厲的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託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

　　他用字典裏最惡劣的名詞，如﹁漢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託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我們曾在會議上說過一些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類的話，也有人提到：說陳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但王明卻堅持說史達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託派，而我們卻要聯絡託派，那還了得；如果史達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託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中︺

　　史達林的這條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員們誰還能說什麼呢？張國燾繼續寫道：

　　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這樣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炮製出來了。我從有關史料中，查到了參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十一位與會者名單：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項英和此會議後不久即叛逃國民黨的張國燾。

　　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勢的小個子王明，仗著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左右了會議的方向和與會其他人的良知。是啊，這個比陳獨秀更矮小的皖南同鄉忘了自己正是喝著︽新青年︾的奶長大的晚輩，同為陳氏的前輩陳獨秀在上海灘創建中共的時候，他陳紹禹︵王明的本名︶還不過是剛考上安徽一所農校的中專生呢！正是陳獨秀領導的大革命運動在武昌地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以後，他才得以加入中共。

　　倘若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治狂人當初被史達林指派為中共一把手，誰能說陳獨秀的腦殼不會像日後的托洛茨基一樣在家裏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確表示過對陳獨秀人身安全的擔憂，他給人寫信時說過：﹁我毫不懷疑史達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算他。﹂但有誰知陳獨秀最終被共產黨放棄，竟源自毛澤東的擔憂！王明的張牙舞爪只是表像，而毛澤東的疑慮才是實質｜｜二十年後的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怒斥彭德懷的大會講話中，話題忽然拐了個彎，拐到了陳獨秀那兒：

　　他後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那時我們提了三個條件，當時我們還不穩固，他不能接受。那時就那麼一點資本，那麼一點根據地，怕他那套一散佈，搞第四國際︵即托洛茨基派的國際組織｜｜筆者注︶。

　　讀懂了毛澤東的這番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之後，成為一把手的毛澤東反倒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對陳獨秀都更加不寬容！彼時，王明已領銜中共代表團去和國民黨談判去了，另一位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地位也隨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復設﹁總書記﹂，所以張聞天實際上不再是一把手，毛澤東以﹁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現在，人們總愛引用毛澤東在延安說過的那番有關陳獨秀的話，如﹁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創造了黨，有功勞﹂，﹁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一講他的功勞。﹂似乎毛早已為陳講過公道話。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講此話之前，毛澤東凡公開提到陳獨秀，都是措辭嚴厲的指責，如陳獨秀﹁跑到反革命那裏去了﹂，是﹁右傾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反對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完全應該的﹂。至新中國成立後，對斯人的評說更為苛刻了，除﹁毛選﹂注釋中保留了對陳的誣陷外，毛還數次在黨內大會和接見外賓時提及﹁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至林彪事發，毛將歷次黨內鬥爭梳理成十次，陳獨秀首當其衝，遂成為﹁頂風還臭八萬里﹂︵﹁文革﹂﹁大批判﹂常用語︶的頭號大壞蛋。

　　其實，毛澤東哪裡不知道陳獨秀是冤枉的？而且，他還明白﹁老先生﹂已成為王明一夥搞政治迫害的坑人陷阱！且看早在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秋毛澤東寫的一通筆記：

　　︵王明︶對於許多聰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區、蘇區、紅軍的主要負責人，則加以流氓式的武斷與威脅，把他們放在托洛茨基及陳獨秀取消派的範疇內，這真是所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後算賬的時機｜｜共產國際宣佈解散了，毛澤東可以無所顧忌地向王明進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筆記修改後拿給了兩位新當選的書記處書記劉少奇與任弼時看，以求得高層間的支持。劉與任都是陳獨秀任總書記時的中共重要幹部。在這之後，中共黨內開展了對黨內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書記﹂王明的凌厲批判。此時，陳獨秀過世已經半年，遠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遠不會知道毛潤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堅決地與﹁老子黨﹂在鬥法了。毛澤東對政治啟蒙老師的感情的確複雜而微妙。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上記載的上面那通在黨的大會上的﹁最高指示﹂，難道沒有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惋惜之意嗎？主政中共之後的毛澤東，為何也跟著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責難陳獨秀？他的這種態度的變化曾讓我大感困惑。起初總以為這是這位土生土長的中國黨的領袖為了討好史達林的權宜之計，後來我才想明白，這應該源自一個重說黨史的久遠謀劃｜｜我從小就熟記並且還登臺表演過的﹁崢嶸歲月史﹂，即：毛主席親手創建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所以，一九五二年頭一回到安慶的毛澤東就沒到他當年的思想導師陳獨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儘管他的一句話讓陳的後人受到了綿綿賞賜。莫非政治家沒有柔腸？難道大人物不講私情？

　　否！就在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心堅如鐵的毛澤東還曾極為罕見地在濟南﹁哭墳﹂，死者雖僅僅是個山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有文章回憶道，那天，毛澤東讓山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專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里山，他手撫黃祖炎烈士的石碑，不僅喃喃而語：﹁祖炎同志，我來看你了。﹂而且還﹁深鞠一躬﹂，甚至﹁淚水順著臉頰慢慢地流下﹂。誰能令主席如此動情？原來，死者曾在瑞金與延安時代兩度做過他的秘書。看來，一代雄主也有傷心時，只是淚向誰彈而已。

　　毛澤東儘管博學，卻也是在登上安慶的土地上之後才知道陳獨秀名字的來由，可見，陳獨秀不被人瞭解的地方實在太多！陳獨秀的譜名叫陳慶同，官名陳乾生，字眾甫。早在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他撰寫著名的︽揚子江形勢論略︾時，還署名﹁陳乾生眾甫﹂，後來廣為人知的﹁仲甫﹂即由﹁眾甫﹂衍變而來。

　　到了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流亡日本的他在章士釗主持的︽甲寅︾上發表文章時，第一次使用了﹁獨秀﹂這個名字。從此，﹁陳獨秀﹂這個大名成了國內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威名。一峰獨秀，這是多麼濃的鄉情，又是何等駭俗的魄力啊！

　　新解密的蘇聯有關文獻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共領袖陳獨秀一點錯都沒有！哪一出失誤不是史達林和他在中國的代表造成的？何曾﹁右傾﹂？何曾﹁投降﹂？什麼時候被﹁嚇破了膽﹂？為什麼要﹁分裂黨﹂？還有，在蘇聯紅軍大舉入侵我中華境內、殺死我一萬多東北邊防軍的﹁中東路事件﹂中，陳獨秀反對提﹁保衛蘇聯﹂的口號有什麼不對？嗚呼！倒楣的陳獨秀，蒙塵的獨秀峰！

　　孜孜於陳獨秀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唐寶林先生從︽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中細細地數過：

　　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蘇聯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共召開一百二十二次會議，做出了七百三十八個決定︵還有共產國際執委會對中國革命做出的無數決議、指示未統計在內｜｜唐注︶。從大的決策，如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對待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方針、北伐戰略的制訂；到小的如何時結束省港大罷工、何時發動上海工人暴動、如何向中國派遣在蘇留學的中國學生、甚至什麼時候找蔣介石談話、應該找誰一起去談、談時要注意什麼，等等，可以說是無所不包。

　　中國黨和領袖就這樣被無微不至地訓導著。更可悲的是，這些有自己頭腦的中國精英們，竟連執行蘇聯人大小決策的主動權也沒有！唐寶林繼續寫道：

　　這些決定通過兩個管道在中國執行：一是直接命令給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及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羅易等，在中國直接執行；二是由共產國際把這些決定做成共產國際決議或批示、命令、訓令等，讓共產國際在華代表直接執行，或由他們佈置給中共中央並監督其執行。同時，中共中央還要受駐華大使及鮑羅廷顧問的領導和監督。

　　夫復何言！陳獨秀還有什麼自主權？中國共產黨還算什麼中國人的黨？陳獨秀冤吶！

　　既來安慶，當然想看看當年安慶城裏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那是那位﹁道台﹂大人修建的大宅院，也是陳獨秀在清末民初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但陳長璞女士悲憤地說：﹁本來還一直存在，只是被當成倉庫和住宅而已。可是，都到了一九八四年，還是被拆除了！﹂現在，陳長璞女士居住的樓房對面，倒有一座舊衙門樓，殘瓦危柱，一任頹敗，正門外懸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安徽池州軍分區﹂的木牌，兩側各有四個毛澤東手寫體的大字：這邊是﹁提高警惕﹂，那邊是﹁保衛祖國﹂。

　　﹁那是明代的安徽布政使司的譙樓，清朝還當官衙用呢。﹂學考古的小范向我介紹道，﹁不過一直不屬於地方管，所以也談不上保護和維修。﹂﹁安慶市的古建築原來很多，現在已經很少見了。﹂姚中亮自嘲地笑道，﹁我們博物館和隔壁的迎江寺可都是古建築，但人家廟裏的香火盛得很，所以修得蠻像樣子。我們博物館沒錢修，館裏的不少辦公桌還用五六十年代的呢！﹂陳長璞一聲嘆息：﹁我們﹃文革﹄期間﹃破四舊﹄破得太徹底了，﹃文革﹄之後又拆了不少不該拆的古建築，所以，安慶的歷史遺存太少，向國家申報﹃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就總也批不下來……﹂

　　歷代的長江名府，清朝的安徽省會，堂堂的安慶居然不算﹁歷史文化名城﹂！震驚之餘，我非常冒昧地想起了一句成語｜｜自作自受。然而，當車子駛往北關的陳獨秀墓時，我卻分明看到鬧市區正在新建大片的仿古建築。一邊是大肆拆除歷史建築，一邊卻在偽造古房大興土木，路牌上的﹁舊城改造工程﹂看得直讓人眼冒金星！咳！長江邊上的安慶，正如同黃海邊上的青島｜｜德國建築一條街︵廣西路︶拆得差不多了，再拆日本建築群︵遼寧路、聊城路一帶︶，現在又盯上了民國建築一條街︵中山路︶，一任復一任，文物盡沉淪！然後，再花一大筆錢在原址上蓋一些一點特色也沒有的全國統一模樣的新樓房！想想這種極功利的﹁開發﹂與﹁建設﹂，真讓人欲哭無淚！其實也不獨安慶與青島，北京的平安大街不也如此嗎？放眼看去，全國哪裡看不到這樣一道讓人揪心的街景呢？陳獨秀墓，會不會也被﹁改造﹂得讓人揪心呢？陳長璞淡淡一笑，說：看過你就知道了。

　　北出安慶市區沒多遠，就有一方路標指向西行的公路：﹁陳獨秀墓﹂。路已失修，載重卡車、手扶拖拉機來來往往，捲起滾滾浮塵。路兩邊多是些小型企業，院牆上無一例外地描畫著花花綠綠的標語廣告，其中﹁獨秀武校﹂和﹁秀峰房地產公司﹂的大字格外讓我注目。哦，那座獨秀峰已經近了，聰明的安慶人已經開始知道借用先人的名人效應了。只是，太囂張的塵土和太無序的廠房遮了我的望眼，我對完整獨秀峰的仰望的想法過於天真，眼前的獨秀峰是一聯支離破碎的市井組畫：落滿浮土的綠樹，裸出褐石的山坡，雜亂無章的民居，濃煙洶湧的企業……原先我以為獨秀峰該如灕江兩岸的那些綠綠的峰一樣雄奇而青翠呢！

　　路愈發坎坷，載重車捲起的塵也愈發囂張。經過一座風塵滾滾的水泥廠後，眼前才稍晴。山也漸顯其青，田也漸顯其綠。拐過一片水杉林後，見到一座舊院。司機把車停進了院裏。院內是一座二層小樓，樓欄上橫著一條紅色的布幅：

　　陳獨秀生平陳列館

　　我顧不上參觀陳列館，急急地往杉林那邊走去｜｜因為我已經從翠翠的枝葉間看到了一座簇新的墓丘。走過一片水塘，一座兩層墓臺上的半圓形大墓出現在眼前。墓前，高高的黑石碑上鐫著一行塗著金粉的大字：

　　陳獨秀先生之墓

　　寬闊整潔的石砌墓道，氣勢不凡的高大墓台，傳統工藝的雕石欄杆，氣度森嚴的松杉林帶，使這座新墓確實很莊嚴也很豪華了。然而，我竟感到了隱隱的失望！瞅一眼身邊神色凝重的陳女士，我只囁嚅了一句：不像啊……哪知，一旁的陳長璞也點起了頭：﹁是啊，我們不滿意。﹂一襲黑衣裙的陳長璞離我遠遠的，似不忍走上高大的墓台，﹁新墓修好後，我反倒不願來了，真的，今天不是為陪你，我是不會來的。﹂

　　直言不諱，真乃獨秀先生之後也！真的，真是不像我心中的陳墓，倒像民國時代的哪位軍政界顯要的陵寢｜｜像我看過的長沙嶽麓山中的黃興、蔡鍔的墓？抑或，像南京鐘山裏的廖仲愷、譚延他們的墓？唯獨不像一個畢生鼓吹民主與科學的大思想家、一個宣導並領導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文學家、一個主持過最先進的政黨的大政治家的歸宿。

　　我很快就與陳獨秀的後人有了相同的遺憾：墓應該保持原貌，以昭示陳獨秀先生的平民意識和歷史滄桑感；現在這座高達四米的大塚與闊達九百平方米的兩層墓台，與畢生追求民主的故人的身世不符。而且，集古代書法大家歐陽詢的字鐫刻的碑文也讓人略感硌眼｜｜稱﹁陳獨秀先生﹂準確嗎？按現時中國的政治習慣，﹁先生﹂只用於稱中共以外的其他黨派或無黨派的﹁民主人士﹂，陳獨秀青年時即投身革命生涯，在同盟會時即被叫成﹁同志﹂，之後，他手創了中國共產黨，且至死也沒放棄追求真理的政治活動，稱﹁同志﹂何嘗不可？

　　面對一代先哲的亡靈，面對先哲的襟懷坦蕩的後人，我一時無語。便俯身在腳下的野草地裏覓得幾株無名的黃花，集成束，恭敬趨至墓前，雙手捧至碑座上，然後，為這座新碑輕拭浮塵。正值﹁七一﹂期間，沒有官方的大花籃，卻有一簇開敗了的鮮花置於碑座下，一頁白紙粘在黑黝黝的大理石碑座上，上面並不講究的毛筆字寫得人心發熱：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飲水思源瞻仰我黨創立人陳獨秀先生陵墓

　　﹁這些年來，總有人自願地來墓上獻花，也寫這類字，我們也不知道都是誰。﹂陳長璞有些感動地說。這時，一隊小學生熙熙攘攘地列隊而來。當地的老師們無疑把這裏當成了未掛牌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陳長璞說，只在爺爺生日或忌日時，安慶市政協和陳獨秀研究會的會員們在墓地舉行紀念活動。看來，性急的安慶人已在民間為自家產生的世紀偉人平反了。從陳長璞的講述和有關資料中，我知道了這座不尋常的墳塋的變遷。

　　陳獨秀墓前，擺放著人們自發敬獻的鮮花……

　　此地為安慶北郊十里鄉葉家沖，現名林業村。我看到的附近的那座二層小樓，原先是林場辦公室，一九九五年被安慶市政府租下，辟為陳獨秀史料陳列館和陳墓管理辦公室。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六月，陳松年將父母合葬後，並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陳獨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陳獨秀最早的名與字：

　　先考陳公乾生字仲甫之墓子松鶴年泣立

　　延年與喬年，早已與父親相逢於九泉之下，所以他倆的名字打上了黑框；鶴年乃陳獨秀與高君曼所生之子，解放前去了香港。守在墓前的，只有松年一家。共和國成立後的頭十幾年裏，松年每年尚能前來掃墓，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陳家人幾乎再未至此。

　　令我頗感意外的是，陳松年一家在那場全民族的劫難中，並未遭受過分的折磨！比比陳長璞那位姑姑的九死一生，陳松年一家像是受了神靈的護佑。陳長璞的那位姑姑叫陳子美，是祖父與姨祖母高君曼同居後第二年所生的女兒，也是鶴年的姐姐。﹁文革﹂期間，陳子美因系陳獨秀之小女兒而備受凌辱甚至毒打，一九七○年前後失蹤。

　　世人咸謂斯人已自盡矣，有的陳獨秀傳記中還注明﹁陳子美死於十年動亂中﹂。然而，誰也想不到，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四日的︽環球時報︾上，竟刊發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對陳子美老人的專訪，原來，陳子美尚在人間，且在美國，時正面臨生存危機！

　　該文披露，當年，陳子美實在無法忍受非人的折磨，竟以五十八歲的老嫗之軀泅海偷渡，而維繫其性命的，只有綁在身上的五六隻醬油桶！蒼天保佑，她居然成功地抵達香港。怕被港英當局遣送回國，未等見其弟︵鶴年︶，陳子美便又經千辛萬苦亡命美國，直至一九八九年才成為美國公民。這個苦命的女人，把兩個兒子接到了美國，豈料一九九一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後，卻發現全部積蓄與財產被兒子拿走，從此只好靠政府補助金過活，因積欠房租一萬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訴至法院，若不在規定的期限內繳足欠款，八十八歲的她就只能流落街頭！老人只籌得兩千美元，但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當地報紙披露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後，紐約市政當局已應其本人要求提請法院延期審理此案，並資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

　　國內主持陳獨秀研究會的唐寶林聞此訊後，一邊發動會員捐款，一邊上書中共中央辦公廳籲請緊急救助，後得上級通知：﹁中華海外聯誼會﹂已將九千美元匯給了陳子美老人。一個月後，在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以中國國家元首身份訪問美國期間，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派出兩位領事攜鮮花前往老人的住處探望，並表示：以後有事可電話求助。老人遂於次日在住處召見記者，發表書面聲明對中國總領事館致謝。陳獨秀之女的困境遂暫告解除。這段真實的故事，是兩位一直研究陳獨秀的專家唐寶林先生和李銀德先生提供給我的。

　　知道了﹁庶女﹂陳子美的悲劇，就愈發想瞭解﹁嫡子﹂松年一家﹁文革﹂時保全之底蘊。問陳長璞：舉國動盪，安徽尤甚，你們一家，憑甚倖免於難？她竟答：我們也不知道。我遂妄自揣測：很可能是偉大領袖當年的那句話還在發揮餘熱，要麼是他老人家乾脆給安徽方面打過招呼而你們依然不知道罷了！陳長璞聽得猶豫了，俄爾，笑笑，說：也可能。

　　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是陳獨秀百年誕辰之日。這一年，安徽省文聯某人要看陳獨秀墓，松年奉命陪同。令松年先生吃驚的是，那一片墳堆幾乎已淪為平地，碑已全不知了去向！是啊，長年無人祭掃的墓丘，怎抵得了春風秋雨的剝蝕？幸好找到當年抬棺的一位老農，才在老農的指點下於樹林叢中找到原墓的位置。殮陳獨秀的是朋友贈的楠木棺，重得很，當年雇了八個壯漢才抬得動，所以老農記得起來。為不再找錯，陳松年特意在身邊的一株杉樹上留下了明顯的刻痕。

　　然而，下次再來，那株大樹卻已隨整個杉林被砍伐！陳松年真真慌了，索性斗膽給安慶有關部門寫信，要求重修陳獨秀墓。那時，舉國一心，﹁撥亂反正﹂，他們很快得到了答覆：以家屬名義重修，錢由官方出。儘管只有區區二百元人民幣，只夠清理荒蕪培土立碑重壘一座如百姓塚塋無異的墳頭，但這畢竟是共產黨政權對生於斯葬於斯的陳獨秀的正在轉變中的態度啊！於是，有了陳獨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西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喬年松年鶴年泣立從﹁乾生、仲甫﹂，到﹁仲甫、獨秀﹂，蒼天在一日日轉晴，公理在一年年復蘇。到了一九八一年五月，如先祖一樣直率的陳長璞為爺爺的﹁歷史遺留問題﹂徑直上書中共中央。此信有幸被復出權力中樞的鄧小平讀到，極富政治智慧的鄧公，未對陳獨秀作任何新的評價，只就墳墓一節作出批示：

　　陳獨秀墓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重修，並望報中央。

　　得鄧小平批示，安慶市財政再撥款二萬元，第二次修墓｜｜比第一次多了一百倍。這一次，土丘加大，直徑三米，周身砌上水泥，但墳頂卻未封，依任黃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蓋棺而論未定。地面鋪上石板，墓周新加石欄，碑也推倒重立，高達兩米的碑上只極簡略地鐫著安徽黃山畫院院長張建中題寫的﹁陳獨秀之墓﹂五個字，既不能稱﹁同志﹂也不該叫﹁先生﹂，子嗣們的名字也不再出現在碑上。竣工後，陳獨秀墓成為安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陳家人意猶未盡，又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恢復陳獨秀的中共黨籍。後來擔任過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鄭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裏寫過此事：

　　一九八四年初……中央書記處專門開會討論了這個問題，認為不應當恢復陳獨秀的黨籍，但指示中央黨史研究室寫一篇評價陳獨秀一生活動的文章，澄清過去的歷史是非，使這個黨的重要歷史人物得以恢復其本來面目。

　　鄭文還提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看過送審稿後，親自召集了胡喬木、胡繩和鄭惠等人開會：

　　耀邦同志在會上反覆強調對重要的歷史人物的評價一定要非常慎重。……過去很長時期對陳予以全盤否定是不公正的。陳在本世紀的最初二十幾年中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勞，後來犯了錯誤，但也不能將大革命的失敗完全歸咎於陳。

　　不知為什麼，黨的總書記親自組織和審定的這篇︽關於陳獨秀一生活動的評價︾，於一年後才發表，而且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由於學術性載體本身的有限影響，文章中的那些對陳獨秀的空前公允的評價，如﹁陳獨秀一度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傑出人物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他在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上做出了重要貢獻﹂等，自然也就沒能成為一種讓全社會聽得到的主流的聲音。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眼瞅著為陳獨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遙了，卻不知為何，又杳無音信了。悠悠十餘載，君問歸期未有期！反倒是正當中共高層討論是否該為本黨的首任總書記恢復名譽的這一年裏，陳獨秀在安慶的故居被拆除了。性情如其祖父的陳長璞等堅信冰雪終將消融，她們一代，她們的下一代，還在致信中南海，要求還陳獨秀一個清白。

　　這位文物局的副局長沒有向我詳說上書中央的過程，更沒談及安慶地方官員對陳獨秀的態度，但我還是從別處知道了一件鮮為人知的﹁安慶政聞﹂｜｜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督查局的兩位正局級官員來到安慶，專項督辦李鐵映、曾慶紅關於陳獨秀故居及墓地修復批示的落實情況，並當著安慶市委書記等人的面說過這樣一些措辭嚴厲的話：﹁一九八四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召開過，已不是非常時期，陳獨秀故居為什麼要拆除？﹂﹁對陳獨秀墓的維修保護，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麻木不仁了，不能一年是這個樣子，兩年是這個樣子，五年還是這個樣子﹂；﹁李鐵映、曾慶紅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的批辦件，不是一般的批辦件，而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務，市委、市政府必須高度重視。﹂由於中南海的督促，安慶的﹁陳獨秀工程﹂終於有了突破性進展。

　　一九九九年五月，亦即中央督查大員離去半年之後，安慶市委書記主持召開了國家級的﹁陳獨秀墓規劃設計專家論證會﹂，通過了安慶市規劃設計院的設計方案，即未來的陳獨秀墓將成安慶市的市級公園，以陳墓為核心，周圍將建起入口廣場、徽式牌樓門、陳列館、紀念廣場、塑像、獨秀亭、詠詩亭、六字軒、延年與喬年紀念亭和碑廊等，占地面積將達到十一公頃；參拜者若從安慶城裏來，再不必重復我來時經過的那條顛簸不堪的土路，一條寬二十米的高等級公路將從環城路直通過來，路名就叫﹁獨秀路﹂！現在我所看到的，只是一期工程，由國家文物局撥出專項資金，安慶市政府給予配套資金，總投資高達一百二十萬元！國家文物局向來只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撥款，把只是省級文物的陳墓列為﹁九五﹂全國重點文物維修專案之一，算是為陳獨秀破例矣！

　　未來的藍圖確實鼓舞人心，只是什麼時候，壓在故人棺木上的那些腐土爛葉才能被徹底清除，把一顆久被壓抑的靈魂釋放到朗朗天日下，化作一尊超凡脫俗的雕像，讓世人景仰？我瞅著預留的塑像位置犯起杞人之憂：那尊像什麼時候才能被允許立起？它的材料是花崗岩的，還是青銅的？它的風格是寫實的，還是寫意的？它的體量是普通人一樣親切，還是山一樣偉岸？……

　　離開墓地，我們回到了陳獨秀史料陳列館。一個借用的林場辦公室，當然就簡陋得不成樣子，上下兩層樓房，分設五個展廳，收展陳獨秀生平的資料、圖片、著作、手稿、文物一百五十二件，陳長璞一家為此奉獻多多。在二樓一間佈置成陳獨秀生前起居室的展室裏，我看到了那幀劉海粟老人的奉獻｜｜陳獨秀寫給畫家的書法對聯：

　　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我知道這幅遺墨的來歷：當年，劉海粟自國外回來，慕名進獄探訪陳獨秀，並求其墨。獄中人揮毫寫下心志，令畫師大為激動！而今，我也實在忍不住激動，趁別無參觀者，央求陳長璞恩准我進入欄杆之內留影志念。陳笑允。我遂進入獨秀先生的﹁房間﹂，坐在先哲坐過的舊椅子上，讓小范把我疊印在這幀氣勢若虹的遺墨下。但願今生有此聯醍醐灌頂。

　　安慶的陳獨秀故居不知是否會重建，但故人在上海灘的一處完整的住宅卻一直沒辟為紀念館。早在來安慶謁陳獨秀墓之前的兩年，我即探尋過那幢弄堂裏的房子。那是二○○○年一月七日上午，一場連綿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東找去，尋找在中國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漁陽裏二號﹂。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確該歸咎於一輩復一輩過於擁擠的生存空間：一條極破敗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個居委會；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裏，老人正哄著孫兒在陶然地看電視。

　　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裏長大的青年女人，出污泥而不染，雖住處陳舊，但衣著與精神頭兒都十分光鮮，一匯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閨秀春遊探芳一般。南昌路一百弄內沒有擎著花傘走出的光鮮小女子。冷雨把許多人堵在了家中。無人可問，我只得自己憑感覺看門牌摸進去：一號？不對！二號？有點像。我收了傘，鑽進了黑黝黝的窄小門洞內，昏天黑地地喊了一聲：有人在家嗎？旁邊傳出來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話。我趕緊自報家門：我，外地的一個記者，來找當年的︽新青年︾編輯部。眼前亮了，一個壯實與樸實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開了門，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這裏，請進吧。我找到了！我竟然一個人找到了陳獨秀故居！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六月，三十六歲的陳獨秀從日本回國，來到了上海。這是陳獨秀第四次客居上海。頭一次，十二年前，這個從日本回鄉的二十四歲的青年﹁亂黨﹂，因舉辦了一系列煽動推翻清政府的演說而被安徽巡撫聶緝規指名通緝，他只好逃往上海躲了一段時間。

　　次年，潛回安徽蕪湖創辦了影響極大的︽安徽俗話報︾的陳獨秀又來上海，這次是參與﹁暗殺團﹂活動。試驗炸藥時，事泄，多人被捕，他僥倖逃逸。但他自此放棄了這種針對某個人的極端行動，認為這不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運動。第三次抵滬，和十年前一樣，還是來避難。

　　儘管已是民國了，儘管他曾任中華民國地方政府的實權人物，但因參與了公開反對當朝大總統的﹁討袁﹂行動而受到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省長︶倪嗣沖的追捕︵通緝令上，他名列第一︶，這位安徽都督府秘書長、顧問不得不亡命於十里洋場。那一年，他靠給報章寫文章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過得極苦。後來，他曾以﹁獨秀山民﹂筆名在章士釗辦的︽甲寅︾上發表文章，言及滬上生活之慘狀：

　　寒士賣文為生，已為天下至苦之境。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下︺

　　一年後，陳獨秀又告別了高君曼與剛一歲的兒子鶴年，隻身去了日本。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赴日，這次的東瀛之行，使他與李大釗等一批發憤改造中國的年輕革命者結下了很深的情誼，也使這位激情萬丈的思想家與革命家充足了電。他不再安於躲在異國的榻榻米上靠在別人主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來指導人民的思想，他要到爭取民主的最前線親自上陣拼殺！最後一次回到國內的陳獨秀，給自己定好了﹁崗位責任制﹂，即：辦一份挽救中國人靈魂的刊物。他的動機十分明確：

　　欲使共和名副其實，必須改變人的思想；要改變思想，須辦雜誌。

　　他有過辦雜誌的成功經驗：晚清時，他在家鄉辦過影響極大的︽安徽俗話報︾，三千份的發行量成為國內白話報刊之最；在日本時，他幫助章士釗編輯過︽甲寅︾，與李大釗等的相識，即源自該刊上的文字之交。民國初年，論寫論編，陳獨秀都無愧為國內一流人才；論思想之深刻，更是無人比擬。所以，壯志雄心的陳獨秀借群益書社之殼，於當年的九月十五日出版發行了劃時代的︽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號裏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個人就撰寫了十三篇！

　　後因基督教上海青年會主辦的週報︽上海青年︾找上門來，稱有混名之嫌，陳獨秀遂自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號起，把刊名改為了︽新青年︾。眾所周知，︽新青年︾的創刊，標誌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從此，陳獨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喚醒中國先進知識份子睡夢的晨鐘，成了召集隊伍向舊傳統舊文化進攻的傳令書｜｜後來成為國共兩黨精英的那一代人，哪個不曾被陳獨秀的聲音感動得熱血沸騰並因此而投身於自己認定的政治目標？

　　兩年後，陳獨秀應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學任教，除了帶去了高君曼及一雙兒女外，還帶去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雜誌。蔡先生胸寬如海，陳獨秀如魚得水，他的刊物在京得到李大釗、胡適、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新文化運動幹將的參與後，更成為一個時代的號角和整個世紀的旗幟。在北京的日子裏，這位風風火火的﹁總司令﹂，講學，撰稿，交友，演講，甚至撒傳單，像旋風一樣掀起了中國近代的一場思想大啟蒙運動。

　　現在，誰都得承認：沒有陳獨秀所領導的那一場﹁五四﹂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現代中國的大批傑出政治、軍事、文化人才的湧現。所以毛澤東也承認，沒有五四運動，也就不會有日後中國共產黨的問世。嗚呼！漫漫中國歷史上，有幾位在野的思想家的號令，能令整個中國的知識份子如此感佩如此回應如此奮起並因此而改變了民族的命運？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六月至九月，陳獨秀第一次入獄。北洋政府迫於空前強大的社會壓力，只得釋放了這位知識界的精神領袖。

　　翌年二月，在新一輪牢獄之災降臨之前，李大釗掩護他乘騾車逃離京城，然後南下上海。一如兩年前北上，這次，他又把︽新青年︾帶回了其發祥地。他成了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的新主人。本來這裏是柏文蔚在滬的寓所。辛亥革命後，柏氏出任安徽都督時，聘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差一點讓陳獨秀丟了命的皖省討袁行動，也正是這位柏先生主持的。

　　陳與柏之情誼很有點像後來的越南共產黨領袖胡志明對毛澤東所言，是﹁同志加兄弟﹂。一峰獨秀，萬山景仰。陳獨秀已為中國思想知識界的精神聖哲，而︽新青年︾則成為所有進步青年心中的聖經。聖哲的故居，聖經的誕生地，能不竭誠拜謁嗎？

　　眼前這位房東大哥姓趙，五十三歲，這間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在上海美術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一張舊沙發占了半壁江山，那邊是一張窄窄的雙人床，他的兒子正在臥床而眠，被我這不速之客擾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個用角鐵搭起的吊鋪。這難免使人想到了過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間。當然，這不是亭子間，亭子間在樓上。房東大哥說：陳獨秀原來住在樓上，亭子間就是他的客房，樓下的這間屋子，是陳獨秀當年的會客室和中共中央辦公室。說著，他把手指向了牆上。牆上，嵌著一塊白色大理石標牌，牌上有一段塗著金粉的字：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領導當時黨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部在這裏辦公，毛澤東同志也曾一度在這裏工作。

　　居然沒一個字提到陳獨秀！也許，就是嵌這標牌的地方，當時陳獨秀掛了一塊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氣地寫著一行字：

　　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

　　不知這個﹁限時令﹂對革命同志是否適用。民國九年︵一九二○年︶春天住進這裏的陳獨秀，把他的家當成了︽新青年︾編輯部，更當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建辦公室。一位神秘的俄羅斯男子，就曾在一位滿口山東平度口音的大個子中國人的陪同下，頻繁造訪此宅，十五分鐘對於主客談的重大話題來說，顯然太短太短！這位﹁老毛子﹂叫﹁吳廷康﹂︵即維經斯基，亦譯威金斯基︶，但﹁吳先生﹂的來歷只有陳獨秀本人知道，甚至連在北京寫信介紹他來滬的李大釗也不知道，忠厚的大釗先生只以為這是俄籍同事介紹來的一位元符拉迪沃斯托克記者呢！其實維經斯基是一位蘇共特使，那位陪同者是位華裔蘇共黨員、早年從山東平度闖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華僑領袖楊明齋。

　　他們來華的目的十分明確，即考察中國各種激進的政治團體的實力，進而組建中國共產黨。新解密的史料證明，當初，比之手無寸鐵只會講書辦刊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蘇共決策層更勢利地看好了擁有南方割據政權和國內第一大黨的孫文博士。也就是說，他們本來打算讓國民黨的﹁教父﹂孫中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與領導者！只因孫氏不為所用，他們才轉而選擇了﹁南陳北李﹂這些勢力尚小的但卻理想純真的馬克思主義者。

　　維經斯基的多次造訪，完善了陳獨秀的建黨思路。民國九年︵一九二○︶八月某日，陳獨秀與楊明齋、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李達和施存統在此宅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他們共同起草了黨綱，並推舉陳獨秀為本黨總書記。當今世界第一大政黨，就是這樣在上海的陳獨秀的家中成立的。之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在此宅內成立起來。必須說明的是，無論﹁CP﹂︵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簡稱︶，還是﹁CY﹂︵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簡稱︶，每次開會，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在場。

　　關於中共的建黨日期和地點，其實最早的一批中共黨員張國燾和張申府都在回憶文章裏寫過。張國燾說，是年八月底，他從上海回到北京後，把與陳的談話經過告訴了李大釗，﹁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張申府則寫過，那一年的九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羅素，﹁就住在漁陽裏二號陳獨秀家裏，這就是當時黨部所在。……從上海回京後，我把和陳獨秀談的情況告訴了李守常﹂。這比人們習慣的建黨日期一九二一年七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陳獨秀與李大釗頻繁聯繫，並分頭致信天津、武漢、長沙、濟南等地的共產主義者，這才有了一年之後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庫門房子裏的召開。

　　後來，隨著陳獨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別是共和國成立之後，人們耳熟能詳的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與會的湖南省代表毛澤東成了中共創始人，而前一年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上海組﹂或﹁中共上海發起組﹂。如今，中共黨史專家已經把中共﹁一大﹂的準確日期考察清楚了，即並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而是該年的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但權威教科書還是沒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創立的問題說清楚。

　　顯然，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日期說成了建黨日，並不確切，恰如人們不能把一九二四年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認定為該黨的成立日一樣，因為國民黨早在十二年前的一九一二年即已宣告成立。因陳獨秀而籠罩在中共黨史上空的迷霧實在太濃！

　　民國九年︵一九二○年︶的陳獨秀頭上沒有迷霧，這位導師像陽光一樣暖熱了許多熱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斷接見前來求教者，這其中，就有在北京時見過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澤東，當得知毛潤之欲回湖南興辦文化書店卻囊中羞澀後，陳獨秀甚至親自為其在亞東圖書館作保三百大洋！

　　後來，在大西北的窯洞裏，毛澤東就曾感慨過：就是在上海與陳獨秀的一次長談之後，他才開始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啊，對這些如饑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們來說，十五分鐘的時間怎麼能夠？建黨之後的陳獨秀，成了職業革命家，他的︽新青年︾從第八卷開始成了本黨的機關刊。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號後，︽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廣州復刊時，主編已是瞿秋白，刊物內容也不再是為全社會所追捧的綜合性雜誌，而成為中共中央理論性刊物。陳獨秀時代的︽新青年︾不復存在，但由此刊哺養大的一代﹁新青年﹂卻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新青年︾不朽！

　　當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國共產黨黨刊︽共產黨︾都是陳獨秀在家編輯的。這麼狹小的院落，如此侷促的房間，哪裡是編輯部？我想上樓看看。房東大哥點頭：可以，樓上擠著三家人，不過，都不在家。樓梯昏暗如舊社會，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五的閃光燈照耀一下攀登的方向。木梯咚咚，略帶回音。想到當年陳獨秀與一班革命黨人匆匆上下時的情景，心裏就隱隱發熱。樓上只兩個門，但全掛著鐵鎖，遮著窗簾的玻璃窗讓我什麼也沒看見。

　　一間大屋，應該是陳獨秀當年與高君曼的臥室；另外小間，則是亭子間無疑，陳獨秀把它當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來滬，就曾在此暫住。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十月四日下午，陳獨秀正在樓上午睡，忽聽天井裏一陣嘈雜，他趿鞋下樓探看，卻見剛才被高君曼拉著打牌的楊明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慶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圍住，於是，他和所有在場者，以及積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戰利品。因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先生花了大價錢聘得著名的洋律師並暗箱操作過，兩天後陳獨秀被放回家中，巨額罰款也是那位馬林提供的。一年後的八月五日中午時分，巡捕再次闖進此宅逮捕了陳獨秀。這一次，他在法國人的監獄裏呆了十幾天，也是法租界迫於社會輿論判罰大洋四百元後釋放了他。

　　對了，陳獨秀還有一次在石庫門房子裏被捉拿，只不過那是被﹁自己人﹂誤捉，虛驚一場。那是﹁五卅﹂運動期間，陳總書記帶中共秘書處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著的石庫門房子裏，這一老一少的行動難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內一會兒，突然房外有人拍門山響，一開門，卻被一夥人撲翻在地並縛將起來。

　　陳、任二人自不敢報家門，那夥人遂以抓到兩個奸細的興奮心情將其押解至上海總工會，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領袖出面接收的。那位青年工運領袖一見老﹁奸細﹂，稍一怔，連忙當眾厲聲審問。待二人招供並非壞人後，便馬上下令將二人釋放。

　　出門後的陳總書記一定和任作民相視大笑，因為他們知道，抓他們的乃發動起來了的警覺過分了的工人糾察隊的弟兄們，而﹁審問﹂並釋放他們的，乃本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同志。因黨的最高領導的身份不便暴露，機敏的劉少奇只得不動聲色地將戲演了下來。此事絕少人知道，若不是鄭超麟偶從一位地下交通員處聞知，此次﹁被捕﹂真要絕版矣！

　　從樓上回到樓下，再看嵌進人家私宅裏的那塊皇皇石牌，覺得格外彆扭。鑲在屋內，要給誰看？真難為了這位寬厚的大哥一家人，怎麼會同意文物部門把應該嵌在大門外或大街上的標牌安進了狹小的居室裏！是有感於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還是希冀這塊來頭極大的金牌如鎮宅之﹁泰山石敢當﹂一樣保佑一家人平安？這位十分好客的﹁阿拉﹂說，現在好多人打聽到了這裏，中央電視臺和上海電視臺也來拍過好多次，都說這裏應該開闢為紀念館。﹁我們住戶是很願意倒出來的了！﹂大哥還說，這房子的大門外，是有標牌的，你進的是後門，所以沒看到。從石庫門出來，見牆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標誌牌：

　　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上海市人民委員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佈

　　此牌之上，還有塊小小的黑大理石銘牌，只兩行字：

　　陳獨秀曾在此居住還是沒說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共的正宗發祥地，也是共青團的發祥地；還遠不能與其歷史地位相符，即應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之不遠處，有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外國語社舊址，更有參觀者川流不息的興業路七十六號中共﹁一大﹂會址。這些極重要的二十世紀遺宅，除最後一個已為﹁全國重點﹂並重修得像豪宅一樣之外，其他幾處都被單位或居民佔用。

　　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厭其大；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長高。砌的是錢，墊的卻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們會想起南昌路一百弄裏的這幢石庫門房子，把這小院裏的極少幾戶人家動員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淨心焚香，祈其魂兮歸來！

　　走出弄堂，大街上淒雨依然。匆匆駛過的電車濺起骯髒的積水，竟讓我想起久居上海灘的那位美國人鮑威爾描述過的二十年代時的上海街景：

　　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彙聚到中國，幫助推動革命，附帶著享用第三國際從俄國農夫和全世界工人階級那裏收集來的可觀資金。那些政治權術家，在他們的祖國行動時，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車，但來到中國後很快發現，嶄新的美國汽車是他們在華活動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國在上海的汽車代理商因此大賺了一票。

　　美國共產黨領袖厄爾．白勞德曾到上海一行，他對這種大肆揮霍的風氣予以勸阻，在一次歡迎他的盛大宴會上，除了黑麵包和白開水之外，他什麼也沒吃。他說，這都是俄國農民為了支援中國革命，忍饑挨餓積攢起來的錢，一分一厘來之不易。

　　但是白勞德到達上海太遲了，一些俄國顧問專制、獨裁的做法，已經招致許多國民黨人的不滿，雙方關係日漸疏遠。我曾就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情形請教過白勞德，他憤慨地指責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著轎車，到處兜風，出席宴會，而俄國和中國的農夫、工人卻正在餓著肚子！﹂想起這位大記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是否出席了那個歡迎美國共產黨領袖的宴會？他們是否會像那位白勞德先生一樣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們感到憤懣？說到底，他們知道蘇聯政府為中國如此耗費是到底是為了什麼嗎？被推上政黨領袖位置上的陳獨秀，生活在怎樣一個被異化了的空間裏啊！

　　這個人不怕苦。在日本辦︽甲寅︾雜誌時，他﹁足不出戶﹂，﹁頭面不洗﹂，衣服更無暇更換。某晨，主編章士釗見陳的貼身衣裳上﹁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時，不禁驚問：﹁仲甫，是何物耶？﹂他卻慢慢地看了看，平靜地答曰：﹁蝨子。﹂回到國內辦那份著名的︽安徽俗話報︾時，要寄宿別人家。人家說：這裏每天只吃兩頓稀粥，清苦得很！他卻平淡地回答：﹁就吃兩頓稀粥好。﹂

　　這個人不畏死。在安徽時因當面痛斥大兵而被縛緊，擬就地槍決。他竟毫不在乎地說：﹁要槍決，就快點罷！﹂在他最後一次被捕時，在從上海押解南京的夜行列車上，同案人無不難以成寐，獨他一人在酣然大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樣的人何事不成？

　　這個人不圖名。三十二歲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書長了︵怎麼也算個副省級了吧？︶，卻自動請辭甘作﹁討袁﹂幕僚，失敗後更跑到上海灘當起了普通編輯。

　　這個人不計利。本來家產不薄，在北大當教授待遇也極高︵月薪三百大洋︶，但卻為了理想情願南下作了職業革命家。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一位英國左翼領袖來滬與陳獨秀會晤，問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傳的那樣﹁家擁鉅資﹂？他指著隔壁房間的黨內外文件說：﹁吾之財產，全在乎此！﹂既不索名，也不求利，這樣的人能不超脫？

　　然而，陳獨秀沒有成功，也沒有超脫，相反，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斷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適所說的﹁終身的反對派﹂。是的，他畢生都在執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終身都在反對那些似是而非的偽真理。這就是他的﹁怕﹂，這也就是他的﹁圖﹂：怕用了人家的錢就無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尋找真理；圖中國共產黨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業。

　　既有大怕，又有大圖，他能不失敗？當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陳獨秀者，當時仍不能看透蘇聯人的心思，因為他不得不靠蘇聯人提供的充裕資金開展工作。本來他堅決反對讓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本來他拒絕本黨靠蘇聯人的活動經費生存，本來他不肯同意與國民黨合作更不支援﹁北伐﹂︵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蔣介石借北伐殘害了中共，並成了統一全國的新軍閥︶。

　　但是，因成了沒有社會職業的職業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產國際的代表用重金把他從獄中活動出來的，因要服從﹁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只得屈從，成為靠盧布潤滑的一架高速旋轉在中國政局上的機器｜｜資料顯示，整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撤至江西蘇區前，絕大部分黨的經費都是共產國際的特使們秘密帶來的！且聽陳總書記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報告中說的這句話：

　　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不妨再讀一份中共中央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

　　……我們對共產國際有兩個要求：

　　一、儘量多派些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中國學生同志回國工作。

　　二、為我們追加資助以下事宜的款項：
一．︽嚮導︾二百元
二．小冊子和傳單二百元
三．在地方巡視的中央視察代表︵二人︶二百四十元
四．天津黨組織一百五十元
五．鄭州黨組織七十元
六．安源黨組織三十元
七．長沙黨組織三十元
八．漢口黨組織六十元
九．上海黨組織六十元
十．山東黨組織六十元
十一．河南宣傳專員︵二人︶六十元
十二．……︵以下略︶

　　共計一千四百元把預算增加到這個數位是必要的，請核准。我們希望從四月起，連同以前批准的預算，你們每月按時給我們寄來共計三千六百五十元︵中國元︶。再有，按以前批准的二千二百五十元預算，我們在一、二、三三個月應收到六千七百五十元，而你們給我們寄來三千四百二十三美元，僅相當於五千八百八十七中國元，因此還差八百六十三元。這個數字我們還要求補上。以後請給我們寄金盧布或有追加的美元。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

　　馬克思主義一條基本原理，叫﹁存在決定意識﹂。的確如此，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就一直被盧布﹁決定﹂著。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暮春，陳獨秀被迫辭去總書記職。當時黨內指責他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造成大革命失敗，而原因竟是｜｜

　　因為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史達林同志的英明領導！

　　真是天大的玩笑！事實已經證明：恰恰是因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執行了﹁遠方﹂的﹁英明領導﹂，才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且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罪狀﹂和七十年後人們才瞭解的事實真相｜｜

　　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主動放棄了中共對大革命的領導權︵有指令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一批中共黨員辭職的檔為憑︶；在反共的﹁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他反對陳延年︵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周恩來︵中共軍委書記︶、毛澤東︵中共農委書記︶的對蔣介石進行反擊的主張，反倒採取了﹁妥協政策﹂︵有他公開發表的文章為證︶；他反對軍事北伐；他放棄統一戰線，屢次提出讓中共退出國民黨；他批評急風暴雨般的農民運動；甚至在﹁四．一二政變﹂發生後，他還反對中共掌握武裝。因此，大革命失敗了，黨的一把手罪責難逃！

　　實際上，聯共︵布︶中央壓根兒沒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識份子的中共，他們先去拉攏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吳佩孚，失敗後又去聯絡佔據華南一隅的孫中山，他們派給國民黨的總顧問鮑羅廷比國民黨人更不屑於與陳獨秀們打交道。

　　你要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他們就指令﹁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共產國際東方部政治書記瓦西裏耶夫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讓更多的人進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他們就批評你要﹁嚇跑中派和無謂地刺激右派﹂︵鮑羅廷語︶；你要憤然退出已經拿自己不當東西的國民黨，他們的特使就專程從大老遠的莫斯科趕至上海當面制止，後來乾脆把共產國際遠東局搬到了上海，以便當面管束你！

　　你不是沒提出反擊蔣介石軍事獨裁的決定，更不可能不想擁有自己的武裝，但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一方面決議﹁關於紅色部隊的問題眼下仍不作決定﹂，一方面卻決定給廣州的國民黨﹁配備帶子彈的步槍九千支、機槍一百挺、手榴彈一萬枚、一些擲彈炮、飛機六架和無煙火藥等；給馮玉祥和岳維峻配備帶子彈的步槍五萬支……﹂，從政治到經濟，你都一無所有，所以，你徒喚奈何！

　　等到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的﹁緊急指示﹂從鮑羅廷、羅易等洋人那兒傳達過來後，你還有能力去讓農民﹁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嗎？還來得及﹁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嗎？還有權力﹁成立以著名國民黨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叛亂的反動軍官﹂嗎？所以，你，陳獨秀，只能成為替罪羊，被罩上一頂昏天黑地的﹁右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陳獨秀離開了領導崗位，但蘇聯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國，於是，就召他去莫斯科﹁從事理論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證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國自由，但陳獨秀卻﹁英明﹂地拒絕了。直覺告訴他，此去蓬山無歸路。

　　事後發生的一連串人間慘劇也真的證明了這一點｜｜史達林為掩飾自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過失，不光抹掉了一個陳獨秀，過後還把蘇共黨內與中國事務有關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級幹部殘酷處決！

　　這其中，就有許多陳獨秀所熟悉的人，如鮑羅廷︵駐國民黨總政治顧問︶、布勃諾夫︵蘇共中央書記兼政治局中國使團團長、曾任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加倫︵國民革命軍總軍事顧問︶、季山嘉︵軍事顧問團團長︶、加拉罕︵蘇政府代理外交部長︶、米夫︵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羅明那茲︵共產國際特使、八七會議的實際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時的蘇聯政府特使越飛是被迫自殺的。而最早引蘇共密使進入中國的我的山東平度老鄉、蘇共黨員楊明齋，曾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國共合作，想不到也在所謂的﹁肅反﹂中一併被殺害！當年擁護或反對史達林中國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說得非常公道：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的。

　　但即使陳獨秀被罵成了﹁取消派﹂，這位鬥士還是不肯取消戰鬥。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近一周年的日子裏，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託派的主張，改變由史達林制定的中共﹁六大﹂政治路線。說來令人赧顏：上一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竟是在蘇聯首都召開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聽訓。開幕式上，在主席臺就座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於中央的不是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會後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工人代表向忠發，而是威嚴無比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史達林同志和他當時的親密戰友、蘇共負責共產國際的布哈林同志。

　　蘇聯人直接上臺了。史達林無比莊重地告訴中共：儘管大革命被陳獨秀葬送了，但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領袖頭上神聖的光環照暈了人們的眼神兒，顯而易見的矛盾說法竟成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線。然而，陳獨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動挑戰，要黨改變由英明的史達林同志親自制定的路線，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毅然決然地開除了這位前任總書記及若干追隨者的黨籍，行動之迅捷，甚至連﹁遠方﹂也感到有些突兀。其實，在被自己手創的政黨開除之前，已經有託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共黨員陳碧蘭向陳獨秀透露了這一消息。陳碧蘭在回憶錄中寫道：

　　獨秀聽了我的敘述，怔了一下，然後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決的態度回答我說：﹁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墮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林塞維克的組織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倔強的陳獨秀沒有屈服，沒有驚慌，更沒有像日後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樣違心地反覆認罪。他堅信自己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然而，彼時的中國共產黨人，有幾個能知道陳獨秀的悲劇正是聯共黨內鬥爭在中國的延續呢？旁觀者清啊！名記者愛德格．斯諾的頂頭上司鮑威爾先生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外國人知道中共的背後，存在著俄國人的影響，但很少有人知道發生在中國的鬥爭，不過是列寧逝世以後，史達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國國內所作的生死鬥爭的一部分。

　　在被自己手創的黨剔除後的第二十五天，無所顧忌的陳獨秀發表了披肝瀝膽的︽告全黨同志書︾，痛陳史達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和黨內的宗派主義等種種錯誤。五天之後，陳獨秀又領銜八十一人發表了︽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旗幟。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一月，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聚會，將黨名改為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繼續向國民黨政權和史達林主義同時進行戰鬥。

　　彼時，﹁地下﹂的陳獨秀怎麼也想不到，也在同一時間裏，中共中央也在西南的遵義城裏的一幢黔省軍閥的棄樓裏舉行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權力再分配的極要緊的會議上，被蘇聯人指派擔當中共領袖的那幾個從莫斯科回國的後生們，連同牛皮烘烘的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已經被毛澤東聯絡張聞天、王稼祥等轟下臺來，中國共產黨自此開始走上了陳獨秀所嚮往的獨立自主的道路。

　　連蘇聯人都不知道中共核心層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故，更遑論隱蔽於上海灘的陳獨秀！兩年後出獄的陳獨秀，本來有可能與中共再續前緣，他所熟悉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博古、葉劍英都曾奉命與之長談過，但最終他還是孤傲地留在了大後方，直至被混小子王明領頭誣為民族罪人｜｜﹁托匪﹂。其實，中共根本不想知道，出獄後的﹁托匪匪首﹂已經與中國託派決裂，他的思想牢籠已經徹底打破，他不再對史達林個人進行深刻批判，而是對產生史達林的整個社會制度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連他曾引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導師列寧，也不再迷信。這位頂著光亮頭顱的中國人在他生命之門即將關閉的時候，傲然宣稱：

　　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如果能叫馬克思、列寧復生，肯定今日蘇聯所行的一切就是他倆的主張，那我也要說一聲：你們的學說，我不贊成！我甯要民主不要專政！

　　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

　　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

　　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時史達林譯為史大林、史太林｜｜引者注︶，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

　　他甚至連早年追隨的導師列寧也提出尖銳的指責：

　　未曾認真採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員警，容許反對黨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

　　對自己的正在受難的俄羅斯﹁同黨﹂托洛茨基，他的責問更是不客氣了：

　　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才想到黨、工會和各級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

　　︵﹁無產階級獨裁﹂︶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有︽離騷︾。困厄中的陳獨秀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光，沒有放棄他對真理的追求！他極為深刻地說出：列寧、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內的蘇共領袖們所奉行的﹁布爾什維克並非馬克思主義，乃是俄國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亦即法國布朗基主義﹂，他要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橫暴、欺詐等罪惡﹂﹁與馬恩之不同﹂！驕傲地稱﹁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的陳獨秀，留給了中國一份怎樣寶貴的政治遺產啊！

　　故人雖乘黃鶴去，但縱觀中國的曲折發展史，哪一步沒在印證著這位先哲的偉大與超然？大哉！這位﹁終身的反對派﹂！這位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偉大預言家！這位在世界思想史都將留有英名的東方探索者！

　　站在陳獨秀墓前，我忽然想起死者的一位故友，想起他的那位故友，身後被冠上的那一大串燦爛的頭銜，稱之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他是﹁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逐一套試，毛澤東追授給魯迅的每一頂桂冠，也許讓陳獨秀那顆大腦袋戴上更為合適。長期以來，黨史上﹁揚李貶陳﹂，新文化運動上﹁拔魯抑陳﹂。被捧上天的是別人，被踩入地底下的總是陳獨秀！這是對歷史真實的多大的歪曲啊！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豈不知天堂裏的李大釗、魯迅也會為深陷地獄裏的故友的遭際而感到悲哀！

　　懷著對黃土裏的亡靈的深深的敬意，我們離開了林業村。車過依舊蒙著濃塵的獨秀峰時，我突然走了神兒。我記起美國的那座刻著四位總統頭像的名山。是呀，我們中國的獨秀峰，不也是一座雕塑山？一座理應比大洋彼岸的那座山更為傳神的人像山？讓你不得不仰望的巔頂，自然是他的有棱有角的頭顱；紮根於長江之畔沃土中的整個山體，就是其偉岸的身軀。向陽的峭壁是天然的豐碑，就刻上他在獄中愛給求墨者題寫的另一副對聯吧：

　　海底亂塵終有日，山頭化石豈無時？

　　至於落款，就用他曾喜歡用的一個筆名吧｜｜Ｄ．Ｓ，因為這既是﹁獨秀﹂兩個字的英語縮寫字母，也是他所崇尚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標識！德謨克拉西︵Democracy︶，民主；賽因斯︵Science︶，科學。總有一天，所有的中國人都會習慣這兩個由陳獨秀先生率先舶來的西方辭彙。

　　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