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 書於︽地北天南敍古今︾卷首 這本集子收錄了我過去曾在各處發表過的二十六篇文字最早的刊於一九四四年，至今已將近半個世紀。最遲的則出版不久，彷如昨日。雖説當中有些文字帶著旅遊性質，有的則暴露著個人經歷，全書的範圍可以概説為一個學歷史的人之耳聞目見與腦内的構思。積之則提供了他的歷史觀之側面背景。正因為其不拘形式可以補助有體系的文章之不足；也因為全書缺乏長篇大論，讀者也可信手翻來，隨時釋卷。 只因為不能令一部書完全漫無頭緒，與編輯先生小姐們商量之後，將這二十六篇歸納為五類，分別為﹁緬甸戰場的聞見﹂，﹁五十年來的撫今追昔﹂，﹁各種思想體系及其實用﹂，﹁歐遊觀感﹂和﹁古今人物﹂。只是這樣的分類仍不能全部囊括各篇的内容，也無從避免彼此間的重叠，所以又各用唐詩兩句為題。詩歌的好處則是放漫不拘形跡，有時則又辭句隱蓄，不全受一般修辭學的限制。 我想讀者具有同感：我們今日已面臨著歷史上一種前所未有的局而。只舉著近身一例：自從一九四五年內戰之展開，已使近兩百萬的軍民，於極短期間自大陸移居於台灣。這即已是中國歷史裏自洪荒以來未有的事蹟。因為如此，再加以很多類是打破紀錄的變故，使我們過去巾以衡量歷史的尺度至此大體失去效用。再瞻望著最近台灣海峽兩岸人事的轉變，也使我們領悟到内戰之真意義並不是所謂無產階級清算有產階級，而是中國需要徹底改組迎合全世界潮流所帶來之不得已的動亂。其中大陸的一部份因為要剔除園村裏阻擋著全面改革的各種障礙，所以為患至烈。台灣這方面倒可以因利就便，只引用了一九五三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再配合美援，即先期完成了一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能迅速的存積資本，發生了領導的作用，這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一眼看清。也因為如是，當日各方面依據意識型態所寫的歷史也因為時過境遷，今日都亟待修訂。 有了這半個世紀的動亂，我們也可以看出：歷史之發展如僅以各人的人身經營評判，有時也確是慘酷少恩。中國法家所謂﹁天地不為堯舜而有亦不為桀紂而亡﹂的說法也能在很多的場合上適用。可是在長期間裏引用著茗過人身經驗的眼光看來，歷史之衍進却不可能全部出諸偶然，到頭也仍具備它的合理性。此中的關鍵在我看來即是黑格爾和盧梭所說﹁公共意志﹂︵general will︶這一觀念之不可漠滅。 大凡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遇到社會環境劇烈的變化，承受著内外空前壓力之際，人民鋌而走險，在此時發生戰爭與暴動，初看起來，必是激情多於理智。一到事後，有了前後史蹟之縱深，則使我們瞭解當日犧牲了十萬和百萬以上的人命，決不可能僅因少數的人一意為非作亂，其他則盲目附從。尤其因為這種行動所造成的局面幾十年後尚不可逆轉，更不能輕易的指斥其為一種錯誤，免不了當中尚有公共意志在。在這種情形之下，縱使此局面與我們個人的志趣和期望相違，我們也應當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虛心考究其積極性格。 中國歷史裏雖然沒有與刻下完全相同的前例，可是經過長期大幅度變動之後重新創造帝國的事蹟却也有好多起，當中以秦漢帝國崩潰之後通過魏晉南北朝之一段分裂的局面至隋唐之勃興的例子最為顯著。當日法制簡單，中樞的存在全靠能向全民直接的抽税。思想上的統治則倚賴於漢武帝時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學説以儒家、法家、陰陽家利於中央集權的教條混合一起解釋而為自然法規︵natural law︶，再加以東漢以來注重星象圖讖等神秘力量作行政的支撑。一到公元三世紀﹁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亦即是將小自耕農兼併，將以前向政府當兵納税的人收束為奴，併為﹁部曲﹂，中央政府一籌莫展。一到内憂外患興起，各大姓更築﹁塢﹂自衛，有了私人軍事力量的根據。統一的中央政府既失去了憑藉，此期間道家和佛教思想風靡一時，也不過在注重各個人之超脱，中國缺乏有體系的組織踰三個半世紀。 我們再翻閲重新建造新帝國的程序，其歷時之久費功之多，遠超過以前的想像。最初主持重新統一之工作者不為李唐王朝，也不是楊隋王朝，而是北魏拓跋氏，亦即迄至公元三世紀漢亡時仍無文字無居室的游牧民族。從本書﹁崔浩﹂一篇也可以看出，當日拓跋民族利用了他們人文單簡的長處，在初期漢化的過程中採取了南守北攻的收策，將其他游牧民族強迫的改業為農民，構成了一個以小自耕園為主體的新國家，不到羽翼豐滿不問鼎中原。有了這種基本的工作，政府才能確切的掌握到全民。以後縱再度經過分裂與合併，漢化與反對漢化的各種階段也透過了北齊與北周，仍然由於這小自耕農為主的體系才能奠定了隋唐大帝國全體人民當兵納税的基礎。以後的租庸調制、府兵制、律令格式等等系列無不倚靠這下面一個龐大的扁平體為基礎。這樣一來，新帝國近乎人工孵育而成。所有高層機構，低層機構及當中法制性的聯繫全未得到由劉漢王朝遺傳過來的好處。這種亘世紀超過人身經驗，也透過朝代的籌劃，徐非我們相信冥冥之中確有天神作主，只能稱之為公共意志之所獲得的成果。即像崔浩本人死於非命，在歷史家的筆下也只成為了一個三等脚色，却已在言行之間表示著這樣一段公共意志的存在。 恐怕刻下不少的讀者還沒有想到，今日之中國不論人在大陸或是在台灣，也是由重新創造而產生。彼此得自滿清的都至少。不僅在法律、軍制、財政、税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與前朝缺乏聯繫性；又縱算在社會價值︵social 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調，這樣的價值至今已只能作為私人操守之南針，已不復為組織國家與社會之綱領。如果本世紀的初年中國還是一個﹁開祠堂門打屁股﹂的社會，迄至世紀之末已是﹁十年之後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的社會。這也就是説，以前全靠宗族鄰里鄉绅保甲以傳統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國則已進入一個帶高度競爭性的世界裏，以國民經濟的活力為衡量國運盛衰的尺度。以當中幾十年內變化之大則可以想見改革過裎中動亂恆度之深。 在最近十餘年内，我已經在各處用中英文發表，以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三段。國民黨與蔣介石因著抗戰替中國創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和毛澤東則因藉著土地革命翻轉了大陸農村的低層機構。於今鄧小平等人則因著經濟改革，有重新敷設上下間法制性的聯繫之趨向。要是其間功績不歸於各個人，至少要歸於他們所領導的羣眾運動。這種說法不因兩年前北京天安門所發生的慘劇而動搖。其所以如此，也還是當中有一個中國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這種説法時，我當然知道我沒有實切的證據為憑籍。即以上諸人尚且曾未以上述的行動作為他們自己一生事業之總滙。那我豈不是替人作義務宣傳而冒犯著一個平白招討沒趣的可能？ 説到這裏我又不得不申明：現代歷史家的主要任務，已不是﹁褒貶﹂。除了一些考據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證據。最重要的，他應能將已經發生的事蹟，面對著現狀，解釋得兩頭合理化。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應當爭取主動。因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爭取歷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瞭他們自己的立足點。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國歷史裏尚乏成例，在歐洲初期的現代史裏却有不少類似的事蹟，此間已不及一一敍合。總之則我多年的著作大都與這主題有關，當中一定有局部的錯誤，也容以後發現更正。這一體系之理論能夠與讀者見面則是每一册書内都能保持其前後之聯繫，各書間也能保持彼此之聯繫。換言之，我的﹁證據﹂即是在某種範圍之内古公中外的事蹟都可以窮極其因果關係，解釋得合理化，也與刻下所述的改革含接。計有: •︽萬曆十五年︾這是傳统中國政治社會的一剖面，雖說所敍的為晚期，當中組織結構之綱領，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將中國歷史發展的要點從春秋戰國敍至明朝的登場，可是也仍引用現今改革後之立場作基點回溯前去。所以在﹁開場白﹂裏提及今日中國已是﹁雨過天青﹂，﹁完成了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條件﹂，中國歷史﹁正式與西洋文化匯合﹂。各篇曾在︽中國時報︾刊載。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分述歷史上其他國家作類似改革的程序，已在︽歷史月刊︾連載，單行本籌備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放寬歷史的視界︾大致以論文的方式從明清敍到現今改革之前後。 •︽中國的大歷史︾將以上各書内容按時間的順序綜合。也加強了明清及民國初年的敍事部份，希望能接近初學者，已由︽歷史月刊︾及︽民生報︾連載。單行本預計明年成書。 •以上︽萬曆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陸出的簡體文字。︽大歷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籌備中，︽放寬視界︾之一部已曾英譯在美國期刊上發表。︽赫遜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陸版本. 本書也可以説是在正式論文之外提供了參考的線索。我認為讀者需要瞭解中國在二十世紀的長期革命時，不要忽視十七世紀英國之經歷的參考價值。這一點已由︿怎樣讀歷史﹀説明。即︿克侖威爾﹀和︿霍布斯﹀各篇也針對著當日英國發生的問題，在實踐上和理論上提出了可供參考之處。 書中的︿重遊劍橋﹀，︿英倫鴻爪﹀和︿母后伊莉莎白﹀原應︽中時晚報︾時代副刊的邀約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現在看來，也仍離不開一個教學歷史的人所留下來的觀感。我和內子因往英國的次數較為頻繁，逗留也較久，更因著語言的方便，就有了一段稍微深刻的觀察之機會，歷來也欽慕這國家苦心孤詣的一意維持傳统之性格。可是以最近的情形看來，此邦已愈像美國，倫敦也越像紐約。究其原因也仍是經濟發展之所致。因之也回憶到一九七三年劍橋的人士辯論英國應否加入EEC︵歐洲共同市場︶時鄰居人士抗議著：﹁英國要給歐洲大陸呑併去了！﹂︵England will be swallowed up by Europe!︶實際上現代經濟愈展開，每個國家之獨特形貌及作風必受國際間接觸的關係而衝散減低；影響所及甚至以前之優雅恬靜和社會上合法守禮的態度也可能隨著而減退。這也可以看作過去英國人士堅持﹁光榮孤立﹂之一主因。反面看來，以前有這些優美的成份在，大體上也只有社會上一部份之人士才能欣賞，此因其帶服務性質之事業尚未大規模的普及化，這樣的事業只專重於質量而不及在數量上全面擴充之故。即此也可以想見其優美之代價大部由低層階級單獨的付出。更推而廣之，中國近幾十年來，過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制精神污染﹂的運動，又何嘗不與類似的矛盾有關，只是提倡的人愈將實際的問題解釋得抽象化，愈受意識型態的支配，愈走極端而已。 我們旅行於其他的國家也不自覺的在有些地方沾染著某些高級市民的觀感︵因為旅行時總是受人服侍︶，同時又感到通貨膨脹的壓迫。平心靜氣的想來，則領悟到現代經濟之展開具有孟子所説﹁獨樂樂不若與眾﹂的邏輯在，總之即是無可抵擋。至此︿英倫鴻爪﹀一篇也可以與書中︿摩天樓下的芻議﹀同時看去。過了時的社會價值不復成為構成國家與社會的綱領，前已言之。可是我們也還是希望人類精神上和倫理上共通的長處仍能保留，作為一般人處身立世的南針。因為所説已逾越於歷史的範圍，故曰﹁芻議﹂。 普通我們對著歷時已久，與個人的人身關係較稀之事物容易作斬釘截鐵的論斷，有時甚至可以在三言兩語之間說得義無反顧。及至提及與我人實際接觸的事物，則不容易於是的處置，有時即在下結論之際亦免不了一再躊蹲。在這些地方雖長期學歷史的人不能避免。既知道自己有些弱點，則只有心存警惕。寫輕鬆而無一定格式的文章則有一種好處，可以使作者和讀者同時理會到思潮的線索與矛盾之所在。可是我發表這樣的文字，當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勸說讀者對我所説不要過度認真。而是與讀者共勉，接受歷史之仲裁。因為我有了一段從中國社會裏實地體驗以後又在外徹底思索比較的機會，深切的感覺到歷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不僅不能因個人情緒上的反應而取決，多時尚超過小範圍內我們自以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斷。︿為甚麼威尼斯﹀從長沙車站牽扯到緬甸叢林，又從威尼斯河上的紅綠燈提及里昴教學的明燭，也是貫徹我歷來的宗旨，將眼光放寬放大。有了大範圍，長時間、遠視界的歷史眼光之後才敢説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容再構成一種特權階級。︿從綠眼睛的女人說起﹀也保持類似的觀點，其重點則在指出歷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與﹁個人主義﹂有了很大的差別。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赫遜河畔縱談主義﹀同為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之邀約而作。我極為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發揮我對這問題的觀點。我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現代化，無一不企圖用商業管制的方法代替過去以農業作主的管制方式。這樣的法制能夠付諸實施要在所有的經濟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一經施行，則以私人資本為主體並且儘量保障其牟利的體制為資本主義，在内中渗入公眾的資本，也藉社會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財產的體制則為社會主義，兩者只有相對的不同，無實質上基本的差別。至於完全不承認私人財產的權利，雖稱為共產主義，只有﹁原始共產主義﹂、﹁烏托邦共產主義﹂和﹁戰時共產主義﹂三種實用上的型式。第一種見於初民社會，第二種由私人團體組織，却始終沒有一個長久存在的例子。第三種型式見於蘇聯及中國大陸，現在看來，也只是非常期間經濟動員的一種辦法，不能長遠的立足，否則不會引用今日的經濟改革。 所以我以一個學人的身份承認中共和毛澤東在歷史上的成就，却不接受他們的意識型態。也希望有朝一日中共放棄共產黨的名目，接受客觀的歷史學之支持，減輕他們本身對意識型態的負擔。 在我研究各國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通常以其能進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為轉捩點。一般的在達到這局面之前，需經歷到大規模的變亂與暴動，可是也有極少數的例外。一九九〇年我們參加李約瑟研究所的第六屆中國科技史會議後，去挪威、瑞典、丹麥巡行一周。書中也有兩篇文字，記述在斯堪底那維亞半島所見之外，涉及這三國的歷史。這三個國家能避免上述大規模的變亂與暴動，由於她們能夠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夠在開發她們的資源時與外間各國的經濟配合，如丹麥之全面以畜牧業代替耕種，挪威之開發水電，瑞典之利用木材與鐵砂都發生了決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們更感到地緣政治的重要。至於斯堪底那維亞國家能如是，何以中東的國家有原油則不能如是，當中也值得考慮。又這兩篇文字成稿之後，挪威極受人民愛戴的國王奥拉夫第五已逝世，王位由太子繼承，瑞典放棄了不參加國際組織之宗旨，申請有限度的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書中敍人物的兩篇︿薩丹•海珊﹀和︿沙卡洛夫﹀可算與現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於我仍在不斷探試將中國長期革命的史蹟歸納為世界歷史之一部的後果。既提及世界史，則不能只以西歐美國和日本的圈度為限。我希望讀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識：彼此都相信今後很多待開發的國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對中國現代史所作結論之可能。這樣的可能性對歷史學家付予相當之壓力，一方面強迫他們擴大視眼，立即倉皇對付在本人專長之外準備得不充分的問題，一方面又覺得無可推諉，要是我們所講所説，對當前世界上發生的大問題毫不相關，則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最近︽歷史月刋︾︵一九九一年八月號︶所作︿從拉吉夫•甘地被剌說起﹀提及。 不過全書内一大部份，則是一方面參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個人人身經驗，説明中國利用抗戰而構成新體制的高層機搆之情形。舉凡︿成都軍校生活的回憶﹀、︿憶田漢﹀、︿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闕漢騫和他的部下﹀、︿蔣介石﹀和︿白修德﹀各篇都有對這題目發揮之成份。重點則是﹁無中生有﹂。當日國軍之軍令、軍政、軍訓、軍需、軍法全非舊式農業社會所能支持，當中種種捉襟見肘的情形，半世紀之前尚且不能公開道説，只是置身重慶、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貴州、和昆明的人士應當有切身的瞭解。今日這最基本的史實，也不容我們屬於左派或右派或前進或頑固可能傾倒或遮蓋。當時很多人對國軍的批判，大體忽視歷史上之背景。刻下將這些詳情公佈，其目的尚不是掩過飾非。只因為中國近代史裏的積極性不予以表彰，所寫出的﹁歷史﹂只有一片呻吟嗟怨滿紙謾罵，其實這並非歷史，而係作者本人對歷史狹隘之反應。 ︿蔣介石﹀一文刊出後，︽人間副刊︾接到讀者梅寅生先生三月六日的來緘，刊載於三月九日之﹁讀者來緘﹂，信中指出言： •白修德等所著書Thunder Out of China應譯為︽中國的雷聲︾，作者譯為︽雷霆後之中國︾殊舛原義。 •文中提出六中全會受蔣委員長斥責之王姓委員為王崑崙，他所質問的對象為防守衡陽的方先覺，也有他質問之理由，作者所敍失之過簡。 •﹁時間上之湊合﹂應稱為﹁因果關係及時機﹂，因為timing通常為﹁時機的選擇﹂，此字無﹁湊合﹂的意義。 •尤特里所著書The Last Chance in China應譯為︽中國最後的角頭︾。 •文中所述﹁毫不假借﹂文義欠妥，大概作者根據傳统公文中﹁嚴究不貸﹂的字樣將﹁貸﹂引伸而為﹁假借﹂。 因為我看到這﹁讀者來緘﹂時，已有相當的時日，只能請副刊編輯將我的答覆緘寄梅先生。現在此文既已收入專集，而提議應當改之字句又全未修改，應將理由條列於次： 白修德之書名無完全恰當的譯法如全部按字義，即應為︽雷霆出自中國︾。可是這使讀者不知所措。即提議的︽中國的雷聲︾雖説較為適切，只是内中的﹁的﹂字和﹁聲﹂字，也為原文所無。在這情形之下，譯者應有相當之自由。此書結論中既提出中國重亨和平時未來建設的景貌，則稱﹁雷霆後﹂應不與原作者的創意衝突。 文中雖未指出王崑崙質問對象為方先覺，但已指出其範圍有關國軍軍令。其實一九四五年當日我曾在重慶六中全會大會會場之停車場内即時聽出席的中委談及質問和申斥的經過。方先覺在被俘逃回後謁見蔣委員長的談話也由侍從室的一位朋友告知，據我所知，方稱被俘由於援軍之不能及時到達。其詳情應已收入委員長之永久紀錄。又委員長在申斥王崑崙之後仍在當晚派人向之道歉。只是目下發表的︿蔣介石﹀一文係﹁赫遜河畔敍中外人物﹂專欄中之一篇，限五千字概括蔣總统一生的為人及在歷史上的地位，即提到這段曲折亦只表現其極端容忍之餘有時仍不能抑制其怒氣，不能也無需注入當中細節。再則關於蔣與方先覺軍長之一節先已在︽歷史月刊︾一九八八年九月號提及，亦即此書︿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 Timing如由自己一身作主確有﹁選擇﹂性質，有如日軍timed星期日早晨美方防備鬆懈之際突襲珍珠港。但是出於一種機遇，即係兩種事體在時間上的﹁湊合﹂，有如努爾哈赤之興起timed在明朝財政感到困難之際。我有timing一字，通常只有後者的意義。這也是要在文內註入外文的由來。 尤特里所著書，我文内誤作China﹃s Last Chance，趁著這機會修正。只是兩者之區別，在一個機會之﹁在﹂中國或中國﹁之﹂機會，將機會改為﹁角頭﹂並無益於事。 ﹁毫不假借﹂係﹁毫不通融假借﹂之意，與﹁借﹂﹁貸﹂無關。 總之，我筆下頭緒紛紜，錯誤在所不免，也承望各界告知，以便次版改正。有如︽萬曆十五年︾的錯誤，即蒙呂士朋和陳萬益兩先生指正，至今感激不盡，可是另一方面則任何著書人都希望保持自己的宗旨與作風。況且我提倡孟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超過孔子，我們應當承認中共在歷史上的成就，但不接受共產主義，更不能不維護自己的特別立場，讀者諒之。 ︿闕漢騫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誇的嫌疑。﹁舊業已隨征戰盡﹂的大標題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舊作，也難能避免批評。然則我既已早就說明我的歷史觀與個人的人身經驗互為出入，中國歷來的羣眾運動尚待將其積極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將自己年輕時參加這種群眾運動之詳細情形隱瞒的必要。何況文中還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級軍官。在這卷首即介入緬甸戰場之所見，則是樹立本書風格，使讀者體會我所説實踐的意義，瞭解我研完歷史時注重社會下層所產生決定性的力量之由來。雖説這幾篇文字稚氣在所不免，現在也不予更動，除了部隊番號已據實提出之外，其他全部複製如當日之刋載。 至於我有機會寫這樣的文字，則因一九四四年駐印軍反攻緬甸時，我和另一位上尉參謀朱經熊︵亦即︿八月十四日﹀中的﹁小朱﹂，現在台北︶同任前線觀察員，多時隨第一線部隊出入前方，每日以副總指揮鄭洞國將軍的名義以密碼向重慶统帥部提出報告。︿拉班追擊戰﹀是我任務之開始。前線觀察員行動自由，不受部隊長約束。朱經熊和我的報告，也無人檢閱，逕送電台，但具副本向駐雷多的副總司令備案。只是我們成為了高級將領的耳目，必須實踐的對報告負責。也真料不到一年多的工作，構成了我幾十年後作歷史從業員一種極嚴謹的訓練。 當然的，戰場上的艱苦與殘酷不盡如這幾篇能在戰時大眾刊物發表的輕鬆。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個陣亡的日兵，還如生前一樣的坐在機關鎗掩體之後，面上却黑黝著的蓋滿了蒼蠅。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燒透過的陣地。還有幾具植立在戰壕内的屍體雖然臉上已燒得一團紅黑，却仍因著眼眶與下頦留下的痕跡顯示著最後一分鐘籲天的情景。我也曾爬上被敵人四七平射礮射穿的戰車，也真想不到，彈速如是之大，它們在一吋半的裝甲上所戳洞，竟像截洞機在紙上所截圓洞的完整，圓周全部光滑，內外的邊緣也毫無殘留多餘的鋼鐵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著一個圓洞的内壁旋轉，想像著當時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裝甲兵稱他們的戰車為﹁鐵棺材﹂之由來。不過這已與主題越說越遠。除了在︿為甚麼威尼斯﹀流露了一些個人的情緒之外，這一切只能留在其他的地方發表了︵假使還有此需要的話︶。 闕德基先生所作︿也談猛將闕漢騫﹀以傳統手法寫出，和︿闕漢騫和他的部下﹀著眼於當日軍令、軍訓、軍需都未上軌道時各人挣扎的情形不同，但是兩人能互相印證，也更正作者若干錯誤，茲徵得闕先生同意附載並到，謹此向闕先生致謝。 最後我感謝各刊物的编輯先生小姐們，也珍重的體念到他們和她們讓我抽出各篇出專集的好意。 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日於紐普茲 十月十六日校排後補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