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專政始末︾唐德剛
︽二○一四年十一月七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一、毛澤東政權是帝制傳統的迴光返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七年綜論


　　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史上，所建立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國以後，至一九九九年十月是整整的五十年了。為紀念這個不平凡的半百大壽，大陸上和海外若干地區，均將有極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先生有鑒及此，乃電囑筆者撰文隨喜。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過來人。五十年來，禍福身受，真是感慨萬千，一言難盡。尤其是我們學歷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搶，再眼看他改革開放，起死回生。我輩雖偷生海外，難管中原興廢事，但是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對母族的興衰禍福，也是永遠擺脫不了的心事。﹁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縱無劉社長的吩咐，我們能無骨鯁在喉？

　　記得遠在一九二三年，當時炙手可熱的中原霸主吳佩孚將軍，在洛陽大做其五十大壽。那位對帝制復辟，情有獨鍾的康有為，趕去溜鬚，並送了一副壽聯，曰：﹁牧野鷹揚，百歲勳名才一半；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我們如果未能免俗的，把中共用槍桿打下的這個政權，也當做一個傳統的﹁朝代﹂來看，從傳統朝代的興亡規律，和現代革命政黨盛衰的前例來推論，今後如不發生嚴重的紕漏，則中共的紅朝，應該也有個﹁百歲勳名﹂才算正常。但是今日我們要為﹁人民政府﹂這個階段，在民國通史中，記一筆流水賬，我們就只能記其過去的史蹟與功過。至於它下一個五十年要變成個什麼樣子，將來的史家自別有著錄，後事還須問後人，毋須吾人預為操心。所以今日史家為人民政權結賬，只能算是半途而論之，斯即拙篇標題﹁半論﹂︵編按：本文發表時原有副題﹁半論中共政權五十年﹂︶的意義之所在也。

　　回憶鄧公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起之時，那個被老毛搞得要死不得活的﹁人民中國﹂，頓時氣象一新，國內國外，眾口交贊，許為﹁小平中興﹂。當時鄧也曾說過，由於年老的關係，他只預備掌政十年，即行﹁交班﹂。海外聞之，頗為之扼腕。我們真希望，鄧公當國，萬歲萬萬歲也。因此在鄧公執政五年之後，筆者不揣淺薄，曾著文評之，說他老人家，﹁十載功勳才一半﹂，希望他能全始全終，一竿到底，把﹁小平中興﹂晉級為﹁光武中興﹂，不要搞成個﹁同治中興﹂，半途而廢就好了。但是筆者讀史數十載，對歷代聖主昏君，也可說是﹁閱人多矣﹂，﹁若是當年身便死，此身真偽有誰知﹂的個案太多了。從周公攝政流言，王莽謙恭下士，到老蔣及身而敗，老毛死有餘辜。都是突出而並不稀罕的例子。蔣、毛二公，﹁若是當年身便死﹂：蔣若死於抗戰勝利；毛如死於建國初期。朋友，他二公在中華民族史上的地位，誰能相比？不幸二公都健康長壽，結果弄成蔣公死後，幾無葬身之地；毛公也落得個萬民鞭屍的下場。他這個﹁紀念堂﹂，將來如何關閉？讀史者批覽往例，偶念及此，能不廢書三歎？因此當年筆者對鄧公的觀察，也覺得他老人家正在歷史上走鋼索。成敗之間，在鄧氏蓋棺之前，史家固不敢預做論定也。果不其然，時未期年，鄧公就搞出，中華國史上前所未有地血洗天安門的敗筆來。終於弄得真偽難分，前功半棄︙︙。時代的悲劇和歷史的殘酷，一至於此，真警人肺腑。

　　應有百年之壽的中共政權

　　現在話說回頭。吾人根據何種星象，而敢說當今的中共政權有其百年長壽也。記得他們貴黨的毛主席不也曾說過，一個革命政黨的生命，正和一個人的生命一樣。它也有其青年、壯年、中年、晚年諸階段；最後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毛主席生前，被全國人民不知叫了幾萬萬萬次的﹁萬歲﹂。最後還不是只活了八十四歲就龍馭賓天了？他的政黨和政權，能活到一百歲，也就夠長的了。君不見，那個功在國族的老大哥國民黨，不是活了一百歲就完了？一個革命政黨原有它的革命任務要完成。任務完成了，沒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會自然的壽終正寢。反之，它如果違反歷史規律，胡作非為，它也會被時代和人民所遺棄，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橫死。君不見二戰前，西歐的納粹黨、褐衫黨，和二戰後東歐的布黨、勞動黨、工人黨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國共產黨也是個有機體。他如果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百年後，它自會壽終正寢。它如胡作非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轍，那歷史家就無法逆料了，這在歷史學上便叫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後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循常規的﹁必然﹂道路前進；或是中途轉折，發生了﹁偶然﹂的頓挫，將來歷史家自然會有更詳細的交代，我們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了。再重複一句，我們今日只能半途而論之也。

　　可是今日的歷史，卻是將來歷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歷史的特性，那麼對歷史轉型的下一階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這種預測，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現代社會科學史家，則視為歷史形成的造因︵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知其因，原可測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間，要沒有變數才好，而變數也是歷史發展之常規，任何向前發展的歷史，皆無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嘗面告張學良將軍曰：﹁您一時衝動，搞起了個﹃西安事變﹄；西安事變不但改寫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嗚呼，西安事變就是個歷史學中的﹁偶然﹂，星象學中的﹁變數﹂。舉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預祝人民政府百年長壽者，期其一帆風順，富貴壽考也。下世紀中，如半路殺出程咬金，搞出另樣的﹁西安事變﹂來，則一切自當別論矣。

　　人民政權在轉型末期的特性

　　然則今日大陸上的人民政權，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又有些什麼特性呢？回答這個問題，吾人要知道，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而今後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轉變，實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轉者也。這就是吾人所謂的歷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專制﹂，所牽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個政治社會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體運作。也是一部統治機器的有效操縱。﹁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種制度；也是杜威、胡適師徒，口口聲聲的所謂﹁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也。所以從帝王專制，要轉變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幾。二者要從政治經濟轉型開始，而一轉百轉，要全部轉完，實非數百年不為功也。所以筆者在不同的拙作裏，曾一再批駁，主張畢其功於一役的﹁一次革命論﹂，為胡說幻想也。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這一轉變的程序，大致始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要歷經兩百年以上的艱苦歲月，始可粗告完成。換言之，時至二十世紀之末的今日，我們已轉了一百六十餘年了。今後如不橫生枝節，亂出紕漏，再過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紀中葉，我們這一歷史轉型就可結束了。

　　明乎此一宏觀歷史的大潮流，我們就不難看出，大陸上今日當權的人民政府的特性之所在了。謹條列四項如下：

　　一、它是﹁轉型期﹂︵歷史三峽︶中，最後一個有階段性的政權；

　　二、它具有中間性：前有帝王專制的遺傳，後有民主政治的遠景；

　　三、極權政府和獨裁領袖的權力遞減，從絕對權威，遞減至依法治國；

　　四、它具有其千載難逢的機運，來結束這場轉型運動而駛出歷史三峽。

　　以上所述，當然只是今後中國歷史發展之常規︵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四十年時光，白駒過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橫生枝節，亂出紕漏，則阿彌陀佛矣。反之，則今後國運、族運如何，就不知伊於胡底了。

　　今且根據上述這個轉型末期政權的特性，對這段中共政權五十年的史蹟，妄師庖丁之解牛，略做梳扒，以就正於高明。

　　毛前毛後兩大階段

　　近五十年的中共政權，很清楚的可以分成毛前毛後兩大階段。毛澤東生前當國，前後凡二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從完全正確，到完全錯誤，最後把八億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絕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國滅種的邊緣，自成五千年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特殊階段。毛死後迄今又已二十三年︵一九七六｜一九九九︶。從華國鋒的﹁凡是派﹂，鄧小平的﹁開放派﹂、﹁兩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兩制派﹂、﹁走資派﹂，讓苦難的人民大喘一口氣，雖不免也有過坦克上街，殺人不眨眼的惡劣嘴臉︵這原是個極權遺傳下，絕無必要的敗筆︶，但是大體說來，還是相對的國泰民安，頗具昇平氣象。也自成一個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讀史者歌頌的第二個階段

　　吾人如果把這懸隔霄壤的一國兩段的歷史連接起來，做個鳥瞰分析，我們就可以約略地看出近代中國，從﹁帝制﹂轉向﹁民治﹂地清楚的階梯，和明顯的脈絡。它前一段顯然是兩千年帝制的尾聲，和迴光返照；後一段則分明是社會經濟變質︵從農業經濟轉向工商業經濟︶，獨裁制隨之滑坡，獨裁者權力也隨之遞減，極權政府更是亦步亦趨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老江今日似乎頗有點不甘心，還想試試來個自我核心化，回頭向紀念堂學習一番。老江，這一著是屎棋，碰不得也。這種﹁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Ｑ公時代之時勢也。如今中國政治轉型，已進入一個法制民主的新階段，您如果還要回頭向和尚學習，也去試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騷擾﹂的官司，而吃不了兜著走也。今後中國的政治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有永久性的﹁接班制﹂的問題；諸公如誤為只是共產黨培訓︵第四梯隊︶﹁接班人﹂的問題，那就為毛、鄧二公的人治思想所誤導了。轉型期中，各個階段自有其不同的主題，不可照抄也。願當政者慎，毋河漢斯言。

　　兩部法律治天下

　　請先談談，由毛氏當國，為帝王專制，做迴光返照的，這個第一個階段。

　　這一階段的特點便是毛澤東一人當國。在毛氏一人當國的二十八年中，全國疆土遠大於歐洲和美國，中國的人口也從六億增至八億。他一人統治了這樣的一個大國至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國只有兩部法律：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另一部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憲法在毛氏時代，只是一張廢紙。其中一條也沒有真正實行過。連那位依憲法選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竟然被紅衛兵抓走，失蹤了事。一部憲法連個國家主席的性命，也保護不了，其為廢紙可知矣。

　　至於﹁婚姻法﹂，在百法皆廢的情況之下，何以能一法獨行？寫歷史的人懷疑這是毛氏羈糜開國功臣和老幹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下了天下，進了城，食色性也，在這花花世界裏，大小功臣自然都應該享受點﹁歌兒美女﹂︵趙匡胤的話︶，鄉下的黃面婆也得讓讓位才好。中國歷史上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方法便是這樣做的。蔣氏父子敗退臺灣，早年在臺灣也搞了一段性開放，其作用也在此。所以中共﹁進城﹂之後，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來，這顯然是經過毛澤東特別許可的，甚或是他特意設計的，也是含意深遠的，雖然後來證明，並無此必要也。

　　一國無片紙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筆者初次回國，還是四人幫當權時期，我曾很誠懇地向接待我的幹部們請教，他們也很得意的說：﹁我們雖然沒有法律，我們的黨，自有政策。我們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現在我們研究國史的和黨史的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長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產國際﹂制定的。長征結束，直至解放前後︵大致是從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則是黨的中央政治局，集思廣益，集體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漸漸的，則是由毛澤東一手炮製了。到毛氏生命最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則毛的片語隻字，都是法律。由於毛氏年高，言語不清，還要透過一位一腳踢的娘姨張玉鳳女士的獨家傳譯，才能傳達於中央政治局，再佈達於全國。

　　再者，在毛氏獨裁初期，他所強加於全國的個人意志，還可叫做政策。漸漸地就變成荒淫暴君的意氣用事了。到他最後的十年，那簡直是語無倫次的胡作非為了。對這種胡作非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後期，告訴他的美國朋友斯諾︵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一九○五｜一九七二︶時，也苦笑地承認他自己是﹁和尚打傘﹂。不意斯諾這個﹁中國通﹂，居然不懂這句中國歇後語，回美國之後竟大做其獨家報導，說毛氏自述是個帶著傘旅行的﹁孤獨的和尚﹂；一時歐美﹁中國通﹂和媒體，都為之大驚失色，大家對這個﹁孤獨的和尚﹂，所做的不同的評估，也一時俱來，把我輩流落海外的老華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澤東這個﹁孤獨的和尚﹂，一人治國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華五千年史所未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兩洲中少數原始部落國家之外︶，也是聞所未聞的。

　　毛氏獨裁的主客觀條件

　　中國為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文明大國也。五千年來，它出了多少聖賢豪傑，和才智之士。就是共產運動在中國初起之時，也是志士如雲，殺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隨處皆有的，怎麼到頭來，竟讓這麼個﹁打傘的和尚﹂，亂搞一泡呢？其實這也只是個社會文化轉型的短期現象。在這轉型期中，傳統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還要經過兩百年，才能慢慢的磨鍊出來。在這個真空時代，你叫我們這個大權在握的﹁打傘的和尚﹂喳辦呢？毛氏曾公開的說過，他壓根兒不相信什麼﹁法治﹂。他說只要在︽人民日報︾上寫篇社論，然後推行起來，一竿到底，要啥鳥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選舉。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經驗裏，所有的選舉都是假的，只有槍桿出政權才是真理。共產黨的﹁天下﹂，是解放軍打下來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鳥選舉？

　　︻附註︼在今後十年二十年之內，所有毛澤東的選集和未選集，都會電腦化的，上引毛語錄，在秒速億次的檢索程序上，一撳便是，有心的讀者將來自可查閱，縱在目前，檢索亦觸手可得，筆者自己，亦每有前論。本篇因篇幅有限，就不細註了。讀者諒之。

　　總之，形勢比人強。毛澤東這位小學國文教員出身的農村知識分子，和農民起義的領袖，本質上他是和陳勝、吳廣、劉邦、劉秀、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漢們是同一種動物，只是時代不同，在思想行為上，略加點時代色彩罷了。他們的心理狀態，都永遠脫離不了中國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那個老社會。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從傳統的﹁帝王專制﹂，轉向現代化的﹁民主法治﹂這項必然演變的程序，他老人家就無此視野了。至於現代政治家所應具備的，有關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識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權﹂、﹁法理﹂這些觀念，在他腦海裏也是連影子也沒有的。毛對現代人權的認識，實在是連﹁權力﹂、﹁權利﹂都搞不清楚。遑論其它呢？毛氏對法律的認識，也停滯在兩千年前傳統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懲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對現代法理學︵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中的保民之法︵保護人民不讓惡政欺壓，孟子所謂﹁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說是一張白紙。但他強辯足以飾非，硬說這套西方的正統文明，只是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不值一顧。至於馬克思主義的法理學，又是什麼個東西，則他連寫標語的知識也沒有了。自己不知，卻強不知以為知，以天縱英明自許，絕無任何虛心來向他人請益。

　　︻附註︼列寧就不同了，列寧原是西方傳統法學訓練出來的律師，他對這兩造不同的法理學，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寧主義﹂的詮釋。雖然也流於偏激，卻遠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虛懷若谷、禮賢下士的學習態度上，毛甚至不如蔣介石，當然與孫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不過毛對現代社會科學之無知，在早期中共的領導階層中，也並不是個太大的例外。那時在共黨組織中最為驕傲、最抓權的﹁國際派﹂，像王明、博古、李立三、瞿秋白、張聞天等人也無不如此。而且他們反而沒有毛的篤實、苦幹，和對中國社會本質，所具有的調查研究的精神。跟他們相比，毛反而有鶴立雞群的領袖形象。

　　毛澤東還有另一套本領，非若輩所能及：毛公善讀中國線裝古書，精通中國傳統的﹁帝王學﹂，尤精於玩弄古法家的﹁權術﹂，以及打原始農民戰爭的那套土﹁兵法﹂。毛對這套傳統帝王學的藝術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縱，雄才大略，文武雙全，全國無兩。他就是靠這一套先天的稟賦和後天的經驗，終能在黨內壓倒群雄，異軍突起，最後竟能趕走蔣氏，而統一大陸的。起阮籍於地下，可能他又要說，天下無俊傑，使豎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們第三世界，搞工業化，曾有個名詞叫﹁恰當技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你引進科技，要恰合你當時社會國家的條件。時間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過猶不及，那您就反而是製造瓶頸，而開其倒車了︙︙。毛澤東那一套，在落後的中國，反而比胡適等﹁人權派﹂那一套更恰當，更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權派不能也。但是，時變而思想不變者臭。等到人權派那一套，逐漸變成適時的恰當技術了，毛還未死，卻頑固不變，那他就變成封建落伍，成為結束帝王專政時代的最後一個荒淫無道的暴君了︵事實上，中共在八全大會中發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為毛在這一新階段，已變成了一個阻撓進步的反動獨夫的結果，見下節︶。這原是轉型時代政治的特徵啊。毛也是一個時代的犧牲者，夫復何言。

　　毛的個人崇拜，劉是始作俑者

　　根據黨史上一般的說法，毛之竄升至全黨一人，實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讓他當上了軍委主席，取得了軍權，從此抓住槍桿，至死方休。其實它真正地變成全黨一人，卻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會期間，由劉少奇搞﹁個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蓋中共經過八年抗戰的迅速發展，至此已擁有半壁河山。那時以劉少奇副主席為首的毛派若干高幹，為著與黨內國際派爭黨權，和黨外國民黨爭政權，乃突出毛氏，為獨攬大權、超出全黨之上的最高黨魁，來領導對外鬥爭，和對內清黨，劉少奇的第一著棋，便是樹立﹁毛澤東主義﹂為全黨最高指導思想，其地位僅次於馬列主義。但毛氏那時正在謙恭下士之時，不願亦不敢與馬列平坐，乃自請改﹁毛澤東主義﹂為﹁毛澤東思想﹂。這一個由七全大會一致通過並載入新黨章的﹁毛澤東思想﹂的權威之樹立，毛澤東就不再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普通黨員了。他在一夕之間就變成蘇聯布黨的列寧、中國國民黨的孫中山了。

　　且抄兩條七全大會後的中共新黨章，以見毛在黨中的超越地位：

　　︵總綱︶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做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第一章，黨員︶

　　第二條：凡黨員均有下列義務：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和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摘自黨章原文，載劉少奇等著︽中國共產黨與共產黨員︾，一九四八年香港紅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經銷，頁一｜三︶。

　　毛澤東經過七大在新黨章中樹立了特殊地位以後，很自然的便發生兩項後果。第一便是中國共產黨自此以後，就變成毛派的極權政黨，和毛氏個人的政治機器了，其它黨內反毛非毛的派系和個別黨員，不是被關被殺，被清出黨，就是在黨內靠邊站︵像朱德元帥那樣︶。這項發展正和與它鬥爭最尖銳的敵黨｜｜國民黨的發展，殊途同歸。自此以後，發生在戰後中國的兩黨鬥爭，就逐漸變成蔣、毛之間的︵和劉邦、項羽一樣的︶兩人之爭了。第二個後果便是，這種極權式的革命政黨中的獨裁領袖，他的獨裁權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時他的政治特權，也未有不被濫用的。這就是麥克斯．韋伯所說的，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必然後果也。

　　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之時，把毛某﹁踢到瓊樓最上層﹂，雖不無黨同伐異之私，但他的動機也是為他的黨，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著想。劉在七大上歌頌毛的領導為﹁完全正確﹂。我們以筆則筆、削則削的史家標準旁評之，筆者就曾說過，劉的頌毛之言不算太過分。可是到十一年之後︵一九五六年八大期間︶﹁解鈴還是繫鈴人﹂，同一個劉少奇，又想恭請毛主席下樓休息，可就請不下來了。相反的，他卻激怒了這位大獨裁者。為著保權衛冕，毛所施展出的不擇手段的反擊，和其後所發生的骨牌效應，不但把劉某自己弄得家破人亡，它幾乎也把一個輝煌的人民政權，和十億善良的人民，都一起陪斬，而弄到萬劫不復之絕境。有的大陸史家，就誤認為劉有野心，志在提前接班，偷雞不著蝕把米，而自貽伊戚。海外史家有的則譏笑他，木匠頂枷，自作自受。其實他也是出諸善意。劉曾說：﹁現在不再搞毛澤東個人崇拜了，改搞鄧小平個人崇拜。﹂雖是戲言，亦是讖語。筆者不學，在鄧氏三起之前，即曾撰長文評之。此是後話，下節再另做交代。

　　可以做皇帝，不能做主席

　　劉少奇搞起的毛澤東這個獨裁班子，雖有其必然的不良後果，可是在它對付蔣介石那個同樣的獨裁班子，卻有其摧枯拉朽的效率。在抗戰後，蔣、毛二公逐鹿中原，那一盤楚河漢界的象棋上，不出三年，它就吃掉蔣公的﹁老將﹂，而統一了大陸。其效率之高，也確是驚人的。共產黨人，像鄧小平就常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信不誣也。吾人寫歷史，固不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在中共取得政權以後，長話短說，它開國初期的氣勢，也確是不凡的。且看那天安門頭，群雄揖讓，四海之內，萬眾歡騰。中國人民是站起來了，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是一去不復返了。何等氣勢？誰又知道，時未兼旬，九州之內，又人相食、打砸搶，哭聲震野呢？

　　毛氏這記虎頭蛇尾的政權，大陸上的中共黨史家，曾說他：﹁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我們隔洋觀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總統﹂在內，也曾笑過他，﹁只會打天下，而不會治天下。﹂但是我們海內外兩造，都未能說出個所以然來。毛澤東何以不能治天下？這點倒要稍加解釋。

　　﹁自古帝王多無賴﹂，老實說，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來，必是一位頂呱呱的﹁開國之君﹂，不下於劉邦、劉秀、趙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縱是袁世凱、蔣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當面恭維過他︶，都可做一陣好皇帝，而做不好總統、主席，何也？因為做皇帝，我們已有三千年老樣板、老經驗、老社會、老底子，你有本領打了天下，南面稱孤，依照老樣板、老經驗來，雖阿斗、溥儀，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蔣、毛、李那個去古未遠的時代，﹁打天下﹂也遠比﹁治天下﹂容易。因為打天下只是無賴打無賴，封建殘餘打封建殘餘，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難了，老樣板沒有了，﹁依樣畫葫蘆﹂，也沒個葫蘆做樣子了。你要做總統、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經；美國式、英國式、法國式、俄國式、蘇聯式、日本式，你學得再像模像樣，你沒他那個洋社會、洋底子，也是要畫虎不成，畫出狗來的。人家有人家的傳統，我們有我們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亂搬？

　　須知，制度者，機運與智慧之產兒也。而智慧與機運之交配，亦非數百年不為功也。剖腹取子，也得懷胎十月，是急不來的。此筆者之所以擅做三峽之論也。袁世凱的悲劇，是背著個總統的包袱，去做皇帝。蔣、毛二公的悲劇，則是背著個皇帝的包袱去做總統。他們三人，都死不瞑目，也就像我的老學長王作榮院長一樣，自歎﹁壯志未酬﹂也，悲夫。

　　﹁新政協﹂和制憲建國

　　現在談談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和制憲。

　　解放軍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打平了天下之後，中共要組織個新政權了。他們認為在抗戰後，該黨本願意跟國民黨及諸小黨，乃至海內外民主人士，通過﹁政治協商會議﹂，來組織個﹁聯合政府﹂嘛。毛公為此，還著了一本小書呢。可是這一政協決議被國民黨單方面破壞了，如今蔣介石被打垮了，他們要開除國民黨和附國的民社黨和青年黨的會籍，由﹁共產黨領導﹂，包括原有的民革、民盟等諸小黨派，和海內外民主人士，再來組織個﹁新政協﹂，一切從頭來過。

　　經過一番籌備之後，這個﹁新政協﹂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首次集會於北京，到會代表一百三十四人，代表各小黨和各社會團體二十三個單位，並正式分組擬定﹁共同綱領﹂︵等於臨時憲法︶，選定國旗、國歌，以及各級政府組織法和人選的草案。再經過三個月的緊張工作，至九月底再次開會時，代表人數已增至六百六十二人，代表團體也增至四十五個。這就算是新政權的臨時國會和立法機構了。

　　︻附註︼在解放前的舊政協時期，諸小黨派為企圖與國共兩大黨爭雄，曾毀黨造黨，把諸小黨聯合起來，組織個足與國共鼎足而立的、聲勢不凡的﹁民主同盟﹂。這個沒有私家軍隊的民主大黨，一時頗為眾望所歸，簡直有取國共代之的趨勢，全民看好，譽滿環球，不幸中國知識分子，原是天下最難合作的動物，再加以國共兩黨從旁搗鬼，這個﹁同盟﹂終於煙消雲散，剩下個殼子，在新的人民政權中，做個小花瓶。按理解放後，諸小黨派，應該再度﹁同盟﹂一下，做個聯合的﹁反對黨﹂，但是聰明的毛主席和周總理是不會讓他們再有個﹁同盟﹂出現了。因此他們也就怡然自得的，做了五十年的花瓶了。

　　據當事人回憶，在毛澤東主持的會議之中，有關國號的討論時，毛曾主張維持﹁中華民國﹂這個老國名，而為華僑老財東陳嘉庚所激烈反對。陳主張毛的新政權，應當和蔣的舊政權徹底劃清界線，絕不能再用﹁中華民國﹂這個老國名了。幾經辯論，終於接納了張奚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議。年前余訪陳嘉庚墓，見其被紅衛兵砸毀的墓牆上所刻的水滸傳一百單八將的浮雕，不免感慨係之。當年如沒這位熱愛水滸地老華僑的亂干國政，中華民國的國號，如果沒有被廢除，則今日海峽兩岸的﹁兩國論﹂，就說不出口，事情就好辦多了。有地位權力，可以一言興邦喪邦者，動用鳥嘴，可不慎哉。

　　國號之外，與會者也接受了﹁五星紅旗﹂為國旗︵五星中之大星，代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四小星則代表全國各民族各階層的﹁大團結﹂︶，老﹁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並選出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及以下官員數十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時，北京天安門前，禮炮二十八響之後︵象徵中共革命二十八年︶，毛主席撳動電鈕，五星紅旗，冉冉升空，全場一片歡呼，中國歷史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正式誕生了。

　　毛澤東自歎戰略錯誤

　　可是這時人民政府雖已在北京成立，中國大陸並沒有全部﹁解放﹂。新中國尚未彌月，解放軍精銳第二十八軍有三師之眾，登陸金門時︵十月二十五日︶，過分輕敵，諸將也爭功冒進，古寧頭一戰，竟被打得片甲不還，使該軍總指揮葉飛，望海痛哭。毛澤東也承認在華南打了敗仗。

　　這時舟山、海南，和台、澎、金、馬等東南沿海島嶼，尚在國軍掌握之中，不用說了，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時︵十月十二日︶，在西南中國，川康雲貴的半壁江山裏，也還駐有大軍百萬。代總統李宗仁雖已逃之夭夭︵十一月一日離渝，十二月五日飛美︶，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還在臺北、重慶之間飛來飛去。中國共產黨如何結束這場內戰，完成中國的統一，也還有好一場結尾的掃蕩工作要做呢。

　　據毛澤東後來的回憶，他在這項掃蕩作戰中，犯了一記戰略上的錯誤：他不該先解決西南，以後再圖臺灣。他說他應該集中二、三、四野的全部精銳，先把臺灣拿下再說，臺灣徹底解放了，然後再揮軍西上，去解決川康一帶胡宗南和宋希濂的殘部。他不此之圖，先揮軍西上，川康之間正打得勢如破竹之時，東北海疆，忽然晴空霹靂，一場韓戰在朝鮮半島上突然爆發了。原把臺灣和朝鮮，都已劃在美國防守線之外的美國總統杜魯門，這時未加思索，便把美國第七艦隊調入臺灣海峽，把大陸和臺灣之間憑空建起了一條好鳥難飛的鋼鐵長城。那原是危如累卵的臺灣，這一來，一夕之間，就安如磐石，固若金湯，以迄於今了。

　　毛澤東事後歎息他戰略錯了。但是先打西南，後打東南，朋友，偉大的毛主席錯在何處呢？他並沒有錯嘛。尤其是在古寧頭一戰之後，毛氏可能意識到，海上戰爭，他未可輕發，所以才決定，先打那較有把握的山地戰，而捨東就西，但是可能影響他決策的古寧頭之戰，也是個天大的偶然嘛。兵驕者敗，兵哀者勝，國軍守將湯恩伯、胡璉最初也並無必勝的把握呢。

　　抗美援朝的複雜後果

　　至於﹁高麗戰爭﹂的爆發，那就更和當年的﹁西安事變﹂一樣，純粹是一個歷史上的﹁偶然﹂了。當年的﹁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但在垂死的邊緣，卻救活了一個奄奄一息的中國共產黨。

　　天道好還。這次的﹁高麗戰爭﹂，也改寫了中國歷史，改寫了世界歷史，但在垂死的邊緣，它也救活了一個奄奄一息的中國國民黨。若談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能死裏逃生，高麗戰爭和西安事變，對國共兩黨所發生的作用，真是異曲同工。兩黨都是在槍斃之前，突然獲救，五十五十，彼此彼此，十分公平。

　　朋友，這一連兩三個改寫了人類歷史的﹁偶然﹂之發生，雖云人事，豈非天意哉？您能說我迷信？歷史本是﹁必然﹂和﹁偶然﹂交互為用，慢慢地製造出來的呢。可是由於這些偶然的影響，中國的內政外交，也隨之同時改轍。最明顯莫過於中共在外交上搞其﹁一邊倒﹂，在內政上走﹁極左路線﹂，和美國對蔣家政權的心回意轉，讓這個垂死的國民黨政權，死灰復燃。因此中共那一場轟轟烈烈的﹁解放戰爭﹂，也就和國民黨當年的﹁剿匪戰爭﹂一樣的，功虧一簣了。

　　一場﹁韓戰﹂，打了三年，中國單方死傷超過百萬人︵官方只說三十六萬，筆者近周在紐約曾與一位來美探親的韓戰老兵，細說當年。他說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場，是整營整營的死亡。雖毛澤東的兒子，亦不能免。戰況之慘烈，非常人所可想像也︶。其後遺症至今未滅。長話短說，那就是它打出美國共和黨的極右政權，產生了瘋狂的﹁麥卡錫主義﹂，竟至把美國國務院中的親華、知華，和會華語的專家，一網打盡，並以中國代替蘇聯，成為美國天字第一號的敵人，而加以圍堵圍剿。蘇聯反退居第二，有時且向美國討好，謬做中美兩仇之間的調人。北京反要向莫斯科賠償戰債。搞國際外交，天下還有比這更笨的笨蛋？言之可歎。

　　更可怕的是，一場高麗戰爭，也打出個中國﹁極左路線﹂的內政，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來。最可歎的是，美國向極右發展，只是短期的和政策性的，其主要運作也只限於外交界。等到他們發現了錯誤時，解玲還是繫玲人，最後逆轉此項極右政策的，還是那個共和黨極右派政客的尼克森。

　　中國向極左發展就不然了。中國的極左路線則牽涉到，有永久性的意識形態。它不但影響了外交上的一邊倒政策，在內政上更是極左政策的一竿到底。終至血流成河，屍骨堆山，死人數千萬，受害者數萬萬，歷時二十餘年，至毛死後而已。其遺患至今未了也。

　　歸根結柢，其關鍵在那個偶然發生的﹁韓戰﹂。但是韓戰真是偶然發生的嗎？它是不是經過史達林的精心設計，想利用金日成那位莽夫的魯莽行動，來拴住北京的老毛，以防他在美蘇之間渾水摸魚，而取其漁翁之利呢？遠在淮海戰役期間，史達林曾特派米高揚去西柏坡警告過毛澤東，認為解放軍不可﹁渡江﹂，藉口是怕美國介入，會引起第三次大戰，為毛氏所婉拒。一九四九年末，毛澤東在莫斯科謁史時，曾為此違命而道歉。史達林莞爾說：﹁勝利者是沒有錯誤的。﹂

　　中共解放軍渡江未幾︵一九四九年四月︶，金日成就揮軍南下︵一九五○年六月︶，金某竟敢瞞住史達林而單獨行動？常識令人不能相信也。史達林如先知金軍南下，為何不派米高揚前往阻止？也難令史家釋疑。各種跡象顯示，韓戰分明是經過史達林精心設計，至少是默許才發動的。史氏之目的蓋在拴住毛澤東，免其變成亞洲之狄托也。而毛澤東也就甘願陷入史達林之圈套，而不能自拔，也真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這也是俗語所謂﹁棋高一著，逼手逼腳﹂吧。

　　高麗戰爭與懲越之戰

　　但是﹁抗美援朝﹂也有其歪打正著的一面。第一是它大大的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記得國共之戰打到尾聲時，有一新聞記者訪問我們哥大的老校長艾森豪威爾將軍曰，假如美國要出兵援蔣，需出兵幾許，始能逆轉戰局？艾氏伸出兩個指頭。記者曰：﹁兩軍？﹂艾氏微笑說：﹁兩師。﹂可見其對中國之輕蔑也。但是韓戰卻給這位趾高氣揚的美國元帥一記大耳光。也足使整個世界媒體對中國刮目相看。中國做了一百多年的世界帝國主義的共同殖民地，今日稍微抬一抬頭，誰說不宜？

　　﹁高麗戰爭﹂對中國內政，所發生地建設性的影響，那就和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所發動的﹁越南戰爭﹂，有其異曲同工之處了。自秦始皇而後，中國軍隊一向都講求﹁系統﹂，近代尤然。國民黨軍中就有所謂﹁中央系﹂、﹁桂系﹂、﹁西北系﹂、﹁東北系﹂，和數不盡的所謂雜牌軍。共軍中始則有所謂﹁方面軍﹂，國共內戰時，又分為四個﹁野戰軍﹂。表面上是屬於中央軍委統一指揮的，骨子裏各野戰軍也各有其系統，中央軍委對他們的指揮，也只能因勢利導。尤其是像鄧小平這樣﹁二野出身﹂的軍委主席，他指揮二野或可如臂使指，指揮其它﹁系統﹂，就難免有些不順手了。但是為著打一場嚴重的對外戰爭，這就給中央軍委提供了法理根據，來抽調各系統的精銳，做集中訓練，並加以混編︵﹁混編﹂是國民黨裁軍時，設法消滅雜牌軍的老辦法︶，這一混編出的新系統，就是人民政府精銳的中央軍了，雖然在解放軍體制中無中央軍其名，然有其實也。

　　五十年代的解放軍系統當然更為複雜，縱以毛澤東的聲威來指揮，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可是為著打這場生死存亡的﹁抗美援朝﹂，他們就要認真的打散各野戰軍，抽調各系統的精銳，加以混編，來統一指揮。三年韓戰，打得四野全銷，解放軍就真正的統訓統編，軍委毛主席指揮起來，也真就如臂使指了。所以一場韓戰，對毛澤東的整軍裁軍的計劃來說，也真是若有天助也。鄧小平後來打越戰，也是如此的。

　　在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朝代裏，開國之後，裁軍整軍都是第一難題。而人民中國在建國之後，未費太多氣力，賀龍︵一野副︶就乖乖的去打桌球，當體委；劉伯承︵二野︶也繳出兵符去辦學；陳毅︵三野︶遵命去搞外交；林彪︵四野︶安心去俄國養病。只有一個毛主席最信任、最親密、過去合作關係也最好的﹁彭大將軍﹂，彭德懷︵一野正︶保存了軍職做國防部長，抗美援朝時奉旨出任中國志願軍司令員。這計杯酒釋兵權，固然是老毛通天的本事，但也是諸將識大體，和對美帝作戰的生死交關，有以致之。毛當時對彭老總寵信最專，誰知伴君如伴虎，這也是彭德懷這位有聖賢資質的愛國軍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呢。朋友，彭德懷憑什麼要死於非命，而死得那麼慘？但是中共的解放軍就是經過韓戰這場血的洗禮、血的訓練，而成為一支真正的世界級的武力。一九六二年那位不知輕重的文人學者尼赫魯，居然也想抹抹老虎屁股，解放軍才稍微動一動，印軍就全軍覆沒，全國震驚。解放軍如真的傾巢南下，全印也就要被﹁解放﹂了。那時筆者曾被哥大派往新德里公幹，目睹印度朝野之舉國惶惶也。

　　中國是毛澤東思想的實驗室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正式建國之後，在﹁文治﹂上，也頗有開國氣象。首先，那原是代替國會的﹁新政協﹂，就改為﹁中央人民政協﹂，做為安撫小黨派、民主人士，與少數民族的顧問機構。各省也各有其省級政協，以安撫只有地方性的﹁民主人士﹂和被改造釋放的國民黨戰俘。這一安排也頗為成功，以迄於今。早期﹁新政協﹂所制定的﹁共同綱領﹂，原是做為﹁臨時憲法﹂之用。建國五年之後，幾經制憲委員會的努力，至一九五四年，就正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取代了。北京的所謂﹁聯合政府﹂，也就變成正式的中央人民政府了。人民政府中最高領導的班子依舊，只是原先的﹁政務院﹂則改名為﹁國務院﹂了。

　　人民中國這第一本憲法，也是包羅萬象的。舉凡現代政治學理上，所有的新鮮事物，無不應有盡有。尤其是它明文規定了，五年一任的國家元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制度。這一制度如果認真地執行起來︵像美國開國時的華盛頓、亞當斯、傑弗遜一樣︶，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開國領袖，一個接一個的接下去，未始不能替人民中國慢慢地建立出一個穩定的接班制度來。在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國度裏，先把中央政府穩定下來，其下各種制度，隨之漸漸的納入正軌，如此，則轉型期的中國，就可迅速的駛出這個可怕的﹁歷史三峽﹂了。不幸的是，在這段帝制轉民治地轉型運動的中期，接班︵帝制時代叫做﹁立儲﹂︶問題，便是個最難解決的問題。原先的真皇帝都解決不了，如今半皇帝、假皇帝，所謂主席、總統者，就更難解決了。下章再專論之。

　　建國初期的黨政組織和意蒂牢結

　　人民中國在建國初期，究竟做了些什麼事呢？一般說來，它和漢唐宋明等傳統朝代，也是大同小異的。大同者，還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制度﹂：一個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權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組成一個龐大的﹁職業官僚﹂︵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體系。地方政府則郡縣鄉鎮三級制一竿到底。﹁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一制度，兩千年未變，而人民中國繼承之也。只是在遴選候補官吏的制度上，它所採取的卻是一種帶有時代性的﹁入黨做官﹂的辦法。推行起來，比帝制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舉考試制﹂，還要落伍一點罷了。

　　另外疊床架屋，他還有一套，和政府機構平行，而更具決策權力的黨的機器。在通常的情況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長應是省長；一校的首長應是校長；一個公司的首長，應是總經理。可是在共產中國，則一省首長卻是共產黨的省委書記；一校則是校委書記；公司工廠，也是廠委書記。甚至學生自組的學生會，也是書記當家。﹁六四﹂在天安門領導鬧學潮的王丹，原來便是黨中派出管治學生的黨小組的書記。他年輕氣盛，卻承繼了北大自由主義的傳統，捨魚而取熊掌，才在黨內造起窩裏反，而享名世界的。

　　這種以黨為大，黨指揮槍，黨指揮政，指揮一切，在﹁進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進城以後，富有天下，把一時權宜之計，當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紕漏了。毛公所以在歷史上，以獨夫終篇，便是打不開這個死結的結果。國民黨還有個﹁還政於民﹂的口號。共產黨則是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還沒有實現，全世界資產階級還未消滅之時，則是一黨專政到底，決無還政於民之心。這也可能就是共產主義極權政治的死結罷。

　　不過話說回頭，當年國民黨搞﹁以黨治國﹂，還搞不到共產黨這個水平呢。蔣介石以前曾批評過王安石，說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便是他少了個中央政治學校，沒有訓練出足夠的幹部，來執行他變法的政策。但是在訓練幹部上，毛公可能就要暗笑蔣公是小兒科了。在搞﹁土法煉鋼﹂時，毛就吹牛說，他一次能送﹁九千萬人上陣﹂。蔣介石搞土法煉鋼，中央政治學校能訓練出多少幹部呢？

　　蔣、毛二公俱往矣。青島康有為墓裏，老康遺骸的頭骨，也被紅衛兵弄丟了。他們三位都是﹁畢其功於一役﹂的一次革命論者啊。現在我們不叫變法，叫轉型。從帝制遺規，轉出個民主法治，要智慧加機運，再加實驗時間；橫的好的要移植，縱的好的也要承繼。如此，至少要兩百年，才能慢慢地﹁變﹂出個新﹁法﹂來。哪能一蹴而幾？讀者公婆，請稍安毋躁，中國還要再實驗四十年，我們就可能有個像樣的民主制度出現了。否則就再等一百年，它遲早是要出現的，急有何用？

　　農村土改和都市工商改造

　　至於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採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後二十四年︶所實行地﹁復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從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後進一步組織﹁合作社﹂，和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這本是共產主義的基本理想，甚至也是傳統儒家所謂﹁大同之治﹂的教條。國共兩黨都列為最高理想的。中共建國以後，按照憲法和黨章，也是要亦步亦趨，加以推行的。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迷信和曲解了馬克思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偏信了列寧主義階級仇恨之說，建國以後，以政府統治機器，泰山壓頂的力量，關門殺狗，一舉把﹁地主﹂屠殺了八十餘萬人︵實際數目顯然遠大於公開的數字︶。這種階級淨化的革命手段，和近時科索伏的種族淨化，實是異曲同工。如此以濫殺方式來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近百年來的人類歷史已充分證明，不但不構成一項解決問題的辦法，它的併發症和後遺症，尤其可怕。因為殺人是有癮的。﹁我好殺人人殺我，頭顱一樣滾瓜紅﹂，殺仇人殺紅了眼，下一步就要殺自己的人了。據說張獻忠每天都要殺人。等到殺得無人可殺時，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隊伍裏撥出人來，以供屠殺。共產黨當年把階級仇人殺光了，就開始殺自己的同志了，可能也是同樣心理變態的結果。尤其是毛公迫不及待，為私為公，他都要立刻冒進，來大搞其公社化，終於演出一場餓死三千萬貧下中農的大悲劇，更是不堪設想。此是後話，到時再說。

　　至於都市工商業的改造，周恩來、劉少奇、陳雲和一些經貿專家都主張，先從公私合營做起，實事求是，慢慢化私為公，反對冒進。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謹慎執行，全國經濟隨之復甦，實頗具開國氣象。不幸﹁二五計劃﹂︵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墨瀋未乾，便被毛氏一手推翻了。結果弄出三面紅旗，土法煉鋼等，勢將傳之千古的歷史笑話。記得筆者於一九七二年返國探親時，所見一家﹁國營照像館﹂，那架最主要的黑白照像機，比我身邊所掛的廉價的彩色照像機，還要老二三十年，我和外甥到一﹁國營餐廳﹂去排隊買油條，等了半個小時，只買到數根冷油條的情形，如在目前也。

　　關於建設重工業的政策，中國向蘇聯學習，先搞軍事工業，倒頗有可觀。它集中全國力量，正如陳毅外長所說的，沒褲子穿，也得發展原子彈。在一九六四年中國果然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兩年不到，又爆炸了氫氣彈，速度之快，足使美蘇側目；接著北京又搞起﹁航天﹂，發展﹁二炮﹂，送衛星上天。更是震動全球。這種成就，確是打破世界紀錄的。也使海外華僑，挺起腰桿，揚眉吐氣，從此不再做落後的﹁支那曼﹂︵Ｃｈｉｎａｍａｎ︶矣。但是這也是變相的﹁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的原子彈爆炸於﹁大躍進﹂之後。朋友，以二十萬顆頭顱換一顆原子彈，歷史家執簡書之，心頭也是萬般沉重的。

　　凡此，論者已多，經貿科技專著，亦所在多有，筆者今後有暇，當再略為分類綜括之，以留信史。本篇就一筆帶過，不再多敘了。

　　極權領袖的統治藝術

　　現在再談談建國初年的那些有名的﹁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和﹁反右﹂諸種運動。毛澤東當國二十八年，最大的特點就是搞﹁運動﹂。二十八年中可憐的中國老百姓簡直可以說沒有一時一刻不在膽戰心驚的運動中討生活。孔子的大門徒宰我先生就曾形容過，周朝建國初年的政策是﹁使民戰慄﹂。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戰慄，連黨的老幹部和超級老幹部像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賀龍、林彪、陶鑄、彭真、郭沫若、潘漢年、陳伯達和他們的夫人們、子女們，甚至周恩來和鄧穎超，也都無時不在戰慄之中。周恩來就感歎地說﹁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鄧小平說他能活下來，實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過日子，能不戰慄？

　　但是毛主席究竟有什麼神通，一個人能把全國全黨，都弄得生活於戰慄之中呢？社會科學家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就十分簡單了。那是極權政治，尤其是現代化極權政黨的基本性質嘛。極權政黨是一部無堅不摧的統治大機器。任何強人，搶得了這部大機器的操縱權，誰就可以和尚打傘，為所欲為。始則是為國、為民、為黨、為革命、為主義，運用此一大機器來清除異黨和異端。但是絕對權力，絕對腐化，掌握絕對權力者，未有不濫用其權的。尤其是掌權過久，孤獨多疑，老年昏聵，發生偏執狂︵Ｐａｒａｎｏｉａ︶的大獨裁者，更會胡作非為。為著清除﹁異己﹂，那就白刀進，紅刀出，無惡不作了。

　　當然，權力濫用，也是個絕大的政治藝術。我國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現代的﹁馬基維利主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ｓｍ︶都曾把這一項藝術發展到最高峰，而大獨裁者們，都是這一行道的好學徒和最高手，否則他們也吃不了這行飯。在近現代中國裏，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三雄，都是這一行的九段高手和掌門人。他們手段之高明，耍起來，往往令歷史家，甚或他的政敵，都拍案叫絕。我記得李宗仁往往鬥不過蔣介石。在鬥敗了之後，他反而佩服蔣制勝的本領。說到精彩之處，李德公當時把大腿一拍，然後翹起拇指，向我說：﹁蔣先生這著高明。﹂其實李宗仁先生在此行道並不低能也，但他自歎不如蔣。其實蔣的本領到毛，還差得遠呢。朋友，相信嗎？

　　鎮反、肅反、三反、五反

　　毛澤東就憑這部大機器取得了政權。他也就靠這部大機器來建國治國。在建國之初，他是利用這部大機器，來清除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殘餘勢力，即所謂﹁鎮反﹂、﹁肅反﹂是也。中共在奪取政權，尤其是志願軍入韓之後，從一九五○年十月開始，一搞兩年，其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之徹底和殘酷，真是古所寡有，今亦無雙。雖德蘇兩國亦相差遠甚。數十年來北京的官史家為此一政策辯護，說是國民黨和美帝不甘失敗，在大陸留下大批特務，從事破壞和暗殺，猖蹶到陰謀﹁炮打天安門﹂的荒謬程度。據說中國人民抱怨政府﹁寬大無邊，有天無法﹂，政府不得已而為之，才開始鎮反肅反的。

　　其實，戰敗了的國民黨，當時之不服輸，信或有之。但是國民黨尸居餘氣，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衰邁的老Ｋ，當時無此潛力與氣焰也。美國想派遣間諜向大陸滲透，也是事實，然碧眼黃鬚者，究係異族，搞搞調查研究，竊聽收買，行有餘力也。搞炮打天安門，若非編導偵探演義，就是撰寫科幻小說了。此陰謀如為事實，則愚蠢不堪矣。

　　當時中共搞殘酷的鎮反、肅反的真正原因，則是報仇雪恨。國民黨當政時殺的﹁赤匪﹂也夠多了，毛、周也虎口餘生，幾遭不測。如今變天了，以牙還牙，辱其大，殺其小。非盡屠萬惡的﹁項氏之臣﹂，不足以雪心頭之恨。再加以向蘇聯聯共學習，﹁把革命進行到底﹂成一時風氣，中共對異黨異派之殘酷鎮壓，一殺數十百萬人，就青出於藍了。凡此，將來公正的歷史家，都會做專題處理的，本篇就三言兩語的帶過了。

　　國民黨和美帝的特務，趕盡殺絕之後，共產黨整肅矛頭就指向黨內的異派和貪污幹部，以及黨外的奸商。這就是所謂﹁三反﹂、﹁五反﹂了。

　　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一九五一年年底由毛澤東下令推行的。在運動進行中，處決了貪污有據的高幹劉青山和張子善。前者是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後者是天津地區行署專員。二人都是三十年代就出生入死的地下黨員，解放後位據要津。二人的處決，使全黨全國耳目一新。政肅風清，新朝究非前朝可比。

　　五反則是三反之擴大。反的是所謂﹁五毒﹂：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騙國家財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反目的是整肅市場上之不法商人的。大都市中的各級商場和各樣商人，本來是最複雜的一個社會階層。商人有錢，官僚有權，再加個黑社會從中勾結，這就是臺灣今日之所謂﹁黑金﹂了。黑金猖獗，那任何革命政權都要腐化了。中共初進城時，就立刻體驗到這腐蝕之可怕。五反運動雖然也是血跡斑斑，卻頗收一時之效，為所謂﹁過渡時期總路線﹂之提出與施行，與﹁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之擴大，鋪平了道路。

　　總之，開國初年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毛澤東領導之下，確有其一番朝氣。當時朝野兩方對社會主義制度之優越性與可行性，也從不懷疑。毛氏利用其無堅不摧的共產黨那部大機器，來雷厲風行地施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國上下也無不俯首帖耳、心悅誠服地跟著共產黨走。到五十年後的今日再反思之，吾人固知，社會主義，尤其毛派社會主義，實為一大空中樓閣的烏托邦也。但是，朋友，不是五十年前呢。那時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包括國共兩黨的全部黨員，很少不是所謂﹁社會主義者﹂。二戰之後，我輩中國人的最高理想便是：政治自由、經濟平等。在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中共雖殺人如麻，但是治亂國用重典，一時居然也達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理想境界。加以物價穩定，社會平安，雖粗茶淡飯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飴矣。

　　因此這三五年的太平盛世，時至今日，仍有歷盡滄桑的若干父老緬懷不置也。當年海內外絕大多數人民，對北京人民政府，也都抱有最高的幻想。認為自此海晏河清，中華民族百年苦難，總算是出頭了。

　　筆者這一輩的過來人，親身體驗者，那時都還是最愛國的理想青年也。我們所最為入迷的口號便是：﹁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經濟社會化。﹂嗚呼，一轉眼，半個世紀過去了，誰知這三大理想，都是一場空哉？言之可歎。

　　承繼問題仍是政治死結

　　今日痛定思痛，從巫山之巔，俯瞰三峽，才豁然有悟。原來毛澤東時代究竟還是帝制尾聲，去古未遠。中國古帝王專制︵尤其是開國時期︶，政治上最大死結，便是帝位繼承問題，今日叫接班問題。讓我們翻翻中國通史。且看從秦二世矯詔殺扶蘇開始，到漢初的諸呂篡劉，初唐的﹁玄武門之變﹂，北宋太宗趙匡義逼死太子，明初朱元璋盡殺功臣為建文太孫接班鋪路，最後還是免不了一個﹁靖難之變﹂。清康熙為中國歷朝最可敬的聖主明君也。臨死病危時，諸子爭位，他自己是否是自然死亡，史有疑團也。縱在民國時代，袁世凱的金匱石室，貽笑至今。孫中山身後汪氏篡胡，蔣氏篡汪，都是影響深遠的政治波濤。蔣中正傳子，也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迨毛公打平天下，粗安未及半旬，接班問題之日趨嚴重，已遠邁前朝。其後骨牌效應，毛死未已。毛公生前為賢妻接班鋪路殺人，是何等驕狂？他怎知一朝瞑目，屍骨未寒，﹁武則天﹂就被活捉去者？時至今日，對接班問題，吾人仍未見江公有何善策也。一句空言：﹁培養第四梯隊接班人﹂，說得何等輕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今日史學博士生，執簡以待之可也。朋友，您認為臺灣今日民主了。李總統的接班人，將依法產生，太平無事了。且看李公今日已方寸大亂矣。其情況之複雜，恐亦非吾輩書生所能空論也。雖然它的局格，只限於一個小島，接班之爭與大陸相比，只是個茶壺風波而已。總之，在我們這個轉型未成的人治國家裏，接班制是眾亂之源，接班搞不好，則一切免談。毛治中國二十八年的眾亂之源的，契機即在此。

　　現在再讓我們回頭看看，人民中國建國初年，便隱然發生的接班問題：上節已言之，開國五年，毛已做了一任華盛頓。一九五四年憲法頒佈，毛又依法連選連任，當選了第二任國家元首，任期直至一九五九年為止。本來嘛，做國家元首兩任十年，原不算短。殊不知在人治中國的國家元首，尤其是開國之君，都是從馬上得來的。一將功成萬骨枯，踩著一條血路爬上層樓，數十年白刀進，紅刀出，爾虞我詐，仇讎盈野。為本身和家庭安全計，他縱想引退，也是退不得的。何況生就獨裁胚子，都是終身職的職業革命家，豈可半途而廢。如部下的從龍之士，硬要逼宮造反，則尤要不惜一切，衛冕護權到底，絕不甘休。老實說，這一特質是世界上所有獨裁政權皆然，中國並不是個例外也。但是無巧不成書，毛公的第二任元首之職，未及中途，國內和國際情勢都發生了劇變，迫使毛氏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數，以圖自保，人民中國也就隨之大亂了。

　　莫斯科鞭史，北京城抑毛

　　原來，毛公的第二任還未開始，蘇聯政局就已經發生了翻天的變化。大獨裁者、全世界第一號共產黨領袖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突然病死。論國際共產運動的資歷，毛澤東水漲船高，此時理應遞升接替史達林為第一號領袖了。誰知事有不然，蘇聯在史氏死後，幾經權力鬥爭，終由赫魯雪夫，取得了政權。赫氏為一有手腕的修正主義者，在史氏專政之下，久遭折磨。如今一旦當政，不特一反史達林之所為，並於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蘇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對史氏公開﹁鞭屍﹂。他認為史達林三十餘年的個人獨裁，實在是當今蘇聯內政外交、政治經濟落後的百病之源。他堅持把史達林所有的政策，都加以逆轉；說做就做，史達林留在莫斯科紅場、列寧墓裏的遺屍，很快的也就失蹤了。蘇聯人民受史魔之苦久矣。經赫氏登高一呼，全國人心大快，洋溢著一片﹁鞭史﹂︵當時西方所謂Ｄｅ｜Ｓｔａ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之聲。﹁黨內民主﹂的口號，被叫得震天價響。十餘年來美蘇之間的冷戰，也隨之迅速解凍。

　　蘇聯這一突變不打緊，一向以﹁老大哥﹂的行為馬首是瞻的北京政壇，就隨之震動了。再者，也真是無巧不成書吧，中共的八全大會，也竟預定與蘇共二十大同年舉行。上節已言之，中共自七大以後，毛澤東已亦步亦趨的走向史達林的獨裁之路。這一下史達林在蘇共二十大中，忽然從聖人導師變成壞事做盡的惡魔了；中共在他的八全大會中，將如何處置毛澤東呢？毛又何以自處呢？

　　首先，中共黨內一般毛派高幹，本來就是和以陳紹禹︵王明︶為首、以史達林為靠山的國際派，針鋒相對的。史達林一死，國際派已全部靠邊站︵王明於中共八大當選為最後一名中委之後，即潛往蘇聯定居，終於老死俄京︶，毛派幹部包括毛澤東自己在內，對史早就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可是此次赫魯雪夫鞭史，情況就複雜了。北京多數中央領導，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和鄧小平等人，顯然都有意與蘇共步調一致，來搞黨內民主，反對個人獨裁。可是毛澤東這個傳統的反史派土共首領，這時卻搖身一變，變成史達林幽靈唯一的魔鬼辯護士了。在中共高級幹部一致附和鞭史聲中，毛則力排眾議，堅持評論史達林的歷史功過，應該是三七開：史達林﹁功大於過﹂。

　　朋友相信嗎，中共在八全大會中對史達林被鞭屍的反應，其後竟變成人民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本身，接著發生的二十年不停的動亂，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的眾亂之源啊。

　　八全大會和新黨章

　　中共的八全大會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開幕的。長話短說，大會中最重要一件議案，便是﹁修改黨章﹂，這個﹁新黨章﹂和七大通過的舊黨章，最大的區別，便是把原有的﹁毛澤東思想﹂︵見上節︶給劃掉了。這一劃不打緊，便把毛主席從瓊樓最上層，降級，降到基層，和其他工農兵黨員沒有兩樣了。

　　上節已言之，朋友，搞咱們中國的官僚政治，尤其是最高領袖，只能升，不能降也。更上一層樓，您可以去見上帝，像袁世凱；或晉升為太上皇，像鄧小平，您不能真的﹁退居二線﹂，便五六十年代之間的毛澤東，或二三四十年代三度﹁下野﹂的蔣介石。縱使是二級領袖，像五十年代被政敵趕出臺灣的、﹁蔣家天下，陳家黨﹂中的陳立夫。立夫先生在美國新澤西州開雞場時，或問陳夫人何以選此行道，夫人喟然歎曰：﹁雞臉比人臉好看啊。﹂毛主席在﹁退居二線﹂期中，王光美以第一夫人身分出訪印尼，大跳其探戈，不是也把隨老頭退居二線、舞藝比王夫人更強的江青，臉都氣扁了？文革中，劉主席失蹤了，第一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豈非探戈奪命哉？真是官高位險，﹁二線﹂豈可久居？

　　關於這點怨歎，朋友，我們不能專怪我們的失勢英雄，和他們的娘子們呢？我們也要看看我們那些見風轉舵的無恥政客和高級知識分子，我們也要看看我們那久染於官僚﹁醬缸﹂中的社會大眾。文革中在全國最高學府的清華大學上演那幕﹁活捉王光美﹂的鬧劇，還不是清華大學中那批高知師生，觀風轉舵導演的？可恥吧。

　　讀史者閱人多矣。在中國傳統裏搞政治，一到瓊樓最上層，就得幹到死為止，絕不能退休。曹操不也說過，他如自動退休，﹁欲為長城公，豈可得乎﹂？縱在毛後的人民中國，君不見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位灰溜溜的下場。這不是他的接班人有意要羞辱他們呢。而是沒有﹁雞臉﹂好看的那些﹁人臉﹂︵包括他們原來的朋友、同志、下屬和一般社會大眾︶，才使他們吃勿消呢。這種雞臉和人臉的變化，在共產中國，尤其顯明。這話不是不才老朽，瞎扯淡吧？數年之前，大陸不是也有什麼﹁江落石出﹂的順口溜嗎？這種政治傳統才叫做﹁封建殘餘﹂，和﹁醬缸文化﹂呢。這種傳統不洗刷乾淨，中國哪配做個現代化國家呢？但是要洗刷這個臭不可當的傳統，那就要徹底完成政治轉型；轉型一天不完成，則此臭就永遠存在。所以今日北京的當務之急，不是培養接班人的問題，而是要搞出個接班制度來。試看在近百年民國史上，袁蔣毛鄧四大獨裁者，不都曾精心培養過接班人？結果呢？一個培養了老婆，兩個培養了兒子。老鄧沒兒子老婆可以培養，終於培養了三個後輩。結果呢？一個被他氣死；一個被他廢幽，幾乎也弄得天下大亂。這種糟糕的先例，現任當權者還要如法炮製嗎？江公現在顯然也在培養接班人。望雲翹首，我們敬為胡東宮錦濤祝福，希望他將來和平接班也。

　　毛對抑毛運動的反擊

　　明乎此，我們再回看毛公對八大抑毛的反擊，和其後的骨牌效應，就不難一目了然了。

　　第一，主觀的，毛天生具有以﹁鬥爭為快樂之本﹂的個性，非低聲下氣之人。遭此屈辱，就非鬥爭不可了。

　　第二，客觀的，上述那個官場的人際關係，和深染於醬缸文化的傳統社會，也使他非反擊不可。

　　第三，這次抑毛運動是當權的毛派自家人的窩裏反。毛是個獨人班，高高在上，以一人而敵全黨。因此他反擊的對象，幾乎是從龍功臣的全體。他不能不分而制之。

　　第四，毛是個老謀深算、不擇手段、不打沒有勝利把握之仗的戰略家和政略家；搞陰謀陽謀，俱是九段高手。因此這場保權衛冕之爭，就變成長期的、狠毒的、和分段分期進行的、﹁人民內部的矛盾﹂和血淋淋的、不顧任何道德原則的政治內戰了。

　　至於他所運用的手段，四十年後的觀察家，也就可以看的很清楚了。大致說來，毛公最基本的原則，便是抓住槍桿。﹁槍桿出政權﹂。大槍桿是抓住全部人民解放軍的軍權；小槍桿，則是掌握北京城區的衛戍軍力︵尤其是裝備精良，人數眾多的八三四一部隊︶。毛主席如對任何黨政官員不滿意，他老人家只要歪歪嘴，該員立刻便可﹁失蹤﹂。再加上一個如臂使指的黨組織，和群眾組織，毛的政權控制之細密和徹底，實非俄國的布黨和德國納粹所可望其項背。德俄兩國，一般政治學家，都把他們歸入所謂﹁警察國家﹂︵Ｐｏｌｉｃｅ　Ｓｔａｔｅ︶。毛公統治的中國，則是已入化境的﹁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ａ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ｏｌｉｃｅ︶。其統治之嚴密，世界史上尚無前例也。但是縱使如此，他要像劉邦、劉秀和朱元璋那樣殺盡功臣，也非運用有恥和無恥的藉口，以及有形和無形的策略不可了。

　　至於毛公的政治策略，則大策略不外是不顧國家民族，和黨和人民的利益，而放火自救。不顧原則的打破現狀，製造混亂，然後︵且引用他自己的話︶﹁從大亂中求大治﹂。毛知道在全黨全國大亂之後，也只有他才能快刀斬亂麻地，造勢整風清黨，然後來撥亂反正。毛從江西時代開始，就以搞﹁拉一派，打一派﹂，為全黨所畏︵這在馬基維利的政治哲學裏則叫做Ｄｉｖｉｄｅ　＆　Ｒｕｌｅ，也就是分而制之︶。事實上，在八大之後的二十年中︵一九五六｜一九七六︶，毛公就是運用這套手法，把他的本黨同志和全國人民整得死去活來。幸好人老必死，毛如不死，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也不會有痛定思痛、而圖謀改革開放的﹁毛後﹂時代也。

　　至於毛公所運用的、一些見不得人的﹁小策略﹂︵且用毛氏自己的話來說︶，那就可以小到﹁摻沙子，丟石頭，挖牆角﹂，貼大字報，暗中搞陰謀，公開搞陽謀。搞得人頭滾滾，也搞得他老人家不亦樂乎。但是受害者就不止於毛派和共產黨自己了，全民全族之受害，也是三代不能恢復也。悲夫。

　　近二十年來，筆者就和當過各派紅衛兵的小朋友們︵包括我母省安徽曾一度聞名世界的﹁好派﹂和﹁屁派﹂︶長期笑談往事。他們也未有不自覺荒謬的。有的甚至咬牙切齒的痛恨老毛，和獨裁政權。因為他們自己也是無可補償的受害者啊。

　　從雙百運動到右派造反

　　按順序來。毛澤東主席所親自發動的第一輪反擊戰，便是八大之後，一九五六年底的所謂﹁雙百運動﹂｜｜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在運動初起時，我曾問過胡適老師：﹁百家爭鳴，人人知道；百花齊放，出自何典？﹂胡順口答道：﹁︽鏡花緣︾。﹂真是淵博。

　　在八大抑毛運動中，他們的藉口是反﹁獨裁﹂和反﹁個人崇拜﹂。可是從毛公的立場來看，老子固然獨裁，﹁他媽的﹂︵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用過這句三字經﹁國罵﹂，今且借用︶，你們就不獨裁呀？獨裁制原是帝王傳統遺傳下來的權力金字塔。根據共產黨﹁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的原則，毛所擁有的權力固然是個大金字塔，他下面各階層的﹁職業官僚體制﹂︵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中的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沿梯而下，何人又沒個金字塔呢？連一些鄉鎮級的小幹部，也是一些小金字塔呢。在毛看來，他那時聲望已達巔峰，劉少奇還差得遠呢。你們批評老子獨裁，你們就不獨裁嗎？大家是同樣的獨裁，只是權力大小、等級不同而已。要批評獨裁，應該從你們這些官僚黨棍，整風整黨開始呢。小子鳴鼓而攻之，這顯然就是毛所策動地、自衛反擊鬥爭的心理狀態。

　　兵來將擋，水至火迎，毛就準備利用當時分散在各個小﹁民主黨派﹂中的高級知識分子，來幫助他整黨整風、自清君側了。這顯然就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底所發動地﹁雙百運動﹂的最原始的構想。在此運動中，由毛公親自主持，黨和政府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召集了一連串的﹁整風座談會﹂。在這些會中，毛號召各小黨派中的﹁民主人士﹂，大膽地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提出批評。並給以﹁言者無罪，聞者足誡﹂的最安全的保證。他所制定的指標則是：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做此公開的保證時，他顯然認為他自己聲望正隆，高居頂峰，對這三個﹁主義﹂，都沾不上邊。因此批評者也只會批到劉少奇為止，不會傷及﹁皇上﹂。這原是中國傳統的帝王政治的特色。連造反者，分明是造皇帝的反，但是傳統的辦法，都是只號召﹁清君側﹂，對皇帝是不直接攻擊的。縱在戰時，國共兩黨﹁摩擦﹂到圍攻新四軍的程度，毛氏親自策劃的反國民黨的宣傳戰，也只到何應欽為止。蔣，他是暫時不碰的。

　　此次搞雙百運動，毛公顯然視為當然，他自己是不會變成攻擊對象的。誰知他老人家估計錯誤了。所以在﹁言者無罪﹂的鐵卷保證一經提出，這批舊社會出身的老士大夫和高知，對共產黨的黨天下，早就骨鯁在喉，既然言者無罪，他們就捨共幹，而把矛頭直指共黨了。一時熱火朝天，原來聲威比天還高的﹁黨﹂，一夕之間就變成眾矢之的了。

　　﹁羅章聯盟﹂和﹁反右運動﹂

　　在這一系列的整風座談會中，首先對共產黨提出嚴厲批評的，則是早先擁共最力的民主同盟正副主席的章伯鈞和羅隆基了。羅其時是官至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官高一品。接著便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黃紹竑和龍雲等人以及有影響力的媒體像︽新觀察︾的主編儲安平等人。經這些名人在北京登高一呼，全國高知如響斯應。一時舉國滔滔，把一個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批評得一無是處。他們批評的內容，可以儲安平的﹁黨天下﹂一語概括之。那就是共產黨把持了一切。小黨派人士，表面上官高位顯，事實上只是一些﹁有職無權﹂的花瓶。所以他們要求共產黨開放政權，搞政治民主化，不能再搞﹁外行領導內行﹂。章伯鈞甚至要組織一所﹁政治研究院﹂來研究體制改革，要求共產黨開放政權，好讓各黨派﹁輪流坐莊﹂。在全國風起雲湧的批共呼聲中，湖北一位高知葛佩琦甚至對共產黨提出警告，共產黨如不好好為人民服務，人民會﹁殺盡﹂老共的。

　　在大小知識分子，越批越起勁，全國人民也為之大鼓其掌；時未經月，自毛主席以下的大小幹部，和金字塔主持人，個個傻眼了。乖乖，這批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真要造反了。共產黨怎能如此﹁寬大無邊，有天無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竟如此不識抬舉，毛主席震怒了。他很快的就體會到自己的錯誤，反撲勢在必行。但他能表面容忍，並把所有右派﹁言者無罪﹂的控訴，一字不易的在︽人民日報︾，全部刊登；做了充分的準備之後，乃把鄧小平叫出來，發動一個強烈的﹁反右運動﹂，把他們鎮壓下去。小平遵命後，乃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一聲令下，千百個大嘴巴，就紛紛被捉將官裏去了。這就掀開了人民共和國史上，第一幕血淋淋的﹁反右運動﹂，以後的骨牌效應，就沒個底了。

　　羅、章、儲、葛諸大嘴巴傻眼了，主席老人家，您說過﹁言者無罪，聞者足誡﹂嘛。怎麼言猶在耳，時未迭月，又搞起文字獄，抓起人來了？這不是﹁陰謀﹂嗎？主席傳語鄧小平，這不是﹁陰謀﹂，是﹁陽謀﹂。黨發動雙百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把你們這些毒蛇毒草騙出來，加以剷除，加以捕捉的。一個燦爛光華的﹁雙百運動﹂正式推動，尚未迭月，在老毛一聲﹁陽謀﹂之下，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成為﹁反右運動﹂了。根據毛主席的估計，全國各機關、各學校、各單位裏的﹁右派﹂人數，應該是百分之五。如此，各單位就根據這一比率，劃出﹁右派分子﹂，來加以清除。國防單位之外，國內任何機關，皆不可減免。一個單位如只有二人那就打一人為右派，那就是百分之五十了。餘類推。在主席直接指揮之下，小平舉手之勞，全國共有五十萬﹁右派分子﹂︵一說超過百萬︶，就鋃鐺入獄了。這個血淋淋的﹁反右運動﹂，初起頗似兒戲，終則家破人亡，下放勞改，倖存者，亦每至二十年、三十年後，始獲﹁改正﹂，或﹁平反﹂。﹁右派分子﹂遭遇之慘烈，史家不忍卒書也。三十年後，鄧小平還說，反右運動基本上是正確的，錯在不應擴大。說得何等輕鬆？朱鎔基總理便是個老右派。不知對當年反右，他是如何看法也？

　　我輩偷生海外，無切身經驗，但是國內右派朋友，數不盡也。筆者在紐約曾一度與葛佩琦先生的哲嗣張君，詳談乃父受難經過，如其驚心動魄也。不知所終、屍骨無存的儲安平先生的前妻︵改嫁宋希濂將軍︶今亦定居紐約，對過去傷痕，則不願多提矣，然精神傷痕，顯然也是終生未滅也。

　　十五年超越英國的幻想

　　孔子說，﹁民無信不立﹂，毛公做為國家元首，在一計反右之後，可說國家信用、個人信用全盤掃地，把﹁陰謀﹂硬說成﹁陽謀﹂，更可說是標準的嘴尖皮厚，但這也為著他自己的政治生存和錯誤，不得已而為之也。但凡心黑皮厚的政客，怕的是初犯，一犯以後，就視重犯為當然了。︽漢書︾上有個故事說，某家有位﹁節婦﹂，守寡多年，玉潔冰清，不幸一次被強盜強暴了，其後她就開始亂搞男女關係，變成個﹁蕩婦﹂了。毛氏失信的下場，蓋近之也。

　　毛公本來的構想，原是發動高知來﹁幫助整風﹂，誰知弄成個高知反黨、他自己又被迫反右的結果。自此以後，他再也不敢輕用高知。在﹁文革﹂期間，為著把劉少奇鬥臭鬥垮，他就捨﹁高知﹂，而去利用﹁低知﹂和﹁無知﹂的紅衛兵了。成長後的紅衛兵，自覺上當，回思往事，也無不咬牙切齒也。此是後話。

　　毛氏在﹁雙百運動﹂失敗之後，他第二著棋，顯然便是搞﹁從大亂求大治﹂。首先砸掉那前途看好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搞出個﹁冒進、反冒進，和反反冒進﹂的混亂局面來。然後由他自己來撥亂反正，乘勢主動的實行﹁清君側﹂，把周恩來﹁罷相﹂，換以柯慶施，這一來在中央人民政府之內，就可沒有顧忌而為所欲為了，這又是一著險棋。

　　原來，人民中國在建國之後，所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十分成功；然只限於內戰後的打掃戰場，收拾殘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劃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才算是真正的經濟建設︵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開始。因此，該計劃在八大通過實行之後，黨內以周恩來為首的穩健派領袖，真是經之營之，珍之重之，實事求是的，預備好好的建設一番。那時在莫斯科冷眼旁觀的赫魯雪夫，曾為之暗暗咋舌。赫氏於一九五九年訪美之時，就曾警告美國說，﹁很快的美國就要淪為世界第三位經濟大國。﹂記者反問他，誰是第二位呢？赫氏忽然以英語回答說：﹁Ｎｏ　Ｃｏｍｍｅｎｔ︵無評論︶﹂足見赫氏對中國之驚羨也︵此為當年筆者在美國電視上所親見親聞者︶。

　　不幸此一為全國財經專家所精心策劃的﹁二五計劃﹂，卻為老毛一人一手給砸掉了。毛之砸掉這二五計劃，是有絕好之藉口的。事緣這個一九五七年，蘇聯的科學家在人類歷史上放出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美國朝野被他放得心慌意亂，蘇聯這時也認為社會主義的科學已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成就。赫魯雪夫曾大放厥辭，說在十五年內要超過美國。並且揚言要埋葬資本主義。這時舉世皆信以為真。這當然也使當時正在訪蘇取經的毛澤東，大為信服︵毛是去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而也信口吹出他地﹁十五年超過英國﹂的偉大號召，要十五年超過英國，那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目標和速度，都得翻上好幾翻，才能做到。因而毛就要撤銷﹁二五計劃﹂，不顧一切的﹁冒進﹂，才能超過英國。

　　筆者記得抗戰期中，在重慶聽過馬寅初批評他地﹁學生﹂蔣介石的演說。馬說，﹁蔣介石是個軍人，就歡喜叫﹃稍息、立正﹄。這次他也要向物價叫﹃立正﹄，物價可就不幹了。﹂說得我們哄堂大笑。毛主席是迷信體育的，歡喜叫人跑步、跳遠。但是搞經濟建設，要實事求是、按部就班，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遠。所以當毛主席一再向周總理抱怨，二五計劃目標太小，速度太慢時，周就有點不耐煩了。他可能認為毛是外行領導內行。那時毛的絕對權威還有待建立。據胡喬木的回憶，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某日，周又為﹁反冒進﹂和﹁反反冒進﹂問題，單獨去見毛。二人爭執了起來，周竟然說：﹁我做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胡喬木回憶說，﹁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

　　以柯慶施換掉周恩來

　　其後他們之間，周的﹁反冒進﹂，與毛的﹁反反冒進﹂，仍不時有所糾纏，周雖一再退讓，毛始終是尾追不捨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南寧召集部分中央領導，和西南各省市的工作會議時，周因公遲到，毛就打算乘機逼周辭職，而以上海市長柯慶施代周為國務總理。

　　早在八大期間，黨內高幹曾戲談如何淡化毛主席的獨裁形象。因為按照開國以後的慣例，在公共集會場合，但凡毛主席出現時，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歡迎，此時大家一致同意，廢除此一形式主義。大家都同意了，周總理曾加一句戲言，說，﹁以後有誰見到主席要起立鼓掌，我就不分發他戲票。﹂因為當時北京每有傑出的戲曲表演，高級幹部和民主人士的戲票，照例由國務院統籌分發。所以周恩來有此戲言。想不到事隔兩年，此次南寧會議時，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毛竟在大會上，取出柯慶施所寫的論文｜｜︿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給周看。並當眾戲問周道：

　　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上海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工業總產值佔全國五分之一，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

　　隨後在大會會場上，毛也聲色俱厲的叫出，所謂﹁反冒進﹂，就是反革命，和反馬克思主義，周雖深知內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盡力容忍，不要表態，自動辭職。事後且親撰萬言書，作自我批評，深責自己﹁反冒進﹂之錯誤。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會議席上，周始委婉地在會中自陳：﹁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總理是否適當？﹂經眾議一致挽留，這次﹁罷相﹂危機，始暫時淡化。﹁但是此後周恩來遇事發表意見，就比較少了。﹂︵見李東朗、任貴祥主編，︽細說周恩來︾，一九九九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實事求是與反冒進﹀，頁四九三｜五○三︶

　　在這段小故事裏，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主政中國二十八年中，毛、周二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他二人一個坐第一把交椅，一個坐第二把交椅。都是從開國之初，坐到死為止。他二人顯然都知道，二人都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彼此都是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中途是退不得的。毛之不能中途退休，上節已言之彌詳。周之不能中途﹁罷相﹂，其理亦至明。為著個人安全計，他的影響力和潛勢力，都太大了。他一旦罷相，則生死交關。他原是﹁高饒事件﹂之後，毛主席所想清除的次一個對象也。

　　再者，周之生命非屬其一人也。他也是一個王朝的無冕之王，也是一把大傘，和一棵大樹，樹上的猢猻，傘下的﹁老同志﹂，像葉劍英、聶榮臻，鄧小平、陳毅，乃至彭德懷、賀龍、陳賡，和數不盡的民主人士，包括張治中、傅作義，和筆者的老朋友，李代總統，和程思遠，以及千千萬萬的大小知識分子，和臭老九，都要靠他這把傘來照拂，始稍有安全感。他這棵大樹倒不得，大傘也收不得也。

　　周和毛不同。毛是個獨夫，人亡政息。周則是個﹁體制﹂︵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世世代代，承傳有人。他只要不倒，就是勝利。他和老毛做健康比賽，毛如先他而死，則黨和政府就是周的了；毛如死在周後，黨和政府也就是﹁周派﹂的了。所以周氏生前，雖受盡胯下之辱，也要做個不倒翁。不倒就是勝利；周的政治本領，就是能維持他自己不倒，則蔭及三代，血食千年。為著他的﹁黨﹂，也是為著他的政治理想，他是絕對不能被老毛捅下去的。老毛常吹牛，某人某人︵如彭真︶，他用一個指頭，就可以捅下去，但他對周恩來就始終捅不下去的。

　　這次南寧會議，周如受不了屈辱，稍示辭意，或以退為進，那他這個宰相，也就讓給柯慶施了。等到他在政治局中表示倦勤，那就必然被一致挽留了。這也是最高的政治藝術的表現吧。

　　總之，毛的拳路是空手道、少林拳等等﹁外練筋骨皮﹂的外家功。周則是﹁內練一口氣﹂的內功拳、太極拳、沾綿拳。你一旦被他﹁沾﹂上身，你有天大的摔角功夫，也摔不掉他。周死之日，毛還要說他是﹁狡猾的中國知識分子﹂。毛公生前不知鬥垮了多少政敵。唯獨對周毫無辦法，眼見他死後是周派的天下，寡妻不能自保，他也莫如之何也。所以老毛也是死不瞑目的。下章再說說他老人家如何導演﹁土法大煉鋼﹂和﹁文化大革命﹂的鬧劇。

　　︻附註︼本篇所敘述的歷史故事，行道中人，都知為老生之常談也，只是作者對許多故事的解釋稍有不同罷了，加以篇幅有限，一般史實沒有細註的必要。史料太多，細註之，反而掛一漏萬也。只是本篇最後一段，毛擬以柯代周的故事，一般史料多語焉不詳，拙篇多說了幾句，怕讀者不察。故註明出處，通人教之，為感。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於美國新州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五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