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調查局


　　我的口供無法使特務們滿意，也就是報上常看到的字彙：﹁堅不吐實﹂。就這樣，我在審訊室裡住了一個多月，劉昭祥和劉展華逐漸撕下文明面具，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的調查員高義儒也參加審訊。他聲稱是一向和我交往很密的︽自立晚報︾總編輯羅祖光的朋友，把我帶到另外一間審訊室，誠懇地說：

　　﹁柏楊先生，你知道你是什麼人？﹂

　　﹁一個作家。﹂

　　﹁不，你是一個名人。既然扣押了你這麼久，如果不查出一點毛病，社會一定嘩然。我們也知道你沒有被俘過，你以為我們調查局都是酒囊飯袋！可是我們如果不咬定你被俘過，這件案子怎麼交代？你一定要給我們台階下。如果你非堅持不可，我們下不了台，怎麼能夠結案？﹂

　　﹁那我怎麼辦？﹂我說。

　　﹁被俘是一件小事，當年，千千萬萬官兵被俘，如果統統判罪的話，全國軍人豈不都坐牢去了？你只要承認確實被俘過，在俘虜營關三天就放你出來，表示我們的情報確實沒有錯誤，就足夠了。﹂

　　﹁被俘會不會判刑？﹂我說。

　　高義儒啞然失笑，說：

　　﹁被俘三天，竟然要判刑，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你把國民黨看成一個沒有理性的瘋狗黨了。我保證，你上午承認，下午就可以出去。我這一生從沒有騙過朋友，也絕不騙你。﹂

　　我沉吟了很久，望著那設備簡單的審訊室，終於屈服。長嘆了一口氣說：

　　﹁好吧！就這樣吧！﹂

　　過了幾天，劉展華把我提到第一次的問話室，十分禮貌的請我坐下，盯著我的手指甲，像發現一個稀奇怪物似的，問道：

　　﹁你自進來就沒有剪過指甲嗎？﹂

　　﹁是的。﹂

　　劉展華說：

　　﹁兩個月不准剪指甲，他們怎麼這樣不人道？﹂

　　於是把身邊的指甲刀掏出來遞給我。在孤獨的燈光下，我為自己修剪指甲，心裡盤算著，兩個多月，原來已被捕這麼久了，我沒有能力支配自己的命運。就在這時候，外邊送來晚餐，劉展華讓我進食。我的消化系統早已經停止功能，當然吃不下，劉展華把它包起來，放在牆上一個空坎裡，坐下來，輕鬆地說：

　　﹁柏老，開始吧！﹂

　　我坐在他的對面。

　　﹁好吧，說說你被俘的經過。﹂

　　﹁我從沒有被俘過。﹂

　　這時候輪到劉展華吃驚了。

　　﹁你沒有被俘過？﹂

　　﹁是的。﹂

　　﹁你不是告訴高義儒，你被俘過嗎？今天怎麼翻供了？你是想把調查局像孩子一樣地玩弄在股掌之上？你太自命不凡！﹂

　　我毫無意識地回答說：

　　﹁是的，我被俘過。﹂

　　﹁被俘後關在什麼地方？﹂

　　﹁在瀋陽北大營。﹂

　　﹁關了多久？﹂

　　﹁三天。﹂

　　﹁三天之內你做些什麼？﹂

　　﹁都是共產黨軍官向我們解釋八大政策，要我們回鄉生產。﹂

　　﹁有沒有吸收你加入組織？﹂

　　﹁沒有。﹂

　　劉展華的臉像簾子一樣，﹁刷﹂的一聲拉下來。

　　﹁你沒有被吸引加入組織？這是天大的笑話，凡是被俘的官兵，都會參加組織的，你一個人不會例外。﹂

　　﹁我確實沒有參加組織。﹂

　　﹁只有說實話，才可以救你，紙包不住火。﹂

　　﹁我確實沒有參加任何組織。﹂

　　﹁又來了，前些時你還發誓沒有被俘過，你想騙誰？﹂

　　我啞口無言，才發現承認被俘不是災難的結束，而是災難的開始。我承認自己被俘過，本來希望逃出虎口，想不到卻是自己把脖子伸到斷頭台上，真正是聰明一時，糊塗一世。兩個多月的折磨，我已十分沮喪，現在又從沮喪轉成絕望，放棄了掙扎，嘆口氣說：

　　﹁他們吸收我加入共產黨。﹂

　　劉展華驚喜地抬起頭，拿著我的口供，飛奔到隔壁向劉昭祥及調查小組報告。大約二十分鐘，他轉回來，一臉怒容。

　　﹁你確實加入了共產黨嗎？﹂

　　﹁是。﹂我細聲地說。

　　劉展華大聲叫起來：

　　﹁你也配？你頂多是一個外圍的混混，無行的文人。我們從不冤枉人，你老老實實告訴我，你被俘後，到底參加什麼組織？﹂

　　我悲哀地說：﹁其實我什麼組織都沒有參加。﹂

　　﹁現在的問題，不是你參不參加的問題，而是你參加共產黨哪個組織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准我參加共產黨，卻知道如果一定要說參加共產黨的話，闖不過這道關口，可是我對共產黨的組織實在十分陌生，劉展華又發現問題又回到零點，十分憤怒，正要發作，一件事情救了我，那就是午夜供給調查員和囚犯的點心︵兩塊蛋糕和兩瓶牛奶︶送來了。劉展華把點心收拾起，連同放在空坎裡的那份晚餐，用報紙包起來，準備帶回家去，然後命差役把我送回押房。

　　但該來的還是要來，調查局不能再繼續拖延，劉展華急於交差，所以決定用刑。

　　在那約有六個榻榻米的偵訊室裡，靠牆是一張簡陋的辦公桌，劉展華坐在桌子一邊，我坐在他對面。那是初夜，一分鐘前我依稀能辨識的掛在他臉上的溫文祥和的笑容，突然消失，他吩咐我說：

　　﹁把手壓起來！﹂

　　他示意我把手壓在屁股底下。我把雙手壓在大腿下面，他眼睛射出兇光，我急忙把手移到臀部下面。他凝視著我，問我到底參加過什麼叛亂組織。這是昨天審問的繼續。我的雙手開始發麻。

　　﹁柏老，﹂他說，﹁逮捕你不逮捕你，權在我們。能不能打開大門走出去，權在你手。你只要坦白，就立刻可走。像你這樣的匪諜，永不會瞭解我們三民主義信徒的高貴情操，我們以誠待人，只要你肯合作，我以人格保證，像劉科長說的那樣，你就跟洗個澡一樣，從今以後，永沒有人敢碰你！﹂

　　我雙手發脹，我說我願意坦白合作，但我實在沒有參加任何叛亂團體。

　　﹁昨天你還承認加入共產黨，今天連昨天的話都推翻了！﹂

　　劉展華放下原子筆，拿起米達尺，上下搖動，好幾次，幾乎戳到我的眼珠。我雙手發燙，突然間，縱是閃電都沒有那麼快，米達尺嗖的一聲抽打到我右臉頰上，一道火辣的灼痛使我覺得他用的是燒紅的鐵條。我叫了一聲，左頰上又被反抽一下，我大叫說：﹁你打人︙︙﹂於是右頰又受更重的一擊，那是他的拳頭，我的眼鏡像投擲出去的飛鏢一樣，跌到行軍床上，我失去重心，連同椅子跌倒在地。他突然一腳踢出，那皮鞋尖端正踢中我的左膝。我正要爬起來，更猛烈的一腳又踢中我的右膝，我似乎聽到骨折的聲音，兩膝劇烈的痛使我哀號。我在地上滾動，又是兇猛的一腳，踢中我的心口。我號叫著爬到牆角，像一條就要死在亂棒之下的喪家之犬。我儘量彎曲膝蓋，抱到胸前，但又一腳正踢中我的右耳，我急抱住頭，忍不住大聲哀號。

　　﹁聽清楚，﹂劉展華說，﹁你被拷打死，我們只要說你畏罪自殺，就一了百了，你高估了自己！﹂

　　突然，他抓住我的頭髮，拳頭像暴雨一樣地猛擊我的臉部和前胸。我掙扎著，用雙手回擋，但他的皮鞋接連踢中我暴露出來的小腹。我把前額撞到地上，我還不願死，死也阻止不了他，特務如果在乎犯人死活，他就不是特務了。而我怕他把我踢成腦震盪，踢成殘廢，我哭號說：

　　﹁我招供，我招供，不要打了。﹂

　　﹁好吧，坐回你的位置。﹂

　　我用了足足三四分鐘，才從牆角爬到桌邊，渾身濕透，怎麼也站不起來，抖得像大風裡貼到牆上已快墜落的一片枯葉，汗珠、鮮血和眼淚流滿一臉。我拚命喘氣，用手去抹，才知道臉上滿是泥土。這時劉展華﹁好心﹂地扶住我，把我扶到椅子上落坐。

　　﹁說吧！﹂他再拿起筆錄和原子筆，那米達尺已不知扔到哪裡。

　　﹁我︙︙我︙︙﹂我思索著，真渴望知道：我承認參加哪個叛亂組織，才能使他滿意。我揣摩他的意思，在案頭看到﹁民盟﹂兩個字，似乎捕捉到一點暗示，於是，我嗚咽地說：

　　﹁我參加中國民主同盟。﹂

　　﹁你看，﹂劉展華向我友善地笑著，﹁柏老，你要是早說，怎麼會有剛才那種誤會？其實你的資料我們全都掌握在手，但我們要你自己承認。﹂

　　我認為既承認被俘過，又承認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事情就可結束，料不到這仍是一個開始。特務是嗜血的，一旦動手，不會停止，雷馬克在他的︽光明之路︾書上，描寫一個德國民兵，在集中營獸性大發時，叫一個瘦小的猶太人趴在地上，他用腳亂踩亂踢，滿口憤怒地咒罵，一直等到猶太人嚥下最後一口氣，他才悻悻而去。回到城市裡，這個殺人兇手是小商店老闆，立刻變得文質彬彬，從內心到外表都是一個典型的小市民，任何人都看不出他會施暴。

　　劉展華、劉昭祥、高義儒、李尊賢，是一系列典型的例證。我相信他們在社會上，一定會是溫柔敦厚的朋友，可是無限權力和潛在的獸性，使他們變形。

　　不久，我被另外一件事再度摧折，劉昭祥把同案被告的孫建章承認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的口供，拿給我看，同一時間，再把我加入民主同盟的口供，拿給孫建章看，兩個人黯然神傷。

　　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在法律上，已完成判決死刑的要件，只是我還不知道。當口供問到逃亡北京的時候，又是一番拷打，劉展華堅持我在北京一定跟共產地下黨有所接觸，而且一定奉有到台灣做地下工作的指示。我每一次否認，都會使他怒不可遏。當李尊賢詢問口供時，他有一定的模式，首先，他打開十行簿，套上複寫紙，寫上時間、地點，然後再單起一行寫上﹁問﹂，接著再寫兩個字﹁請問﹂，然後把筆放下，燃上一支有濾嘴的煙，深深吸一口氣，再拿起筆來，慢條斯理地開始。這一點並沒有什麼稀奇，稀奇的是他手中的米達尺，他會用牙齒咬住濾嘴，然後像鞭擊一樣抽打你的面頰，再慢條斯理地在口供簿﹁請問﹂二字下，寫下他的問話，而且用語十分謙卑，任何人都無法從這謙卑的用法上，聯想到他的兇暴。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來北京旃壇寺，他和徐天祥同被第一軍官訓練班羞辱的往事，於是乎我承認，共產黨在北京的總指揮所設在旃壇寺，他曾經前往旃壇寺報到，然後由北京人民政府發給路費，前來台灣。

　　接下來是審問上海那一段，這時候我所想到的只是怎麼樣避免拷打，一直抱著自己的頭去，相信只要不被打成腦震盪，只要神志清醒，不被槍決，總有一天會離開監獄。只要活著出去，一定要把蔣家父子特務的黑幕，一樁樁一件件，詳細寫出。

　　最初，我考慮到連累孫建章的程度，後來當我說一到了北京就跟孫建章分手，劉展華相信，所以他也就放開了膽，捏造自己從沒有做過的故事。

　　我到上海以後的口供，更是離譜。曾在四川三台東北大學當過教務長的許逢熙先生，我在做口供時，供稱他是復旦大學校長，兼任中國民主同盟上海支盟秘書長，我晉見了他，而且領了一筆活動費，就直接來到台灣，隱藏在地下，然後，竭盡所能地發表文章，與共匪隔海唱和，打擊最高領導中心，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感情。

　　當我的全部供詞寫畢，已是我被捕的四個月之後。依照規定，羈押不可以超過四個月，於是就在七月六日的夜晚，劉展華把我提到審訊室，滿面和藹的笑容，安慰我，認為凡事都應該往好處想。我忽然興起悲情，流下眼淚，他說：

　　﹁古人有言，寧願一家哭，不願一路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