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安徽乞丐


　　福州遊行後幾天，梅梅、搥胸和我搭上了一輛沿海岸線開往上海的卡車。我們再度北上，都急著要參加串連，卻沒有人願意再嚐一次坐火車的滋味。

　　八｜二九總部和中國藥材公司接洽好，請來一輛要往上海載貨的卡車送我們一程。在整整的兩天兩夜裡，我們都以這輛帆布頂的卡車為家。我們在車上吃、睡、做運動、看書和講故事。搥胸和我把一包包裝著稻種的布袋排列開當床鋪用。我們在一路上被車輛揚起的塵土沾得一頭一身。但我倒並不在乎，還覺得風吹雨打、吃點灰、受點苦，對我是個很好的磨練。但對梅梅，我是把她當一朵花似的保護著，我把她關在駕駛間裡，搖上窗戶，保護她那白皙的皮膚。

　　祇要司機想小睡片刻，說和搥胸就輪流開車。一路上很少有別的車輛，我們可以沒命地飛馳，卻常常轉錯彎，走錯了方向。

　　輪到其他兩人開車的時候，梅梅總是直挺挺地坐著；輪到我開車時，她就會慢慢地滑過來，最後把頭靠上我的大腿上睡著了。

　　我故意考驗她說：﹁妳這樣會妨礙我開車。﹂

　　她立刻坐直身子。

　　﹁妳的媽媽不希望妳這樣做吧？﹂我問。

　　﹁嗯，除了你｜｜。﹂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規矩、可靠。﹂這句話使我很失望。聽起來，我彷彿祇是她的保護人而已。

　　﹁我也看過黃色小說喲，雖然還不到十本。﹂

　　﹁可是你還沒有完全消化。﹂

　　出門在外，再規矩的人也會稍稍放肆一點；但是，我並不希望女子比我隨便。文革期間，大部分女同學初次踏出了校門，立刻變得既粗野又放縱，有些甚至學會了吸菸、喝酒、賭博、賣弄風情。她們一個個開明的結果是肚子越來越大，被父母轟出了家門。

　　兩天兩夜後，我們到了上海，又和同志們會合了。最令我們高興的，是那個因為搶食物而落單的同志已經趕上了我們。大夥兒看到領隊回來了，似乎都鬆了一口氣，馬上抓住我不放，急著告訴說：他們如何免費乘船乘車，如何得到了免費的餐券。我把我們是八｜二九總部代表的新身分告訴了他們，並把新得到的五百元串連經費拿給大家看。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他們早知道祇要我一回來，一切就不會有問題了。

　　休息一天後，我們繼續向西北前進，走向江蘇省的南京市。火車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擁擠了；大致說來，從上海北上的火車交通情況似乎好得多。

　　南京是個人口一百多萬的大城，市容卻是既陳舊又破爛。我們沒有見到一棟新建築物，市民的衣著也是單調而死氣沉沉。有一次，我們的好奇心幾乎使我們闖出亂子來。我們向一個路人請教國民黨時代在南京奠都時的總統府在哪裡？他立刻兇巴巴地問我們打聽這個做什麼，並且要把我們抓進公安局。我們轉身就跑，他大喊：﹁抓反革命呀﹂！幾個路人也湊熱鬧地和他一起追，幸好我們跑得快，逃脫了這場大禍。

　　﹁這個地方真可惡｜｜東西又貴，人心又壞。我們走吧。﹂

　　於是，我們離開了南京，走進安徽省。

　　常言道：﹁安徽乞丐滿天下﹂。從在浙江省領教了他們一次後，我們在沿路的各火車站上見到了更多的饑兒餓殍，浙江和蘇北普遍都有這種現象。

　　隨著文革發展，人民似乎不再甘心安份守己了。大家都想往好地方搬，都想往高處爬。沒有多久，安徽的乞丐一路飄泊到廈門和廣州一帶，靠著厚顏無恥的頑強和一身污垢，弄得當地的老百姓感覺到雞犬不寧。

　　後來，治安單位過些時就把他們趕攏在一起，強迫他們回家鄉去，甚至免費供應交通工具。可是，不用多久，他們又會呼朋引類出來打劫。他們的態度是：誰餵飽我，我就聽誰的；拿到幾元盤纏返鄉時，他們叫的是﹁毛主席萬歲﹂；如果第二天就餓肚子了，他們也敢叫﹁毛澤東是狗養的﹂。他們不怕被捉進監牢，因為進了監牢反而能享受三餐的白食。

　　在小學六年級時，我第一次從地理老師口中知道了安徽是貧困的。地理老師曾經在安徽上大學，當時是一九六一年，正值中國鬧三年災荒︵註一︶的時候。多數的時間，師生一起在學校裡餓著肚皮談食經。地理老師告訴我們說，安徽省的情況比福建省壞得多，那裡的人不但吃草根樹皮，連人肉都吃；當時，我們祇是半信半疑。

　　現在，我從車窗望出去，看到了滿目的荒田，才相信了他。外面的樹木都被剝了皮，不時地還可以看到軌道旁躺著一具具的屍體。有一次，我還瞥見一個小孩的腿，每個車站都擠滿了破爛而飢餓的人群。

　　後來，我們向窗外丟乾硬的麵包，人群會一擁而上，有時還搶得頭破血流。

　　我們的女同學流出了眼淚：﹁這算是什麼新中國？﹂

　　搥胸常對我說：﹁你這副扔東西的樣子真像在餵狗。﹂

　　我能說些什麼呢？大家同是中國人，我們有麵包，他們卻沒有。我反覆地想，這是誰的錯？是誰的錯？

　　在某一個月台上，我們當中的一人彎下腰去，正要餵一片餅乾給一個小孩吃，冷不防他的父母衝過來，抓過餅乾就住自己嘴裡塞。孩子只不過是他們的餌。

　　經過小站時，火車都不敢停，乘客們也幫著司機一齊趕乞丐；但乞丐躺在鐵軌上，拚著一死也要使火車停下來。於是，火車走走停停，每一次煞車都會令人心驚肉跳。我們把棉襖的夾縫拆開，把錢和文件藏在夾層裡，還故意把行李壓得扁扁的，用破草蓆捲起來，掩飾比較值錢的東西。

　　我叫女同學絕對不要用化妝品，把她們的香水、粉、梳子、面霜和花結藏起來。我命令大家拿下手錶，臉不要洗，牙不要刷，頭聲亂蓬蓬的也不要梳，衣服是越髒越好，行動舉止也要粗魯野蠻。女生們想掩飾嬌美的容貌，一個個都戴上了口罩。

　　梅梅好幾次含著眼淚埋怨說：﹁實在受不了了。﹂我嚴厲地對她說：﹁這是我的命令，我要向全隊的每一個人負責。我這麼做，完全是為了全體的安全。﹂其實，我也有自私的時候。譬如，我去看大姐時，就不得不把他們撇下不管，讓他們自己照顧自己。

　　我決定到了安徽省的省會合肥時和同伴們分手。我原以為合肥的情況不會太糟，我們後來才發現：城市越大，乞丐越多，也越可怕。在火車站上和其他的公共場所，更有許多乞丐行竊、做扒手，否則就伸出一個草編的小口袋說：﹁同志，行行好吧。﹂有時，會有好幾個口袋一起伸到你的面前來。時常會有乞丐坐在人行道的地上，剝光了上身，一面晒太陽，一面捉虱子。

　　儘管我們特地穿得不打眼，一進商店或飯館仍然會被團團圍住。有一次，我們想尋找片刻的安寧，躲進了公園，我在公園裡卻上了一次永生忘不了的﹁現實的課﹂。

　　假山下，小亭邊，樹蔭裡，祇要是有遮蓋的地方，到處都擠著一堆堆的小孩，哭著，鬧著，翻滾著。那些小孩是大部分在三歲到五歲之間，四肢細瘦，腹脹如鼓，使我聯想起在宣傳影片中看到的非洲小孩。許多還不會走路的娃娃抽搐著，乾嚎著，有一些已經斷了氣。

　　一個六、七歲的男孩走過來，一把抱住一個同志的腿，熟練地背誦著：﹁我們鄉下鬧飢荒，爹娘都跑了，可憐可憐我的弟弟、妹妹吧，他們已經好幾天沒有吃東西。﹂

　　我們蹲下身去，把餅乾餵進他們的嘴。被餵的那個孩子立刻不哭了，緊緊地抓住我的雙手和餅乾。他抓得那麼緊，吃得那麼香，眼睛瞪得滾圓；我看著他，祇好哀憐地苦笑著，不禁搖頭嘆息。我的手指被他捏得陣陣發痛。

　　我問大孩子他們的父母到哪裡去了？他回答說，到市區去討飯，還沒有回來。我問他家住哪裡？晚上睡在哪裡？他已經忘記流浪了多久，也忘了離家有多遠，現在，公園就是家，他居然還說：﹁這裡是個革命的大家庭。﹂夜裡，他和別的孩子們一起縮在有遮蓋的地方。他知道警察已經不會再來了︵全市幾乎看不到一個警察︶，他也知道如果早一點到火車站，就可以佔到一塊地方好好睡一夜。

　　梅梅天真地問：﹁你們連被子都沒有嗎？﹂

　　﹁我們緊緊的擠在一起，拿樹葉當被蓋。﹂我一直沒有忘記這用樹葉做的﹁被子﹂，特地把它記在日記裡。

　　我們看到了他們的那又破又髒的棉襖，有好多地方都撕裂了，破得簡直不能遮體；在露出來的棉絮裡，又有虱子爬來爬去。女同學突然看到了虱子在嬰兒的黃髮中蠕動，嚇得尖叫起來，連忙往後退。

　　﹁不要跑開，﹂我對她們說，一面繼續問那男孩：﹁為什麼你的小弟、小妹和一些別的孩子一樣，有的胳膊、腿、手指都不見了？﹂

　　﹁爹娘砍的。﹂他脫口說道。

　　﹁為什麼？﹂我驚出一身冷汗。

　　﹁爹娘說，這樣會叫人家可憐。這幾個孩子反正是養不大了。﹂說完，他馬上向我們討更多的食物和錢。他說，每次父母回來，都要檢查他討到了多少錢？有沒有用過這些錢？如果錢不夠多，他就要挨打。然後，他又指著附近幾堆不動彈的孩子說：﹁那幾個是我的舅舅的孩子。那幾個是我們的鄰居的，他們的爹娘走了好幾天了。﹂

　　他希望我們也給他們一點吃的東西。如果他們的父母親再不回來，他們就會被軍隊的卡車運走了。

　　我問：軍隊的卡車是否常來？他說，有幾輛每天都來。士兵們會在公園四處走著看，摸到死的就運走。每次他看到士兵，就會跑上去向他們討幾分錢，或是討點吃的。

　　我們離開了這個孩子，這個我們永遠忘不了的孩子。他沒有一點地方顯得可愛，但是也沒有一點地方不值得可憐。

　　女同志們都哭了起來。她們嚇壞了，而且難過不已；但是沒有一個人反對再往公園的深處走。我們拿下了口罩，不住地走著，時而在一堆堆的孩子面前停下來，再也顧不得髒和臭，把自己當作午飯的饅頭、餅乾和所有的零錢全掏了出來。

　　我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大善人；我們祇是覺得；若不這麼做，就無法抬腿走開。大一點的孩子接到了食物，立刻跪下去向我們磕頭，腦門撞在地上，砰砰作響。

　　這些苦難不知該怪誰？不知該怪什麼？我想到那句口號：﹁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真夠噁心。

　　※※※

　　我去看大姐時，在一個小站換火車，準備就在那兒吃午飯。我叫了一碗肉絲麵，正要吃，幾個乞丐手拿毛語錄走了上來說：﹁我們一起來讀一段毛語錄吧。﹂我祇好放下筷子，吞下口水，拿出自己的毛語錄來。如果不這樣做，我就會被控為反毛份子。

　　﹁翻到第一百五十四頁，第三段，毛主席敬導我們｜｜﹂。他們唸了一大段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和互相幫助等等的話，最後加上一句：﹁紅衛兵同志，現在我們過到了一點困難，就讓我們來實習實習如何互相關心吧！﹂說著，幾個人一齊抓起筷子，伸進了我的碗裡。

　　我嘆了口氣，祇好另外花了三角錢再叫一碗。這一次，當我轉頭拿筷子時，一個乞丐把手伸進了我的麵碗，撈起一大把麵前往嘴裡塞，他被燙得眼淚直流。他齜牙裂嘴地大嚼起來，一面笑笑地指指麵碗，表示剩下的湯歸我喝。我祇好餓著肚子上路。

　　後來，我發現連在街上走著吃饅頭、餅乾都要隨時警惕，免得被人搶走。我慢慢地學乖了，每次吃東西時，都祇剝一小塊，剩下的揣在口袋裡，有時甚至還戴著口罩吃，這樣加強防備。

　　我恨透了這個地方，要不是答應了來看大姐，我絕對不會來。

　　我在近郊的一個新工業區找到了大姐做事的工廠。工廠四面是圍牆，牆外圍滿了乞丐。圍牆的頂端拉著鐵絲網，乞丐不敢進去，但都知道在裡面做事的人是由各省來的初入社會的大學畢業生，拿的是政府發的優厚薪水和配給。他們嚴密注視進出工廠的行人和車輛，一有機會就馬上搶劫或勒索。

　　裡面的工作人員都很害怕，整天都躲在那八層樓高的辦公大樓裡。廠內有男女宿舍，食物是用卡車運進食堂。

　　從文革開始後，大家都不再遵守辦公時間了。每天早上簽過到後，大部分人都回到宿舍，祇留一兩個人看守辦公室，在有暖氣設備的寢室中，男人不管窗外的寒風，舒舒服服地坐在棉被上打四十分或搓麻將，輸的人就要到外面去買糖果、餅乾。他們穿上了破舊的衣服，把錢藏在鞋子裡，四、五個人結伴而去，卻往往因為缺貨或東西已經賣光了而空手回來。

　　女職員們大都留在寢室裡用舊毛線打毛衣、毛襪，做做枕頭套，有些人在走廊上跳繩或跳格子。文革使得這些幹部返老還童了，他們把這種吃、住、工作同在一起的生活叫做﹁修養﹂｜｜一個從劉少奇的一篇討論中共黨員應有的修養的文章中借來的新名詞。上司們雖然已經被鬥倒了，但紅衛兵造反對於這些人還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他們不用上班，薪水照領。他們在無所事事、平淡無味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找不到任何顯示他們是年輕的大學畢業生的衝勁了。他們中似乎誰都可以不費一點頭腦就把一天的時間晃掉，晚上，大家照例敷衍敷衍﹁政治學習和思想教育會議﹂，一個個不是坐著打毛衣，就是打盹。他們抱的完全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態度。

　　我在大姐處呆了三天，觀察了大學畢業生的前途。我自己大學畢業時，可能也會和他們一樣。開始時，每個月領四十八元五角；等到成為正式人員後，加上加班津貼等，也許可以拿到五十六元。人和薪水是永遠分不開的，每個月最重要的一天就是十五號：發餉的日子。

　　大姐的男朋友也在同一所工廠服務。她不喜歡安徽，一直想離家近一點；卻也顯得相當滿足。她叫我不要把當地的情形告訴母親，免得她擔心。

　　我仍然忍不住寫了一封信給二哥。記得二哥曾經一再地告訴我：﹁你以為大學畢業生就很了不起了？真的能在社會上有好的地位？你錯了！﹂我一直不同意他的這個看法。現在我失望了，相信他一定能了解我的感受。

　　我告別了大姐，回到合肥和同伴們會合。他們中有些人住在接待站裡，伙食都要自己到外面去買，多半祇是饅頭而已；少數幾個人是住在親戚家。我們一同離開了這個可怕的地方，繼續北上。

　　我們走進了山東省，情況也不比安徽好，人吃人的傳聞竟更是普遍。我們還聽說連軍人有時也全靠窩窩頭過活的。

　　我們帶來的乾糧已經吃完了。便在山東省的一個小站下車，買了幾個包子，狼吞虎嚥地吃起來。

　　突然間，周吉美大叫道：﹁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大家衝過去一看：﹁啊！是指甲！一整片人指甲！包子裡有人指甲！﹂人吃人的駭聞立刻浮進了我們的腦海。

　　潑喇一聲，梅梅吐得我一身。我自己也噁心起來，別的同伴們則一個個臉色發紫，又抖又吐。人吃人，還是什麼世界！

　　吐過了後，梅梅病倒了。她發了高燒，全身滾燙，燒得囈語起來：﹁我要媽媽！我要媽媽！﹂

　　我緊緊地摟住她說：﹁梅梅，梅梅，我是妳的媽媽，我是妳的媽媽。﹂

　　她抓我說：﹁不是，你不是我的媽媽，我要媽媽！﹂

　　我們輪流地把濕毛巾敷上她的額頭，灌冷水給她喝，用冰冷的雙手和面頰貼上她的臉，大家都被她的高燒嚇壞了，不知如何是好。我這才發現我們畢竟都太小了，無論自以為多麼能幹，一出了事，仍然需要依賴父母；但我們離家有兩千多公里！我在一個車站發了一封電報到八｜二九總部後，無助得幾乎掉下淚來。如果梅梅不能痊癒，我有什麼顏面見她的父母？

　　最後，我作了一個決定：我們仍然繼續北上，但繞道到青島去找梅梅的哥哥，他是醫生。不願繼續北上的人可以折回廈門，四、五天內就能回到媽媽的懷抱裡。我看看大家，大家似乎都失去了造反的銳氣，都有一副可憐巴巴的神情；這氣餒沮喪的一幕是永遠不能讓八｜二九總部的同志們看到的。

　　﹁繼續北上！﹂有幾個人大聲回答，別的人則怯怯地表示附議。

　　我們帶著梅梅在濟南轉車往青島，繞道東行了十小時。我望出車窗，生平第一次見到了雪。季候已經邁向隆冬了。

　　我們終於到了美麗的海濱都市｜｜青島。青島的馬路寬廣整潔，房屋多半是淺紅斜頂、有圍牆的花園洋房。很少看到大字報，文革對這個城市的影響似乎不大。

　　梅梅的哥哥住在海濱的一棟爬滿了蔓草的樓房中，他佔住了一整層樓。他熱誠好客，我們七個人不必到串連接待站過夜，就在他家裡搭起了臨時床鋪。

　　他立刻替梅梅檢查。他說：﹁沒問題。﹂

　　梅梅的病是疲勞過度和緊張引起的，很快就可以復原。我馬上給在北京的二姐、母親、二哥、梅梅的母親和總部分別寫了信或打了電報。

　　二姐回信說：﹁你們怎麼拐到青島去了？快些來吧！好讓我帶你到許多好地方去遊玩。﹂

　　家裡來了一封電報說：﹁注意保重，不要學壞，彼此照顧。﹂

　　梅梅的母親來電報說：﹁跪著給你磕三個頭。﹂

　　總部也來了一封電報：﹁八｜二九戰士永不死。﹂

　　走過漫長的旅程後，梅梅和我更形親密了。我幾乎已經忘記了串連的主要任務是閱讀各校的大字報，是與各地紅衛兵連絡和交換革命經驗及材料，每天都和梅梅手挽著手在冬日的海濱漫步、挖貝殼、挖沙坑、爬上岩石眺望遠方，心裡是和夏天一樣暖烘烘的。這七天裡，我的日記幾乎像七年一樣充實。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想辦法如何向總部交代這一天和在﹁公事日誌﹂中寫點什麼？每次捏造出一個藉口，大家就開心地眨眨眼露出會心的微笑。

　　誰也不會相信我們兩人仍然是純潔無邪，連﹁我愛你﹂都沒有說過。我覺得我們和公園裡的那一雙雙的男女不同，我們從來沒有過越軌的行為。我們都還年輕，都知道要對自己的將來負責。

　　我們都不想離開青島，黝黑的火車卻終於把我們載往北方。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時，我們經過了一個多月曲曲折折的旅程後，終於到了串連的目的地｜｜北京。


　　註一：編者按，這是指一九六○年至六二年間，中國大陸各地普遍發生的水災和旱災。當時，政府將糧食缺乏歸罪於這些一天然災害。事實上，各地的災情是由於管理不善以及一九五八年公社成立後，農民的反抗而更形惡化了。